国民思想启蒙助催中华民国诞生

今天，“公民”、“公民意识”、“公民思想”、“公民社会”这样的字眼井喷般呈现在我们眼前，成了时髦词汇。有舆论将2008年称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似乎喻示中国正在向公民社会迈出第一步。很多人在频繁的公民思想启蒙之中，明白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培养公民思想，培养合格的公民，才能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

时光倒推到晚清民国，那个时候，类似的时髦词是“国民”、“国民意识”、“国民思想”、“建立民国”、“国民思想启蒙”等，成为一时之社会思潮，震动人们的耳膜，刺激人们的脑子。而历史再往前，则类似的流行词汇是臣民、子民、庶民、草民、黎民、顺民、刁民、贱民……

词汇的演变也是一部历史的演变，词汇的流行是某种思潮的流行，相对而言，带有政治色彩的词汇流行往往是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推广，而且，革命必须要舆论先行，词汇是漂浮的外表，就像深水是鱼，而水泡是外象。从这个角度探究国民思想启蒙，与辛亥革命发生、中华民国创立的内在联系，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从臣民思想到国民思想的一次启蒙

传统中国大多数时间实行君主专制，家天下的政治形态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翻译过来是说，天下的土地是君主的，天下的人民也是君主的，简而言之，“朕即国家”。帝王统治万民，就像牧羊人赶着自己的羊群一样，故有“牧民”一说。

人民既然像羊群一样，不能也无须做自己的主人，只能任主人驱使宰割。这决定了臣民有这样一些特性：一、权利淡薄，只知道有忠君的义务，而没有关于法定权利的自觉；二、崇尚尊卑，习惯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身份地位权势辈分高出自己半分，就要矮人半截；三、甘于服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位卑者、无权者只有服从的命；四、卑屈愚昧，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之术下，臣民愚昧而自卑，自卑而越发愚昧。

臣民思想深及骨髓，帝王永远神圣正确，自己永远卑微弱小，仰食于君主，最大的希望是碰上个爱民如子的明君和秉公执法的青天，这是臣民能够想到的最好的善治了，其他的实在不敢有所妄想。至于自己可以当家做主，主宰国家命运，那是谋反，是打死都不敢想的事。何况，皇帝是天之子，代表天来统御万民，是真理与权威的绝对化身，臣民除了听“天”由命，别无选择。除非皇帝逆天而行，臣民起来反抗并推翻他，这叫替天行道，是为义军，否则，理由是不充分的。 

极端专制培养出来的人，说得好听点是顺民，说得不好听是奴才，是君主的工具与刍狗，被利用和驱使的对象。可是在奴才看来，缴纳租税是理所当然的，而要求权利好处是可耻的，主子有残暴或贤明的区别，而奴才永远是听话的奴才。这种思想流传千古，四季常青。

但是到了晚清，这一坚固的思想观念开始松动，一种全新的身份意识萌芽——国民思想，并呈现取代臣民思想之势，进而影响时代进程。

最早给“国民”以现代定义的是梁启超。1899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对“国家”与“国民”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古者国之起原，必自家族。一族之长者，若其勇者，统率其族以与他族相角，久之而化家为国。其权无限，奴畜群族，鞭笞叱咤。一家失势，他家代之，以暴易暴，无有已时，是之谓国家”。故“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这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 

从梁启超对国家和国民的定义可以清晰地看出，“国家”是以国为一家私产，“国民”是以国为人民公产，“国家”之下，人民被鞭笞奴役，其兴亡耻辱与人民无关；“国民”之下，人民是国家主人，其兴亡耻辱与每个人休戚相关。

现在看梁启超的这番论述，很平常，但在19世纪末的中国，这样的宏论无疑是惊世骇俗，勇敢地挑战了既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彻底地颠覆了人们对自我身份的固有认识，即国家可以不是一家一姓的，自己也可以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为人民而立的，国家与人民是一体的，为了管好自己的国家，每个人都要享参政权利，尽监督执政者的义务。

1902年2月，梁启超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创刊号发表《新民说》系列文章，系统地论述了培养国民思想的重要性及其原则：一、国民要有国家思想，“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二、国民要明确权利和义务，懂得“天赋人权”，人生来就享有各种权利，权利思想之强弱，就是国民意识之强弱，并且，享受权利必尽义务，“人人有应得之权利，即人人而有应尽之义务”。三、国民要自由，但“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故真自由者必能服从于法律之下”。四、国民要懂得如何服从，“不可服从强权，而不可不服从公理”，“不可服从少数之专制，而不可不服从多数之议决”。

梁启超在《新民说》里还一针见血地辨析了国家与政府的关系：“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也’一语，至今以为大逆不道，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在此，梁启超不仅推翻了承续千年“朕即国家”的政治理念，对执政府的合法性进行了重新界定，不再承认“朕即国家”，如果政府不获得“正式成立”，即可视为“国家之蟊贼”，明确指出国家不等同于朝廷，爱国不等于爱朝廷，批评政府就是为了爱国。这些大胆而前卫的观点，就像一枚枚炮弹，在榆木似的臣民脑袋里炸开了花，也在清王朝的统治堡垒里炸开了花，不能不让人重新审视国民与国家、国家与政府、政府与国民等关系。在从臣民向国民的思想启蒙中，梁启超立了首功。 

对国民思想进行启蒙的除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还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也可谓用力颇深。邹容在他那本被誉为“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的《革命军》里，将国民与奴隶相比较，来强调树立国民之重要。他说，“奴隶者，与国民相对待而不耻于人类之贱称也。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虽然革命党与梁启超政论敌对，但在对国民思想认识和对国民进行启蒙上，其实是一回事，共同发力。

革命党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同样大声疾呼：“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曰可。民主国总统，不得谓之君，招之来则来，挥之去则去，是无所谓君也。又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民乎，曰不可。民也者，纳其财以为国养，输其力以为国防，一国无民则一国为丘墟，天下无民则天下为丘墟。古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为天下之民之国。以一国之民而治一国之事，则事无不治；以一国之民而享一国之权，则权无越限。”在革命党看来，“无权利者，非国民也”；“无责任者，非国民也”；“无自由之精神者，非国民也”；“不平等者，非国民也”。

即使用现在较为苛刻的眼光来看，梁启超和革命党对国民思想的论述都是相当深刻而精彩的，遑论对于一百年前的民众，饱受千年臣民思想的熏陶，这样一种石破天惊的思想轰鸣在他们的耳膜之上，是何等的振聋发聩！我猜想会大有一种彻底被震惊的可能。

尽管立宪派与革命党在到底是用暴力革命还是用和平改革手段，来推动中国的政治转型有很大的分歧，在对国民程度及政体选择关系上有分歧，在培养什么样的国民思想上也有分歧，但双方关于国民思想重要性的认识，以及致力于国民思想的启蒙方面，高度一致，并无根本的区别，都将培养国民思想视为第一急务。

(责任编辑：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