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蹄子文玩:农民总理陈永贵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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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和群众在一起

  我的母亲李虎妮是父亲的结发妻子。她是个勤快人,常常早上不到5点钟就起床,先出去割草,然后回来做饭。她会当家,很爱干净,屋里屋外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她待人接物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平时乐于帮助别人,不是盛两升白面给这家病人,盛一碗小米给那家坐月子的送去,就是把粮食送给孩子多、粮食不够吃的村民,而自家却总是糠面玉米面掺着吃,有时还用瓜菜充饥。母亲为人厚道,从没和人拌过嘴,在村里人缘极好。

  母亲是村里惟一的一名接生员。有人生孩子,母亲虽然病了,可她还是挣扎着起来帮助接生。接生后,主家总要请吃一顿饭,扯一尺红布,可她不但饭不吃,布不要,而且还给产妇带上半斤红糖补身子。贾寿元媳妇刚出生的婴儿有生命危险,她毫不犹豫地对婴儿做开了人工呼吸,救了这个婴儿。人们提起她来赞不绝口。

  由于表现突出,她成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中国妇女》杂志还专门发表了《大寨女社员李虎妮》一文,表扬了她的先进事迹。

  父母二人非常恩爱。父亲是村里的积极分子,常常有一群人到家来谈论事情,母亲十分理解和支持,在一旁忙里忙外地招呼着。大家谈论时,忙活了半天的母亲打起了瞌睡,父亲发现了,没有叫醒她,朝着她努一努嘴示意让大家看,大家会心一笑,谈论的声音于是小了下来。父亲在家里,家务事能做就做。只要他一有空,总是对母亲说:“你平时忙,让我来做饭吧!”后来,生活好起来以后,父亲更是喜欢做上几道拿手的家常饭,端到母亲手里给她吃。邻居见了羡慕不已,夸他几句,他哈哈大笑,说:“你们也向我学习嘛!”

  父亲事事上心,不仅把家里家外都安排得好好的,而且很会打理和照顾自己。他喜欢穿白底布鞋,戴白毛巾。下地劳动回来,他第一件事就是拿起小笤帚扫衣服。说来也怪,他抽旱烟,衣服上却没有烟味。虽说穿着朴素,可他爱干净,每天都要换洗一遍。他自己洗衣服,从不用人帮忙。母亲在一边感叹地说:“衣服没味,白领子也不脏,白鞋边也不黑。俗话说:贵人鞋子上不落灰。你是贵人啊!”

  由于父亲从小走路多,又经常赤脚下地,脚上有很厚的茧子,脚指甲是双层的,所以硬得只能拿剪刀才能剪得动,每次剪脚指甲都得费些力气。洗脚时,母亲蹲下想帮他剪,他说:“不用,我自己来,你也忙了一天了。”母亲怜惜地看着他,笑着说:“你什么都与众不同,连脚指甲也跟别人长得不一样。”

  母亲从头到尾支持他,理解他。我小时候脖子上戴着一个银锁环,这是家里惟一值钱的东西。大炼钢铁那年,父亲不由分说交了公,贤惠、忍让的母亲“唉”了一声,也没说什么。他哪天发了脾气,母亲总是主动帮他去调解,跟村里人讲:“你要犯了不是,千万不要跟着他的脾气走,想办法补救才能压下他的火气。”

  村里建起了饲养场,这活儿又脏又累,父亲让她去为村里喂猪、喂鸡、养兔。对于这些,她从无怨言。有一天,有几只鸡不知什么原因死掉了。她急得吃不下,睡不着。父亲安慰她:“没关系,死就死吧,这是天灾人祸,谁也挡不住。再说,咱们这里气候不适应。”母亲嗔怪说:“你这人也少有,什么时候都看得开。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跟你一说,什么都想开了。”他们夫妻二人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共同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有一天,父亲和井沟村党支部书记赵银泉一起出席省劳模会。赵银泉跟他说起了家里的事,他家已经生了两个女孩,这次老婆又临产了,只盼望生个男孩子,如果还是个女孩就不想要了。父亲想起母亲常念叨着跟前没有个女儿,就开玩笑地对他说:“如果再生个女孩,给了我吧!”本以为是闲唠家常,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赵银泉果真把刚满月的女孩带到我家里。母亲高兴地接过孩子,抱在怀中,叫我到供销社买回来奶瓶和奶粉,一口一口地喂她。父亲则取出平时舍不得喝的二锅头酒,又炒了鸡蛋款待赵银泉,笑嘻嘻地问他:“你老婆同意?”赵银泉回答道:“闺女来你家享福,她能不愿意?”两人一边说着一边对酌饮酒,母亲则摇着、哄着女孩,给她取名叫明花。母亲对女儿比亲生的还亲,长大些后,她常在母亲面前撒娇,谁也看不出是抱来的闺女。

  记得夏天是我最快乐的季节。父亲虽节省,可是买西瓜却舍得,他常说:“伏天吃好西瓜,一年都不会生病。”他很会挑瓜,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又沙又甜的西瓜,真是其乐融融……没想到好景不长,母亲积劳成疾,患了癌症。父亲拿出所有的积蓄带她到北京医院看病。看着被病痛折磨着的母亲,每一分钟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可她还在坚强地挺着。父亲心疼地对她说:“我怎么样能替了你啊!”母亲每次疼痛难忍,就叫父亲读《中国妇女》杂志中表扬她先进事迹的那篇文章。她一边静静地听着,一边柔柔地看着父亲,病痛似乎就可以减轻些。

  临终时,母亲对父亲说:“我先走了,到那边为咱们收拾房子去。”她嘱咐着父亲,“我告诉你,你一定再找一个啊,要不老了可没人照顾你了。”父亲哽咽着,拉着母亲的手怜惜地说:“唉,说你小嘛,都当上奶奶了;说你老嘛,你才39岁……”

  1965年,我最爱的母亲,没等到儿孙们长大成人尽些孝道,就带着遗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父亲告别了随他度过25年人生最艰苦时期的妻子,一向坚毅刚强的他脸上挂满了泪珠。

  母亲是父亲和我最为敬重的一个人,也是最为怀念的一个人。记得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你妈这一走,我的生活不好过,她的东西她的房间都原封不动保留在那里。我老在想她,想起从前的日子。这些年你跟我受苦了,以后生活无论多么苦,也要坚持下去。”

  父亲为了孩子不想再找老伴,一人里里外外操劳着,两手粗糙还开了裂,我心疼父亲,到县里上班挣了钱后,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买了双手套。那天正刮着大风,我把手套塞到他手里,说:“爹,你不容易。”等我再回头时,只见父亲正呆呆地注视着手套,摸着它,脸上竟然全是泪痕。父亲与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表现出那慈祥温和的一面。我心里在想:“爹,这种艰苦,你还要忍受多久呢?” 1966年,昔阳县委的领导考虑到父亲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经常在外辛苦,家里需要有人照顾,为他在昔阳王家山村物色了一位家庭妇女宋玉林。她当年40岁,会做饭,会做衣服,人很勤快,各种活计样样拿手,是个先进分子。当介绍人向她说起父亲时,她说:“现在不正是学大寨吗?陈永贵是个名人,实干家,我早就听说过,也不知道这事能不能成。”人们把正在地里劳动的父亲叫回家,让俩人见了一面。父亲对她说:“你来我家可得吃苦了。”她说:“我不怕吃苦,你也吃苦,这点咱俩还一样,不过我没有你那么大的能力。你在外面好好的,我把家里搞好,把孩子看好,把饭做好,这不就解放你了,你工作就有时间了,也不用惦记家务事了。”这事就定了下来。两个星期后,她把与前夫生的儿子明善也带了过来,按年龄次序排到明花之后,就这样组合成了一个家庭。父亲开玩笑地说:“我们家成了合作社啦!”

  这位精明能干的母亲一边照顾着家里的生活,一边在大寨幼儿园看孩子。三年后,她和父亲生了小儿子明亮。考虑到年龄不小了还怀孕生子,她有点不好意思,父亲对她说:“这有啥?生个孩子,你老了,不是还有人照顾你?”明亮聪明伶俐,长大后上了大学,留在了北京。我在大寨守着父亲的事业,时时处处做出个大哥的样子,宽容忍让、爱惜着我这几个弟弟妹妹。母亲宋玉林看着我们兄妹手足情深,和睦相处,很是欣慰,经常教育我们要为陈家争气。80年代,她来到北京照顾父亲的晚年生活,和父亲共同生活了20年,陪他度过了人生的起伏岁月。

  他疼爱子孙

  父亲在感情上是那样深沉,有一次我爱人生病住院,他非常担心,站在阳台上来回踱着步。晚上,他一个人望着黑漆漆的夜空,在久久地思索着,等到星星全都闪现时,他似乎在默默地念叨着什么。他安慰儿媳妇:“吃五谷,生百病,贵人多遭难,过了难,大福大贵就来了。”我爱人给了他100元零花钱,他高兴地收下了,逢人就说:“我这儿媳妇可不错哩,还给我钱呢!”儿媳妇时常记着公公的好,评价他说:“他是个英雄。他从来都是把国家、集体放在第一位,能吃亏,不贪小便宜。他为人处世很有分寸,很有章法,一辈子都是个聪明人。”

  我妹妹结婚后,带着妹夫来看望父亲,父亲故意往地上扔了10块钱,试探这位养女婿的人品。他捡到后如数交给了父亲,父亲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父亲疼爱孙子孙女,喜欢逗孩子们玩。孙女还小的时候,他经常把孙女抱在怀里喂饭吃。见孙女用小手抓他的酒杯,他就用筷子蘸一下杯中的酒,送进她的小嘴里。看着孙女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他哈哈大笑起来。

  对于孙子孙女们的事情,他非常关心。遇到重要的事,他亲自定夺拿大主意。我女儿有段时间腿疼,医生说得动手术。他看了看孩子的腿说:“腿不治不拐,眼不治不瞎。好好的一个孩子,做什么手术呢?”我和爱人听了他的话,给孩子吃了些药,果然就好了。

  80年代,我小女儿冬梅跟着他在北京生活,他带着孙女每到一个地方,就叮嘱道,冬冬,俺孩一定记住,这叫天坛,这叫长城,这叫飞机场……等我和爱人来北京看女儿时,他会让孩子给我们背诵爷爷带她去过什么地方。孩子一个个讲出来,他一边高兴地说着“对了,对了!”一边哈哈大笑起来。著名歌唱艺术家郭兰英来家里做客,看上了我的小女儿,想把她带去培养成为一名艺术人才。没想到,父亲婉言拒绝了。

  父亲爱孩子。虽然他脾气不小,但从不会在孩子身上发脾气,对孩子永远是以理服人,婉言开导,讲完道理后还以幽默的方式将孩子逗乐。虽然他从来不用责骂的方法,可是孩子们接受批评时反倒有些敬畏他。正因为如此,子孙对他更加尊敬,更加热爱,更加听话。当孩子们与父亲欢声笑语的时候,只要桌上的电话铃声一响,或者有人找他谈事,孩子们都会悄悄地躲到别的房间。

  父亲生活勤俭,也要求子孙节约,如实报账,不占不贪。孙子挣了工资,一共攒了3600元,全交给他保管。孙子向他要零花钱,他批评道:“这可不能干,老花钱还行?”孩子们喝完汽水后把瓶子退掉的钱要如实汇报上交;替他买烟,找回来的零钱也要如实还给他。他说:“其他可以商量,经济上不能马虎。”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节俭的民族,“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是古人的垂训。父亲从小过惯了苦日子,养成了节俭的习惯。 他带孙女出去散步时,买回一根5分钱的冰棍,拿刀切成两半,放在小铁碗里分给两个孩子一人一半。他常对孩子们说:“咱们是农民出身,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本。”孩子们受到他的良好教育,花钱都不大手大脚,对金钱的态度淡然。

  当他去世的时候,孩子们都还小,可十分懂事,没有所谓的优越感。他们认为,爷爷自力更生靠汗水创业,新一代当刻苦开拓自己的未来。因此,他们在外面读书时生活非常节俭,舍不得吃肉。我们很心疼,每次通电话总是再三叮嘱:“孩子,学习要紧,身体更要紧,就别老这样节俭了。”可是孩子们牢记着他的教诲,用实际行动来分担大人的生活压力。他们不依不靠,起早贪黑,勤奋读书,品行良好,个个都很争气,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有的还深造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如今,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幸福和春梅在北京工作;新春和红梅在山西工作;冬梅19岁就入了党,在山西忻州师范学院团委工作,年年得优秀,曾受到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们各个家庭美满,事业有成,这都是父亲所希望的。

  谁不希望自己的子孙生活幸福,有所作为?自身显达,祈求荫及子孙,也是人之常情。然而,父亲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着想,置个人和子女的私利于度外,视功名利禄如草芥,家财不为子孙谋。居官清正廉明,胸怀坦荡,品格高尚。正如林则徐所说:子孙要是如我,留钱做什么用?子孙要是不如我,留钱又做什么用?

  生活情趣

  父亲在生活上是个很有情趣的人。他个性要强,处处不甘人后,事事走在人前。他不光农活干得好,而且吹拉弹唱也是样样行,大寨组织的文艺活动总少不了他。很多乐器,他拿起来就会奏出曲子。他会唱山西梆子,扭秧歌也是村里公认的好把式,白羊肚毛巾往脑袋上一拧,化装成花脸,走起步来很到位,常常走在前面当领队。每逢正月天闹红火,他总会组织几个村的积极分子串村表演舞狮子。他敲锣打鼓也是一把好手,有气势有节奏地挥舞着鼓槌,舞得出神入化,人们看得眼花缭乱。

  父亲爱琢磨,脑子不得闲,走路时也在思考问题。他喜欢看晋剧的宫廷戏,爱动脑筋琢磨里面的门道。他悟性很高,习惯逆向思维,平时看见什么或听到什么,都要经过脑子转上几圈,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想想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样,下一步怎么办?无论做什么事,总要想些新套套,做完后还要总结哪些做得好,哪些需要改进。

  他脑袋瓜好使是众所周知的,因此看问题与众不同。对一个问题,他不但能看到正面,还能看到反面;不仅能看到近处,还能看到远处;不仅能看到别人易于看到的问题,还能看到别人难以看到的问题。
       

  父亲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有一次外出办事,看见两位穿干部服的人各自骑着自行车过一条泥泞的小河。一个人到了岸边,停下车想了想,挽起裤腿,把车扛在肩膀上,一步一步艰难地过了河,身上溅满泥水;另一个人骑到河边,没有下车,一使劲蹬过去了,人干干净净,车身却受到伤害。父亲说:“我敢肯定,前一个人骑的是自家车,后一个人骑的是公家车。我就想不通,但凡姓了公的东西为啥就该倒霉?”父亲心中装着一杆秤,他知道哪头轻,哪头重。

  还有一次,油脂化工厂请他去参观指导,他立即答应。可走到工厂大门口,他就让司机掉转车头不进去。这个厂的领导问他为什么不进门,他说:“不去也知道是什么样子。”这位领导脸上露出不解的神情,父亲说:“厂门口长着那么高的荒草,里边还能好成什么样子?”父亲对看不惯的东西不迎合,不迁就,当场就指出来。

  父亲看问题独到,听人说话非常认真,很注意吸取他人的长处。平时走路低着头,不多说话,但遇事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绝对是个天生聪明的人。许多人对他十分佩服。

  父亲受人尊敬,所到之处人们总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他,用崇拜的眼光看着他,一声声地叫着“老陈”。他头上的白毛巾是他标志性的打扮,更让人觉得亲切。有一次,他到延安参观,热情的人们远远地看见他头上的白毛巾,就围了上来。由于他头上箍的白毛巾很显眼,路上不断有人群欣喜地朝他的方向拥过来。秘书焦焕成担心路上耽搁的时间太多,灵机一动,帮他摘掉白毛巾,把身边贾承让的灰色前进帽给他戴上才算解了围。他到太原剧团观看演出,只要他一出现,所有的观众都面向大门口,背对舞台,用热烈的掌声迎接他。演出完后,演员们激动地等着他上台与他们一一握手,然后兴奋地簇拥着把他送出大门,直到他的车子看不见了才回去卸装。

  父亲厨艺很好,逢年过节都是他掌勺。看到父亲受累,我很心疼他。父亲却说:“人嘛,还能不动弹( 劳动)了?虫虫蚁蚁还自己找食吃呢!”他包豆包又快又好;包的饺子中间鼓上面高,馅不多却很好看;蒸馒头时拿起发面闻一闻就知道酸碱。我印象最深的是过年吃头脑汤饺子时,他习惯倒一小口白酒在上面,香喷喷的饺子配上五颜六色的蔬菜汤,酒气弥漫,异香扑鼻。他从小在外闯荡,大饼做得十分地道,用多少料、何时出锅等计算得很精确。他会做烧肉拉面。据说他在太原吃过一次后,回大寨就琢磨着口味做,做出来的味道绝佳,不亚于饭馆里卖的。大寨人觉得好吃,就请他把经验传授给大家,还纷纷把肉块拿到家里请他做。他自己节省,可对人却毫不吝啬,在自家厨房上足调料做好后一份一份给大家送过去。

  村里的人经常端着饭碗来我家吃,边吃饭边议论生产上的大事。有时父亲也端着大碗走东家串西家,边吃边聊。他爱吃“豆面”和“玉米面撒粥”,他说:“土生土长吃土饭,吃得肚里舒服。”哪天做的饭味道好,他就向别人炫耀着说:“你看看我的饭,不错吧!”母亲怕他营养不够,偶尔给他弄些牛油茶和鸡蛋。他就端着这些稀罕东西,走到邻居进才家,分给他们吃。

  村里的孩子们见了他端着碗走出院子,都“爷爷”、“爷爷”地叫着跑了过来,他就给这个嘴里喂一口,给那个嘴里拨一口,一边喂一边笑……母亲心疼他说:“这也是俺一片心,你不能一个人吃完?”父亲不吭声,把剩下的三口两口扒拉完,一放碗,说:“我愿意嘛!我吃饱了,你不要管我这事。”后来这样的事情多了,就习惯成自然了。现在大寨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当年几乎都吃过父亲喂的饭。

  父亲没有官架子。从中央一回来,马上到地里劳动。看他一放下镢头,村里的小青年就围上来,跟他嬉皮笑脸地要烟抽。他就往地上一坐,从口袋里掏出烟来,自己抽出一支,再把整盒烟往地上一放,小青年见状就欣喜地凑过来,你一支我一支拿去抽了起来。

  外国报道“陈永贵的抽烟法”

  父亲生活很朴素,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爱抽烟。早年他是种烟的好手,也是炮制旱烟的专家。他那烟杆儿尺把长,拴着一根细绳,下面吊着装烟叶的荷包,不抽烟时就挂在脖子上。

  后来当了国务院副总理,经常在政治局开会,接见外宾,在脖子上挂个烟袋不方便,就只好买纸烟。但他一般不抽好烟,更不抽带过滤嘴的烟。只是在特殊场合,为了应酬也抽一点“中华”之类的高级香烟。卸任后国家仍按高干待遇给他特供,他不要。从此“中华”也不抽了,变成了抽“大前门”。但抽得最多的是3角多钱一包的“三七”牌烟等低档烟。再后来,他又抽起了旱烟,用上了以前挂在脖子上的烟杆儿。

  他抽旱烟简直是一门绝技。田间休息时,他走到树阴下,脱下鞋子,往地上一扔,然后坐在鞋上,拿起烟袋就抽了起来。快抽完一袋时,将烟红磕出来,重装一袋烟末后,他头部向左微斜,用烟锅对上磕在地上的烟红,或者干脆用手把烟红捏到烟锅里,然后猛吸两口,浓浓的烟雾便四处缭绕……一袋旱烟抽完了,烟锅里只有一块烟灰,磕出来以后,烟锅里干干净净。

  他抽香烟更是令人称奇。上台讲话时,他右手里夹着一支烟,嘴里不停地讲,左手挥舞着。第一支烟快抽完了,从衣袋里再摸出一支,在桌子上礅一礅,把礅实的那头捏扁,眼睛不望,快烧完的烟头准确地接到了刚取出的那支烟上。借着第一支烟头的余火,一吸,第二支烟就着了。几个小时讲完了,那一支烟还在手里,烟缸里装满了烟灰,可就是不见烟头。

  平时坐着时,他用火柴点着一支烟,歪着头,用手半捂着嘴一边思考一边抽烟。半天抽完了七八支,火柴只用了一根,烟头也只有一个。

  外国人看了非常惊奇,在外国不断报道这种又整洁又节约的“陈永贵抽烟法”。

  这些年,到大寨参观的游客很多,对他很有感情,见了我总是说:“陈老是个伟大的人。我们一提起他就想掉泪!”他们知道我父亲爱抽烟,到他的纪念碑前,总要敬上一根烟,有人还把“ 中华”、“牡丹”等烟放在他的碑前。他受到了人民的爱戴,他是个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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