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笔梅花图片大全:绝无仅有：不拿工资的农民总理陈永贵[转载]

绝无仅有：不拿工资的农民总理陈永贵[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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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1-7-6 06:47


　　1975年到1980年，爷爷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按规定他是可以把自己的农村户口迁到北京来的，也是应该拿国家工资的。为此周总理也曾向他提出过建议，可他仍保留农村户口，不拿国家工资，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事。

　　在当时，农民挣的是工分，其工分值取决于集体经济收入的多少，也就是说，农民靠的是集体经济，生老病死的费用由集体和个人承担，只有被国家招为正式职工后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农转非”即成为非农户口后，就能享受国家提供的发工资、给住房、供应口粮和报销医药费等各种待遇，人们称之为有了“铁饭碗”。多少农民都梦寐以求“跳农门”，但爷爷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仍然保持农民的身份，以便永远不脱离劳动人民，永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官员。

　　有人要帮助转户口，他说：“转那做什么？还是不要离开农民！”省里的一位领导曾背着他将他和妻儿的户口迁往北京，手续都办完了。他得知后拍着桌子吼道：“是谁办的？我不同意，谁敢！”结果只好退了回去。

　　他没有北京户口，就没有口粮供应，那他吃什么呢？他吃的仍然是大寨大队分的口粮；挣的仍然是大寨村的工分，每天总共1.5元钱。到了月底没有粮食了，老家的人就拿上大队分给他的粮食到昔阳县粮食局换成全国粮票托人捎到北京去。

　　山西省委考虑到他经常到地、省开会，又到外省区作报告，光靠大寨工分显然是不够花的，因此每月补助他60元，后来以全国劳动模范的名义增加到每月补助100元，但他仍然是国务院的穷人。国务院考虑到他身为副总理，开支大，收入少，决定每天补助他1.2元钱。他接受了国务院的这点补助，同时却把大寨给他每天1.5元的工分钱退掉了。从此，他的生活费便是每月136元。

　　勤政中南海

　　爷爷的办公桌有两米长，上面整整齐齐地摆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等各个部门的文件和内部刊物。他大半辈子都在田地里干活，现在叫他坐下来批阅文件和报告，处理国家大事，参加各种会议，进行高层会见，确实并非易事。但他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自信的人，一个全心全意为民谋利的领导，他敢挑重担，高度负责，一丝不苟，应付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他桌上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当身边的人轻轻地走近他门前，向里张望的时候，总能看到他坐在桌前，戴着老花镜，正在集中精力埋头阅读，不时在书本上写写画画，在文件上圈阅批示。他孜孜不倦的神态和勤奋好学、永不知足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他周围的人们。

　　大寨精神走向世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为了在国际上寻求更多的朋友，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积极开展外事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频繁出访。

　　爷爷先是以农民代表的身份，后来又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访一些国家。阿尔巴尼亚、墨西哥、柬埔寨等国家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每到一个国家就与该国人士广泛接触交流，把中国农民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传统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介绍给他们，这些国家的人民非常喜欢他那种独特的风格，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66年9月，他出访阿尔巴尼亚。这时的他虽然是一个农民，但劳动模范的桂冠，使他受到热情接待。那种头上箍块白毛巾的打扮成了中国农民的象征，让全中国农民感到自豪。

　　1975年3月27日，爷爷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出访墨西哥。邓小平、王震、乔冠华等领导人到机场送行。到达墨西哥后，埃切维里亚总统高兴地拿出他和爷爷在大寨玉米地里的合影照片，说：“上次(1973年)我去大寨参观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没当副总理。我早就等着你的来访，希望你把中国和大寨的经验送给我们！过几年我卸任后再到大寨当个学者，写一本关于大寨的书。”

　　爷爷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埃切维里亚总统赠送了一对熊猫、5台拖拉机和少量水稻、大豆、高粱等优良品种；并以个人名义向总统赠送了一个花坛。埃切维里亚总统回赠了一只大象、一些玉米和大豆等优良品种。在参观中，五彩缤纷的异国情调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印象，可是在墨西哥农场上运行的滴灌设备却让他念念不忘：“人家水利搞得不错，怎样才能让它们早日出现在大寨和中国广大农村的土地上！”总统看到他对滴灌设备如此感兴趣，就决定赠送给我国两套，其中给大寨一套。

　　在8天的访问中，他跑遍了墨西哥各州，参观了西北部、东南部的农业区和水利工程设施，参观了玛雅文化遗址。在他访问期间，墨西哥官方报纸以大幅版面给予报道，还举行了“陈永贵访墨电影周”，在全国放映《大寨田》等电影，宣传大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改造穷山恶水的事迹，墨西哥人民深受鼓舞。当爷爷抵达墨西哥索诺拉州时，穿着民族服装的墨西哥农民像过节一样，手里举着他的画像，奏起民族乐曲表示热烈欢迎。

　　1977年，他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柬埔寨，每到一处，都要把那里的情况同大寨以及我国的情况相比较，从中受到了鼓舞，也受到了启发。

　　原大寨公社党委书记赵怀瑞说：“
　　1978年9月，陈永贵派我随中国农业代表团出访日本，我们重点考察了他们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生产的成功模式。我开阔了眼界，思想受到震撼，深深感到我们国家农业的巨大差距。回国后，我向他作了汇报，他听后并不感到意外，平静地说：‘为什么派你出国考察，就是让你开眼界，受教育。我们与发达国家拉的距离太大了，这个差距主要是科学技术的差距。千万不能因为我们这几年有了些进步就翘尾巴，我们要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任重道远啊！’那次谈话就像钢雕铁铸一般铭刻在我心中，让我终生难忘。”

　　大寨人以及与大寨有关的人们，也访问了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日本、罗马尼亚……代表着中国几亿农民，把大寨带向了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了大寨。

　　据资料记载，为了向世界传播大寨精神，1974年和1975年，我国还在各国举办了对外展览。在朝鲜、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扎伊尔、塞拉利昂、喀麦隆、加纳、塞内加尔、索马里、巴拿马、厄瓜多尔、澳大利亚等40多个国家的中国展览中都突出地介绍和宣传了大寨。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参观展览后，在《劳动新闻》上发表了赞扬大寨的文章。扎伊尔首都金沙萨市长参观了大寨模型，了解大寨的事迹后说：“大寨不仅是中国人的榜样，也是我们扎伊尔人应该学习的。”大寨以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我国的外交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页。

　　“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本”

　　爷爷一生保持节俭朴素的生活作风。他常说：“咱们是农民出身，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本。要一辈子节约，不要浪费。”

　　他刚到北京时曾在京西宾馆住过一段时间。每天很早起来，自己动手叠被、扫地、洗衣、泡茶。警卫员抢着要做，他不用，说：“我又不是没有长手。”

　　宾馆走廊上的大吊灯亮到天明，他觉得浪费，就去关上了。服务员不知道是他专门关掉的，又去开，他一会儿发现了，就又关掉，服务员又开了。他就对服务员说：“以后不要开大灯，耗电太厉害，有个小灯能看见就行了嘛。”

　　国家给他配备了两辆车，可他主动把那辆红旗车退掉，说它耗油太多，另外一辆生活用车也不多坐，常常是步行上街办事，有时还挤公共汽车。因此，司机经常能领到节油奖。

　　他虽身居高位，依然保持着中国农民的淳朴本色，生活俭朴，为政清廉。他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任何事都不搞特殊。从北京回大寨，按照他的级别待遇，坐火车的标准是他一个人坐一节软卧车厢，而他却对身边的秘书和警卫说：“讲那个排场干什么，大家一起坐吧！”

　　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的他回到老家仍然是睡土炕、坐板凳、抽旱烟、吃农家饭，这些似乎让他觉得更舒服。

　　一块白毛巾，一双农家鞋，夏天白汗衫，冬天黑对襟衫，这几乎是他的固定装束。即使是走进中南海，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期间，这种装束也没有改变。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访时，爷爷穿着中山装，风度翩翩，气度非凡。回国以后，他把中山装一脱，又穿上了平时穿的衣服。毛主席说他：“永贵啊，你官做那么大了，还是那副装束。”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

　　1975年9月15日，经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共有3700位代表，其中有2300位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爷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会上致开幕词。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这是邓小平恢复工作后第一次在全国性大型活动中公开露面，全场掌声不止，邓小平几次招手示意停止鼓掌，掌声反而越来越大。邓小平说：“我这个人对农业基本上是外行，内行是陈永贵同志、华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永贵同志、国锋同志和在座多年搞农业的同志把这个会开好。通过这个会议，大家带头把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普及到每一个角落。”

　　在会上，邓小平讲道：“虽然学大寨有很多成绩，但有些地方也不尽如人意。”这时候，坐在一旁的江青插话说：“那是个别现象嘛！”邓小平用手指在桌子上敲着说：“个别现象也不允许。”邓小平建议，“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来抓。省委、地委、县委要按照毛主席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注意一、二把手的配备。领导班子要真正能够领导起来，苦干实干。像大寨人一样永远前进，不怕流汗，带头实干。把手拿出来比嘛。手上有没有茧？一比就知道了嘛。”江青接着说：“我都学大寨了，手上都长了个泡。”邓小平马上说：“长了个泡就是学大寨了？”台下鸦雀无声。

　　邓小平从面上讲到点上，他说：“大寨有个广积粮，昔阳有个广积粮。所以有个真学、假学、半真半假学的问题。我希望三千多代表都要真学，不要假学，不要半真半假学，不要只从表面上学……就是这三百个先进县的代表，也要采取这种态度，即使赶上了大寨、昔阳，也要继续认真地学。大寨、昔阳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不满足自己。毛主席说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我们要用不断革命的精神来学大寨。”

　　他着重讲了大寨的评工记分办法，号召全国都来学习和借鉴大寨的具体经验，指出：“学大寨，请大家注意，不要只看到粮食产量。要研究大寨、昔阳的一些具体政策。”邓小平还表扬了大寨人和昔阳人战天斗地的精神，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县像大寨、昔阳那样，粮食就没地方搁了。”这时，全场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华国锋在会上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

　　全农会总结交流了全国各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和农业机械化的经验，动员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尽快把我国农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大会闭幕后，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普及大寨县》的社论，随后，全国上百万干部下农村搞整顿。

　　“普及大寨县”要求全国农村都学大寨的样子，粮食亩产量要达到或接近大寨的亩产量，建成大寨式的农村。这成为爷爷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抓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一运动中，“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的标语几乎刷遍了中国的每一个村庄。

　　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再一次掀起了高潮。各地在多年学大寨的过程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不但拦河围海造地，改造低产田，山区增加水平梯田，兴建了大量的水渠、水池、水井、水库，而且还进行了公路、农村和城市建设，做到了县县、社社、队队都有建设工程。据资料记载，经过学大寨，全国增加水浇地1.8亿亩，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每年递增110万公顷，农业机械化水平迅速提高，各地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动员几亿农民靠人工进行农田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其历时之久，成就之大，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罕见的。中国农村实行改革开放后，农业增产幅度较大，很快就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人们说这是学大寨打的好底子，不能不说也有陈永贵的一份功劳。但是在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在学的过程中过于教条化，片面抓粮食生产，不搞农副业，有些地方本来是平地，为了学大寨，却人为地修造成梯田。

　　对此，爷爷强调说：“学大寨，就是要学习大寨精神。至于具体的办法，条件不同的地区，不能死搬硬套，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学大寨，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工夫，搞好人的思想。这一条上不去，其他什么办法都不行。

　　爱憎分明

　　爷爷到中央工作后，每次外出开会或调研回来，总要写一份情况报告，及时汇报工作和思想情况，给主席一份，总理一份。总理每次必定鼓励他一番。

　　周总理在305医院住院时，在病床上向他讲述了时势造英雄的道理，讲了拿破仑的用人哲学，对他启发很大。临分手时，周总理握住他的手说：“永贵，你什么时候愿意来看我就来嘛！”

　　他老想着到医院去看望总理，可当他再次去看望时却被门岗卡住了。因为周总理病重期间，受到特级护理，不要说一般的领导同志，就是一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难以见到周总理的面。爷爷回到家，马上给邓颖超打了一个电话，诉说了见不到总理的苦衷。邓颖超说：“总理不是说话了吗？你什么时候想见就能见。”邓颖超亲自出面为他发了“特别通行证”，以后，他就可以随时看望总理了。有一次去探望，总理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了许多心里话，两人面对面都流下泪来。

　　1976年1月8日早晨，爷爷接到电话，说305有事，赶快去。他顾不得吃早饭，跳上车匆匆地赶到医院，一看周总理已经不行了。这天上午9时57分，周总理在连续昏迷了十几个小时后停止了呼吸。

　　快到中午时，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住处，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坐在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心里只想着周总理：总理熟悉大寨，熟悉大寨的干部和群众，对大寨人总是那么亲切。总理的声音时时在耳边萦绕：“永贵同志，来中央工作有困难吗？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们共同研究嘛！”他认为在总理面前不应该提困难，总理对自己够关心的了。无论遇到什么事，总理对他总是耐心地加以爱护。他回忆起总理爬小石坡时那个吃力的动作，不由哽咽起来：“当总理第三次到大寨时，已经重病在身了，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要知道总理带着病爬俺虎头山，他硬是不坐车，俺大寨人就轮流抬着他上山去……总理还跟我们一起吃窝窝头……”一幕幕情景犹如发生在昨天，可是敬爱的周总理却永远地离开了。他不住地流下泪来。

　　工作人员见状赶紧进来安慰他，他说：“周总理是个好人哪，你有多憋屈的事，找他一谈，立刻痛快多了。”他越来越动感情，“没有周总理，就没有我陈永贵的今天。”他忍不住又哭开了。

　　当天中午，工作人员来叫吃饭，他怎能吃得下。下午他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连续几个小时的政治局会议，晚上回到住处，仍旧靠在沙发上闷头抽烟，还是不肯吃饭。工作人员劝了半天，又把饭菜从餐厅端到沙发前，他才勉强吃了几口，可一转脸又吐了出来。一连几天他吃不下，睡不着，整夜和衣蜷缩在沙发上躺着，刚半醒半睡地眯了一会儿，又醒过来，接着又抽烟。这样过了三四天，工作人员沉不住气了，请吴阶平等三位医生来看。三位医生查来查去也找不到什么病，经分析是悲伤过度引起的。

　　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打着“殡仪改革”的旗号，不准人们戴黑纱，不准各地搞追悼活动。爷爷却认为人们悼念周总理没有错，悄悄地坐车到了天安门广场。在此期间，他忍着巨大的悲痛，参加了告别、吊唁等活动，强打精神坚持批转文件，处理日常事务，出席政治局会议。

　　有一天，他到中央开会，不一会儿就走了。路上碰巧遇到宋莎荫，宋莎荫问他：“老陈，会还没开完你怎么就跑出来了？”他没好气地说：“我不参加那个镇压群众的会。”在大寨人的提议下，昔阳县设了周总理的灵堂，供全国各地来的参观者吊唁，大寨人为周总理送了花圈表示哀悼。

　　此时，“四人帮”又借批判“唯生产力论”来搞乱中央。刚刚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们被弄得无所适从。只要他们一抓生产，就有一顶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而无法正常工作。爷爷却不怕这些，他是靠生产建设起家的，决不能丢掉生产建设。

　　有一次，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出了一张大字报，批判他的讲话是“唯生产力论”，很多老干部劝他去看看，他冷笑一声，说：“叫他们送上来吧，没空儿！”他不以为然，该怎么抓农业还是怎么抓，“四人帮”也拿他没办法。老干部们说：“如果不是陈永贵主管农业，农业的生产局面就更加难以维持。”

　　多事之秋

　　1976年7月27日晚上，政治局开完会，爷爷回到交道口小院，已经是夜里12点多了。他吃了点东西刚睡下没多久，就感觉到地面似乎在微微震动，于是立即打开大衣柜蹲在里面。一会儿，司机也感觉不对劲，马上喊醒警卫员去敲爷爷的门：“地震了！地震了！”敲了半天，爷爷出来了，说：“我知道地震了，就钻到大衣柜里面了。”

　　见他没事，警卫员松了一口气。为应付新的情况，他和工作人员都拿个小板凳在院子里坐了整整一宿。

　　第二天凌晨，大家得知，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国务院立即派出了以华国锋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深入灾区进行慰问并指挥救灾。不消说，爷爷立即投入了抢险救灾的领导工作，他身为副团长，拿出当年带领大寨人战天斗地战胜灾害的勇气为大家鼓劲，沉着冷静地指挥救灾。他亲临现场，住进帐篷，走遍了唐山全市，视察了郊区迁安、玉田等地，和唐山人民一起度过了困难时刻。

　　这段时间毛主席一直卧病在床，“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江青想去大寨活动，把助听器插到毛主席耳朵里，大声说：“我要去大寨。”汪东兴副主席私下对爷爷说：“你陪她去，你回去了她不会太出格。”不久，中央就安排爷爷回大寨接待江青。当时住在大寨的奶奶听说毛主席夫人来了，提出想合个影照张相，没想到被爷爷一口拒绝了：“照什么相！”

　　9月5日，毛主席病情恶化，中央办公厅急电召集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返京。爷爷正在大寨，赶紧坐直升机到太原转乘中央派来的专机回到北京。一到北京，爷爷没有回家，直接到了主席住处，与其他政治局委员轮流守护。9月9日，毛主席不幸逝世。

　　1976年是个多事之秋，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事：吉林陨石雨，唐山大地震……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先后逝世，一个又一个噩耗撞击着人们的心，让数亿国人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邓小平说：“陈永贵是个有头脑的农民”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这时候，国内的问题堆积如山，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解放老干部，让他们早日出来工作，爷爷对此尤为关心。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说话：“一大批老干部不出来，局势就不会稳定。早出来，早稳定；晚出来，晚稳定。”他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建议：应该让邓小平复出。耿飙副总理也举双手赞成。他们的想法也正好和那些老帅们的想法一致。

　　爷爷与邓小平的历史渊源，最早要追溯到抗战时期。那时，爷爷参加了革命活动，他工作的地方就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的129师开辟的抗日根据地。

　　1974年，江青把天津小靳庄大队树为典型，并在那里组织农民唱歌跳舞，写“革命”大批判文章，搞所谓的文艺革命，号召人们去参观学习。邓小平批评这是“学小不学大”，是用小靳庄冲击大寨。1975年9月，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工人体育场主席台对面的大组画里挂着大庆、大寨和小靳庄的画。邓小平看了彩排后，当即下令把小靳庄的画拆掉，说：“毛主席提倡的是农业学大寨。”

　　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时，邓小平曾两次到大寨考察，对大寨经验非常重视。1975年在全农会上，邓小平再次肯定了大寨的成绩。爷爷对邓小平一直有着感激之情。那年夏天，陶鲁笳携夫人到交道口的四合院去看望爷爷，爷爷告诉他们：“周总理患重病时，我到医院探视过，当时毛主席的健康状况也不太好。据我的观察，毛主席和周总理百年之后，能够支撑中国这个大厦的人，只有邓小平。”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越刮越厉害，各省市都在抓所谓的党内走资派。山西省委书记被当做走资派戴高帽挂牌游街时受了伤。对此，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叫嚣说：“这是群众运动嘛！”爷爷一听发火了，气呼呼地说：“人都要被打死了，什么群众运动？你去试试看！”眼看要闹翻，纪登奎赶紧把他拉出了会议室。爷爷好打抱不平，敢伸张正义。当小平同志同“四人帮”作斗争期间，他自觉地站到小平同志这一边。

　　邓小平评价说：“陈永贵是个有头脑的农民。”

　　“永贵领班居上游”

　　中央领导人不约而同地到大寨视察，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大寨的肯定。

　　1977年9月11日，叶剑英副主席、汪东兴副主席和叶副主席的女儿叶楚梅、叶向真，女婿邹家华等人来到大寨。在路上，叶副主席感慨地说：“不同啊！一进山西就不同了！这里的玉米长得很好。”

　　到了大寨，天空一片晴朗，艳阳高照。爷爷陪同叶帅一行参观大寨村的社员家，年逾八旬的叶帅精神矍铄地走在前面。叶帅先到了爷爷的家，在88号平房里的圆桌旁坐着唠家常。不一会儿，汪东兴副主席走到里间看了看爷爷的卧室，说：“很小啊！”随后，叶帅听取了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汇报，在一份汇报上批示：“干部参加劳动好，这样的经验值得推广。”

　　当晚，大寨举行文艺晚会为叶帅一行接风。大寨业余文艺宣传队演出了用叶帅诗词谱写的歌曲和一些自编自导的文艺节目。爷爷向叶帅介绍：“这些乐器，有的是买的，大多数是自己造的。”叶帅随即吟道：“自装乐器自吹弹。”

　　第二天一早，叶帅登上虎头山，饱览丰收美景，兴趣盎然，指着山上的苹果说：“这苹果已经成熟了，我可不可以给大家摘摘苹果呀？我要跟大寨人一样参加劳动。”走到支农池，叶帅说：“香港岛吃水靠天，天下雨，滴水不漏。”他鼓励大寨人继续搞好水利建设。走到大虎牧场所在的山头，由于山坡有些陡，郭凤莲伸手搀扶叶帅，他却推开了，说：“总理最欣赏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精神，我也要用大寨精神参观大寨。”叶帅在没有人搀扶的情况下，走上了陡坡。

　　叶帅在参观大寨期间，写了一首诗，题为《游学大寨杂咏》：

　　一

　　大寨当年乱石岗，劈山育土捉龙王。

　　我来正值风灾后，产量能超去岁粮。

　　二

　　叠叠梯田密密粮，通风水利足阳光。

　　山区自古难耕稼，大干今成粮果乡。

　　三

　　村无懒汉地无荒，万众齐心上战场。

　　登上虎头山上望，环山绿带披新装。

　　四

　　大寨姑娘大寨型，热爱集体不谋身。

　　共同学习齐劳动，苦战关头没后人。

　　五

　　老少上工不锁门，不虞偷窃不欺邻。

　　忠诚老实为集体，革命养成大寨人。

　　六

　　自装乐器自吹弹，弹唱英雄创业艰。

　　文艺少年真秀质，狠批妖妇表心丹。

　　七

　　火车飞越靠车头，永贵领班居上游。

　　莫道丰收来得易，斗争场上度春秋。

　　八

　　大寨真经取不完，全民奔向虎头山。

　　中流击楫争先渡，共产仙乡唱凯旋。

　　叶剑英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五日

　　离别时，叶帅再次表达了对大寨的感情，爷爷希望他们下次再来，叶帅热泪盈眶地说：“一定会再来的！”

　　派出昔阳县干部

　　毛主席、周总理为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把推广大寨、昔阳经验作为农业的首要工作来抓。周总理曾提出：“昔阳不仅要产粮食，而且要出人才，凡是好一点的支部书记都可以调出来。人才要不断出现，不断培养。”

　　昔阳县外调干部一事受到中央的重视。有一次，爷爷应李先念副总理的邀请到他的住所看电影。当时李先念正在和几位中央首长谈论昔阳派干部的事情，见他来了，开玩笑地说：“永贵啊，太保守！全国到处要人，他就是不给。”

　　纪登奎副总理接着说：“陈永贵，就知道守着你那个昔阳！”

　　爷爷笑了：“我不能垮了我那个基地！”

　　华国锋总理语气温和地说：“你讲点风格嘛！”

　　随后，中央要求昔阳输出大量干部，至少100位。从昔阳输出的干部在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原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到寿阳县主持工作后，第二年该县粮食丰收，卖粮达5000多万公斤，得到了中央的肯定。邓小平在第一次全农会上说：“寿阳这地方我去过，和过去昔阳一样穷得不得了，两年翻身了不得呀。”

　　昔阳的李锁寿被调出担任平定县委书记，取得了显著成绩，社会影响很大。山西著名作家马烽和孙谦来到平定，针对李锁寿的事迹写出了《新来的县委书记》一书，后来改编成电影剧本《泪痕》，搬上了银幕。

　　从昔阳输出的干部重视大寨的经验，但也注意一切从实际出发。1977年10月，山西省委书记王谦提出要昔阳派干部去临县，解决这个县“老大难”的吃饭问题。昔阳县委遵嘱将刘乃柱和任增录调往临县，分别担任该县的县委书记和副书记。刘、任二人提出在临县学大寨要因地制宜，不能生搬硬套，得到了爷爷的赞同。

　　爷爷说：“学大寨，暂时学哪些，哪些暂时不能学，要研究。大寨没有自留地，这一条就不能急于学。集体分配的粮食满足不了社员需要，又要把人家的自留地搞掉，就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他对各地学大寨的要求一贯是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他说：“学大寨十多年了，我们要摸索一下，看哪些经验不适应当地的情况，不能照搬昔阳的经验。临县情况不同，自由市场留个尾巴不犯法！不是不学大寨。临县这么穷，要国家投资，你学大寨的三不要，行吗？我看不行。”

　　那个时候，昔阳干部已经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干部。从1966年5月到1979年12月，经昔阳县委组织部同意调出的干部，有38人担任了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和副主任以上的领导职务，还有的当上了省委书记、副部长等。

　　但爷爷对这种提拔干部的方式持慎重的态度。每调出一位昔阳干部，爷爷都要跟外调干部谈一次话。自从当上了副总理后，他更是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都把昔阳人调走吧。有朝一日人家撵昔阳人，可不要说我手长，到处捞权啊！说权，我的也不小了，副总理嘛！可到时候就成了罪啦！我对你们放心，可又不放心。你们要去，就好好干，希望你们干好，不要叫人家撵回来。”

　　熟悉他的人说：“陈永贵看问题很长远，能料到50年以后的事。”后来，历史的潮流变了，一些外调的干部也被卷回了昔阳。他们的人生随着他的沉浮而起伏变化，又一次印证了他的远见。

　　“一个当过副总理的人，怎样和人家争辩呢”

　　担任副总理期间，一个“水”字始终在爷爷心里困扰着。周总理“三年大旱怎么办，十年大旱怎么办”的提问，让他念念不忘。抓水是件大事，他日日夜夜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新招：搞出10万亩水浇田！这就是著名的西水东调工程的蓝图。昔阳十年九旱，人们的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十分匮乏，加上长期挖煤，地下水位又急剧下降，惟一的出路就是西水东调。

　　经过中央批准，西水东调工程于1975年开始动工，按工程预算需要投资一个亿。为了顺利完成这项工程，他参观了红旗渠的建设，请来许多专家，研究了各种方案，并亲临现场进行考察，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付出了多少心血！大家齐心协力朝着昔阳县10万亩水浇田的目标不懈努力。

　　1978年，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等地悄悄地搞包产到组(后改为包产到户)，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得知此事后，立即作出批示：“我看可以试验。”过了一段时间，邓小平同志肯定了安徽的一些做法。

　　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还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人民公社制度正式解体，历时15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结束了。

　　1979年3月，中共昔阳县委召开党代会，爷爷专程从北京赶回昔阳参加这次会议。他提议，会议开始前先向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默哀，向为建设大寨和昔阳而牺牲的同志默哀……话音没落，他已经满脸泪花了。他在讲话中表示坚决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继续做好学大寨和建设高标准大寨县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上，他仍当选为昔阳县委书记。

　　此时，投资近5000万元的昔阳西水东调工程已经开通了34公里的穿山隧洞，部分社队已经受益。按照原计划，只要在上游建一座34万立方米的拦河水库，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昔阳县水源奇缺的问题，这是造福人民的一件好事。但是这一工程却随着爷爷个人的命运起伏而被迫中止。

　　随着爷爷先后辞去了省、地、县的领导职务，许多情况发生了变化。昔阳的一些外调干部受到排挤，留在昔阳的干部有的也被撤职。爷爷觉得是自己连累了他们，因此吃不下，睡不好，情绪极其低落。更使他苦恼的是，各方面的“揭发材料”送到中央，其中一些“材料”还出自一些他曾重用和信任的干部之手。人到了这时更能看清人，爷爷长叹道：“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啊！”

　　按他的性格，越是在困难时，越能沉得住气。但在那些日子里，他这个为人民办实事的人，却是有口难辩。他是个宽容的人，可又不能不为之动容。他说：“我不会写文章，就算会写，一个当过副总理的人，又怎样和人家争辩呢？”

　　严峻的形势，最能考验记者的良知。有的记者在大寨红的时候，不惜笔下生花；当大寨失落时，不惜落井下石。有的攻击大寨说，它不是干出来的，是国家喂起来的。有的甚至用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修运河的例子说这项工程是劳民伤财。人们看到这类文章后甚为吃惊。爷爷看了这样的文章十分生气，大病了一场。当美国人韩丁再次来到大寨，针对这种情况连声感叹道：“大寨的道路是中国走的道路，大寨精神是民族精神。大寨对中国农业的改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呀！”大寨人得知后更是无不感到心寒：几十年来艰苦奋斗为国奉献，恪尽职守为民造福，却变成了罪过，一个被全国学习的榜样一夜间成了被批评的对象，人们怎么也想不到，怎么也想不通。年老的难受得哭了，年轻的气愤得嚷开了。他们不奢望什么，只求说句公道话。

　　郭凤莲忍不住了，在1980年五届人大一次常委会上，她写了个小纸条，请邓小平的秘书转交给邓小平，恳请邓小平接见她。6月8日，当她准时来见邓小平时，看到爷爷也在座。听了郭凤莲反映的情况，邓小平说：“挺起腰杆，让他们说，放开他们说。不要怕骂，骂也是好事。我自己也是三起三落嘛。有时潮流来了是不可抗拒的。周总理去过大寨三次，我去过两次，大寨是干出来的！我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上表扬过大寨精神，学大寨没有错。”这一个小时的接见，爷爷从始至终没有讲一句话。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等人的辞职请求。9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爷爷请求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大会同意了他的申请。

　　随后，中央制定了83号文件。爷爷看到后，对前来探望他的高玉良说：“中央的83号文件我看了好几遍，比较能够接受下去。对于学大寨中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也不向上推。”该文件下达后，舆论界基本上停止了对大寨的批评。之后，万里副总理到山西视察，认为大寨的“三深法”、海绵田是对的，大家不要再提大寨的问题了。舆论界的评价于是逐步走向了公正。爷爷的从政生涯终于画上了清晰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