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马里奥游戏音乐叫什么:论一种无缘无故的恨的根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1 19:03:44
作者:野航 论一种无缘无故的恨的根源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人有时候会对与自己无关的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恨。比如，对体育比赛中的自己所反对的一方；或对被自己所认同的集体所否定的人或群体，等等。这种恨意通常与体验者的切身利益无关，相反，那些关乎切身利益的被伤害所产生的恨意有时竟然不如这种无缘无故的很来得强烈。
然而这世界上真的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无缘无故的恨吗？恐怕没有。所谓“无缘无故”，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它的内在机制而已。
这让我想起某个人给我讲到过一件事：某个带着基督教加尔文主义色彩的教会的组织者在其家中举办团契活动，这组织者在其厕所里一个显眼位置放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一位“美女作家”，现在，这位作者的肖像满成都是）正好是这个团契的另一位重要成员的情敌。从这个组织者惯常地攻于心计看来，这绝不是一个无意间的疏忽，而似乎带着某种不为人知的意图。
其实，如果这里面存在着某种意图的话，它的合理性也恰好为一项心理学试验所证明：
不同党派的人被分成两组，他们被要求向每个人分发可供食用的调料。结果是味道适中。然后他们被要求思考关于死亡的问题，然后向每个人再分发调料。这时的试验结果是受试者分发给不同党派的人的调料明显辛辣一些，分发给相同阵营的人的调料依然适中。
这个试验证明了这样一种心理现象：当人想到死亡，则会明显地对与自己持不同价值观的人产生出一种攻击性，因而也更加维护了与自己持相同价值观的人之间的认同感与亲近感。由此推知，上面提到的那位教会组织者的行为并非不可理喻，加尔文主义式的死亡恐吓加上时时提醒其成员敌人的存在，无疑为其对教会的掌控与维持提供了一个心理保障。也就是说，恨通常是让某一类人们团结起来的主要理由之一。难怪社会学家弗洛姆一针见血地指出：加尔文及其教派其实是用恨来传播所谓的“福音”。
那么，为什么古今中外人们通常会用对自己的死亡恐吓以及对异己的恨来维护某个社会群体的团结呢？难道人类竟然如此地可悲、仿佛命定地摆脱不了成为死亡与仇恨的奴隶的命运？
细想起来，其实被意识到的、并被文化赋予了特别含义的“死亡”，不过是人类对普遍感受到的来自某种“非存在”力量的一种象征性表达；而所谓恨，不过是对自身的“非存在”状况的自责并把它投射到外部世界而已。所以，恨本质上是一个“非存在”的问题。
人一生下来，就面临着一种本源性的“非存在”挫折，它通常通过产道挤压所导致的痛苦以及与哺育者的相失而被新生儿感受到的。当然，痛苦的舒缓也就导致了愉悦的体验，比如，新生儿被塞到嘴里的乳房所安慰的时候，他/她从乳房那里获得了其人生的第一个存在依据，然而乳房总会从婴儿的视线里消失。于是，乳房的出现与消失便构成了一个人的人格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婴儿的人格被同时打上了消失与出现的烙印。也就是说，人格在把乳房认同为自我之际，人格就已经把自己体认为存在与非存在的混合物了。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商业广告中到处充斥着强烈的乳房崇拜的意味，而很多女人为乳房的增大而吃紧苦头。因为乳房不是别的，正是人从外部世界抓过来构建其自身存在的基础镜像！
既然人的“存在”伊始，便充斥着失望与满足、痛苦与愉快的二重奏，则人在建构其自我存在的源头，就在其自我的结构中，打上了一种混合着爱与恨、悲与喜的辩证法的印记。也就是说，人一开始，爱与恨、悲与喜的情绪就不是作为某种单一的情绪而被体验着的，人通常会在爱某物的同时，也恨着某物；在感到喜悦的同时，也夹杂着莫名的悲哀。甚至在某些人身上会出现这样一种“变态”的现象：即用爱去恨，或用恨去爱。
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罕见。比如，女人在和情人或爱人打情骂俏的时候，通常会使用一些狠毒的语言，诸如“你这个挨千刀的”之类。我们日常语汇中那些让我们十分惬意的事也会加以“死了”这个形容词。而在人类的性高潮那极度愉悦的体验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种类乎死亡的表情。在某种情形下，我们在人们身上也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一种现象：当一个人渴望着什么的时候，他/她往往会走开而不是靠近。也就是对他/她想要的东西表现出一种拒绝的态度。当然，最普遍地发生在做父母的人身上的一个现象是：当他们把自己全部的爱倾倒在子女们身上时，换来的往往是子女的恨。这会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但如果对他们的心理作一深刻的剖析就会发现，他们针对子女的爱并非没有夹杂着恨的因素。也就是由于对自己的软弱无能的恨，便不由分说地把一个自己实现不了的“理想自我”强行地打入其子女的生命意愿中，从而掠夺了其子女作为人的属于自己的生命意愿。换句话说，父母对子女的要求很多时候不过是以“爱”的名义去掠夺子女的自主性存在。当然，这样的掠夺在夫妻关系中也是非常普遍的。这就是许多人一旦结婚，相互的爱意便走向了死亡的原因。有些时候，恨意也是引发爱意的起点。在日本拍的一系列名叫《禁室培欲》的电影中，重复这这样的主体：被绑架、被幽禁的女子后来竟然爱上了她的劫匪，仿佛从被劫掠的经历中获得了极大的享受似的。
既然人的存在的源头就充斥这本源性的爱与恨纠缠不清的矛盾，则人生不过是这一矛盾的表演场地而已。当人试图爱着什么的时候，就已经在恨着什么了，因为他/她用以爱着或恨着什么的主体，在生命之初就担负着爱与恨的辩证法；在生命之初，就迷失于存在与非存在的纠葛中了。
《圣经》上耶稣说最大的两条诫命就是全心全意地爱神和爱人如己。可看看历史，耶稣的信奉者们给世界带来的不是恨多于爱、杀戮多于亲和吗？道理很简单，对于担负着爱与恨的辩证法的人格主体而言，纯粹的爱从来就是不存在的，人类的爱总是夹杂着恨，人越爱就越恨。谁让人类竟是这样一种二元分裂的动物呢？所以，路德认为人是全然败坏的，人对于神，对于世界实在不能做什么有益的事，因此，救赎才是一种“白白的恩典”。
但这并不是说，人对自己的爱与恨就一点也无能为力。既然人本源性的爱恨纠缠其本质不过是人以其“存在”来不断地对抗“非存在”的结果，则能否超越于又爱又恨之迷局，必视其对“非存在”的克服而获得其“存在”而后可。
人的存在一开始就是一场爱与恨的战争。被简单的爱与简单的恨所吞没者无疑就是这场人格战争的落败者。而对于一个人格战争的胜出者而言，就是从这场爱与恨的镜像争夺战中，通过长期的自我克服、自我学习、自我整合而提纯出一种崭新的东西，它超越了爱恨，它将人从一种狭隘的自我体验引向了更为广阔的存在。它就是炼金术所谓的“魔法石”，它也是《圣经》中所说的“agape”（神爱）。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人有时候会对与自己无关的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恨。比如，对体育比赛中的自己所反对的一方；或对被自己所认同的集体所否定的人或群体，等等。这种恨意通常与体验者的切身利益无关，相反，那些关乎切身利益的被伤害所产生的恨意有时竟然不如这种无缘无故的很来得强烈。
然而这世界上真的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无缘无故的恨吗？恐怕没有。所谓“无缘无故”，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它的内在机制而已。
这让我想起某个人给我讲到过一件事：某个带着基督教加尔文主义色彩的教会的组织者在其家中举办团契活动，这组织者在其厕所里一个显眼位置放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一位“美女作家”，现在，这位作者的肖像满成都是）正好是这个团契的另一位重要成员的情敌。从这个组织者惯常地攻于心计看来，这绝不是一个无意间的疏忽，而似乎带着某种不为人知的意图。
其实，如果这里面存在着某种意图的话，它的合理性也恰好为一项心理学试验所证明：
不同党派的人被分成两组，他们被要求向每个人分发可供食用的调料。结果是味道适中。然后他们被要求思考关于死亡的问题，然后向每个人再分发调料。这时的试验结果是受试者分发给不同党派的人的调料明显辛辣一些，分发给相同阵营的人的调料依然适中。
这个试验证明了这样一种心理现象：当人想到死亡，则会明显地对与自己持不同价值观的人产生出一种攻击性，因而也更加维护了与自己持相同价值观的人之间的认同感与亲近感。由此推知，上面提到的那位教会组织者的行为并非不可理喻，加尔文主义式的死亡恐吓加上时时提醒其成员敌人的存在，无疑为其对教会的掌控与维持提供了一个心理保障。也就是说，恨通常是让某一类人们团结起来的主要理由之一。难怪社会学家弗洛姆一针见血地指出：加尔文及其教派其实是用恨来传播所谓的“福音”。
那么，为什么古今中外人们通常会用对自己的死亡恐吓以及对异己的恨来维护某个社会群体的团结呢？难道人类竟然如此地可悲、仿佛命定地摆脱不了成为死亡与仇恨的奴隶的命运？
细想起来，其实被意识到的、并被文化赋予了特别含义的“死亡”，不过是人类对普遍感受到的来自某种“非存在”力量的一种象征性表达；而所谓恨，不过是对自身的“非存在”状况的自责并把它投射到外部世界而已。所以，恨本质上是一个“非存在”的问题。
人一生下来，就面临着一种本源性的“非存在”挫折，它通常通过产道挤压所导致的痛苦以及与哺育者的相失而被新生儿感受到的。当然，痛苦的舒缓也就导致了愉悦的体验，比如，新生儿被塞到嘴里的乳房所安慰的时候，他/她从乳房那里获得了其人生的第一个存在依据，然而乳房总会从婴儿的视线里消失。于是，乳房的出现与消失便构成了一个人的人格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婴儿的人格被同时打上了消失与出现的烙印。也就是说，人格在把乳房认同为自我之际，人格就已经把自己体认为存在与非存在的混合物了。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商业广告中到处充斥着强烈的乳房崇拜的意味，而很多女人为乳房的增大而吃紧苦头。因为乳房不是别的，正是人从外部世界抓过来构建其自身存在的基础镜像！
既然人的“存在”伊始，便充斥着失望与满足、痛苦与愉快的二重奏，则人在建构其自我存在的源头，就在其自我的结构中，打上了一种混合着爱与恨、悲与喜的辩证法的印记。也就是说，人一开始，爱与恨、悲与喜的情绪就不是作为某种单一的情绪而被体验着的，人通常会在爱某物的同时，也恨着某物；在感到喜悦的同时，也夹杂着莫名的悲哀。甚至在某些人身上会出现这样一种“变态”的现象：即用爱去恨，或用恨去爱。
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罕见。比如，女人在和情人或爱人打情骂俏的时候，通常会使用一些狠毒的语言，诸如“你这个挨千刀的”之类。我们日常语汇中那些让我们十分惬意的事也会加以“死了”这个形容词。而在人类的性高潮那极度愉悦的体验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种类乎死亡的表情。在某种情形下，我们在人们身上也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一种现象：当一个人渴望着什么的时候，他/她往往会走开而不是靠近。也就是对他/她想要的东西表现出一种拒绝的态度。当然，最普遍地发生在做父母的人身上的一个现象是：当他们把自己全部的爱倾倒在子女们身上时，换来的往往是子女的恨。这会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但如果对他们的心理作一深刻的剖析就会发现，他们针对子女的爱并非没有夹杂着恨的因素。也就是由于对自己的软弱无能的恨，便不由分说地把一个自己实现不了的“理想自我”强行地打入其子女的生命意愿中，从而掠夺了其子女作为人的属于自己的生命意愿。换句话说，父母对子女的要求很多时候不过是以“爱”的名义去掠夺子女的自主性存在。当然，这样的掠夺在夫妻关系中也是非常普遍的。这就是许多人一旦结婚，相互的爱意便走向了死亡的原因。有些时候，恨意也是引发爱意的起点。在日本拍的一系列名叫《禁室培欲》的电影中，重复这这样的主体：被绑架、被幽禁的女子后来竟然爱上了她的劫匪，仿佛从被劫掠的经历中获得了极大的享受似的。
既然人的存在的源头就充斥这本源性的爱与恨纠缠不清的矛盾，则人生不过是这一矛盾的表演场地而已。当人试图爱着什么的时候，就已经在恨着什么了，因为他/她用以爱着或恨着什么的主体，在生命之初就担负着爱与恨的辩证法；在生命之初，就迷失于存在与非存在的纠葛中了。
《圣经》上耶稣说最大的两条诫命就是全心全意地爱神和爱人如己。可看看历史，耶稣的信奉者们给世界带来的不是恨多于爱、杀戮多于亲和吗？道理很简单，对于担负着爱与恨的辩证法的人格主体而言，纯粹的爱从来就是不存在的，人类的爱总是夹杂着恨，人越爱就越恨。谁让人类竟是这样一种二元分裂的动物呢？所以，路德认为人是全然败坏的，人对于神，对于世界实在不能做什么有益的事，因此，救赎才是一种“白白的恩典”。
但这并不是说，人对自己的爱与恨就一点也无能为力。既然人本源性的爱恨纠缠其本质不过是人以其“存在”来不断地对抗“非存在”的结果，则能否超越于又爱又恨之迷局，必视其对“非存在”的克服而获得其“存在”而后可。
人的存在一开始就是一场爱与恨的战争。被简单的爱与简单的恨所吞没者无疑就是这场人格战争的落败者。而对于一个人格战争的胜出者而言，就是从这场爱与恨的镜像争夺战中，通过长期的自我克服、自我学习、自我整合而提纯出一种崭新的东西，它超越了爱恨，它将人从一种狭隘的自我体验引向了更为广阔的存在。它就是炼金术所谓的“魔法石”，它也是《圣经》中所说的“agape”（神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