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仿鞋:从草民到国民

辛亥年间，各色人物如名士、侠客、八旗、军阀、帮会、革命人、骑墙者、投机分子等等生旦净末丑般粉末登场，无论是长袖善舞，还是韬光养晦，抑或捉襟见肘，都在改变着历史。其中的迂回曲折、荡气回肠，英雄气短、君子坦荡、小人戚戚，直追当下，几成这个民族行走千年累积国民性的“集大成者”。

“劣根性”曾经被认为是中国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鲁迅说，中国人要么想做奴隶而不得，要么做稳了奴隶；柏杨说，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丑陋之极；龙应台说，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这个话题百年来经久不衰。与西方列强的遭遇中败下阵来的国人，痛定思痛，从最开始的“技不如人”、“器不如人”，一直追溯到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梁启超、鲁迅那一代先贤，于是诉诸从日本舶来的“国民性” 概念，比较甄别、褒贬臧否。时间一久，“国民性”一词竟被冠上了太多绝对的意义。一句“中国人向来如此”，就常常将国人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能超生，仿佛我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如此如此，盖棺论定，贴上标签。

中国人向来如此，将来也如此吗？不做奴隶这么多年，我们离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有多远？

中国人适应不了民主和自由？

对于清末民初的国民，我们可以透过鲁迅先生小说《药》里的人物管窥一斑：一面是革命者夏瑜激昂慷慨地抛头颅、洒热血，一面是愚昧麻木的华老栓一家用馒头蘸他的鲜血去治病，还有那些刑场的围观者，以及取笑他的茶客……

从草民到国民，数千年来，中国人的第一次身份转变

时光倒推到晚清民国，那时“国民”、“国民意识”、“国民思想”、“建立民国”、“国民思想启蒙”等成为一时之社会思潮，震动人们的耳膜。而再往前，类似的流行词则是臣民、子民、庶民、草民、黎民、顺民、刁民、贱民……

中国大多数时间实行君主专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统治万民，就像牧羊人赶着自己的羊群一样，故有“牧民”一说。这决定了臣民有这样一些特性：权利淡薄，崇尚尊卑，甘于服从，卑屈愚昧。但是到了晚清，这一坚固的思想观念开始松动，一种全新的身份意识萌芽——国民思想，并呈现取代臣民思想之势，进而影响时代进程。

最早给“国民”以现代定义的是梁启超：“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这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现在看这番论述很平常，但在19世纪末的中国，这样的宏论无疑是惊世骇俗，勇敢地挑战了既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彻底地颠覆了人们对自我身份的固有认识，即国家可以不是一家一姓的，自己也可以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为人民而立的，国家与人民是一体的，为了管好自己的国家，每个人都要享参政权利，尽监督执政者的义务。[详细]

民智未开，先革命还是先教育？

一百多年前，满清岌岌可危，在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上，革命派和立宪派激烈争论。但无论是追求革命还是主张立宪，双方都认可的一个前提是：国人“民智未开”。辛亥革命的胜利来得太突然，共和国来得太容易，掩盖了国民思想启蒙不够的事实，也掩盖了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制度的顽固性。

也有一些先知先觉者意识到人的问题，主张将改革延伸到观念层。例如，梁启超在《新民说》里就曾指出过：“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严复也提出了“教育救国论”，他认为种种经济制度的改革都是“标”，而“民质”，即国民素质，才是本；必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才能救亡图存；如果离开了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的教育，不惟建民主、开议院等政治改革无从入手，经济的改革也势必成为空谈，移植任何先进的制度都只能是“淮橘为枳”。

严复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能将国民素质视为“本”，实在是难能可贵！然而曲高和寡，“教育救国论”非但没有得到多少人响应……[详细]

国民素质太落后，不适用西方舶来的好制度？

1906年8月27日，清廷为要否立宪，立宪有无利弊进行过一次廷辩，从现在公布的档案看，其中对国民素质与推行宪政的关系有过较为集中的争辩。尚书徐世昌说，渐进式的改良（洋务运动），我们已经实行几十年了，并不奏效，就是因为人民的思想观念没有根本改变，所以，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动大手术，要立宪，而立宪，就是要从民众的思想观念着手，开启民智。

尚书铁良对国民素质之低也颇为担忧，他说：“吾闻各国之立宪，皆由国民要求……今未经国民要求，而辄授之以权，彼不知事之为幸，而反以分担义务为苦，将若之何？”他担心国民素质不达标，所以民众并没有主动提出要民主要宪政，现在强加给他们，他们怎么可能接受或是搞得好呢？在这次廷辩上，即便像孙家鼐、铁良、荣庆、瞿鸿禨这样的保守派都不同程度认为立宪政体是一种好制度，并没有公开反对推行宪政，只是主张缓行，缓行的原因种种，其中国民素质低是一个方面。[详细]

一百年过去了，很多东西都没变

“吾中国人之缺点可得而论之矣。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只能享专制而不能享自由。四曰无崇高之目的。”——梁启超于1904年

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些缺点去了几成？

“公民精神”总是在大灾大难中昙花一现

温州动车事故后，整个社会都在为公民精神在灾难中迸发的力量充满感激，灾难面前，我们的社会从来不缺公民精神，我们也欣慰自08年中国“公民元年”以来公民精神的迅速成长。但不得不说，灾难时刻勃发的公民精神，往往随着灾难告一段落而迅速衰减。公众对多数公共事件，更多的时候是在做围观者，而非参与者，缺少建设性的公民行动，而这是在欢呼之后更值得思考的。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但很少从文化角度反思和矫正，缺乏现代意识、公民意识，如换位思考、逆向思维、人性关怀、危机意识、公民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意识、文明意识和科学精神。这些现代人必备的精神、意识在很多国家通过教育、文化事业完成而牢固树立，大都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但是，越是历史悠久、包袱沉重的国家与公民却深陷“信祖宗、信上帝，不信科学”的庸俗、低俗、媚俗的事情屡屡发生，而且在大众社会中很有市场。[详细]

总是求自由，却不会享自由？

若说中国无自由之传统是不公平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自由”的精神，庄子说“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傲立于万物”，大鹏的逍遥游谁能说不是自由？但这种“自由”与现代的、西方意义上的自由又不同。如何将两者结合，如何挣脱数千年专制在国民性格中留下的印记，是个大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是在法治范围内、有限度的自由，但在一些国人眼里，自由成了无法无天的代名词。有人说，国人可以随意穿行马路，西方人能吗？国人可以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西方人能吗？国人可以随地吐痰，西方人能吗？国人可以不排队乘车，西方人能吗？国人可以乘电梯不靠在右边，西方人能吗？国人可以随地扔垃圾，西方人能吗？且不用说大方面，任意砍伐森林，任意排放废气，任意污染水源，任意丢弃垃圾，任意……弗洛伊德说过，文明的进步是以人的压抑为代价的。而国人的“个性”才刚刚开始彰显。

中国人对待自由的方式还在另一层面上深入呈现出来：潜规则。有一句老话叫做“事在人为”，这句话今天理解来，就是在任何规范下面，都可以通过潜规则的运作达到目标、实现目的。送物送钱送色送人，总之一句话，只要是人做事、只要是人来做事，都可以统统搞定。这里所体现出来的“自由度”，恐怕真的是任何一个所谓的法制健全的国家所望尘莫及的。[详细]

不现代化的国民阻碍了现代化的脚步？

深入考察、研究一下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次失败与失误，低下的国民素质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原因。

我们的国民素质有着许多长处，但也有着种种缺陷。这些缺陷，并非仅仅是指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而是在国民整体素质上，即国民的整体质量上，与现代人的差距，以及与发达国家国民的差距，诸如：主体意识薄弱、缺乏民主法治精神、文化科学素养差、创新精神不足、公德意识薄弱、缺乏团队精神、敬业精神失落、忽视心理健康，等等。《人民日报》1997年10月20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着力提高国民素质》的社论，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我国的国民素质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这无异于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作家冯骥才1997年出版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受害者的悲惨遭遇；其中一位受害者在思考这场浩劫的原因时，就深有感触地说道：“别嘛事都说是‘四人帮’，社会上要是没有那一群一群的，光是‘四人帮’能造那么大的孽？！”[详细]

我们中很多人仍秉承着阿Q式的国民性？

自欺欺人，“精神胜利法”代代有传人

阿Q非常穷，穷到只剩一条裤子，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里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中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

精神胜利法在今日依然大行其道，很多人在欺人和自欺中粉饰太平。出生於纽约、祖籍浙江杭州的钱永健得诺贝尔奖后，国内大肆报道，且一概冠以“钱学森堂侄”之名，好似成了中国人莫大的荣耀。钱永健接受访问时表示：“我不是中国科学家。我在美国长大，并一直在这里生活……但我希望奖项能鼓舞中国的学生和科学家。”打了中国人一个大耳光。[详细]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很多年，膝盖依然很软

阿Q因为“造反”被抓，来到公堂，对着官们，“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即使被吆喝着站起来，“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

鲁迅在致朋友的信中，谈及清代山西秀才想娶表妹而不得，竟然上书满族皇帝乾隆要求帮助，闹得几乎杀头的荒唐故事，感叹国人“不悟自己之为奴”。德国学者黑格尔嘲讽中国人“卖身为奴，吞咽奴隶的酸馒头，它也不觉得可怕。”另一位德国学者赫尔德说，中国是“一个在世界一隅形成了中国式奴隶制文化的蒙古人后裔”。“中国人自己建造的那部国家机器上的一钉一铆又是那样奴性十足的服从，好像它们降临人世就是为了当奴才。”

这些批判国人“奴性”的文字今日读来依然振聋发聩。因为一百多年后，“奴性”在国人身上仍未全部褪去。且看媒体上时时报道的民众给官员、政府下跪事件，让人想到了古装戏中的“青天大老爷，求求您救救小民”场面。市民的下跪尽管是出于无奈，但跪出的，确实是奴性。[详细]

中国人离“公民”有多远？

从“臣民意识”到“公民意识”

在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民”与“官”始终对立而生。官是“高官”、“达官”，民却只能是“臣民”、“小民”、“草民”、“贱民”，“刁民”、“暴民”。1792年英使马噶尔尼不愿行跪拜礼，使乾隆皇帝“朕心实为不惬”。马格尔尼没有意识到，臣民的本分就是不问尊严，不问自由，满心欢喜地过着顺从的生活。奴役先于真理。

由于专制传统悠久，民主意识淡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市场经济不完善等原因，我们国家无论在制度上还是观念上，都留有严重的“臣民社会”的痕迹。我们一般人的政治观念，仍然是传统的臣民意识与现代的公民意识的混合体，甚至经常将臣民意识解释为公民意识，或以臣民意识混淆和冒充公民意识。 [详细]

中国的未来在于国民的自觉

自现代以来，“中国性格”其实一直是我们感到困扰的问题，也是我们在现代面前的焦虑的根源。由于中国在近代以来积弱和贫穷，使得中国人对于自身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不安和困惑。

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先生早年在东京弘文书院学习的时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什么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的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鲁迅先生的三个问题，其实就是现代中国一直贯穿的“国民性”批判的话语的核心，其实也是现代中国对于我们自己的反思意识的最为关键的部分。这三个问题其实是从负面理解中国性格的局限和问题的，并通过这样的追问来达到对于“国民性”的改造的目标的。这三个命题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改变自身命运的核心的意识。

“中国性格”的这些新的发展，其实就是三十年来我们对于“中国梦”的追求超越了我们的“国民性”的限定的结果，是中国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开始重新建构的巨大的可能性。“新新中国”的中国梦的伟大的旅程为我们正在为我们创造新的“中国性格”。[详细]

百年了，这些都没变

• 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鲁迅于1925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即一天一天的堕落，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详细]

  今日之开发商众生相：开发商在政府眼中就是一只猴子，政府对这只猴子是又爱又恨。一方面，政府需要这只猴子不断爬上高大的树木，为自己摘下“GDP”的果实；另一方面，这只猴子又非常的不听话，爬在树上不下来，将摘到的果实咬了一口后从树上抛了下来，砸在了政府的脚上。[详细]

• 路人倒地无人搀扶

  鲁迅于1933年：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详细]

  6旬老人摔倒半小时无人扶：“那是一瞬间的事情，具体还真不清楚。”在旁边摆摊的一男子说，老人躺在地上，眼睛闭着，嘴巴动了几下。很快，此事引来数十人围观，但半小时内都没有人上前搀扶。最后，还是现场一名好心人拨打120，医务人员才紧急将他送医的。[详细]

• 暴发户冷酷、自私

  鲁迅于1927年：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甚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甚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 [详细]

  中国暴发户在日本被鄙视：“在日本人的意识里，现在的中国仍然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日本人可以一边看不起中国，一边又在学习唐诗、欣赏三国和红楼梦，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是灿烂的、有吸引力的。”[详细]

辛亥人物志

蒋介石政坛上的第一桶金

张竹君：救国医人的巾帼豪杰

宋教仁：孤独的民主先驱

杨度：帝王术与宪政梦

“向来如此”是一句很可恶的话，仿佛过去如此，将来也就这样了，无能为力。殊不知，有很多古今并不同的事，也被归类其中。专制和奴性的关系，已经辩了好多年，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暂且搁置一边。与其责备那些如今还在跪“官爷”的人们，不如清醒地正视社会的内部问题，脚踏实地地从制度建设入手，这才应当是我们今天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