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纳德婚姻: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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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

简介

立国之初

  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  

中华民国国旗(1929—1949)

和年号。简称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阶段。  中华民国的创立民国不同于此前中国的君主王朝,它是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而建立的共和国家。19世纪末年,由于清王朝腐败不堪和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深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探求救亡图存的办法。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和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传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首先选择革命救国的道路。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成兴中会,提出推翻清王朝,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兴中会的活动一开始便和传统的王朝更替模式区别开来,而具有新时代的特点。但孙中山的创举当时还不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追随他的志士,只有百余人。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变法的失败和随之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推翻清政府。于是,孙中山倡导的反清革命迅速地发展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20世纪初年,一批公开或秘密反清的革命小团体在国内出现。湖南有黄兴组织的华兴会,江浙地区有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湖北有科学补习所,四川有公强会,安徽有岳王会,广东有群智社等。包括兴中会在内的这些小团体,在组织形式上大都受传统秘密结社的影响,彼此缺少联系。它们发动的反清起义或斗争相继失败,其领导人纷纷逃往国外。    

中华民国国旗(1912—1928)

革命的挫折并没有使小团体的领导人沮丧,相反却给了他们反思、改组和大联合的机会。由于孙中山和黄兴的联合倡导,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人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会员包括十余省的革命党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孙中山当选为总理,黄兴负责执行部。仿照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起来的同盟会,以激进的民主主义纲领把小团体参差不齐的政治水平提到新的高度。这个纲领就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由此进一步阐发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同盟会还宣布在未来的民国:“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个共和国的蓝图,对长期受封建君主专制压迫的中国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  同盟会成立后,发行《民报》等多种书刊报纸,揭露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祸国殃民的罪行,抨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宣扬的君主立宪主张,鼓动人民加入革命行列。经过与康、梁论战,反清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同盟会在南方一些省区不断组织会党和新军起义。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是同盟会推进革命运动的基本战略。从1906年萍浏醴起义至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革命党人前仆后继,共发动十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给清王朝一次次打击,显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由于起义有脱离广大群众的单纯军事冒险倾向,没能从根本上威胁清政府的统治。而起义的连续失败,却使一些革命党人产生消极情绪,成为此后同盟  

中华民国全图

会上层涣散的重要原因。  一场真正的下层革命,从来不单纯是少数英雄的业绩,而必然伴随着广大人民的普遍觉醒。20世纪最初的十年,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动荡之中,城乡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如波涛相逐,一浪高过一浪。北方各省民变迭起。长江中下游各省连年发生灾荒,饥民成群流入城市,抢米骚动时有发生。为了抵制革命、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清政府举办多种新政:练新军、兴学堂、成立各省咨议局、实行预备立宪,等等。1908年底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后,三岁的小皇帝溥仪继位,其父载沣监国。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内部倾轧日益激烈。载沣放逐北洋新军首领袁世凯,组织皇族内阁,企图把军政大权收揽到满族亲贵集团手中,从而引起立宪派士绅官吏和北洋军将领的普遍不满。1911年5月清政府下令实行“铁路国有”。所谓国有,就是夺取民办铁路权力,转卖给列强,而拒不归还商民已集的股金。这一掠夺措施激起普遍的民愤。在与铁路权益有密切关系的立宪派士绅和革命党人的鼓动下,很快形成全国性的保路风潮,以川汉铁路经过的四川最为激烈(见四川保路运动)。当清政府由湖北抽调新军入川镇压民众时,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乘机于1911年10月10日起义,一举攻占总督衙门,并迅速光复汉口和汉阳。新军协统黎元洪和立宪派首领汤化龙等都归附革命。黎元洪被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号召各省响应革命,推翻清政府。  武昌起义震动全国。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新军、会党或商会起义。本来反对革命的各地立宪派绅商多顺风驶舵,转向共和,把他们控制的省咨议局变为鼓动独立的机关。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有的弃职逃命,有的被迫表示拥护独立。武昌起义后一个多月,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 上海、 江苏、 贵州、 安徽、 浙江、 广西、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区先后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呈现土崩瓦解之势。12月2日革命军攻占南京,长江上下游革命势力联为一气,南方各省均告光复。湖北和上海军政府都倡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11月30日,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决定在临时政府未能成立之前,由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并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代表会议还决定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在南京召开大总统选举会。经过反复协商,革命党领导人多主张推举刚刚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每省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仍留在武昌。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国旗。

革命道路

    

油画武昌起义

“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诞生日,源起于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该年以干支计为辛亥年,故名辛亥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领导这次革命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同盟会及其领袖孙中山。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1894年11月(清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始。  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首先出现排满字样,有的刊物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公开倡言革命。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03年11月,黄兴建立华兴会。以后,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团体。  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8月中旬,孙中山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月20日,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  

1916年孙中山、黄兴出席在上海的茶话会

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号召。《民报》创办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  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与此同时,自发的群众斗争蓬勃发展,多达千余次。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  为了消弭革命,拉拢资产阶级,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1905年7月,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9、10月,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力。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希望,纷纷成立各种立宪团体,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准备参预政权。但是满洲亲贵们对立宪并不热衷。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不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摄政王载沣采取集权措施,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国家大权的政策,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加深,1910年,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连续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成立以庆亲王奕为总理的皇族内阁。立宪派分享政权的希望完全落空,少数人抛弃立宪的幻想,对革命活动开始表示同情。革命的形势愈益成熟。  1911年5月,清政府唯帝国主义之命是从,将从中国人民手中夺得的权利拱手献给帝国主义,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

与铁路国有直接相关的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强烈反对出卖路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尤为波澜壮阔。9月,保路风潮扩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群众暴动接连发生。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逮捕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并枪杀请愿群众数十名,造成流血惨案。同盟会员龙鸣剑等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转战各地,攻城夺地,猛烈冲击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在清政府全力应付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乘机发动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一幕。9月下旬,革命党人感到形势紧迫,决定于10月6日(中秋节)发动起义,后由于形势瞬息变化,起义推迟。10月9日(八月十八日),在预定起义的那一天,共进社负责人孙武在汉口装配炸弹时不慎爆炸,湖广总督下令闭城搜查,汉口和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遭到破坏,一些起义领导人被捕、被杀或避匿。在这种情况下,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士兵开始主动行动。10日晚7时,武昌城外塘角的辎重营和城内工程第八营几乎同时发动,各标营继起,经一夜苦战,11日晨革命军占领总督署,全城光复,首义成功。汉阳、汉口也先后为革命军占领。11日,起义士兵聚集到湖北咨议局,在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的参与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革命党的领袖们未亲身参加起义,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士兵对自己掌握政权没有信心,清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在革命士兵的枪口逼迫下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发布文电,号召各省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而奋斗。11月,湖北军政府公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它是全国第一个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拟定的地方宪法。  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得到了连锁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至11月底,全国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有14省。北方未独立各省,有的地方是清王朝统治较强,如直隶、山东、河南;有的远在边陲,革命党势力较弱,如新疆、奉天。这些省份也不平静,革命党仍然组织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纷纷表示赞成革命,这  

宋教仁

也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省起义过程中表现了高昂的热情。新军士兵、会党群众、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海外华侨、爱国士绅、少数民族都作出了贡献。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沸腾局面。  革命的胜利发展使清政府极为震惊。10月27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湖北军事的全权。11月1日,清军攻陷汉口。同日,摄政王载沣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交出全部军政大权,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黎元洪和黄兴、宋教仁等过高估计了袁世凯的力量和自身的困难,企图利用袁世凯和清朝贵族之间的矛盾,以大总统的位置动员他倒戈,把最终推翻清朝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11月27日,汉阳为清军攻陷。12月1日,双方议订停战3日。此后又拟定双方派出代表讨论大局。停战是辛亥革命从武装斗争走向政治妥协的一个重要转折。  12月18日,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革命军政府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开始和谈。11月下旬,各省代表议决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督执行中央政务。接着14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筹备成立中央临时政府。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随即自武汉齐集南京。25日,同盟会总理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17省代表会议以16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1月2日,通电改用阳历。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确定临时政府组成人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8日,又成立南京临时参议院。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3种政治势力。独立各省的军政府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操纵,南京临时政府和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对它们事实上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革命派自身的弱点也更多地暴露出来,孙中山的许多正确主张都遭到反对。  

袁世凯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感到大总统的位置难以到手,立即撤销和议代表,造成谈判破裂的形势,迫使革命势力妥协。帝国主义列强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且制造外国干涉的空气。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孙中山被迫退让。1月22日,孙中山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朝皇帝终于接受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正式退位。这样,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垮台了,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也随之结束。2月13日,袁世凯向临时政府正式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因实力在北方,拒绝南下就职。孙中山派蔡元培为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暗中指使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制造兵变;帝国主义也乘机调兵入京,制造紧张空气,以支持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再次退让。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25日,唐绍仪到南京接收临时政府,组织新内阁。该内阁中内政、陆军、海军、财政、外交等部均由袁世凯的亲信或拥护者担任,同盟会只分配到教育、农林、工商等几个点缀性的席位。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和该院迁往北京。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失败了。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中国人民长期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历史沿革

  中华民国诞生以前,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地大物博,文化灿烂,人口众多,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可是在政治上,则都是帝王专制,人民没有自主的权利。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正值欧美西方国家工业兴起日渐犟大,中国的  

孙中山

满清王朝不和外国来往,以为中国仍是天下最犟的国家。到了十九世纪,满清王朝政治腐败,国力衰弱,中国境内动乱不断。而西方列犟也就以它们犟大的经济力量,和锐利的武器,趁机侵略中国。满清政府的无知和无能,使中国几乎沦落到被瓜分的亡国命运。从西元一八四零年中国和英国发生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以後,列犟看出中国的衰弱,就展开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几次遭到失败,不断地割地赔款,使中国人几乎完全丧失了民族自信心。  而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在一八八五年中法战争以後,深深体会满清政府腐败,没有能力挽救中华民族的厄运,於是决定倡导国民革命,倾覆满清建立民国。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成功武昌起义,并在随后的两个多月带动中国各地的革命响应。12月29日,清朝原有的22个行省中业已独立的17个省,派出代表,推选刚刚返国的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1912年1月至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临时宪法,南京为临时首都。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下,宣统帝溥仪的母亲隆裕太后发布退位诏书,“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为一大中华民国”;至此,中华民国正式取代与继承大清帝国。1912年4月孙中山辞职,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首都迁至北京;此后至1928年间称为“北洋时期”,该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也称为“北洋政府”。代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的即是北洋政府。北洋时期的中华民国国旗为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国歌为取自尚书大传虞舜篇的《卿云歌》,其中名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二次北伐,攻克北京,改北京市为“北平特别市”(简称“平”),并立南京为首都(简称“京”)。国民政府所用之“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取代北洋政府的五色国旗(其后东北易帜),并订于国府的《训政时期约法》中。“约法”相当于宪法。卿云歌亦停用,改以1924年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训典礼所撰训辞“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为国歌。  根据1924年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军政”时期在1928年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后结束,“训政”时期开始。由于国共内战继续,以及日本侵华,直到1946年方订定中华民国宪法并于1947年颁行,训政时期始告结束。1936年5月拟定“五五宪草”预备正式立宪。后因中日战争爆发,立宪遂向后拖延。当时国民政府主席为林森(1932年-1943年),行政院长为汪精卫(1932年-1935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蒋介石(1932年-)。汪精卫因屡遭国民党内压力,后出亡河内,与日本接触,应允反共,停止抗日,于1940年在南京另组一个汪伪国民政府。该政府仅获教廷、意大利、纳粹德国、伪满洲国的承认。汪精卫于1944年病死东京。  1937年,日本先后攻陷华北、淞沪、南京,占据中国大量领土,国民政府被迫自南京迁往重庆,展开十四年抗战的后八年全面抗战。当时,中华民国所属国民革命军投入战争计步兵128个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旅,20个独立团,正规军合计170万人。  1937年-1945年间,国民革命军所属第五军、第十军、第十三军、第十八军、第二十六军、第五十二军、第五十九军、第七十四军,新一军及新六军总计与日军共在38,931次小型战斗、1,117次重大战役、22场大会战中较量,伤亡人数高达330余万人(含1937年至1945年间的补充兵员)。国民革命军虽因装备等因素无法取得绝对优势,但也于台儿庄、淞沪、长沙、独山等正规战,上海、笕桥等空战中给予日军重创。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中美英正式对日德意宣战,中国战区遂正式成为二战盟军反法西斯战争战场。盟军委托蒋中正任中国战区(含越南、泰国、高棉,高棉为今柬埔寨、老挝)统帅,派史迪威中将任蒋参谋长。英国封锁之滇缅路亦开放向中国后方运补。同时,国军也派出精锐部队远征南方,留下了  

蒋介石

转战缅因、血战昆仑关等事迹。  1945年8月初,美国在日本广岛与长崎先后投下核武器,日本天皇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帝国于9月2日与盟国签订降伏文书,接受《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宣言》规定、归还占领之外国领土。遂即满洲国瓦解,汪精卫政府覆亡,台澎诸岛后由中华民国进行接收。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有利于人民的决议,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国民党虽然也宣布批准政协决议,但提出许多保留条件。接着,在3月间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则公然不承认政协会议的约束力,继续鼓吹一党专政。同时对全国人民要求遵守政协决议和反对内战的活动横加破坏镇压,制造了“较场口事件”、“李闻血案”及“下关惨案”等流血事件。  1946年5月,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国共谈判也转到南京举行。蒋介石借口共产党拒绝从苏北、皖北等地撤退,公然调集二十万军队,于6月大举围攻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令。 百万雄师强渡长江, 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防线, 于23日解放南京。 中华民国在大陆最后一届反动政府垮台,宣告国民党在大陆二十二年统治的结束。接着,解放军攻占上海、 杭州、 南昌、武汉等城市,共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三万余人,取得了渡江战役的胜利。残余的国民党军队纷纷退向两广、西南、西北及台湾等地。蒋介石从幕后走到前台,在广州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直接掌握军政大权,后又退到四川,企图负隅顽抗。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人民解放军分路展开追歼战,席卷两广、福建、西南及西北地区。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形势下,绥远、新疆、湖南、云南等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通电起义。蒋介石带领余部逃往台湾省。

历任总统

  自1911年孙文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起,至1949年10月1日止,正式担任过中华民国总统职务的有:

中华民国大总统时期

    

孙文

孙中山(1911年12月29日---1913年10月10日 政党或派系:中国同盟会)  袁世凯(1913年10月10日——1916年3月22日;1915年12月12日——1916年6月6日 政党或派系:北洋军阀)  袁世凯(1915年12月12日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黎元洪(1916年6月7日——1917年7月1日;1922年6月12日——1923年6月14日 政党:进步党、研究系)  1917年张勋在7月1日至发动政变,宣布清朝复辟。7月12日黎元洪政权遭段祺瑞的“讨逆军”推翻。    

黎元洪

1922年6月12日黎元洪复任大总统  冯国璋 (1917年7月6日——1918年10月10日 政党或派系:直系军阀)  1917年7月6日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职  徐世昌 (1918年10月10日——1922年6月2日 政党或派系:皖系军阀)  曹锟 (1923年10月10日——1924年11月2日 政党或派系:直系军阀)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其推翻,后无担当此职者。

中华民国非常(时期)大总统

    

李宗仁

孙中山(1921年5月5日---1923年3月2日 政党或派系:中国国民党)  1921年4月,非常国会开会,取消军政府,组织正式中华民国政府,选孙文为非常大总统。但军政权掌握在陈炯明身上。

1948年行宪后的中华民国总统

  蒋介石(就任时间:1948年5月20日——1949年1月21日 政党:中国国民党 副总统:李宗仁)  1949年1月21日蒋发布“引退文告”,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理总统。  李宗仁(就任时间:1949年1月21日——1949年10月1日 政党:中国国民党 副总统:无)为代行职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国总统法律上取消职权。[1]

国名详解

    

章太炎

“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是由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出的。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用英语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演讲时,用了“中华民国”一词的英译: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1906年12月2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纪念《民报》创刊一周年大会,孙中山先生在演讲时,第一次用汉语提出“中华民国”这个名称。次年,为宣传反清排满革命思想,大学问家兼大革命家章太炎在《民报》第十七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华民国”这一名称从此为更多人们所了解。为了证明此国号名称之“名正言顺”,章太炎引经据典,广征博引,从历史文献中找到很多直接和间接材料,指出只有“中华民国”这个称号才是最好最恰当的国号,是独一无二的最佳选择。所以,在选择和宣传“中华民国”这个称号的问题上,应当说孙中山和章太炎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一个是最早提出且从法理上给予论证,一个是从历史文献和文化渊源中寻找证据,使其进一步合法化并获得文化上的正统化。也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年鲁迅于1936年写作《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曾经这样说过:“至于今,唯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指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为巨大的纪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这里的“发源”一词,鲁迅使用得十分恰当,并没有说是“最早”,而是着眼于其文化和历史的渊源考证意义。  1916年7月,孙中山在上海作题为《中华民国之意义》的演讲时说:“诸君知中华民国之意义乎?何以不曰‘中华共和国’,而必曰‘中华民国’,此‘民’字之意义,为仆研究十余年之结果而得之者。欧美之共和国创建远在吾国之前,二十世纪之国民,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不当自谓能效法于十八、九世纪成法而引以为自足。”原来,孙中山根据自己多年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研究,认为共和国体虽然是当时盛行于欧美的代议政体,但仍有其弊病。他要在中国实施直接民权,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点,所以要定名为“民国”而非“共和国”,而其英文的表述则为: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显然,孙中山要坚持共和国的根本原则、即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人民主权原则,并希望借鉴瑞士、美国等国发展民主的经验,来补充代议制民主政体的不足:“更有进者,本党主张之民权主义,为直接民权。国民除选举权外,并有创制权、复决权及罢免权,庶足以制裁议会之专制,即于现行代议制之流弊,亦能为根本之刷新。由此,这‘中华民国’中的‘民’字绝对是核心内容,不可不用。”  1923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为全国青年联合会所作演讲中,再次提及这个问题:“‘中华民国’这个名词,是兄弟从前创称的,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诸君自然知道‘中华民国’和‘中华帝国’不同,帝国是以皇帝一人为主,民国是以四万万人为主。”孙中山认为,从中国的领土、人民和国家主权的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来看,“中华民国”是与“中华帝国”相联系和相比较而存在的。中华民国的领土、国家主权仍然是“中华帝国”原来的领土和国家主权,但这些过去属于皇帝个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而“中华民国”的领土则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中华民国”的人民则是“率土之滨,莫非国民”了。最后,“中华帝国”的国家主权属于皇帝个人,而“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已经属于全体国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孙中山的伟大和有别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导人就在于,他决心把不从根本上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纯粹改朝换代的革命,转变为建立共和制度、以从根本上将国家主权归还于全体国民所有的民主革命。他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中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试想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他的政治,却不过依然同汉、唐、宋相近。故此三百年后,复被外人侵入,这由政体不好的缘故,不做政治革命是断断不行的……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讲到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因此,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在维护与保持了中华文明和国家主权的历史连续性之后,也就获得了把“中华帝国”的国号改变成为“中华民国”国号的合法权利。而且,从“中华帝国”到“中华民国”的改变,说明孙中山不但是一个维护继承中华文明和国家主权的爱国者,而且还是一个没有帝王野心,只为结束专制帝制、并创建民主共和制度的革命家。对于孙中山关于建立“中华民国”思想的深刻和伟大,其实不须论证,只要看看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是如何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而迅速失败即可。  孙中山在政治上和法理上的贡献如是。回过头再说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  按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所言,吾国之名为“中国”,始见于《禹贡》:“中邦锡土姓。”《史记》:“中国锡土姓。”(郑康成曰:中即九州也。)孙星衍曰:“史迁‘邦’作‘国’者,非避讳字,后遇‘国’字率改为‘邦’,误矣。是《禹贡》‘邦’字,当从《史记》作‘国’。”  后世遂沿用之。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仓葛曰:“德以威中国,刑以威四夷。”《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在《诗经》中,则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之句,《毛传》解曰:“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  也因此,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对“中国”一词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中土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此其名实相殊之处。”  不过,柳诒徵似乎不完全同意章太炎的解释,认为“中国”一词,乃文明之国之义,非仅指方位、界域和种族。“是实吾国先民高尚广远之特征,与专持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经济主义者,不止霄壤乎!”为此他以《公羊传·隐公七年》中有关文字为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何休曰:“因地不接京师,故以中国正之。中国者,礼义之国也。”此外,韩愈在《原道》中也有:“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之所以称为“中国”,柳诒徵的解释是,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士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如《论语》:“尧曰:‘咨!尔舜!允执厥中。’舜亦以命禹。”  《礼记·中庸》:“舜其大知也欤!择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柳诒徵认为:“唐、虞时之教育,专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于中道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其民多乡原,不容有主持极端之人,或力求偏胜之事,亦以此也。按中国民性,异常复杂,不得谓之尚武,亦不得谓之文弱;不得谓之易治,亦不得谓之难服。推原其故,殆上古以来尚中之德所养成也。然中无一定之界域,故无时无地,仍不能免于偏执。惟其所执,恒不取其趋于极端耳。”按照柳诒徵的说法,则“中国”之“中”不仅指地域处于世界之中,而且指先祖行事之取“中庸”而非偏激之意,则无论如何改朝换代,历代帝王都不能不用之。  至于“华”之用,当见于春秋之时,如《左传·定公十年》:“夷不乱华。”而“华夏”之说,按照章太炎的解释,谓“华”取自华山;“夏”取自夏水。在《中华民国解》中,章太炎写道:“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世言昆仑为华国者,特以他事比拟得之,中国前皇曾都昆仑与否,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然神灵之胄,自西方来,以雍、梁二州为根本,宓牺生成纪,神农产姜水,黄帝宅桥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水,舜居西城(据《世本》,西城为汉中郡属县),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  

中华民国之玺

斯为根极。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此也。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至于秦、汉,则朝鲜、越南皆为华民耕稼之乡,‘华’之名于是始广。‘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然今世已为通语。世称山东人为‘侉子’,‘侉’即‘华’之遗言矣。正言种族,宜就‘夏’称,《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或言远因大夏,此亦昆仑、华国同类。质以史书,‘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夏’本族名,非都国之号,是故得言‘诸夏’。……下逮刘季,抚有九共,与匈奴、西域相却倚,声教远暨,复受‘汉族’之称。此虽近起一王,不为典要;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也。”  章氏之言,过于艰涩,总而言之,“华”为国名,“夏”为族名,与“汉”字之名,三义互通。因此,“华夏”连称,按照其弟子许寿裳的解释,就是对民族主义最好的解释,就可以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就不适当”之说做出最有力的证明。而“中华”之称,既具庄严肃穆之状,又与历史上的“中华帝国”文脉相承,因此,“中华民国”就是最好最恰当的国号。  总之,在解释为何使用“中华民国”这个称呼为“国号”方面,孙中山和章太炎各自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具体而言,孙中山着重解决的是为何要用“民国”而非“共和国”,是侧重于其革命性和民主性;而章太炎着重解决的是“中华”二字的文化渊源,是为新生的共和国寻求文化和传统意义上的支撑,显示其合法性和正统性。[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