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骁龙801和联发科x20:要把金针度与人 作者：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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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司马文园集》
司马相如（约前一七九～前二一七），字长卿，原名犬子，后来他因佩服商相如，改名相如，四川成都人。
司马相如年轻时候，喜欢读书击剑。他在梁孝王那里做食客，写了《子虚赋》，流传到皇宫里，汉武帝看到了，很欣赏。感慨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后来得知是同时，便召见他。他为游猎写赋，得汉武帝欢心，就红起来了。
司马相如落魄时候，勾引到卓王孙的女儿－十七岁的小寡妇卓文君，演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私奔。卓王孙杯葛小夫妻，小夫妻就在附近卖酒，“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是家有八百多佣人的大户，丢不起这个人，遂屈服，“分文君僮百人，钱百万。”于是小夫妻阔起来了。他后来变心，最后得糖尿病死去，死前一直是御用文人。
赋本是“被之管弦”的《诗》和“合于乐舞”的《楚辞》以后的一种新文体，它是“不歌而诵”的，但是堆砌辞句、偏寻奇字、穷搜典故，最后弄得“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全是空架子。司马相如的赋，就是此中翘楚。在中国文章史上，他有所创例，也是一个罪魁。
蔡邕（一三二～一九二），字伯喈，河南杞县人。他是汉未的大孝子，他的家族也是中国家族的模范——“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
蔡邕对辞章、数术、天文、音乐、文字都很在行，尤其在订正古书与文字上，他的功绩更是可观，是中国第一碑铭圣手。蔡邕四十六岁时候被权臣构陷下狱，死里逃生，“与家属髠钳徙朔方”，全家流放边区做罪犯，第二年赦回。不久又被构陷，说他在流放时有怨言。他“乃亡命江海”，路到江苏避难，一连十二年。董卓掌权后，很欣赏他，强迫他再回中央，他想“自慝”于山东，没有成功。王允杀董卓后，蔡邕叹了口气，王允认为这口气叹得思想有问题，把他下狱，要杀他。他请求用刺脸砍脚来换得一命，以便完成汉史，王允不肯，遂被杀，年六十一岁。蔡邕一生三次逃离政治的漩涡，最后仍死在漩涡里，可见这是何等不公平。更不公平的是：后来的野史戏曲中，竟把这忠孝仁爱的蔡邕，“满村争说”成无情绝义、见利背信的小人，这更是不公平了。
孔融（一五三～二○八），字文举，山东曲阜人。他是孔子第二十世孙子，他“幼有异才”，十岁时登门见李膺，口才惊四座，李膺夸他“高明必为伟器”。
孔融十六岁就坐了牢，为的是通缉犯张俭到孔家来避难，孔融替哥哥孔褒作主，收留了张俭。事发后，孔融说他该负责；孔褒说：“彼来求我，非弟之过。”他该负责；他们母亲说她是家长，她该负责。闹得“一门争死”（一家人个个争着要去死），侠义感人。后来皇帝决定由孔褒负责，孔融就出了狱。
孔融是勇敢的人。他做青州刺史，被袁谭围攻，自春至夏，守城的只剩下几百人了，危在旦夕，但是他“隐儿读书，谈笑自若”。城陷之夜，他妻子被俘，他得以逃出。
孔融反对恢复肉刑，反对曹丕私纳袁绍儿媳妇，反对曹操禁酒。……演变得跟曹操不合。小人郗虑从中搞鬼，最后由路粹罗织孔融罪名，说他“招合徒众，欲规不轨”，说他“谤讪朝廷”、“不遵朝仪”、“大逆不道”。了是孔融又第二次入狱。最后全家被杀，全无完卵，年五十六岁。
孔融的遭遇，是乱世中一个真人的悲剧。
陆机（二六一～三○三），字士衡，因做过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江苏上海人。陆机的祖父是陆逊，父亲是陆抗，他是三国时吴国世家之子。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吴国被灭，他闭门读书，一连十年。最后写了《辩亡论》两篇，作为对故国兴亡的一番检讨。
陆机后来在晋朝做官，不幸卷入晋室内争，一度下狱论死，遇赦生还。晋惠帝时候，晋室又内争，陆机带兵战败，为人所构陷，成都王颖误认他图谋倒戈，派人去抓他，他说：“今日受诛，岂非命也！”又说：“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遂被杀。他的弟弟陆云、陆耽，和儿子陆蔚、陆夏，同时被害。死时只四十三岁。因为这是一场冤狱，他“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李白诗说“陆机雄才岂自保”，正是指此。
陆机是多种文体的作者，现在《陆士衡集》有诗三卷、赋四卷、杂著一卷、文二卷。张华对陆机说：“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由此可看出他“天才秀逸，辞藻宏丽”的一面。
陆机的《文赋》最能代表他的文学论，也可看出那个时代的文艺水平。
陶潜（三七二～四二七），字渊明、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江西九江）人。死后溢号靖节先生。他是东晋的政治家陶侃的曾孙，做过彭泽县县长，因为对督察的官架子讨厌，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不愿“束带见之”，就辞职不干了。他的不合作主义，很早就表现出来了。
陶潜生值东晋未年的乱世，看到现实政治的黑暗，决心弃官归隐。他的时代的文风是清谈的、雕饰的，但他却是清淡的、自然的。他宁愿过穷困的日子，可是却自适其适，穿着破鞋子，在山里云游，与现实政治概不合作。
陶潜的唯一过分了的嗜好是他喜欢喝酒，并写了大多的和酒有关的诗。在他一百一十四首的五言古诗里，酒字出现三十一次、醉字七次、醒字三次、酣字三次、酌字三次、醇字一次。他的儿子都是笨蛋，没有一个能“臣得其酒”式的继承他的一切。他在六十三岁时死去，死前写自祭文，说：“匪贵前誉，孰重后歌。”表示对生前死后的声名都不在乎。这种旷达，在他拟挽歌辞里也如出一辙：“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江淹（四四四～五○五），字文通，河南兰考人。他十三岁就做了孤儿，家里很穷，“常采薪以养母”。长大后在南北朝时代的宋朝做官，但并不得志，二十三岁时候，且因郭彦文案受牵累被诬拿了黑钱，因而下狱。经他在狱中上书宋建平王刘景素，有以自明，才被放出来。
江淹后在齐朝做了大官，又到粱朝做了大官，在历事三朝，择木而栖。六十二岁死的时候，梁武帝为他素服举哀。他生逢乱世，得在营扰中保持创作，写出《恨赋》、《别赋》等作品，表现出对时代的抗议，也算很不容易了。
江淹作品的大缺点，是个性不强。他写《杂诗三十首》．模仿汉魏以来三十家的诗体，两千七百字，品藻渊流，可以乱真。足见他功力深厚，但是个性不强；只是高级学样而已。
江淹五十四岁时候，传说一夜梦到一个“美丈夫”，自称郭璞，对他说：“吾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江淹就把五色笔还出来了，自此“江郎才尽”，就没有好作品了。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骆宾王（约六四○～约六八四），浙江义乌人。他年轻时就会写文章，尤其精干五言诗，“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唐高宗时候，“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而去。”
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他参加了，代徐敬业主持宣传与军中书檄，最有名的《讨武曌檄》，就出于他的手笔。传说武则天刚看到这篇骂她的妙文时候，满不在乎，并且还嘻嘻哈哈的，但是读到其中“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两句时，睁着眼睛说：“谁写的广左右告诉她骆宾王写的，武则天埋怨说：“宰相安得失此人！”（宰相怎么把这样的人才给丢了！）
徐敬业起兵失败后，《新唐书》说“宾王亡命，不知所之”，《旧唐书》说“伏诛”，显然是被杀了。
骆宾王死后，武则天找人寻访他的作品，找到了十卷“盛传于世”。
骆宾王任侍御史时入狱，写了《在狱咏蝉》五律一首，说“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他死后，绝没想到“表”他“心”的，竟是他的头号政敌——武则天！这位女皇帝的度量，真不简单了！
范仲淹（九八九～一○五二），字希文，江苏吴县人。两岁时死了父亲，母亲带着他改嫁姓朱的，长大之后，知道了身世，便哭着告别了母亲，不肯再姓朱了、恢复姓范。
范仲淹到戚同文的书院里读书，穷得每天煮一锅粥，粥冷冻后，就切开三块，每餐一块，在穷苦中力学不辍。二十六岁后，他中了进士，便把母亲接回来奉养，显然有归于范家的意味。
范仲淹带兵防御西夏时候，就有“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时谚，可见他威望之隆。后来做到宰相，主持“庆历变法”，遭到守旧派和保持既得利益的权贵的反对，没有成功。
范仲淹做秀才时候，就说他的志愿是“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风范，影响了当代和后代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
范仲淹爱护人才，救济贫困。他把做官的薪水，大都用来资助穷困的读书人；又筹设“义庄”，供养族中的贫户。他这种“仁人之心”，得力于他的师长戚同文的影响很大。戚同文一生不蓄私财，舍己为人，范仲淹也是如此。
欧阳修（一○○七～一○七二），字永叔，四十岁就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江西吉安人。他从小死了父亲，家里很穷，买不起纸笔，他母亲用芦草茎画在地上教他，苦学而成。二十四岁中进士，在地方和中央做官、浮沉，编过《崇文总目》、《新唐书》等学术著作。
欧阳修为人刚正，排佛老，主节义，但晚年趋于保守。王安石变法时候，他因反对而归隐，第二年就死了，活了六十六岁。
欧阳修在文章上，开宋朝的先河。他上承韩愈，主张文章要有“明道”、“致用”的功能，认为“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他笔下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举凡散文、骄文、史传、诗词，都有很高超的成就，影响到三苏父子、曾巩、王安石和后代的文风。他又敢于运用中文、扩大中文，他写《醉翁亭记》，连用二十一个“也”字，其气魄可想！文章刻石后，他要把“泉冽而酒香”改成“泉香而酒冽”，要重新刻过才罢休，其认真可想！
欧阳修还做过大使，出使契丹，契丹破格派四位贵臣陪他，以示对他的敬重。
苏轼（一○三七～一一○一），字子瞻，号东坡居上，四川眉山人。
苏轼二十一岁时候，到京中考试，他的文采震惊了主考官欧阳修，中了进士，分别在“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做官。后来因为写诗，被人以汕谤朝廷告发，给关进监狱。幸亏他的朋友范缜上书救他，宋神宗本来对他印象也好，就死里逃生，在狱四个月零十二天后，被派到湖北黄州，限制居住，不准离开。
宋神宗死后，他重回中央，做翰林学士兼侍读，起草八百道诏令，为宋哲宗讲书，大大走红。后来又被人诬告，又说他写诗汕谤，乃去杭州做官，再回中央，最后下放到广东的惠州和琼州（海南岛）。直到宋徽宗即位，才被调回。六十六岁死在常州（因为他阴历十二月十九日出生，所以实际只活了六十苏轼是中国杰出的文学家，不论诗、词、散文，他都有超人的表现，词在他手里，完成了独立的文体，不再是乐曲歌词的附丽，并且内容解放豪放，自成大家。
苏轼虽是达者，但他的思想水准只是超级文人式的，最高境界止于《赤壁赋》，并没有思想家式的细腻与深入。又掺人佛、道及民间迷信，行为上搞求雨、炼丹，境界有低段出现。他的政治观点尤其旧派，比王安石差多了，真所谓“汝唯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了。
文天祥（一二三六－一二八三），字履善，又字宋瑞，号文山，江西吉安人。他二十一岁中进士，并且得了第一名。二十四岁上书请求改革政治，没有结果。因小人贾似道当道，一度免职在家。后来又做官，做到丞相，但那十足是亡国丞相，因为宋朝已经亡国在即了。但文天祥不灰心，他说：“父母有疾，虽不可为，无不用医药之理。”所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文天祥一度被俘，逃掉后再来；又被俘，蒙古人千方百计盼他投降，答应他高官厚爵、鼓动他亲朋敦劝，但他执意不肯。他在北京牢里，被关了三年多，以正气为歌，始终不屈。最后蒙古人成全他，在鼓乐声中，把他杀在柴市，年四十六岁（实际是四十六岁）。
文天祥临刑时候，留下衣带赞，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真是千秋凛然。他死后，他的敌人忽必烈说他是“真男子”！元朝进士许有壬《文丞相传序》说：“收宋三百年养士之功者，公一人耳！”中国历史上，志士仁人慷慨赴义于先，从容就死于后，没人比文天祥表现得更伟大了。
宋濂（一三一○～一三八一），字景濂，浙江金华人。
宋濂是苦学成功的一位学者。他家里很穷，只好向别人借书来抄，手指头都冻坏了；又跑去求学，拖着破鞋，走到深山大谷，脚趾头都冻坏了。
元朝顺帝请他做翰林院编修，他不肯干，隐居在龙门山，埋头写书。十多年后，明朝太祖聘他做江南儒学提举，并做太子老师，《明史》说：“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此外宋濂又负责修《元史》。最后做到翰林学士，承旨，知制浩（替皇上写诏书），六十八岁时候退休。
不料退而不休。明大祖兴大狱，在整肃胡惟庸的事件里，扯进宋濂的长孙宋慎。于是全家被放逐到四川，走到半路，宋濂就病死了。
明朝武宗时候，追谥文宪，所以他的遗著，就叫《宋文宪集》。
宋濂是明朝初年第一大文豪，同时又是制定明朝礼乐制度的人。他被“推为开国文臣之首”，最后兔死狗烹的下场，还是免不掉的。
归有光（一五○七～一五七一），字熙甫，是明朝最会作文章的。曾讲学在嘉定的安亭江上，人称震川先生。他是江苏昆山人。
有科举的时代里，归有光一直考运不佳。他中举人时已三十五岁，但再考进士，就怎么也考不上，一直拖拖拉拉二十五年，才当了六十岁的老进士。
中了进士，他去做长兴知县。但他是“用古教化为治”的，审判官司，只训话，不判刑。一“每听讼，引妇女儿童案前，刺刺作吴语。断讫遣去，不具狱。”（张廷玉《明史》文苑传）上头说这样怎么成？要他照法律判，他不听，结果被拉下马，改做顺德通判，专管马政。明朝从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进士管马的，所以他倒媚倒得拉上马了。
到了六十五岁，他被大学士高拱、赵贞吉提拔，去编《世宗实录》，做了一年，就死了。
归有光是一个漂亮多情的人，他的散文写父子、写夫妇、写朋友、写生离死另别，都很动人。明朝从李梦阳、何景明提倡摹仿秦汉古文后，大家都学得歪七扭人变成了伪古文体，归有光的文章却没这种毛病。
袁宏道（一五六八～一六一○），湖北公安人。《明史》说他“年十六为诸生，即结社城南，为之长。闲为诗歌古文，有声里中。举万历二十年进士。归家，下帷读书，诗文主妙悟。选吴县知县，听断敏决，公庭鲜事。与士大夫谈说诗文，以风雅自命。已而解官去。起授顺天教授，历国子助教，、部主事，谢病归。久之，起故宫。寻以清望擢吏部验封主事，改文选。寻移考功员外郎，立岁终考察群吏法……。遂为定制。迁稽勋郎中，后谢病归，数月卒。”
中国近代文坛上有三个“幽灵”虽死犹生，他们的作品常常传诵人口，并且常常被赋予新的意义。他们的名字是－袁宏道、龚定盦和苏曼殊。龚定盦的精神是反抗与奔放，苏曼殊的精神是感伤与超脱，袁宏道的精神则是静观世相、发为清新隽永的幽默文学，直触性灵深处。
袁宏道的伟大与不朽就在这里，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中风华绝代的一个。他最有个性，他痛恨“依凭古人之式样，取润圣贤之余沫”的腐儒，所以他谦冲又骄做的写道：“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这是何等决绝、何等气派！
袁宏道的哥哥宗道、弟弟中道，都有才气，时称三袁。他们都反对当时摹仿秦汉的伪古文，而提倡清新的文体。这种文体，被称为公安体。
吕留良（一六二九～一六八三），字庄生，又名光轮，字用晦，号晚村，浙江崇德人。他是一个遗腹子，八岁就能作文章，十二岁就组织征书社。十六岁时候，明思宗殉国，明朝完了。十七岁到十九岁，他连年逃难。后来从事选文、卖文、家教维生。三十八岁时候，他避不应试，被革去秀才。后来他的排满思想日渐浓厚，以行医和编书做主要工作。四十五岁以后，他的夷夏之防的立论，愈来愈明确，他打着朱熹的旗号，宣传民族思想。他在南京开设书坊，出售自己编刻的书籍。五十二岁时候，清朝政府征聘天下隐士，他只好剃光头发穿上憎衣，力持不合作主义。再过三年，他就死了。
在他死后四十六年，发生了一场大文字狱。湖南人曾静以叛乱被捕，供词中提到他受了吕留良评选时文的影响，于是清廷追究死人，把吕留良“戮尸肖示”，家属杀的杀、发做奴隶的发做奴隶，他的学生也一样待遇。这一场大文字狱闹了七个省，前后将近四十年，死人无算。当然吕留良的书也被毁被禁，如今流传下来的，只是风毛麟角了。
刘献廷（一六四八－一六九五），字继庄，别号广阳子，北京人。他上了清初，在乱肚中，全力研究学术、考察山川、访问遗老忐士，生平“志在利济天下后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计”。
刘献廷在史地与音韵方面，功力尤深。《清史稿》说他：
其学主经世，自象蚌、律历、音韵、险塞、财赋、军政，以逮歧黄、释老之书，无所不究习。与梁溪顾培、衡山王夫之、南昌彭士望为师友，而复往来昆山徐乾学之门。
议论不随人后、万斯同引参《明史》馆事，顾祖禹、黄仪亦引参《一统志》事。献廷谓：“诸公考古有余，实用则未也。”
亏来他到了湖南，正欲结合同志，著书立说，竟突然死去，年仅四十八岁。
刘献廷除了博学外，思想明通、气象开廓，也是清朝少见的。他死后，王源写《刘处士墓表》，说：“生死无关于天下，不足为天下士；既为天下士，不能与古人争雄长，亦不足为千古之士。若处士者，其生其死，固世运消长所关，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数见之人也。”检查刘献廷的一生，正中如此。
郑燮（一六九三～一七六五），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十七岁中秀才，三十岁前落拓扬州，卖画度日，“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实救困贫，托名风雅。”四十岁中举人，四十四岁中进士。
郑燮三十岁前，有一个儿子，可是在“天荒食粥竟为常，惭对吾儿泪数行”的穷困下，营养不足儿子死了。他中进士后，做了山东潍县的“七品官耳”，为了救济难民，得罪了上司，丢了差使。他在潍县作《逃荒行》、《还家行》、《思归行》等诗，表达民间疾苦，都很动人。潍县人感念他，为他立了生祠（明朝的生词多是为魏忠贤等坏蛋立的，清朝的生词就不同了）。
丢官以后，郑燮住在扬州，继续卖画，“一缣一楮，海内争藏之。”他自订润例，幽默的说：
大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
凡送礼物食物，不如白银为妙，盖公之所赠，未必弟之所好也，若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恐赖帐，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
他为人的洒脱风趣，可见一斑。
全祖望（一七○五～一七五五），字谢山，一字绍衣，自署鲒埼亭长，浙江堇（右耳旁）县人。他是清朝进士，因为性格刚方，所以不容于时。他这种刚方的性格，早在十四岁时就显露出来了。他十四岁去瞻仰乡贤名宦词，看到有张杰的牌位，张杰是出卖张苍水的无耻将军，全祖望一怒就把牌位给抓下来，用锤子敲碎，丢到池子里。
全祖望终身为表扬明末志士的节烈而努力，所谓“于残明碧血，刻意表章”。用这一表章，寄托人间的正义，他访求到张苍水遗像，为顾炎武等写神道表，更服膺黄宗羲，续成黄宗羲的“宋元学案”。
刘光汉写《全祖望传》，说：
祖望虽以博学闻，然观。书具卓识，尝谓国家刑赏，非君主所得私，三代而后、人君日骄，奉“洪范”作成作福二语为圣书，而圣王兢业之心绝。又谓史臣不立节烈传，所当立传者何人！复以匡时要务，在于讲学，世道陵夷，格言不立，甚于洪水猛兽之灾，成为近儒所未发。可以看出全祖望的精神。
全祖望的著作有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汉书地理志稽疑》、《经史问答》、《句容土音》、《丙辰公车征土小录》及《鲒埼亭文集》等。他临死前已病得不能阅读，还请人代读，以便定稿。他的精神，由此可见。
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八），字子才，号简斋，别号随园老人，浙江杭州人，他二十四岁中进士，做了几处知县，成绩不错。三十八岁就辞官养母，在江宁小仓山下筑随园，世称随园先生。随园四边没有墙，任人参观，“任人来看四时花”，与人同乐。六十五岁以后，开始独游名山大川，浙江、安徽、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他都一一玩过。他在八十二岁死去，一生享尽文名、长寿和山水，无人能及。
袁枚为人，纯真性灵，放诞风流。恽敬说：“子才以巧丽宏诞之词动天下，贵游及豪富少年，乐其无检，靡然从之；其时老师宿儒与为往复，而才辨悬绝，皆为所摧败，不能出气者且数十年。”可见他气焰之高、风光之盛！他是文坛大龙头，自不消说。
因为是大龙头，他未免有相互标榜、揄扬失当之处，但他的率真，也就情见乎辞。他为亡友沈凤司扫墓，三十年如一日；别人送钱给他，请他美言，他也从不隐讳。他又喜欢收女弟子，写《红妆也爱鲁灵光》等诗；毫不在乎礼教的规定。他的人生观是“即爱诗书又好花”，他不做公卿，也不做仙佛，只做一个性情中的真人而已。
汪中（一七四三－一七九四），字容甫，江苏江都人。他七岁时死了父亲；家中很穷，夜里没有被盖，“借薪而卧”。又没钱上学，乃由母亲教他读书。后来到书店做伙计，得到方便，遍读群书，最后苦学成名，尤以骈文为清朝第一人。汪中对清朝早期的大儒，佩服顾炎武、阎若璩、梅文鼎、胡渭、惠栋、戴东原，他歌颂他们。至于和他同期的，他谁也不看在眼里，几乎一一点名批判，恃才傲物，被视为狂人。
汪中在扬州安定书院时，书院山长沈祖志夸自己的诗多好多好，在满座附和之际，汪中说你为人师表，不以经世之学启迪后进，只会以写诗自命，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何况诗又写得不好！
汪中自述说：“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学一术以自托。”可见他志趣的不凡。
汪中“性情伉直，不信释老阴阳神怪之说，又不喜宋儒性命之学，朱子之外，有举其名者，必痛诋之。……且言世多淫祀，尤为惑人心、害政事，见人邀福祠祷者，辄骂不休”。他破除迷信的火气，竟一至于此！
俞正燮（一七七五～一八四○），字理初，安徽黟县人。《清史稿》说他：
性强记，经目不忘。年二十余，北走充州谒孙星衍。
时星衍为伏生建立博士，复访求左氏后裔。正燮因作《邱明子孙姓氏论》、《左山考》，星衍多据以折衷群议，由是名大起、道光元年举人。明年，阮元主会试，士相谓曰：“理初入彀矣！”后竟落第。其经策淹博，为他考官所乙，元未之见也。房考王藻尝引为恨。又说：“正燮读书，置巨册数十，分题疏记，积岁月乃排比为文，断以己意。”他的学问，就在这种好记忆的硬功夫下，“博古通令，世罕其匹”起来。
戴醇士《习苦斋笔记》有一条记俞正燮六十岁后的可爱：
年六十矣，口所谈者皆游戏语，遇于道则行无所适，东南西北无可无不可。至人家，谈数语，辄睡于客座。问古今事，诡言不知，或晚间酒后，则原原本本，无一字遗，予所识博雅者无出其右。
俞正燮除了博古通今外，思想也极开明，他主张人权女权，“颇好为妇人出脱”。他说：“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敬礼之斯可矣。”又说：“深文以罔妇人，是无耻之论也。”这种前进的言论，在礼教下的中国，真是大胆极了！
郭嵩焘（一八一八～一八九一），字伯深，号筠仙，别号献臣，晚自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他二十九岁中进士，后来历任中央、地方官。五十八岁时，做出使英国、法国大臣。他是深知世界大势的人，但在愚昧守旧的时代里，他竟被无识的士大夫骂为媚外。《清史稿》说：
英人马加理入滇边遇害，嵩焘疏劾岑毓英，意在朝廷自罢其职，借籍外人口也。而一时士论大哗，谓嵩焘媚外。篙焘言既不用，英使威妥玛出都，邦交几裂。嵩焘又欲以身任之，上言：“交涉之方，不外理、势。势者人与我共，可者与，不可者拒。理者所以自处。势足而理直，固不可违；势不足而别无可恃，尤恃理以折。”因条列四事以进。后来他格于小人刘锡泽的事事捣乱，乃辞官回国。但是－嵩焘虽家居，然颇关心君国。朝鲜乱作，法越衅开，皆有所论列。逮马江败（一八九四），恭亲王奕訢等去位，言路持政府益亟，嵩焘独忧之。尝言：‘宋以来士夫好名，致误人家国事。托攘外美名，图不次峻擢；洎事任属，变故兴，迁就仓皇，周章失措。生心害政，莫斯为甚！”是疏传于外，时议咸斥之。及庚子（一九○○）祸作，其言始大验，而嵩焘已子十七年（九年以前）卒矣。这样一位不畏人言的先知，他的遗作，自是我们最好的营养。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集，那时候的诗，事实上是歌谣。歌谣分随口唱的“徒歌”，和随着乐器唱的“乐歌”。当时的音乐家叫乐工，他们搜集这些“徒歌”和“乐歌”，编成唱本。有三百多篇，就叫《诗》或《诗三百》。后来乐谱散失了，只剩下歌词了。
到了孔子时候，他把诗给道德化了，用来做为教条。例如“卫风”（硕人）中有“巧笑情兮，美目盼兮”，明明是写漂亮女人的，但孔子却硬扯在画画上面，还引而申之，硬扯在修养上面。孔子主张“思无邪”，这样一规范，歌谣的本来面目就被曲解了。
自从孔子给这些歌谣定下规范后，后来的人就更变本加厉了。汉朝以后，把它用“经”给供奉住，就叫《诗经》了。从此说诗的，就提出风、雅、颂、赋、比、兴所谓“六义”来发挥，本来面目就更远了。
至于说孔子删订这部书的事，也是不确实的。因为孔子八岁的时候，吴季札就到鲁国来听乐工给他歌诗了。那时的分类名目，都已经定形了，自然不是孔子所能删订的了。
屈平（前三四○～约前二七八），字原，湖北秭归人。他是楚国人。关于他的身世，疑点很多，但他最后忧国怀君，投水而死，却成了中国人的共识。每年阴历五月五日端午节，相传就是他投水的日子，大家用龙舟竟渡来救他，用粽子来祭他，都表示对这位死难人物的怀念。
司马迁曾去屈平自杀的地方，垂泪想他，为他写下了《屈原列传》，是中国最动人的一篇传记。
屈平的作品，据王逸的《楚辞章句》，有《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调九篇》、《远游》、《卜居》、《渔父》等二十五篇，是《楚辞》的精华。《楚辞》是《诗经》以来的一种新诗体，是汉朝刘向把屈平、宋玉等作品编集后定名的。
一般说屈平的作品以怨君为主题，并不尽然。细看以后，可以发现他的主题其实是一种出世主义、一种以楚巫为基调的神仙思想。这种主题本身就含有多情善感的凄凉意味，这是他自杀的人生理论。没有这种人生理论，他自然可以“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了，自然也就不必以一死来明志了。
《古诗十九首》是中国最古的五言诗。它是《诗经》《楚辞》以外最突出的古诗，是奠定六朝以后五古的基础。它是源出自汉朝文人的仿“乐府”，题材虽是民间的，手法却是文人的。这十九首诗，自然不是一人一时之作。
《古诗十九首》反映了乱世中的许多层面，许多感怀、伤时、思归、别怨，都是它的基调、这一基础的表现，虽然是征人思远、弃妇含愁、达人知命、游子怀乡，但它的共鸣，却是社会的丧乱。因此，《古诗十九首》的时代意义大于个人意义，从它言近旨远的轻怨薄怒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今无殊、异代同调的悲痛。
汉朝的乐府机关，主要在搜集民间诗歌，用来配乐。配出来的，就是“乐府”，没配的，就是“古诗”。所以“乐府”和“古诗”，只是有无配乐的分别。《古诗十九首》当年也有它的音乐性，朱乾《乐府正义》就说明“古诗十九首，古乐府也”。后代人面对这一问题。有时简直难以划分，其实也无须划分。《古诗十九首》自然是古代诗乐的精华。萧统《昭明文选》把它收入，当时就是从众多古“诗乐府中精选的，它们的优美动人，早就被有识之士看到了。
曹操（一五五～二二○），字孟德，安徽亳县人。他出身于官宦之家，“少机警，有权术，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这表示他是一个性情中人，性情中的流氓。他从流氓混迹而成英雄人物，自是他过人之处。
当汉朝黄中之乱的时候，曹操加入讨伐，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四十岁以后，他把汉献帝迎接到河南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击败吕布、袁绍、袁术等敌手，成为中国北方的强人。
汉朝未年，在未央宫里王孙残的时代，政权早就风雨飘摇了，它的命脉能够延续三十年，实在是曹操之力。曹操这种英雄，在安定中原几平海内之余，忍不住自己说：“设使国家无有孤（假若国家没有我），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复查历史，当时若没有这种人，哪里是三国鼎立，早已是三十国鼎立了。所以这种自许，不是吹牛，而是有自知之明的持平之论。
曹操的抱负是是“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词章。“他在文学上，也是有成就的作者，现存二十多首乐府歌辞，苍凉悲壮，气概万千，都是他的杰作。
蔡琰（约一七七～？），字文姬，又字昭姬，河南杞县人。她是蔡邕的第二个女儿，“博学有才辨，又妙于音律。”在才具上，很像她父亲。
蔡琰嫁给卫仲道，没有小孩，丈夫死后，就回娘家守寡。天下大乱，她被胡骑抢走，流落南匈奴十二年，做匈奴左贤王妻子，生了两个儿子。后来曹操当政，曹操怜念老朋友蔡邕惨死，又没有子嗣，女儿也流落异域，乃遣使者用金币把蔡琰赎回，嫁给董祀。
后来董祀做官犯法，判了死罪，蔡琰亲自向曹操求情。当时满朝公卿在座，曹操说：“蔡伯喈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蔡琰进来后，“蓬首徒行，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众皆为改容。”曹操同意开脱董祀，并送蔡琰“头巾履袜”，顺便问她家藏的蔡邕书稿还在不在，蔡琰说都散失了，她还背出一些。曹操想根据蔡琰的背诵，派十个人去记录下来，蔡琰说：“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书）草（书）唯命。”就这样的，蔡琰自行默写，保留了许多文献。
蔡琰感伤乱离，写悲愤诗五百四十字等，是中国苦难文学中最动人的。
曹植（一九二～二三二），字子建。因为最后封陈王（河南淮阳），又谥号思，所以被称陈思王，安微亳县人。
曹植是曹操的姨太太生的，姨太太在他五岁时扶正。他是个神童，“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他的文章写得出色，甚至曹操都怀疑“汝倩人邪”（你是请别人代写的吧）？对他极为宠爱。后来因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无节”，对他就冷落了。
在曹植二十九岁的时候，曹操死了。他的哥哥曹丕即位，对他的防范也就加深。他的侯爵，也因酒爵而一再更动，常因醉后对监视他的人无礼，而被打小报告。他处境穷困，“寄地空名而无其实，……虽有王侯之号而济于匹夫，皆思为匹夫而不能得”，以至“连遇瘠土，衣食不继”！
曹植活了四十一岁。死前四年里，曾多次上疏，写《求自试表》、《求通亲表》，希望参与政事、准许和亲人来往，但都没有下文。最后在潦倒中“形容枯悴，忧心如醉”死去，结束了与统治者有生殖器关系的一生。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诗句，虽然有名，却不像是曹植作的。
阮籍（二一○～二六三），字嗣宗，陈留尉氏（河南开封）
人。他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他自己是“竹林七贤”。
阮籍“本有济世志”，因为“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人人自危之下，阮籍就“不与世争，遂酣饮以为常”。他显然对“路人皆知”的司马家政治集团不满，因此他以整天喝酒来实行不合作主义。司马家求婚于阮家，阮籍一连大醉六十天，醉掉一切。因为阮籍有名气，司马家逼他做官，他宁愿不做大官而做小官，因为“步兵尉营人”会做好酒，他就去做了“步兵校尉”。司马家的人也一再想罗织他入罪，但他“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使人抓不到他小辫，因此得保首领以殁，活了五十四岁。阮籍的五言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是《离骚》以后的绝作。诗中写他的抱负、境界，和“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的隐痛，婉曲感人。他又写散文《大人先生传》，主张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义，更看出他的境界。
谢灵运（三八五～四三三），河南太康人。他的祖父是谢安的侄子谢玄，谢玄是东晋名将，是淝水之战的英雄。但他的父亲谢瑍，却是个笨蛋。谢灵运父亲虽是笨蛋，他自己却是神童，所以谢玄感慨说：“我乃生瑍，瑍那得生灵运！”
谢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他又“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可见在文章上和时装上，他都是顶尖儿的人物。这样一个公子哥儿，就得到一个外号，叫“谢康乐”。
谢灵运在政治上不得意，便寄情山水，他可说是中国第一山水诗家，也是中国第一大游山家。他游山，用特制的鞋，又带着大队童仆伺候，气派无比，甚至被误会是“山贼”。他又“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又“游娱宴集，以夜续昼”。在行为上的横恣，一再使统治者头痛。终于在四十九岁那年，以叛乱罪名，死于法场。
谢灵运的绝命诗是：“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诗中有情，情在言外，非常动人。
鲍照（约四一四～四六六），字明远，江苏涟江人。他出身寒门，种田起家，虽然力争上游，但是，在南北朝时代，“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阶级，是森严的，所以在政治上，他没有戏唱。在宋文帝时代，他做到中书舍人的官，宋文帝刘义隆是喜欢舞文弄墨的，“自谓人莫能及”，鲍照深怕自己的文采被皇帝嫉妒，所以故意写些“鄙言累句”，以示退步，借自污以苟全性命。人们“咸谓〔鲍〕照才尽，实不然也”。
虽然这样，鲍照还是在劫难逃。他最后出任临海王刘子顼的参军。宋明帝即位，晋安王刘子勋造反，刘子顼起兵响应。结果兵败，鲍照被乱军所杀，年约五十多岁。
五世纪刘宋一代，号称是文学盛世，盛世中最有成就的作者就是鲍照。鲍照二十岁时写的《行路难》十八首，就是空前的佳作。受了时代的矮化，鲍照是不能人尽其才的，钟嵘《诗品》说：“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正是指此。
鲍照作品中，有一部分写民间的疾苦、战乱的残酷、离乱的悲情，一股苍茫之气，最为动人。
谢朓（四六四～四九九），字玄晖，河南太康人。他的往父、父亲都是南北朝的官吏，他的母亲是宋武帝刘骏的女儿长城公主，所以他不但是贵族，也是皇族。他是谢灵运的堂侄，被称做“小谢”。李白诗中“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就是指他。又因他做过宣城大守，遂被称做“谢宣城”。
谢朓从小喜欢读书，并有声名。十九岁起历任官职，并和萧衍汀、沈约、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捶合称“竟陵八友”。谢朓一生遭遇着不少是非。齐明帝萧鸾死后，他的儿子东昏侯萧宝卷即位，荒唐无道，别人拉谢朓搞政变，他不肯，结果被反咬一口，反被诬告叛乱，下狱论死。死时十六岁。谢朓做过一件大义灭亲的事，就是检举他的丈人浔阳郡公王敬则谋反，王敬则因此被宋明帝杀掉。此事为谢朓太太所不谅解，老是想为父亲报仇，找丈夫算帐，也要大义灭亲，谢朓只好避而不见。他临刑前，为他的大义灭亲而有惭德悔意，他说：“天道其不可昧乎？吾虽不杀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王勃（六五○～六七六），字子安，山西河津人。他的祖父是“文中子”王通。他是中国第一神童，六岁就会写文章，九岁读颜师古《汉书》注，认为错处颇多，就写了《指瑕》十卷批评它。十四岁时候，就被唐高宗得知，封他做“朝散郎”的官，再被沛王聘为王府修撰。
王勃在王府中看贵族们斗鸡，写了一篇《檄英王鸡文》的游戏文章，被唐高宗看到了，认为“据此是构煽之渐”，认为他挑拨皇亲国戚，就把他赶到四川去，他的父亲也因为教子无方，贬为交趾令。不料却因此种下王勃的死因。他渡海去看父亲，掉在水里，竟“惊悸而死”，年二十八岁。
王勃遭遇过一次牢狱之灾。一个官奴叫曹达的，犯了罪，躲在王勃家里，王勃一开始把他窝藏下来，后为怕惹出麻烦，就偷着把曹达杀了。不久事发，他以私自杀人的罪，也要处死。正好碰到大赦，才得死里逃生。
《唐诗纪事》说王勃写文章，“先墨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书之，初不加点，时谓腹稿。”这也是一奇迹。
陈子昂（六六一～七○二），字伯玉，四川射洪人。他是富家子弟，年轻时任侠使气，不务正业。十八岁时候，谢绝门客，发愤向学，几年之间，就成绩惊人。他写了《感遇诗》三十八首，被行家惊为“此子必为海内文宗”！
陈子昂二十四岁中进士，一再上书，得到武则天的重视。因有知遇之感，三十岁时候，他写《大周受命颂表》、《大周受命颂四章》，对武则天歌功颂德，后来升到右拾遗。
陈子昂三十四岁时候，因逆党案被构陷，入狱一年，出狱后仍任右拾遗官。后来两度从军，出入边塞。三十八岁因父亲老了，辞官回乡。射洪县令段简打陈家主意，“乃附会文法，将欲害之。”陈家送了二十万红包，还是不行，最后死在监狱里，年四十二岁。陈子昂的死，骨子里是武三思假手地方官的政治迫害，是黑暗政治下的一场冤狱。
陈子昂的作品，主张上追汉魏风骨、贬抑齐梁浮艳，所以，“起八代之衰”的第一人，实在是他，不是韩愈。韩愈自己也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就是指此。
王维（七○一～七六一），字摩诸，山西永济人。他生的时候，佛教已极盛行，他深受影响，例如他的名与字连在一起，就是“维摩诘”，正好是释迦牟尼时代大居士维摩诘的名字。
王维“九岁知属辞”，是神童。二十一岁中进士。他少年得志，但在中年以后，出了一件事，在安史之乱时，他曾被俘，虽然装病，但仍受到安禄山的礼遇，软禁在庙里，做了“伪官”。那时他五十四岁，写《凝碧池诗》表示悲愤。乱平后，在制裁陷贼官吏的时候，他凭这首诗，获得减刑，最后还官拜尚书右丞（内阁书记长）。虽然这样，在精神上，他仍然以“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为憾，一直难以释怀。
晚年的王维，寄情禅悦与山水，他买下宋之间的别墅，整天焚香、饭僧、弹琴、赋诗。他的妻子早逝，他一连过了三十年的单身生活。六十一岁时候，在写了几封诀别信后，从容死去，他被称为“诗佛”。
王维除了写诗外，也常作画，苏轼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的诗以写自然最出色，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有名的田园诗人。
李白（七○一～七六二），字大自，号青莲居士，甘肃天水人。出身富商之家，五岁移居四川。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是个“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的神重。二十六岁离家远游，五湖四海，见闻颇多。四十二岁后，觅到唐玄宗，得到“翰林供奉”（起草文书）的差使，以写诗得到赏识。后来，在安史之乱中，跟错了永王璘，五十六岁那年，以涉嫌叛乱，判死刑。经过朋友奔走，改为流放边区，中途遇赦。后来想从军报国，因病未能如愿，“天夺壮士心”，于六十二岁死去。
李白的一生，大体和唐玄宗时代同期，从他一生中第一首诗《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到最后一首《临路歌》，写诗写了四十年。李白的诗，气魄博大、感情充沛、天才横溢。杜甫称赞说：
“落笔惊风雨，诗成位鬼神”，当然是说得玄了，不过诗写得前无古人，的确不假。
李白的诗中，有许多“一醉累月轻王侯”的反抗，他说“安能摧眉析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可见在他的内心深处，是要冲决网罗的。他写“田家秋作苦，邻女夜春寒”等诗，代中国人民发出他们的苦难之声、风雨之声，也都是这一反抗的延续。
杜甫（七一二～七七○），字子美，因住地被称为少陵、杜陵，因官职被称为拾遗、工部，河南巩县人。他出身唐朝官宦之家，七岁就能写诗。二十岁离家云游，三十五岁到京城做小官，四十四岁碰到安史之乱，饥饿中饱尝流离之苦，吃过草根树皮。晚年带着家小，投靠亲戚，定居在四川成都。五十八岁死去，传说饿死在破庙里。
杜甫年轻时候，“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想要得君行道。结果流离失道，遂用他那如有神的笔触，写尽了中国人民的苦难。
杜甫四十岁后作《兵车行》写统治者的穷兵；《丽人行》写统治者的骄奢；《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写他活活饿死的小儿子；《北征》写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前出塞》、《后出塞》、《二叹》（夏日叹、夏夜叹）写政治的腐化、人民的痛苦，都是千古绝作。
杜甫的遗诗现存一千四百五十六首。论者以他的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年之泪”，真是不虚。
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原籍山西太原，后迁居下邽，变成了陕西渭南人。
白居易出身贫贱，“少年时家适在贫贱中”。但十六岁时就以写诗出名，二十九岁中进士，在地方和朝中做官。四十四岁被贬一次，又在地方和朝中做官，做到七十二岁，才得退休。
白居易认为诗不是“嘲风雪、弄花草”的，诗该“救济人病，稗补时阙”的。他曾编《讽谕集》，收诗一百七十二首，批评时政，他要求统治者“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结果诗一发表，“权豪贵近者相目色变，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
白居易是唐朝创作最丰富的诗人，写诗三千首。他限定诗要能“老妪能解”（老太太都能听得懂），他的诗，当时流传各地，很受欢迎。有的妓女甚至以会背《长恨歌》而增加身价。他“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见到有题他诗的、背他诗的各阶层人士。白居易的受人欢迎，由此可见。
李贺（七九○～八一六），字长吉，河南昌谷（河南宜阳）
人。他是没落王孙出身，是个神童，七岁就因能写作而“名动京师”，韩愈、皇甫提等名家不相信，到他家去测验，果然名不虚传。
李贺写作的情况是：
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他人牵合程课者。及暮归，足成之。非大醉、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见所书多，即怒曰：“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
可见他是从动态的事件中找灵感的。
李贺的父亲叫李晋肃，因为“晋肃”两字和“进士”两字声音很近,李贺为了避讳,就不得考进士了.韩愈特别写了一篇“讳辨”来为他说话，但他终于绝缘于名场。后来在家乡隐居，二十七岁时死去。时死前删定所作诗二百三十三首，流传至今。
李白被称为诗的仙才，李贺被称为诗的鬼才。他的作品，险怪神秘，造境瑰奇，在中国诗史中，自成特殊的地位。
杜牧（八○三～八五三），字牧之，陕西西安人。他是杜预、杜佑的后人，“一门朱紫，世代公卿。”
杜牧生当“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乱世，二十六岁中进士，然后做官，直到五十一岁死去。由于他以“直道事人”做座右铭，在官场上，并不得意，所以，他的许多立功的抱负，也就以立言行之了。
杜牧曾注曹操所定《孙武》十三篇，这是他在军事方面的著作；曾写《罪言》，这是他在政治方面的著作。他的一生诗文，多在他死前自己烧掉，损失十之七八。现存的作品，就是焚后的劫遗。
杜牧诗中的特色之一是：他对统治阶级的豪奢误国，颇有讽刺的纪录，像他写“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等诗，写“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等诗，都能以极高的技巧。写出人间的万象。
杜牧诗中的另一特色是他对女人的态度，他有“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纪录，也有“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惜芳姿”的感怀，这是他浪漫的一面。
李商隐（八一二～八五八），字义山，号玉溪生，河南沁阳人。他出生在没落的贵族之家，幼年丧父，生活很苦。十六岁时候，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做了幕僚。二十五岁中进士。但是因他讨了令狐家政敌王家的女儿做老婆，为令狐家所不谅，被打入败部。他在党争夹缝中，左右不逢源、里外不是人，最后潦倒而死，年四十六岁。
李商隐的诗，一开始是学别人，有的学汉魏、有的学齐梁、有的学杜甫、有的学韩愈。他做诗时把参考书摊成一大堆，像水獭吃鱼陈列如祭品一般，叫“獭祭鱼”。后来他写得精了，就自成一家。李商隐的诗的特色是用典含蓄，寄托深远，每个字都有神秘兮兮的来历。他的诗，许多都和女人有关：他写恋情、写妓女、写尼姑、写宫娥，都是绝作。有人说“商隐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是不对的。在李商隐的诗中，有很多忧国忧民之作。如他写宦官的作恶、写藩镇的跋扈、写“存者背面啼”的农民、写“夜猎随田窦”的贵族，都是显例。
韦庄（约八三六～九一○），字端己，京兆杜陵（陕西杜陵）人。他生在唐末，出身穷困，养成他爱惜物力的习惯，以致要“数米而炊，称薪而爨”。他的八岁儿子死了，他的太太给穿上“时服”，韦庄却把衣服从死尸上脱下来，裹上草席，下葬后草席也收回来。他是爱儿子的，一想起来就“呜咽不自胜”，但他穷怕了，以致以小气出名。
韦庄去长安应考，赶上黄巢之乱，身陷重围，他把苦难流离情形，写成一千六百字的《秦妇吟》，足与《孔雀东南飞》媲美。
韦庄四十四岁中进士，唐昭宗派他奉使入蜀，被地方统治者王建留住，霸占了他心爱的女人。韦庄写词怀念她，她辗转得知，乃绝食而死。
韦庄虽因帮助王建开国（五代的前蜀），做了大官，但是身经丧乱，目极兴衰，以致忧谗畏讥，他遗命在他文集里，不要收进《秦妇吟》，从此《秦妇吟》就失传了。直到一千年后，在敦煌石室中，被伯希和发现抄本，才得重现于世。所以韦庄的遗集里，自应补入这篇杰作。
李清照（一○八四－约一一五一），自号易安居士，山东历城（济南市）人。书香世家，她十八岁嫁给赵明诚，夫妻两人，对文学、金石、书画，都志同道合，一起研究。她是宋朝最有名的女作家，有文采、有学问，但是因为是女人，又才气太露（晏殊、欧阳修、晏几道、柳永、苏轼、秦观、黄庭坚、贺铸等名家都被她批评过），所以被当时许多人嫉忌，硬给她造谣，说她在丈夫赵明诚死后改嫁张汝舟了；改嫁后又所遇非人，告到官里去，又判决离婚了。
另一个硬给她造谣的原因是政治的，吴衡照在《莲子居词话》里说：““岂有就木这龄已过，隳城之泪方深，顾为此不得已之为，如汉文姬故事？意必当时嫉〔哲宗〕元祐君子者攻之不已，而及其后〔人〕；而文叔之女（她的父亲李格非字文叔）多才，尤适供谣诼之喙，致使世家帷薄，百世而下，蒙垢抱诬，可慨也已！”就正道破了这一点。
李清照这件事，牵涉到的已经不止一个历史真相的问题，它还牵涉到一个道义的和观念的问题：一个女人，再嫁也好，守寡也罢，都是她个人的私事，别人没有用泛道德的字眼乱骂的权利，更不可造谣。再嫁并没有什么不得了，可是没再嫁却硬说她再嫁，这就太不对了。但是，在不合理的社会风气下，竟有无聊男子如此造谣，并且一传再传，这就真太可恶了。
陆游（一一二五～一二一○），字务观，号放翁，浙江绍兴人。他出身于仕宦之家，北宋亡国时候，他才两岁。陆游十二岁时候，就会做诗文。二十九岁应考，因为列名丞相秦桧的孙子之前，为当局所忌，一直吃不开。宋孝宗即位后，才开始赐进士出身，在官场或起或伏。后来派去修国史，直到八十岁才退下来，八十五岁去世。
陆游是最有名的忧国诗人，可是一辈子的际遇，只限于“以口击贼”而已。他口中“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只是“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境界，他是不能进一步施展的。对政治，陆游用诗来讥评不已，他说：
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
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亦无人。可见他内心的愤恨。直到八十四岁时候，他还写下“身为野老已无责，路有流民终动心”的诗句，总认为一息尚存，虽然老去，还是不能坐视。他最后的绝笔是嘱咐儿子，在国土重光时，别忘了家祭告诉他，这种老人情怀总是诗的精神，真是一路到底了。
辛弃疾（一一四○～一二○七），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人。他的父亲辛文郁，大概去世得很早，他的祖父辛赞，在金人到来、宋室南渡的时候，因为家中人口众多，不能脱身，就做了“遗民”。辛弃疾出生在沦陷区里，也做了“遗民”。那时候，北方已经沦陷十多年了。
在辛弃疾长大以后，他的祖父要他准备地下活动，两次到燕京去观察形势，还没成功，祖父就死了。辛弃疾二十一岁，起义抗金，不久转到南方，看到朝廷腐败，不肯抗战，很是悲愤。但他并不灰心，仍旧做救国工作。可是四十年间，他的生命，大部分都不为时用，用也不得尽其才，最后“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竟以爱国词人终老田园，死时六十八岁。
辛弃疾留下的词有六百首。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说：
“稼轩不平之鸣，随处辄发，有英雄语，无学问语，故往往锋颖太露。然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无怪流传之广且久也！”在所有论断中，这几句话最能写出辛弃疾。
黄遵宪（一八四八～一九○五），字公度，别署东海黄公，广东梅县人。他是清朝举人，何如璋做首任驻日本公使，请他去做参赞，由于他博学多才，很得日本朝野景仰。他是有心人，中年苦学日文，然后写下一部大书－《日本国志》；提醒中国人注意日本。可是大家不注意，直到五年以后甲午之战失败，大家才注意到这位先知。梁启超说如果中国朝野早就注意这部书，甲午之战也许可以避免了。
黄遵宪后来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再任湖南按察使。戊戌政变后，传说他窝藏康梁，以致家里被搜。自是杜门不出，专事著作，一直到死。黄遵宪去过英、美、日本、南洋，思路新奇，眼界开阔。他能以各种新词汇、新体裁写诗，他主张：“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主张：“各人有面目，正不必与古人相同。”主张：“吾今所遇之时、所历之境、所思之人、所发之思，不先不后，而我在焉。前望古人，后望来者，无得与吾争之者，而我顾其情，舍人从我，何其无志也！……则今宪所为，皆宪之诗也！”这种气魄，实际是一种大丈夫行径，最值得我们景仰。
朱彝尊（一六二九～一七○九），字锡鬯，浙江秀水人。他天资极高，“书经目不遗”。年轻时四处云游，“所至丛祠荒冢、破炉残碣之文，莫不搜剔考证，与史传参校同异。”后来被选修《明史》，清圣祖康熙皇帝题匾“研经博物”送他，文名极大。他的著作有《曝书亭集》、《经义考》、《日下旧闻》、《欧阳子五代史注》、《瀛洲道古录》、《明诗综》等。
《明诗综》中附有诗话，散见各卷。姚柳依特别摘出来，成为《静志居诗话》，也就是《竹垞诗话》。
诗话在中国古书中，是特有的一种体裁，从《唐音癸签》、《唐诗纪事》等以来，历朝不断。吴景旭有《历代诗话》内容最多，但是不精。朱彝尊这部诗话，虽然只限明代，但是写得最精，自是诗话中的范本。
这书对明朝自开国的太祖到亡国的庄烈帝二百六十八年间的人物及创作，都有各别的详细记载。全书分为帝王、宗潢、宫掖、荣章、臣士、闺门、中涓、释子、羽士、女冠、尼教坊、外臣、土司、属国、旡名子、杂流、神鬼、谣谚等十九部，内容相当的充实。
王国维（一八七七～一九二七），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他的祖籍是河南开封，远祖王禀，在北宋亡国前守山西太原，城陷死节。王禀的孙子随宋高宗南渡，就变成浙江人。
王国维从小是读古书的，到了十八岁，才知道古书以外，还有西方的新学问。二十二岁起学外国文，二十五岁留学日本。三十六岁以前，他的治学主力在西洋哲学（他是最早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到中国来的人）和中国词曲（他的名著是《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他提升了中国平民文学的地位）。此后主力转向古史与古文字学。
王国维二十三岁时候，甲骨文出土于河南，首先把这些三四千年前支离破碎的骨头片，和中国古代历史结合起来，做出完美而惊人解释的，就是王国维。因此，王国维对中国学术的贡献，是空前的。他在思想上、文学上、史学上、古文字学上、古器物学上、古地理学上，都有开山之功，史外求史，发前人所未发，“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中国学者中，像他那样有博大精深成绩的，真是“古之所无，今之罕有”了。
徐渭（一五二一～一五九三），字文长，号青藤，别署天池山人、田水月，浙江绍兴人。他只是明朝的秀才，但是他文思敏捷，以才气被浙江巡抚胡宗宪赏识。《明史》说：
渭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借宗宪势，颇横。及宗宪下狱，渭惧祸，遂发狂，引巨锥剚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已，又击杀继妻，论死系狱，里人张元件力救得免。徐文长用锥子扎自己耳朵，是四十五岁的事。第二年就杀了老婆，此后一直在狱。四十八岁母亲死了，他出来办好丧事，再回去坐牢，五十三岁才出狱。袁宏道《徐文长传》说他：
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来与仗；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囵。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
这样一个天才人物，竟“数奇不已”（命运总是不好），一辈子坏命，真太令人同情了。
薛福成（一八三八－一八九四），字叔耘，江苏无锡人。他从二十六岁起，就追随曾国藩，很得信任。五十一岁起，任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清史稿》说他：
任使事数年，恒惓惓于保商，疏请除旧禁，广招徕。
其争设南洋各岛领事官，尤持正义，英人终亦从之。又以英、法教案牵涉既广，条列治木治标机宜甚悉。其将归也，复撮举见闻上疏以陈，大恉谓宜厉人才、整戎备、浚利源、重使职；为弃短集长之策。……归，至上海病卒，优诏赐恤。卒后半载，而中、英订附款，致将福成收回各地割弃泰半，论者惜之。可见薛福成在晚清外交上的努力。
《清史稿》又说他“好为古丈辞，演迆平易，曲尽事理，尤长于论事记载”。他的著作，有《庸盦文编》四卷、《庸盦文续编》二卷、《庸盦文外编》四卷、《庸盦海外文编》四卷、《筹洋刍议》一卷、《浙东筹防录》四卷、《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牍》十卷、《出使日记》六卷、《出使日记续刻》十卷、《庸盦笔记》六卷。这些著作，对晚清朝野的内幕、对中外早期交涉的实情，记录最多，也最珍贵，自然是研究近代中国和中外关系的最好史料。
中国古代只有歌舞，歌舞中有戏的，开始于唐朝的参军戏。参军戏只有主角一人，配角一人，扮演滑稽问答。到了宋朝，进化为杂剧。到了元朝，再进化为复杂的杂剧。虽然复杂，但充满生气与成长，其中以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四大家最有代表性。关汉卿的名作，结构与题材最好的是《窦娥冤》，是根据《汉书》、《搜神记》的故事，写出的一个孝妇的大悲剧。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在欧洲有了译本。他写的《救风尘》，写妓女争取自由的技巧，虚虚实实，生动无比。此外，他的《玉镜台》和《切绘旦》，又富有喜剧性。在技巧上，多能在最后掌握高潮，这是他高段的地方。白朴的招牌名作是《秋夜梧桐雨》，写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又有《墙头马上》，写公子佳人的情史。马致远的名作有道教的故事背景，像《黄粱梦》、《岳阳楼》、《任风子》都是，他的《汉宫秋》写昭君出塞，也很拉风。郑光祖是“名香天下，声振闺阁”的名家，他的《倩女离魂》、《刍（亻旁）梅香》，也都是动人的戏剧。
汤显祖（一五五○～一六一七），字义仍，号若士、海若，别署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他是明朝进士，在中央做官，因为上疏抨击朝政，被贬到广东，后来到浙江做县太爷。四十八岁后，辞官隐居，专事写作。他写有《临川四梦》，就是《紫钗记》、《还魂记》（即《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开创了明代传奇的黄金时代。
中国文学从古代起，就分为两太子流：一是民间的；一是文人的，这两者来源不同。例如上古的民间文学是“风”，文人文学则是“雅”和“颂”；又如中古的民间文学是汉魏六朝唐的乐府；文人文学则是汉魏六朝唐的诗赋；再如近古的民间文学是宋词元曲，文人文学则是呆板的诗文。这两大干流，分野都很明白。但是，分野尽管分野，常常经过若干时间，两者又有合流的倾向。例如汉魏的民间文学－乐府，到六朝以后，文人却个个都好拟古乐府，于是乐府便发生合流的现象；又如元朝的民间文学－曲，到明清以后，文人却个个都好作传奇，于是曲便发生合流的现象。汤显祖的作品，是这种合流中最成功的，值得我们特别欣赏。
孔尚任（一六四八～一七一八），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子。他年轻时候，在石门山中读书，博学多才，精通音律。清朝康熙皇帝“南巡北归”时，到曲阜祭孔，三十六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负责讲解《论语》等书和文庙车服礼器，得到国子监博士头衔。后来他出差在外，结识了冒辟疆等“遗民”，使他对明末清初的遗文逸史感慨颇多，就以之为主题，完成了《桃花扇》。
《桃花扇》共人有四十出，是中国有史以来，结构最好的历史剧。全剧以明朝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故事为经，以明朝亡国的大小事件为纬，举凡政治腐败、军事黑暗、党派争斗、贵族糜烂，种种情节，都波澜纸上，要人从“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告诉人一个政权，一旦“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不私，焉得不亡？”
《桃花扇》的写作，达十年以上，一六九九年问世，次年孔尚任就丢官了。
施耐庵（约一二九六～约一三七○），他的身世已不可考，只知道是元朝赐进士出身，在浙江杭州做过官，因为和上司不合，就弃官回家，专门著书了。
《水浒传》相沿是施耐庵作的，事实上，它是以宋江三十六人的真人真事为基础，长时间累积起来的。早在南宋时候，就有了《花和尚》、《武行者》、《青面碧》等话本。到了宋末元初，施耐庵把这些扩大的材料，做了总整理（又说罗贯中也整理过），最后成为一大名著。
《水浒传》写一百零八个侠盗，他们大都是官逼民反出身，也有路见不平出身，这些人性格突出、作风明快，给人印象深刻、令人同情，是一百零八个罗宾汉的中国版。
《水浒传》是最好的抗议文学，它的基调是被压迫的人要反抗不合理的统治，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最后由英雄好汉替天行道。它显然是一部阳刚的正义之作。
《水浒传》是从个人的或小股的反抗开始，然后合流成山头聚义。结构不凡，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
罗本（约一三三○～约一四○○），字贯中，以字行，号湖海山人，山东东平人。他是明朝第一小说家，写过五种小说。传说他是施耐庵的学生，所以《水浒传》的完成，他也有份。
《三国演义》在承前方面，它汇合了中国民间的三国故事，加以集大成。中国民间流传三国故事，远自唐朝就有纪录，李商隐诗中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话，直到元朝，《斩吕布》、《哭周瑜》等杂剧，一直层出不穷。这些故事，经这部奇书草船借箭，终于一统了所有流传，成为定本。在启后方面，《三国演义》的文学性，造成改变历史的离奇效果。《三国演义》有许多许多与事实不合的地方，例如诸葛亮并没烧新野、借东风或演空城计；关羽并没诛文丑、杀蔡阳、过五关斩六将；刘备并没一开始就重用孔明；孔明并没三气周瑜；庞统并没献连环计、也没死于落凤坡；曹操并没追关羽；张飞并没战马超；黄盖并没用苦肉计；黄忠并没死于征吴；陆逊并没因八阵图受困。
《三国演义》虽与历史不全符合，但在思想上、信仰上、教育上、文字上，却在中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光一位关老爷，就把一切通吃，这书的作用，由此大开。
吴承恩（一五○○～一五八二），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江苏淮安人。为人“性敏而多慧，……复善谐谑。”做过明朝小官，“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
《西游记》相沿是吴承恩做的，事实上，它是以玄奘取经的真人真事为基础，长时间累积起来的。早在南宋时候，就有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朝时候，就有了《西游记平话》、《唐三藏西天取经》等作品，吴承恩把这些材料作为底本，在他生命的晚年，完成了这部中国第一神怪小说。
《西游记》以四个鬼使神差的人兽为主角，写他们在千劫百难中追求目标，有幽默、有讽刺、有热情、有反抗，它在描写入的伪善与可爱方面，是千古奇书。
《西游记》中的最大特色是写孙悟空的言行，孙悟空最后被封为“斗战胜佛”，他的言行，的确代表了积极人生的一面。他机灵而机警、好动而好斗、心地善良、出口幽默，为了理想，他被下狱、被念紧箍咒、被战友误会成“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人”。但他最后还是忠心而识大体，帮助了别人，完成了自己。他真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拟人化的猴子！
《东周列国志》是明朝余邵鱼原作、冯梦龙改订的一部八十万字巨著，包括了中国早期的重要史实与典故，我们习惯上用的什么“管鲍之交”、什么“弦高犒师”、什么“退避三舍”、什么“食指大动”、什么“大义灭亲”、什么“奇货可居”、什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等等，都可在这部一百零八回的名著里，找到来龙和去脉。
《东周列国志》使所有秦朝以前的古人古事都一一亮相：褒姒的笑、管仲的智、齐桓的信、曹沫的无赖、晏蛾儿的愚忠。介子推的清高、晏子的识大体、伍子肯的鞭尸、苏秦的合纵、蔺相如的完壁归赵，……都包罗无遗。他们的存亡觉梦，都可以胜数；看了这些存亡觉梦，我们可以上会古人，然后引古证今，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
《东周列国志》虽然因为太迁就历史性，以致文学性不高，但它把头绪纷乱的历史做了清晰的处理，可读性极高。此书在基本观念上有许多可称道的，比如它反对愚忠，认为为昏君而死“不得为忠臣之大节”，就是它的高明处。
吴敬梓（一七○一～一七五四），字敏轩，也字文木，安徽全椒人。他生于书香世家，“科第累世弗绝”，自己也是秀才。到他成年后，他“性耽挥霍”，“闲逸自恣”，能花钱也能助人，把已经中衰的家产，全给折腾光了。他的行为，竟使“乡里传为子弟戒”！
三十三岁后，他搬到南京，在冬天时候，无酒无食，也没御寒的衣服，他就绕着城堞走几十里，夜夜如是，谓之“暖足”。四十岁后，他把一生所见的世态与万象，写成了《儒林外史》。五十四岁时候，客死扬州。他生前喜欢杜牧“人生只合扬州死”的诗句，他真的以身成谶，这样死了。
《儒林外史》是以知识分子为基线的伟大小说，它用悲悯的笔法写社会黑暗，骂而不温、讽而不虐、悲伤中有趣味、轻快里有哀愁，是千古奇书。
《儒林外史》写考试制度的流弊，写它的害人；又写旧礼教的罪恶，写它的杀人；它又写侠客、写盐商、写家奴、写妓女，一一用活的语言平铺直叙，都真切自然。虽然这书的结构，并不高明。
曹霑（约一七一九～一七六三），字雪芹，也字芹圃，号梦阮。他是满洲旗人，属正白旗汉军。三代祖孙四人，做了五十八年的江宁（南京）织造官，这官管皇家采买的职务，是很肥的。康熙皇帝下江南，有五次都住他家。后来祖父因亏空被追赔，家道中落，到了曹霑成年以后，已经是“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地步了。那时曹霑住在北京西郊，已经是贫民阶级了。
曹霑一生亲历人世的兴亡衰谢，抚今追昔，“燕市狂歌悲遇合，秦淮残梦忆繁华”，写了长篇小说《红楼梦》。这书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作品，写了八十回，并没写完，他就死了。后来高鹗续作四十回，就成了今天流行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
《红楼梦》写豪门望族的浮沉与兴衰、写旧社会下个人的矛盾挣扎、写叛逆性格的悲剧、写礼教功名的无聊，都生动细致，无与伦比，是中国第一血泪之作。
《红楼梦》攻击道学与八股，说：“还提什么念书？我最讨厌这些道学话。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它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这种攻击，真是情见乎辞了！
刘鹗（一八五七～一九○九），字铁云，江苏丹徒人。少年时候“放旷不守绳墨，而不废读书”，在医卜星算方面，成绩都不错。他卖烟草。开书店、做医生，经历很多，不是书呆子。
一八八八年，他三十二岁时候，黄河在河南决堤。他跑去见河督吴大澄，志愿投效，并提出计划。吴大澄很赏识，请他去做，他就亲自在污泥里督工，“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很得工人的爱戴。后来他写了《治河七说》、《黄河变迁图考》、《勾股天元草》、《弧角三术》等实用的书；又写了《铁云藏龟》、《铁云藏印》、《铁云藏陶》、《铁云泥封》等学艺的书。
刘鹗的进步与救世思想，使他做了两件好事：一件是请开山西的矿，一件是贱买太仓的米来赈济北京难民。这两件好事，却因为环境的黑暗伪善，使他一方面背了“汉奸”之名，一方面得了充军之罪，－他被流放到新疆，五十三岁那年中风，死在风中的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编者）。
《老残游记》是刘鹗戳破黑暗与伪善的伟大小说，是他四十八岁到五十一岁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