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子龙和诸葛亮关系:民主思想的启蒙者黄宗羲

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之一

民主思想的启蒙者黄宗羲

　  黄宗羲是我国明未清初的一位大思想家、学问家，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爱国者。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比卢梭的《民约论》还要早一百年光景，有人称它为“人权宣言”。他的巨着《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是我国最早的学术史，对我们研究宋、元、明的学术思想极有价值。《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谭嗣同等，将它节抄、复印、秘密散发，鼓动了民主思想，推动了改良思潮。黄宗羲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等人，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
　　一、明末清初的思想界
　　明末清初的思想界，代表人物主要是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顾炎武、戴震、颜元，他们各有自已的思想特点，一般说，方以智偏重于自然哲学，王夫之偏重于世界观，黄宗羲偏重于社会政治思想，顾炎武偏重于开创新学风，戴震偏重于认识论，颜元则偏重于习行。他们各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但也有一些共性。
　　第一，经世致用思想突出。这些思想家在理论上都批判了程朱理学，他们特别反对“空谈性命”，而对陈亮、叶适的功利主义和“经世”、“务实”的思想则加以发展。他们反对清谈，注重实学。对于社会实际问题，则比较注重研究。他们提倡“言必证实，义必切理”，广泛地进行社会调查和历史考察。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哲学史上经世致用思想最为发展的时期。
　　第二，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李自成的农民起义，明的灭亡，清政府的取而代之，惊醒了这些思想家。他们多数不同情农民起义，但大多都参加了抗清斗争。他们普遍感到，封建社会已到了穷途末日，必须另找出路。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他们已经预想到不同于封建主义的社会形式，虽然他们的预想是模模糊糊、时隐时现、极不稳定的。表现在他们哲学思想中就是民主思想的浓厚。
　　第三，民族主义精神。这一特点尤其表现在明末清初的哲学家身上，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实际的抗清斗争，始终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情操，至死也不放弃。尤其是顾炎武，几乎有半辈子是在抗清斗争的风浪中度过的。他们的“亡明之恨”总是横梗在心头，在思想上就是把复明和“尊王攘夷”当作研究的主要课题，所以在思想上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使他们的思想不能向更深的方面发挥。
　　第四，他们在社会观和道德观上，反对理学家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的错误，而且对封建主义的经济、政治也进行了一定的批判。他们一般都重视工商业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对个性解放作过一些发挥。他们目击了晚明那些依附大官僚地主阶级的丑行，认为这些“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他们特别提倡行己有耻，表现高尚的民族气节，如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及傅山、朱舜水、夏完淳、李二曲、王宏撰等人都表现得比较突出。
　　第五，自然科学与哲学的融合。这些思想家一般说来知识都比较渊博，他们对于天文学、历法、数学、舆地学、经济学、史学、文学乃至佛学都有较深的研究，其中有的人对自然科学有所着述。这些自然科学的知识也渗透到他们的哲学思想里，使他们的哲学思想较前人更为丰富多彩，如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就是这样。
　　二、天崩地解，爱国志士(此节所引的黄宗羲事迹，主要见于黄垕炳《黄梨洲先生年谱》、全祖望《梨洲先生神碑文》。)
　　西元1628年，也就是明朝崇祯皇帝即位的第二年春天，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胸怀替父报仇的决心离开江南家乡，身藏利锥，只身来到京城。在京城，当他听说宦官头目、奸贼魏忠贤已经被处死，只剩几个爪牙还未审处，便上书崇祯皇帝，要求惩治阉党。在刑部审理这六个爪牙时，年轻人出庭对证。他看到陷害父亲的仇人就在眼前，便怒不可遏地拿出袖中的铁锥向他们刺去，顿时，一个往日为非作歹的阉党爪牙被打得头破血流。从此，这个敢于为父报仇、为国除奸的年轻人的名字——黄宗羲，就传遍了京城，传遍了全国。
　　黄宗羲（1610~1695），浙江余姚人，字太冲，号南雷，学者尊称他为梨洲先生。他与顾炎武、王夫之三人，同被称为清初三大思想家。
　　黄宗羲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父亲黄尊素是有名的东林党人，为人刚直不阿，敢于抨击时政。天启六年（1626），因为与大宦官魏忠贤斗争被削去了御史（监察官员）的官职，后来被害死在狱中。黄宗羲从十四岁起跟随父亲住在京城，经常看到父亲与东林党的领袖人物，如杨涟、左光斗等人在一起议论时局，商讨对付阉党的办法。前辈那种忧国忧民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黄宗羲，同时从父辈的谈话中，他也瞭解到朝廷中的许多黑暗内幕、丑恶现象，这使他从小养成了爱恨分明、嫉恶如仇的性格。
　　黄宗羲遵父亲遗嘱，拜浙东大学者刘宗周为师，受到他很多影响。十九岁为父亲报仇申雪后从京城回到家乡，便开始更加发愤地读书，抄书，从历史中瞭解古今治乱得失的事迹，研讨经世治国的实学。孜孜孜不倦的学习生活，充实了黄宗羲的知识，也使他思想更加成熟，目光更加尖锐。他看到：崇祯即位不久，就开始猜疑群臣，独断专行，因而阉党势力也重新抬头。国内，灾荒连年，赋税繁重，民怨沸腾。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正以燎原之势，迅速发展。在东北，满洲贵族建立的政权，在关外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明王朝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朝廷政治腐败，没有一丝起色。于是他毅然参加了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文人团体——复社。复社是政治色彩十分鲜明的团体，黄宗羲与其他成员一起坚持“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辨是非”的宗旨，与当时最腐朽的封建恶势力——宦官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崇祯十一年（1638），黄宗羲与陈贞慧、吴应箕等人，组织了复社中的一百四十八人，以他和顾杲为首联名发表了《南都防乱公揭》，声讨当时被称为第二个魏忠贤式的人物——阮大铖。这件事又一次轰动京城，黄宗羲也从此成为阉党的眼中钉。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不久，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打败了农民军，清王朝定都北京。明王朝的覆灭，并没有使统治阶级清醒，当广大人民掀起抗清怒潮的时候，阮大铖的死党马士英扶佐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建立了腐败的南明弘光小朝廷。弘光朝廷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由出任兵部尚书的阮大铖编造了黑名单，捕杀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黄宗羲因此被捕，后因延期提审，清兵又攻入南京，才幸得逃脱。
　　清兵入关后，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避居山间，他严辞拒绝了清政府的劝降，绝食殉国。刘宗周的崇高气节鼓舞浙东人民的抗清斗争，也激励了黄宗羲。这一年（1645），他与弟弟黄宗炎变卖了家产，在余姚黄竹浦起兵，组织了抗清义军“黄氏世忠营”。他们拥戴当时在绍兴建立的又一个南明王朝——鲁王政权。从此，黄宗羲踏上了八年抗清的艰辛历程。在这八年中，黄宗羲一心要恢复明王朝，虽然他的意见和主张总是得不到鲁王政权中一帮掌握军政大权的庸人的重视和实行，但他从不灰心和气馁。当清兵相继占领浙东各地、鲁王政权受到挫折时，他仍毫不动摇地率部转入四明山，继续坚持斗争，清朝统治者多次指名捉拿、悬赏画像通缉黄宗羲。为了避开清军的追捕，他有时藏匿于草莽之间，有时奔走在山野之中，有一次，由于疲劳过度竟昏倒在沙滩上。他的亲属受到株连而流离失所，八口之家在艰难的环境中病故了一半。家中房舍又在一年中两次遭火。黄宗羲为恢复明政权颠沛流离，九死一生。当他清醒地看到，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在全国确立，因腐朽终于覆灭的明王朝再也不可能恢复重建时，便回到家乡隐居起来。他出于对祖国和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开始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探讨经世的学问，整理和研究祖国的文化遗产。1654年，黄宗羲结束了在动乱中奔波的生活，开始静下心来，专心于着述。这以后，他曾经多次回绝了清王朝的诏请，终身不仕，表现了一个爱国者的民族气节。
　　三、批判现实，抨击君主
　　1663年，黄宗羲五十四岁，写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反帝制的光辉着作——《明夷待访录》。黄宗羲生活在17世纪“天崩地解”的时代，饱尝了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破败所引起的种种灾难和痛苦。痛定思痛，他产生了总结以往的惨痛教训、找到一条出路的要求。《明夷待访录》就是代表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一部力作。
　　《明夷待访录》全书二十一篇，《原君》开头，《奄官》结尾，其中有《原臣》、《原法》、《学校》等篇。“明夷”是古代经典《易经》中的一个卦名，意思是“明入地中”象征太阳落山的黄昏时刻。太阳是落山了，但西天红云仍在，光芒犹射，而且明天太阳还会升起。黄宗羲用“明夷”暗示明朝虽亡，其政尚在，其史长存，其兴可待。他深信明与暗、治与乱是会转化的，总结历史，是为呼唤未来。同时，“明夷”也代表个人的不幸，并暗示他的学说还将有用，等待着人们来访问。
　　《明夷待访录》以封建末世的社会矛盾为背景，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黄宗羲亲身经历过明朝灭亡的历史，也目睹了清兵攻占各地的暴行，特别是当他看到各地人民反抗清初残酷统治的时候，腐朽的南明王朝反而成了抗清斗争的绊脚石，使他深深地认识到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本质。朝代更迭、社会动荡的根源在哪里？天下治乱的根本又是什么？他指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并痛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
　　黄宗羲在《原君》篇中说：君主的最初确立，是由于天下兴“公利”、除“公害”的需要。上古时代，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人各自利。这时候有一种人，他们不以自己的私利为利，而力求使天下人得到利益，不以自己的私害为害，而愿意为天下人除害。于是他们受到了人民的拥护，被推戴为君主。因此，君主与万民的关系应该是“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所做的一切都应是为了有利于天下人。
　　但是后来这种主客关系被颠倒过来了，后世的君主以为自己掌握了天下利害的决定权，他们一心要独占一切利益，把害处都推给别人，他们强迫天下人民为他一人服务，以为这就是“大公”，其实这只是君主一己的大私而已。黄宗羲认为，正是这种后来逐渐形成的专制君主制度，使得皇帝把一家的私利与千万人的利害对立起来 ，因此造成了社会的种种恶果和弊端。君主们认为，所谓天下就是我的一份巨大的产业，我可以把它传给子孙后代，享受无穷的欢乐。汉高祖刘邦在取得了政权以后，就曾对他的父亲说：“我所得到的产业与二哥相比，谁的多？”这不是把君王自私自利的心情，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吗？黄宗羲接着说：君在夺天下时，屠戮生民，离散夫妇，毫不动心，只求一人产业的获得，公然说，我替子孙创万世帝王的大业；得了天下之后，更敲剥天下人民的骨髓，离散天下人的家庭，供一己的淫乐，又公然讲，这是我产业的利息。这样看来，天下唯一的大害就是君，如果没有君，人们就都能各得其所、安居乐业了。因此，天下人怨恨君主是应该的，把君主看作寇仇、称为独夫，也是合理的！黄宗羲还说，既然人人都有私利，为什么不允许人人各求私利而要让君主一人独占一切利益呢！“岂天地之大，于兆（古指一万亿）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原君》）黄宗羲对封建君主制的否定是大胆的，他批判君主的私利，而肯定了天下人的私利是合理的，这已初步具有民主思想。
　　黄宗羲还批判了君主制下的封建特权法律。《原法》篇说：“如今所谓法者，不过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封建社会的法律，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特权，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唯恐自己政权的命运不长久，预先考虑了一些防备的方法，这就是“法”。法是为了保持君主一家之私利而设立的，他们独占一切利益、霸取一切幸福，唯恐不能全得，因此制法不得不细密。就好像要把天下的福利都偷偷地藏于一个巨大的“筐箧”之中。但天下人是知道这种“法”的作用的，他们把仇恨集中于“筐箧”，这就加深了统治者的疑惧，使得法网越来越密，祸乱也越来越深，治乱之法于是成为兴乱之因。这样的法无异于“非法之法”，它束缚了天下人的手足，“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制定这种法和破坏这种法的帝王同样是为害天下的。黄宗羲认为，只有打破封建君主的一家之法，才能产生公天下之利的“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以上均引自《原法》），必须有正当的法制，并依法办事，才治理天下。
　　黄宗羲还揭露封建官吏制度的实质，并对君臣关系提出了新的见解。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封建政府中的“臣”，即各级官吏，是层层服务于帝王特权而奴役人民的统治者，他们是君主的爪牙和帮凶。黄宗羲认为，在这种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度下，所谓“臣”只不过是对君主一家一姓负责的“仆妾”，是君主的“奔走服役之人”。他们把管理天下当作君主的私权，把人民创造的财富看作君主的私产，“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指一种口袋—）中私物”。他们穷凶极恶地为皇帝敲剥天下的百姓，以求得君主的欢心，把“民生之憔悴”视为“纤芥之疾”，全然不顾人民的死活。这样的官吏，理应被人民所抛弃。他指出，臣不应当是君之臣，不能私其一人一姓。臣的出仕，不是为了皇帝一姓，而是为了“万民”。（以上均引自《原臣》）他提出了“君臣共治”的思想，他说：天下之大，不可能一个人独治，只有君臣联合起来，各自分管一部分才行。这就像许多人一起拉一个大木材，必须前后配合好才能顺利前进，如果哪一个人手不握紧绳，脚不踩稳地，就会影响运送，这就失职。君和臣就是共同拉这个大木材的人，他们共同治理天下人民的利害事物，就像亲密的师友一样（参见《原臣》）。黄宗羲这种观点打破了君为臣纲的传统思想，具有君臣平等的思想意识。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君主，猛烈地抨击封建君权、封建吏制、封建法律、封建专制主义，要求有一定的民主权利，显示了他敏锐的政治目光和敢于批判旧传统、旧制度的斗争精神。他的思想对以后的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总结历史，设计未来
　　批判现实是为了设计未来，把国家由黑暗引向光明。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还总结历史经验，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
　　黄宗羲主张，限制君权，设宰相制，并使学校参加议政。设宰相是在封建政治制度的范围内对君主权力的限制。他主张皇帝不必担负实行法律的具体责任，而把这种责任和权力交给德才兼备的宰相，因为“宰相不传子”（《置相》）可以保证贤能的人掌管国家权力。宰相应该以平等的地位与天子讨论国家大事，宰相有职有权，经宰相批准的决定，可以直接下达执行，宰相还可以规劝和批评天子的过失。
　　黄宗羲还提出了以学校为议政机关的设想。他认为学校不仅是为了培养人才（“养士”）而且应该成为独立的舆论机关。开始治理天下的设施都出于学校，这样设立学校的意义才算完备。学校应该具有在政治上决定是非的最高权力，即使是皇帝也要听从学校的公议，“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学校》）。为了使学校发挥监督政府的职能，他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设想。他认为，“学官”，即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不应由政府任命，而要由公众推举。全国最高学府的校长叫“太学祭酒”，要推选当世的大学者担任，其地位要与宰相相等。太学祭酒就是皇帝的老师。每年初一，皇帝到太学听祭酒讲学，宰相和众位大臣跟随着。皇帝在听讲时也要“就弟子之列”，如果皇帝在政治上有不足和过失，祭酒可以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意见。祭酒对于朝政应有监督和指导的作用。同样，地方的学官也应由地方“公议”，请着名学者来担任。他们也负有指导地方政府的责任。每年初一、十五，地方学校讲学，地方官“就弟子列”，如果地方官在政事上有过失，小的就批评纠正，大的还要敲鼓当众公布。（《学校》）
　　黄宗羲认为学校应该有议政的权力，能够培养舆论、决定是非、监督政府、进退官吏。这样才能削弱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所谓的学校，实际上是各阶层的知识份子参与政权的机构，有些类似于议会的形式。他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了关于议会的设想，尽管这个设想在当时的封建社会还不可能实现，但却具有反封建专制独裁的进步意义。
　　在经济上，黄宗羲主张授田于民和工商皆本。明代末年，土地高度集中，黄宗羲企图改变这种土地过分集中的状况。他主张平均分配政府所支配的“官田”，每户授田五十亩，剩余的部分“听富民之所占”。（《田制》二）他对田地制度的看法受明未农民起义“均田”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富民”利益，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工商皆本”的经济主张表现了黄宗羲的远见卓识，反映着时代前进的要求。过去封建地主阶级传统的经济观点是“崇本抑末”，就是只允许发展地主阶级的农业经济，而压制工商业。明朝中期以后，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开始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时如果仍坚持传统的“崇本抑末”的思想，就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黄宗羲对“本”“末”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农、工、商都是推动生产的力量，因此都是经济的根本。所谓“末”，应该指衣食上的铺张浪费，生活中的迷信巫佛等，他们不事生产，不切于民用，白白浪费社会财富，这才是应该痛绝的“末”（《财计》三）。为了发展工商业，他提出要统一货币，开宝钞库（相当于后来的银行），整顿市场，调整物价，扩大贸易，造成“封域之内，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财计》二）。“工商皆本”是黄宗羲第一次提出的口号，它适应当时社会扩大商品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邹容在《革命军》里，反对贱视工商、把商贾贬为“末务”，就是受这种思想的启发。
　　在文化方面，黄宗羲严厉批判了明末腐朽的学术空气和窒息人才的科举考试制度。他指出，科举制度造成了人们思想僵化，“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使六经之传注，历代之治乱，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说”。（《南雷文案•恽仲升文集序》）为了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主张奖励研究“绝学”，也就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他说：“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取士》下）他本人就十分重视对各种“绝学”的研究。在八年的抗清斗争中，在颠沛流离、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还抓紧时间研究、写作，坚持完成了如《春秋日食历》、《授时历故》、《西历假如》、《勾股图说》、《开方命算》、《割圆八线解》等着作，为我国天文、数学的发展增添了新的财富。
　　黄宗羲的思想主张，反映着一个时代的大转变，代表着明清之际我国江浙一带资本主义萌芽的新思想。这种思想在清代康熙以后，遭到了压制和禁止，但鸦片战争以后，这种思想又逐渐抬头。《明夷待访录》虽在清代被列为禁书，不许流传，但它在批判现实和构想未来时所透露的民主启蒙思想，在近代挽救民族危亡和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五、气外无理，心即是气
　　康熙六年（1667），黄宗羲五十八岁的时候，恢复重建了他的老师刘宗周创办的“证人书院”，开始转入对哲学的研究。他曾在余姚、宁波、海宁、石门等处讲堂，培植了大批年轻的学者。清初修撰《明史》的着名史学家万斯同、着名的考据学家阎若璩，以及有成就的经学学家万斯大，都是黄宗羲的学生。黄宗羲强调读史，强调博览，强调读书要融会贯通，他的这种学风启迪了主张事功之学、提倡经世致用的浙东学派，对后来全祖望、章学诚等浙东史学派的兴起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黄宗羲的哲学思想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在理气问题上，他宣扬“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程朱学派的客观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在心物问题上，他又宣扬“一切惟心”，接受了王守仁“心外无理”的主观唯心主义，坚决反对理在心外的唯物主义观点。他的哲学思想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不像他的社会政治思想那样明晰，也没有同时代的哲学家王夫之那样博大、精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矛盾交错、天崩地解的特点。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他的思想是主观唯心论向后来的唯物论过渡的重要环节。
　　理与气的问题，是我国古代哲学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世界的本质究竟是理还是气，理和气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表明他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是把客观存在的物质当作世界根本，还是把精神、意识当作世界根本。黄宗羲系统地研究过宋明时期各派哲学家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他肯定了明代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见解，认为“理为气之理，无气则无事”（《明儒学案》卷七）。他把物质性的气当作根本，反对程朱学派认为精神性的理是世界的本质、气是由理生成的看法。
　　黄宗羲认为，天地之间只有一气（物质元气），人和物都是气所生的，他说：“天地之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气以生。”（《孟子师说•浩然章》）宇宙之间充满着气，气的运动流行就产生了万物。例如四季的变化就只是一“和气”升降：春暖，由于阳盛阴衰，形成了和气；和气逐渐上升，天气越来越暖，就到了夏天；秋季，和气下降，天气转晾；和气继续下降，天气由凉变寒，于是冬天到了。（《黄梨洲文集•与友人论学书》）气就是这样回圈不已、运动不息。气的运动有自己的规律，此规律就叫“理”或“道”。因此理是在气中显现的，因气而有理。(《孟子师说•浩然章》：“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见，见之于气。”)理是随气变化的，从整个宇宙来看，“气无穷尽，理无穷尽”（《明儒学案》卷七），它们都是永恒无限，无始无终的；从万事万物来看，“日新不已”，气有变化，理也随之变化。天地之间，只有气是最实在的，人们所说的“理”，只是因为气自有条理，所以才叫做理，并不是在气外单有个独立的理。(《明儒学案》卷五十：“天地之间，只有气，更无理。所谓理者，以气自有条理，故立此名耳。”)黄宗羲说：“理气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则谓之气；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则者而言，则谓之理。盖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也。”（《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上二》）他用这种观点反对朱熹“理本气末”和客观唯心主义。同时也反对程朱分裂一般（“道”）与个别（“器”）的关系，把道当作无形的抽象本体（“形而上”），认为它决定有形的具体事物（“形而下”）的观点。黄宗羲说：“器在斯道在，离器而道不可见。”（《先师蕺山先生文案序》）他肯定道只是事物的内在规律，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
　　黄宗羲“理在气中”的思想是接受了唯物主义者的观点，同时，他还通过老师刘宗周受到王守仁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理、气中的气，本来是指宇宙中一切不依赖人心（精神）而独立存在的物质，但黄宗羲在讲天地之间“一气充周”时，把精神现象，例如感情、意志，以及视听言动等知觉现象也都说成气。同时，他又把气说成有知觉的、和人心一样是“灵明”（能知觉、认识）的。这样，便无法区别气和心（物质和精神）了。黄宗羲认为，世界是气的世界，又是心的世界，心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世界只是心的表现。天地之间充满了气，由气生出人来，生出物来，心是气的“灵处”，这样，天地万物都离不开心，离不开人的意志和感情。这就是“心即气”观点。黄宗羲说：“盈（充满）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差别）。”（《明儒学案》自序）他把事物本身千差万别的现象和规律看成是由于人的不同认识造成的，是由“变化不测”的心造成的，这就夸大了认识的主观作用，使他的思想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黄宗羲说：“人心之理即天地万物之理。”（《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七》）这种思想类似于陆九渊、王守仁的“心即理”观点，说明他受陆王心学影响是很深的。但同时，他的思想也有尊重理性和提倡个人独立思考的积极内容。如他在为《明儒学案》作序时说：“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他认为在学术思想的发展中，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特点，读者在评论各家学说的短长时，也应发挥自己心的作用，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他还说：“夫先儒之语录，人人不同，只是印我心体之变动不居，若执成定局，终是受用不得。”（《明儒学案》自序）他反对固守前人的思想观点，主张自辟途径，主张学术思想要有一定自由。这也具有启蒙思想的色彩。
　　六、“吾辈的一颗北斗星”
　　黄宗羲一生从事学术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年轻时，他跟刘宗周先生求学，博览群书，刻苦钻研。自明代十三朝实录，上溯到二十一史，十三经，诸子百家，无不详细阅读过，对天文、地理、律历、算学、佛教、道藏等，都有精湛的造诣。在艰难的环境中，他不顾各种骚扰、恐吓，不怕饥寒以及生死的威胁，一心一意地研究“经世致用”之学，也就是对社会政治有实际意义的学问。直到晚年，他仍以充沛的精力，顽强的意志，致力于着述研究。
　　晚年的黄宗羲，已经成为一位德高望重、誉满全国的大学者。当时的一位学者赞誉他在学问上是“吾辈的一颗北斗星”。康熙皇帝也几次想征召他到朝廷任职或参加修撰《明史》的工作，并认为他是当时唯一的一位博学多闻、才华横溢、可以充当朝廷顾问的人。但是黄宗羲辞官不作，继续潜心于搞学问。他自持非常严格，每天规定好书的必读卷数，不读完绝不肯休息。冬夜读书，寒气袭人，他把脚放在火炉旁，身披一床被子，边读边记；夏日酷暑难当，他仍披一件麻织的衣服，端坐桌前，奋力着述。他晚年曾写过一首题为《不寐》的诗，诗中有这样两句：“年少鸡鸣方就枕，老年枕上待鸡鸣。”他晚年勤于学习和着述的情景可以略见。
　　黄宗羲从六十岁以后，开始专门从事学术史、史学和科学的研究，六十六岁时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学术史着作——《明儒学案》。接着撰写《宋元学案》。为了写好这两部书，他不辞劳苦，广泛地搜集资料。看完了家中所有的书，又看完朋友的书，仍不满足，还四处打听谁家有藏书。他每天跑遍大街小巷，傍晚由书童背一大捆书回来，连夜批阅。第二天清晨又起身去借阅文献。他以七十四岁的高龄，到江苏昆山徐干学的藏书处，查阅了徐家所有的文献。八十四岁时，他虽然体力衰弱，经常患病，仍凭着顽强的毅力编写完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部着作——《明文海》。这部书共有四百八十二卷，参考的明朝各家文集就有二千种之多。黄宗羲勤奋地研读和着述，竟不知老之将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他已是八十六岁的老人了，仍不息地工作。一个夏日的夜晚，他在书房里写作时受了一点风寒，不幸病倒。7月3日便离开了人世。黄宗羲在遗嘱里要求家里人，在他死后“于次日安葬，就用平时穿的衣服入殓，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作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纸幡纸钱一概不作”（全祖望《黄梨洲先生年谱》），他不相信当时盛行的佛教和传统礼教。他对自己的丧事要求极为简单，却给后人留下了“如山如河”的着作。这些着作共有六十余种，一千三百多卷，涉及史学、政治、哲学、经学、数学、地理、天文、历法、音乐和诗文等各个方面。
　　黄宗羲对历史的研究，有着精深的功夫，其中对于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贡献特别突出。他的代表作《明儒学案》，对明朝三百年间各个学派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每个学派的时代背景、代表人物、学说宗旨和前后变化，都作了介绍和评论。这部巨着包含有明一代二百多名学者的哲学、政治思想和学术资料，虽然内容复杂，却阐述明晰、条理井然、首尾一贯，并且评说公允。继《明儒学案》之后，黄宗羲又编着《宋元学案》，未能完成。这部书后来经黄宗羲的幼子黄百家及史学家全祖望、学者王梓材等人的继续修订、整理，终于得以完成，全书一百卷。《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均被收入清朝统治者编修的《四库全书》，成为后来人们研究宋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必读之书。黄宗羲的着作不仅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料，而且开创了尊重事实、注重实用、反对空疏、强调实践（践履）的良好学风。
　　黄宗羲是一位爱国者，他在明末清初之际，坚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作为启蒙思想家，勇敢地抨击了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作为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为我们民族的学术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着作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