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物课精彩导入:推荐介绍湖湘文化的好文章（3）—— 王昌龄、柳宗元、刘禹锡

本期主题：王昌龄、柳宗元、刘禹锡（上）
仕途的失意与贬谪，使无数正道直行、直言敢谏、勇于革新的文人深刻而痛苦地体味到人生的挫折、理想的失落与生存的困惑，沉痛、幽愤、哀怨、孤寂、忧患的强烈生命体验，造成了中国文化和文学中极具悲剧心理和悲剧意识的篇章。湖南，千百年来，是一个以天地为磨，以无数杰出贬谪文人的心智、血泪为原料，磨出奇绝诗文的奇绝之地。唐代来湘贬谪文人群体尤为特出。

奇绝之地自生奇绝诗文
龚旭东


在两千多年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历史长河中，贬谪文学是一个十分重要却并未获得足够重视的文化艺术现象。它与隐逸文学是同根两枝之果，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的影响比隐逸文学更为重要。
自古以来，构成中国官员系统的主体来源是文人。以儒学价值和道义信仰为精神旨归的中国文人，尚忠义、重气节，每每为了自己的理想信仰和报国之志不惜触犯龙颜、忤逆权贵，因而常有人被贬至边远蛮荒之地。当此之时，“诗言志”、诗可以“兴、观、群怨”以及“不平则鸣”等儒学诗教就会成为这些文人的精神支柱与最大慰藉，他们通过诗文来渲泄心中的积郁，表达自己高洁不苟的情志，由此造就了中国文学中一系列卓尔不群、震烁古今的经典性作品。如屈原谪湖南，遂赋《离骚》、“九歌”、“九章”，贾谊贬长沙，仍作《 （造字：左“服”，右“鸟”）鸟赋》、《吊屈原赋》。大家应该已经发现，伟大的屈原总是不断地被我们回溯和提及，仿佛无论我们走得多么远，都能够感受到他恳切、关切的注视。这是因为，伟大的屈原以自己的血泪和生命，将中国文人的情感和心灵世界咀嚼、品味、展现得如此真切、深切、热切、痛切、殷切，以至于在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基底上烙下了无可磨灭的印记，成为历史文化中最为突出的一种生命基因，处处显现其特质，处处激发后世人们悠远而深长的心灵共鸣。在唐代的贬谪文学中，屈原开辟的这种精神传统影响尤其强烈。
有唐一代，贬谪文学特盛。骆宾王、杜审言、张说、张九龄、王昌龄、李白、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刘长卿、白居易等众多诗人都有过被贬谪的经历。湖南、两广素为僻远荒蛮之地，贬谪至此，无论从生命生存或精神处境上说，都是极凄楚惨烈的生活跌宕与精神放逐。韩愈因谏佛骨而被贬潮洲之际，深恐其地烟瘴之气，惧畏此去死而难返，因此过湘阴遇黄陵庙时，虽祠宇毁顿、殿堂颓落、外无四垣、牛羊入室，亦诚心入祠祷拜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终卜得“如汝志”吉卦，后得全身返朝，他夙夜怵惕，不敢忘此，遂捐私钱十万，重修黄陵庙，并作祭文求玉石刻碑以纪。以韩愈谏佛骨的敢死豪气、胆气，却畏湖广之毒瘴荒凉如此，颇可与贾谊一听说自己被贬长沙就因深畏死于其地而痛哭相比照，由此可见古时湖湘地域环境之恶劣和被贬谪者心境之悒怏惴栗。
中国文人热衷于仕途，这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造就的独特文人品性。仕途中政治与官场的失意与贬谪，使无数正道直行、直言敢谏、勇于革新的文人深刻而痛苦地体味到人生的挫折、理想的失落与生存的困惑，由此带来沉痛、幽愤、哀怨、孤寂、忧患的强烈生命体验，进而造成了中国文化和文学中极具悲剧心理和悲剧意识的篇章，而他们在人生苦难与逆境中的人生态度、美学追求与思想言行，也给中国文学、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湖南作为主要的贬谪流放之地，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贬谪文学各阶段的状况与特征。贬谪文学中三个重要的高潮阶段：先秦两汉、唐、两宋，湖南都是最重要的悲剧上演之地。贬谪文人们处荒芜僻远之地，感萧索苦寞之气，品凄苦沦落之况味，寄苍凉激越之情思；流放地与流徒途中的种种景物、风习和人物激发着他们的心旌，幽深沉郁的心思亦借助种种山川景色而得以渲泄，真正是外感内应，交相激发，每每产生出情景交融、沉郁顿挫的佳作奇篇，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刘禹锡的诸多诗篇及白居易的《琵琶行》等皆可为其中的代表。其实，他们都无意于做一个文学家或做一个单纯的诗人，他们的理想并不在于文学而在于社稷，但是，人生不幸诗歌幸，一腔热血、满腹经纶、满怀理想都被绞碎成诗歌与文章的血肉末屑，在不能不倾吐、不能不喷发却又不能不自我抑制、自我咀嚼的磨血状态中转换成为千古为之咏叹不已的奇绝诗文。
——湖南，千百年来，是一个以天地为磨，以无数杰出贬谪文人的心智、血泪为原料，磨出奇绝诗文的奇绝之地。
湖南文化传统与文化性格中的坚忍卓绝、百折不挠，与历朝历代被贬谪的士人历尽艰难际遇，而心志不坠、风骨不减，当有莫大的关联。
在唐代来湘的贬谪文人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王昌龄、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苦难际遇中饱含着回味深长的深刻启示……



本期主题：王昌龄、柳宗元、刘禹锡（下）
真正的儒者，无论居身于庙堂之高还是孤处于江湖之远，都一样的心忧天下。柳宗元、刘禹锡虽遭一己之不幸，沉沦于下层，仍不忘心忧天下，不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儒者使命与责任，展示和启示了中国文人如何为人处世，如何应对个人的不幸遇际，如何做到遭谗处讥、身处逆境而士心不坠、精华不衰。这也是湖南历史文化性格中坚忍、雄强、骁悍的骡子精神的重要文化渊源之一。


心忧天下 士心不坠
龚旭东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多以儒家思想作为立身及理想追求之本，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修齐治平的古仁人君子之心，使一代代文人心怀天下，渴望并且自信可以为国为民建功立业；这种充满道德感与社会责任感的精神追求，使无数正直的文人秉守忠君爱国、勤政为民的人生信条，即使舍身取义，亦决不苟且。而现实生活常常是残酷的。封建时代的君与国，给仁人君子们带来的，常常是失望与无奈，遭谗罹祸简直是家常便饭，史不绝书。于是，许多文人乃将希冀建功立业的激情，转化为寄情山水的逸兴，由儒而转向释道，从大自然和文学艺术中自遣幽情，追求精神的独往与远游。从本质上说，崇佛修道、纵情山水或醉心艺文，也体现了不能兼济天下则独善己身的道德操守，是以古仁人君子修身养心之旨为底蕴的。但对于真正的儒者而言，无论居身于庙堂之高还是孤处于江湖之远，都是一样的心忧天下，这种情怀与心志，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得到了最精僻而经典的表述。而自古以来湖南的贬谪文学中，这种身遭谗祸贬黜，虽不免于伤怀悲己，但仍念念不忘心忧天下的特征，表现得特别突出而强烈。
中国贬谪文学发韧于屈原，先秦两汉之屈贾为第一个高潮期，唐代为第二个高潮期。唐代遭贬谪至湖南的，多为有胆识、富才华、重气节、守正道、勇改革、敢直谏者，他们有以天下社稷为己任的慷慨气慨，有忧患生民百姓疾苦的仁厚情怀，其中的典型代表则为柳宗元、刘禹锡。
柳宗元生长于安史之乱、建中之乱的动乱年代，了解民间疾苦与百姓生活，参与永贞改革，有着鲜明的革新精神，对宦官、豪族、旧官僚等封建顽固势力的斗争十分坚决，因而所受打击也十分严酷。在永州期间，政治迫害，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悲愤、忧郁、痛苦的心境，加上多次无情的火灾，使他的身体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地步，但他“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永州十年，仍继续坚持斗争，并将斗争的方向转到了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思想文化领域，撰写了《封建论》、《非》、《天对》、《六逆论》、《永州八记》、“九赋”、“十骚”等名作。他以清拔高迈、浑厚深致的理性精神，超越了一己一朝一时之境，对宇宙自然、思想政治、哲学人生、社会制度、文学艺术等领域进行思索与探求，在屈贾与宋代周敦颐、朱张理学等后世思想文化潮流之间，筑起了一座承前启后的高山。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柳宗元心有灵犀地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传统与精神，是贾谊之后，无论遭遇、思想、志趣、品格都与屈原相似、相通、相应的第一人。可谓时隔千载，风操不偃，神魂不泯，成为中国文化和文学中重要主脉的一节，也成为湖南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主流脊线。
与柳宗元相比较，刘禹锡最大的特点，在于身处逆境之中，守正不阿、慷慨昂扬、乐观向上的精神风度，他的这一特点，在整个贬谪文学乃至中国文学中都是十分突出的（大约只有苏东坡可与之比肩），不愧其好友白居易誉之“诗豪”的称呼。刘禹锡的这种精神气度，典型地体现了一种内在世界充盈浩大、积健沉雄的士人之风，体现了中国文人中虽身处艰险困苦而百折不挠的底气，这是中国文人最积极、阳光的一面，也是湖南历史文化性格中坚忍、雄强、骁悍的骡子精神的重要文化渊源之一。相对于柳宗元的孤处深思，刘禹锡达观放逸的特征与他的性格气质有关，也与他在朗州发现“口谣俚音，可俪风什”，从而注意学习民歌，广泛深入地面向民间“接地气”有关。
刘柳历史故事的发生，时间虽已在盛唐之后，但乃显示了一种盛唐气象与风度。唐代的贬谪文学虽然照例不免有幽愤、抑郁、悲苦、凄恻之气，但更有坚忍、从容、奇倔、精警、讽托深远、激越昂扬的内在精神。而到贬谪文学的第三个高潮期宋代，从整体上而言，已是更多地转向纵情山水、廓然忘机、远离浊世、游心自然的意境与心境，儒者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与浩然之气更多地让位于士大夫式的情趣意态或亡国之忧，已非唐代贬谪文学正大雄健的气派与风度。
柳宗元、刘禹锡虽然都有寄情山水的时候，但他们都真正继承了屈原的精神传统，以真正的儒者风范，虽遭一己之不幸，沉沦于下层，亦不忘心忧天下，不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儒者使命与责任。他们以自己的道德文章和行为风范，展示和启示了中国文人如何为人处世，如何应对个人的不幸遇际，如何做到遭谗处讥、身处逆境而士心不坠、精华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