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刚 刘世杰:重读王小波杂文

　　现在这么多大事，贴旧文不大切题似的。不过此文是为了在四月想想王二而贴，也为了习惯。

　　总有学院派阐述这样一个观点：王小波是媒体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蓄意制造悲情、按照自己和大众的精神需求捏咕出来的文化偶像。在此又产生两个观点分支，一是由此认为他的文学成就不足道;一是认为他只是个不错的作家，不应从思想方面作过多阐释。

　　我的一些只言片语也时常面目可疑地出现在这种文章中，以资他们的反面佐证。

　　对王小波的看法自然仁者见仁，但一些学院派总以“阴谋论”视角理解媒体的王小波言说，倒是非常有趣的现象。我很希望他们在“揭穿”了媒体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之后，能在文学本体方面写出解读王小波作品的好文章。

　　一个作家的视野

　　——重读王小波杂文

　　王小波(1952.5.13——1997.4.11)用杂文表达他的“信”，以小说承载他的“疑”。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这位“文坛外”作家黑色幽默的文学风格和爱智恶愚的价值信念对国人影响日深，他所凝聚的精神能量，在当下话语空间中日益彰显，并将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未来。但也正因王小波“超文学”的影响力，他作品的“文学性”反倒成为屡遭争议的话题——在一些文学研究者的描述里，他是被中国思想界和大众传媒按需塑造、联手推出的一个自由主义文化偶像，其符号价值远高于文学价值。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确切公正的判断。相反，正是文学魅力、精神人格与思维智慧的“三位一体”，构成了王小波的作品，并沉默地召唤着后来者走上他的“牵牛花之路”。这是一个长久的历程，现在还刚刚开始。生命写就的文字，必不会被生命所辜负——宇宙的公正，绝非转瞬即逝的人世浮嚣所能湮没。

　　王小波一生写作了以“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唐人故事》等为代表作的长中短篇小说，150余篇、35万字的杂文随笔，以及舞台剧本、电影剧本和社会学著作(与李银河合著)等多种文类。杂文随笔乃是王小波小说写作的余墨，也是他参与生活的方式——他以此表明“对世事的态度”，“这些看法常常是在伦理的论域之内”1。他申明，在此领域里，首先要“反对愚蠢”，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傻有时能成为一种威慑”;其次，他 “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 2 “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3

　　当代杂文乃是针砭时弊、干预社会、关切民生的一种文类，王小波杂文的卓异之处在于：他以独有的声腔和文体，把“智慧”和“有趣”破天荒地纳入社会伦理论域，同时，他也一再把道德判断转换为智力判断，由此突破了社会伦理探讨的单一道德向度：“伦理道德的论域也和其他论域一样，你也需要先明白有关事实才能下结论，而并非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只要你是个好人，或者说，站对了立场，一切都可以不言自明。”4 “智慧”作为蒙昧之敌，在王小波的作品里受到了无以复加的拥戴——它成为道德的前提，更是道德本身，而与道德灌输势不两立：“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 “假如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务和下地狱中做一选择，并且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选择后者。”5在在显示出他毫不退却的启蒙主义者立场。

　　在启蒙主义屡遭清算的今日，重温“启蒙”的如下原则也许不失公平：“启蒙肯定理性，认定一己以及共同生活的安排，需要由自我引导而非外在(传统、教会、成见、社会)强加;启蒙肯定个人，认定个人不仅是道德选择与道德责任的终极单位，更是承受痛苦和追求幸福的最基本的单位;启蒙肯定平等，认定每个人自主性的选择，所得到的结果，具有一样的道德地位;以及启蒙肯定多元，肯定众多选项。”6启蒙信念贯穿着王小波的写作，但他几乎不用这一居高临下的词语，而是以中性的“智慧”一词代替。在他那里，“智慧”非关中国传统式的机诈权谋、兵法思维，而与古希腊哲人“探寻万物之理”的超功利求索同义：“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干，这是一种兴趣。”7“很直露地寻求好处，恐怕不是上策。”8 “智慧永远指向虚无之境。从虚无中生出知识和美;而不是死死盯住现时、现事和现在的人。”9而追寻智慧之路，“用宁静的童心来看……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给人的感觉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10他用如此不竭的热情，恳请读者看到：智慧乃是人类幸福的源泉和爱的渊薮。

　　王小波的每篇杂文皆是他与社会思潮直接碰撞对话的结果，概括起来，大体涉及五个范畴：

　　针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人文精神讨论”中，知识分子话语凸显的权威欲和泛道德化倾向，王小波申明了他对知识分子环境与责任的看法——知识分子的职责是“面向未来，取得成就”11，而非成为辅助权力统治、营造精神牢笼、专事道德判断的“哲人王”。“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可以干两件事：其一、创造精神财富;其二，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中国知识分子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我倒希望大伙在前一样上也较出色。‘重建精神结构’是好事，可别建出个大笼子把大家关进去，再造出些大棍子，把大家揍一顿。”12对知识分子来说，“不但对权势的爱好可以使人误入歧途，服从权势的欲望也可以使人误入歧途。”13至于能否创造、创造什么，则主要取决于知识分子“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这样的人”(“花剌子模君王”的典故出自王小波著名的《花剌子模信使问题》一文，用以喻示无法面对真相、压抑精神自由的反智权力者——引者注)14。只要这种压抑自由的反智环境存在着，则知识分子为了保全自身，多数人当然会变得“滑头”。由此可以逆推出一个结论：若有人发现自己被“花剌子模君王”关进了“老虎笼子”，则可以断言，他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15。反智威压固然可怕，但是，“只要你不怕做烤肉，就没有什么阻止你说俏皮话”16——王小波如此表述才智之士对人类精神事业的生死相许，同时也含蓄表达了他的个人信念。《思维的乐趣》、《花剌子模信使问题》、《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不幸》、《跳出手掌心》、《论战与道德》、《理想国与哲人王》等为此一论域的代表之作。

　　针对国学热、文化相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泛滥，王小波立足于个人自由、平等和创造的立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弊病——“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乃是孔孟开创的伦理学、道德哲学……这又造成了一种误会，以为文化即伦理道德，根本就忘了文化该是多方面的成果——这是个很大的错误。”17孔孟哲学“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18，不能容纳整个大千世界，更不能指望它去拯救全世界——这种想法纯粹是民族虚荣心的产物。他还援引古今大量的荒诞事实和荒谬思路，指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急功近利的倾向;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平等——从打孔孟到如今，讲的全是尊卑有序，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无法产生科学的原因……面对甚嚣尘上的国学热，王小波果敢做出诛心之论：“儒学的魔力就是统治神话的魔力。”19“这些知识的确有令人羞愧的成分，因为这种知识的追随者，的确用它攫取了僧侣的权力。”20现在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僧侣的权力又在叩门。”21此语衡之今日，依然令人心惊。《智慧与国学》、《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文化之争》、《“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人性的逆转》、《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等是此一论域脍炙人口的名篇。

　　针对九十年代国内外盛行的“‘文革’是一场实现激进民主、抵抗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伟大实验”这一“新马”派论断，王小波用黑色幽默的笔法，直接诉诸自己创伤荒谬的“文革”经验，将这一浩劫对个人价值、自由、智慧和道德的戕害，举重若轻地勾勒出来。需要注意的是，王小波的反思并非对“文革”作一时一事的具体评价，而是对浩劫背后反智主义文化逻辑的彻底清算。同时，有些篇章还探讨了这样的问题：无论社会环境如何荒谬残酷，个人都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人之为人的底线，绝非把责任推卸给“那个时代”所能了事;个人也时刻拥有选择沉默和保持人性的机会，只要他能抵御“话语权”的诱惑，站在“沉默的大多数”一边。《沉默的大多数》、《积极的结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肚子里的战争》、《弗洛伊德和受虐狂》等是代表之作。

　　有关文学、艺术、科学和人文的一般性观念探讨，在王小波杂文随笔中也占据相当大的比例。有感于中国纯文学的幽闭、世故和说教，王小波尖锐批评其“无智无性无趣”，坦陈自己的文学观与之相反——智慧、性爱和有趣，是他写作的价值前提，“我总觉得文学的使命就是制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22。这是因为，“有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伸往未知的领域，无趣是个封闭的空间，其中的一切我们全部耳熟能详。”23他自承他的小说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逻辑是：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这种逻辑就叫做黑色幽默。”24《关于格调》、《〈怀疑三部曲〉序》、《我的师承》、《我为什么要写作》、《文明与反讽》、《有与无》、《我的精神家园》、《生活和小说》等是此一论域的代表作。有感于社会学研究(让他感到切肤之痛的是他和李银河共同参与的同性恋研究)过程中的阻力与禁忌，他申说人文研究的诚实原则，代表作有《〈他们的世界〉序》、《诚实与浮嚣》等。有感于我国文化和出版“就低不就高”、将成人当幼童来对待的内在逻辑，他提出知识环境的成熟原则，指出“科学和艺术的正途不仅不是去关怀弱势群体(此处的“弱势群体”指才智方面，非指物质生存能力方面。——引者注)，而且应当去冒犯强势群体。”25“现代社会的前景是每个人都要成为知识分子，限制他获得知识就是限制他的成长。”26此论题的代表作有《摆脱童稚状态》、《椰子树与平等》、《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等。

　　在漫谈大众文化和中西日常生活时，揭示隐含其中的传统价值观的压抑性，张扬个人尊严、自由与创造力，也是王小波杂文的重要方面。这些文章为报刊专栏而写，皆短小精悍，举重若轻，直捣问题的核心。例如，他用设问句回答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幻片：“我这部片子，现实意义在哪里?积极意义又在哪里?”27——在如此刻板诉求下是不可能产生自由游戏的科幻电影的。从春运高潮的种种窘况中，他感到中华文化传统里没有“个人尊严”的位置，“一个人不在单位里，不在家里，不代表国家、民族，单独存在时，居然不算一个人，就算是一块肉。这种算法当然是有问题。”28他从对Internet“不良信息”的控制，步步后退地推导假设，最后引申出一个冷峻的道德难题：在看似“与己无关”的个人权利屡遭侵犯之时，你是否可以无愧地赞成这种压缩?“五十多年前，有个德国的新教牧师说：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29王小波的答案不言自明。

　　因坚决反对伪道学、假正经，王小波一口咬定他的杂文“也没什么正经”。但综上所述可以见出，他的杂文不但“正经”，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布道——布爱智恶愚之道，布精神成熟与自由创造之道。他的杂文游走于个人与人类、外向与内省、幽默与严肃、情感与理智、常识与哲学、逻辑与悖谬……的多重张力之间，形成了他风格独具的“小波体”。

　　“小波体”的布道一反惯常说理文章独白式的教师口吻，而用和读者平等聊天的“说书人”口气行文;一反直接说理的中心化论证方式，而以“去中心化”的曲线叙事与故实暗寓，将他的道理、意图点到为止。此种写法的背后，是王小波对个人理性的信赖和对教条灌输的拒绝。他的文章往往以自身经历或一个故事开篇，经过出人意料的联想、类比或逻辑推论，导向一个貌似怪诞、引人深思的结论。比如《沉默的大多数》是这么开头的：“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里，写了一个不肯长大的人……”30《思维的乐趣》的第一句话：“二十五年前，我到农村去插队，带了几本书……”31《花剌子模信使问题》起首便是：“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32看文章的开头和行文的过程，读者无法猜测他最终意图何在，但正是这种摇曳生姿的叙事和意图不明的悬念，引人读毕全文，领会他的谛旨——然而他并不言之凿凿地宣称此一谛旨绝对正确，而只是给阅读者提供一个伦理选项，选择与否全在阅读者自己。这是一位自由主义者的文体态度。顽皮的小说笔法与简朴的哲学思维交互穿插，使他的伦理之辩成为一场清新的旅行。

　　幽默思维是王小波杂文最魅人之处，它在逗人大笑之际，凸显现实生活的荒谬逻辑，从而爆发出醒世的力量。幽默是内庄外谐，既需以温和宽厚的态度作底，又需有发现“理性倒错”的毒眼和制造“反转突变”的巧智。幽默之“笑”往往产生于对比——经验理性和荒谬现实的对比，僵硬理念和真实经验的对比，惯性思维与意外现实的对比……等等，但这些“对比”唯有以波澜不惊、不动声色的“突转”方式出现，才能产生幽默感。王小波是发现“倒错”和制造“突转”的高手。比如，他讽刺文化生产者为了拒斥批评而把自己的动机神圣化，“就像天兄下凡时的杨秀清”33，笔锋一转，提起北方小城的一群耍猴人：“他们也用杨秀清的口吻说：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等等，现在给大家耍场猴戏。我听了以后几乎要气死——猴戏我当然没看。我怕看到猴子翻跟头不喜欢，就背上了反对社会主义文化的罪名……”34针对以“格调”之名阉割真实表达的文艺假正经，王小波举电影《庐山恋》为“格调高雅”的范例：“男女主角在热恋之中，不说 ‘我爱你’，而是大喊‘I love my motherland!’场景是在庐山上，喊起来地动山摇，格调就很高雅，但是离题太远”，这是因为，“当男主角……对着女主角时，心中有各种感情：爱祖国、爱人民、爱领袖、爱父母，等等。最后，并非完全不重要，他也爱女主角。而这最后一点，他正急于使女主角知道。但是经过权衡，前面那些爱变得很重，必须首先表达之，爱她这件事就很难提到……我记得电影里没有演到说出‘I love you’，按照这种节奏，拍上十几个钟头就可以演到……”35以一本正经的态度罗列个体情感之上的假正经枷锁，并以假正经逻辑对男女主角的处境进行貌似严肃的思考，已经让人对荒谬的现象忍俊不禁，最后“不经意”抛出的这句“拍上十几个钟头就可以演到”，则彻底把假正经之庄严肃穆颠覆干净，还其可笑面目。

　　逻辑思维是“小波体”的躯干部分，效果最强烈者莫过于逻辑归谬法——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经过煞有介事的逻辑推衍，最后得出荒诞的结论，由此揭示出前提的荒谬之处。仍以《关于格调》为例，王小波从格调最为“高雅”、主张男女授受不亲的孟子说起：“孟子说，礼比色重，正如金比草重。虽然一车草能比一小块金重，但是按我的估计，金子和草的比重大致是一百比一……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换算关系，可以作为生活的指南……”36接下来他又引入了“定类”、“定序”、 “定距”和“定比”四种科学分类法，对“格调”内部“礼”与“色”之比例进行了“细致推算”，“一份礼大致等于一百份色。假如有一份礼，九十九份色，我们不可从权;遇到了一百零一份色就该从权。前一种情形是在一百和九十九中选了一百，后者是从一百和一百零一中选了一百零一。在生活中，做出准确的选择，就能使自己的总格调得以提高。”37经过这么一番精密的“逻辑论证”，假正经的“格调”说便不攻自破了。

　　此外，逻辑的客观、明晰与层层推进的力量，构成了王小波每篇杂文的骨骼，同时，它也为读者搭建了一个间隔激情、理性判断的空间。在这一切的背后，是求真的科学精神、求善的理想主义和求美的诗意心灵的结合，由此可以见出作家王小波辽阔超越的精神视野。对于我们时代所遭逢的重大精神主题，他剑走偏锋地直面、分享并承担在他的作品中，他的批判理性、幽默天才、自由信念和智性思维构成了这些作品难以抗拒的魅力，这也是他引起国人如此持久而强烈共鸣的原因。作为一位文化精英主义者和政治平民主义者，他的杂文深深关切“自由创造”与“权力压抑”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揭示了我们生活中一个习焉不察的真理：权力罪孽的本质不在遥不可及的宏大方面，而在它对每个人的自由创造力的无形戕害——个人创造力乃是个人和宇宙、有限与无限、虚空与意义的真实连接点，吞噬它，等于吞噬掉人之为人的根本理由。

　　王小波的杂文就这样无意间扮演了“重估一切道德”的角色，并提醒人们在智慧的增进中孕育勇气与救赎。这种提醒的背后，涌动着连他自身也无法解释、无法证明的先验存在——一种无目的、无对象、无止歇的大爱。正是此爱，造就了他的智慧与成熟，并将它们缓缓传递至我们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