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腹肌的训练方法视频:重读雨果《九三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22:16:00

前段日子里,我又重读了雨果的《九三年》。

在我的记忆之中,保留着两件往事——我是重读这本书时,渐渐地将这些印象给找回来的。

第一件事发生我的少年时代,那是一个没有书籍的年代。那一年我去母亲的某个同事家里,那家的叔叔和阿姨曾经是新华社的记者。家里三个小孩,年龄稍大于我。当我走进他们家里时,惊奇地发现三个小孩手里各持有一本外国文学的名著。我当时非常羡慕,猜想他们家中一定还有很多这样的好书。然后就是听着他们家的老大,向我吹嘘那本书如何如何好。他说的话我大都听不懂,因为我没有读过。而且在我心目中,外国文学名著就如同天书一般,那是要具有多么深刻的学问才能读得懂的。我好生自卑,自卑得根本就没有敢开口向他们哪怕是借一本书。也就是在那时,我想拥有自己的书籍了。后来我特别的爱买书,有好书而不收藏就觉得心里难受,就是源于那天的刺激。现在我能够回想起来了,那其中的一本书就是《九三年》。这件事情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激发了我强烈的读书欲望,从此以后,不管到哪里,我的第一任务就是找寻书籍,而每日生活的第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读书了。

第二件事是发生在我读大学时候。一九七八年,那是一个百废俱兴的年代:大学重新通过高考来招生了,各种名目的的文学杂志创办起来了,许多的外国文学名著又开印了。我的学校的对面有一个学院书店,里面往往能够进一些好书。我认识书店的一个小伙子,每每书店进了新书,他总是会提前告知我们。到了那一天,我和我的同学就会早早地等在书店的外面,而这时我们的旁边已经等着很多的人了。看来,别人也通过其他的渠道得知了信息。一开门,我便冲了进去,赶快往柜台边抢它两本新到的书。有时抢购书的人实在太多了,服务员就会大声喊道:大家排队啊,快排队!现在的学生面对书店里摆放着的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很难想象历史上还真有那样一个时代,人们扑在书籍上,竟然真的会像乞丐扑在面包上那样。前两年,我又回到了那里,书店还是老样子,只是书店里面已经是冷冷清清的了。当年的那个小伙子如今已经快成老头了,花白的头发,脸上刻满了皱纹,他伤感地告诉我,自从我们离开后,书店就再也没有像当初那样红火过了。我们为此感叹唏嘘了好一阵子。

我现在很难描述我最初读到外国文学名著的那样一种复杂的感情。

一本书捧在手中,面对着那么复杂的长长的姓名,面对着那样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我就觉得有一种神圣的东西在心里翻涌着。那时候,我就知道,自己从今以后,在漫长的人生路上,可以进入另外一个空间里生活了,认识另外的一群人们,见识另外的一片天地。那时候,书还有揭开页呢,庄重的感情就给唤起了。还有一个情况,我不知别人是否有过,就是读这样的名著,往往会激活一种自恋和自大的情结,老是觉得自己变得崇高和伟大起来。

真的,我那时读书,就有着这么一些复杂的情感。

《九三年》,我现在手头的这一本,就是在一九七八年的那个冬天购买的。那年冬天,长沙下了好大的雪,积雪有一尺多厚。课后,我们窝在宿舍里读书,很冷,房里又没有生火,便只能用被子包裹着自己,我们将这种行为命名为“烤被子”。

就在那个冬天,在棉被的包裹中,我结识了戈万和西穆尔丹这样两个人物。戈万,我心中的英雄,与多年来我心中的英雄形象一下子就重叠起来了。关于英雄,我的理解也就在那一刻变得更加清晰起来,深刻起来了。从那以后,这两个人物就一直活在了我的心头——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就像我的朋友一样,我能够描绘出他们的音容笑貌,甚至模拟出他们说话和做事的神态来。

关于革命与人性的话题也就是在那时潜入了我的心中。后来每每跟听人谈起革命来,说起人性来,我就总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意见。“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个理念的种子就是在那时撒播在了我的心田里。

说来也凑巧,大学毕业后,我与少年时我遇到的那家老大都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工作,我跟他讲起了他曾经给过我的刺激和帮助,他已经全无印象了。只是告诉我,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读过文学名著了。

解读法国大革命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对于理解人类历史的进程很有帮助。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常识,我最初是从一些小册子中建立的。七十年代中叶,国内出了一些由历史学家们撰写的小册子,在普及历史知识的同时,也将历史歪曲得一塌胡涂。七六年前后,我读到过一本《世界通史》,三卷本,美国人海斯、穆恩合著的。里面说到的关于路易十四的一段话记忆中还有印象,大意是说,一个贤明的君主,也能够治理好一个国家,但是这一定是以压制大多数人的聪明为前提的。更何况一个人不可能自始至终都聪明,他总有糊涂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国家就要倒霉了。而民主制度能够发挥大多数的聪明才智,所以,还是民主制度好。我一直比较闭塞,这竟是我读到的最早的关于民主制度的精彩的议论。

关于这场革命必然爆发的原因,我们都知晓得很清楚了。

法国的那种旧制度“是一个在本质上不人道的,对底层生命毫不在意的旧制度。”这是这场革命必然爆发的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问题也就在这里了。这样的旧制度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有,为什么这场革命就恰恰爆发在法国呢?

也许,法国的贵族太不人道了,他们没有英国贵族那样的绅士风度,没有那样的宽容。“恶”的品行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比较突出。

也许,在那个时候,出现了过于强大的君王——路易十四。

本来,这样的制度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了,逐步地削弱王权,加强司法独立,扩大三级会议的功能,完善权力的平衡和制约,减少旧制度的成分。逐渐地向一个更先进的制度转型,使一个几千年形成的,在严刑峻法之下没有个人权力的底层民众,能够逐步获得喘息的空间,能够逐步获得自身的权利。从而成为积极的社会创造力量。就像欧洲其他各国一样。

但是,路易十四的能力太强了,他以自己非凡的能力巩固着旧的制度,但与此同时,他也把一个在法国和平过渡的机会给断送了。

也许,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几乎那个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都诞生在法国。

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等等“百科全书派”的启蒙思想家们,他们以一种全新的学术的形式普及了常识,激发了思想,煽动了革命,有人评价说,《百科全书》的出版,事实上已经是大革命之前的革命了。

这里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就是卢梭,这个被称之为法国大革命之父的平民思想家,他以一种激烈的言说方式对旧制度和旧思想体系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

记得七十年代末年,当我们这批文革后首批走进高等学府的学子们刚刚遭遇卢梭时,那种兴奋是难以言说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包括他的《忏悔录》都在极大的层面上震撼了我们。

那时已经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了啊!可是我们却像刚刚给人启蒙,才知道了什么叫民主,什么叫人权,什么叫自由,什么叫人性等等,我们到那时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思想解放。才知道,人类的优秀人物还在很早的时候就做过了这样的思考。

那时,我们的大学同学们都刚刚从底层走出来,我们是那样容易认同卢梭的思想,认同那种绝对平等的理想,认同那样一种推翻暴政的激烈的形式,也就全方位地认同了法国大革命。
  

我一直觉得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所说的一段话,适应与任何一位高明的小说家。恩格斯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所读到的法国历史,比从同时期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那里所读到的都要多得多。而我们也可以说,从雨果那里所读到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要比从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那里读到的都要多得多。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最经典的有两本,一本是《双城记》,还有一本就是《九三年》了。

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叙说,常常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外的,他们往往会从历史的现象中抽出一些他们认为的最基本、最普遍的一些所谓的带“规律”性的东西来解释历史,而这样的解说往往是隔膜的、冷漠的。除非我们有一种历史癖,否则很难热爱这样的叙说。不过近年来历史学界的叙说方式有所改变,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开始,有人提出了一种“现场”的历史叙说观。可能有行内人士会嘲笑我的无知。但是,一位历史学界的老学者说他在读了黄仁宇后,才知道历史还可以这样来写。他从前的文字都可以作废了。看来,人们的爱好也还是可以相通的。

小说家的叙说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必须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置身于历史的具体细节之中。从前我读《悲惨世界》,常常为第二卷开头那一段长长的描述感到困惑,而现在我明白了,那正是作者要营造一种关于那个时期的逼真的现场感。类似的描写在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也有,作者要将自己对巴黎的社会环境的理解通过这样的细节描写展示出来。

1793年在法国历史上是很关键的一年,共和与帝制都在生死存亡的时刻。年初,路易十六被拉上了绞刑架,激起了较大的反响。国外反法力量结集成了联盟,他们支持国内的保王党发动了叛乱,在旺代等地已经形成了气候;巴黎城内的种种议论甚嚣尘上,各种势力蠢蠢欲动;雅各宾党坐在执政的位置上,就像坐在火山口上,他们毫不犹豫地实行革命的专政和恐怖政策,毫不留情地镇压敢于反抗的敌对分子;他们迅速派出共和军前往旺代等地,平定了叛乱,使共和国转危为安,巩固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

路易十六之死使各党派更加无法调和,同时增加了革命的外部敌人。共和派一方面要同欧洲作战,另一方面又要对付许多反对阶级和自身的党派中的人。领导群众运动的山岳党自认为早已下定决心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丹东以及把丹东看作自己的领袖的山岳党的计划是:对革命的敌人实行恐怖,对人民则通过讲演来宣传当前的危机和发动暴动,以激起他们的狂热,使他们关心政府和共和国的存亡,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向群众灌输最强烈的热情;保持准备应付危机的警惕状态,以便利用群众的激昂情绪和力量。随着共和国的危机的日益加深,使群众的情绪高涨的是丹东,以革命政府的名义建立群众专制的而不是建立合法的自由也是丹东。罗伯斯比尔和马拉比丹东走得更远些,他们要把丹东看做过渡的政府,来建成持久的政府。丹东不过是一个政治领袖,而他们两人则是真正的狂热派,前者野心较大,后者则更为狂妄。(《法国革命史》)

选择这一年来表现法国大革命的主题,是一个独具慧眼的选择。在《九三年》中,雨果指出:“九三年是欧洲对法兰西的战争,又是法兰西对巴黎的战争。结果怎样呢?那是法兰西战胜欧洲,巴黎战胜法兰西。这就是九三年这个恐怖的时刻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它比本世纪的其余时刻更伟大。”他又说:“九三年是一个紧张的年头。风暴在这时期达到了最猛烈最壮观的程度。”

这种社会环境的猛烈和壮观无疑是有益于小说家展示自己的才能的,也有益于小说家深入到事件的本质。这一点只要与狄更斯的《双城记》比较,就可以看出来,《九三年》选择的场景无疑比《双城记》更集中、更典型。

当然,情节的安排也很重要。在这样“一个富有史实意味的斗争时代”,构思一个动人的故事,塑造几个典型的人物,并将这个充满着深刻矛盾的故事在血与火的残酷的环境中展开,让这些人物进入戏剧般激烈冲突。而在这矛盾和冲突的后面,作者要展开那个时代的重大而深刻的话题,揭示了那个时代的令人深思的主题。

故事就从朗德纳克侯爵潜回法国开始,他到旺岱去,在那里发动十万效忠国王的农民军叛乱。

他内心怀抱着对革命的无比痛恨,一抵达旺代就找寻疯狂报复的机会。

下面是他与部下的一段对话:

你把田庄烧了吗?

是的。

你把村子烧了吗?

没有。

烧掉它。

对伤兵怎样处置?

杀掉。

对俘虏怎样处置?

枪毙掉。

有两个是女的。

也一样。

这种情形正是当时历史的真实。

保王党叛军平均每天枪杀三十个蓝军,纵火焚烧城市,把所有的居民活活烧死在家里。这位有才干有魄力的叛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铁了心的保王派,对屠杀蓝军和革命群众毫不手软,他的口号是:“杀掉,烧掉,绝不饶恕”。

面对这种严峻的挑战,革命政府决定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实施坚决镇压。

参与这个事件的核心人物非常集中,参与镇压叛乱的两个人物,一个是主张“恐怖必须用恐怖来还击”的西穆尔丹,他担任远征军的政治委员,一上任,他就颁布了用极刑来对待放走敌人的严厉法令。在他看来,要想保存革命成果,必须用暴力来对付暴力。这是一个刚直不屈而且有铁石心肠的革命者,他的口号是:“绝不宽大!”

而另一个则是负责围剿旺代叛军的远征司令戈万,这个贵族家庭出身的年轻人,肩负着拯共和国与危难之中的重任。这样的重任,他是担当得起的。且不说他的杰出的军事才能,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且不说他的勇气,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单说他对共和国的忠诚,就是一种绝对的理想化的。这样的忠诚,用现代人的眼光是很难看得透的。这是“赤胆忠心”这个词的最好的注释和个案。但是,那不是一种不动脑筋的忠诚——像奴才忠实于主子一样的。这绝对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他忠于共和国,是因为他相信只有共和才是人类理想的体现,只有共和,才能给法兰西——他的祖国带来真正的幸福和光明。

作者巧妙将这三个人物交织在一起:戈万是西穆尔丹的弟子,又是朗特纳克的侄孙——戈万家族的继承人。

矛盾就在他们三人之间展开了。

先看戈万与西穆尔丹的矛盾。

戈万的革命立场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同样不容怀疑的是他的人道主义的立场。正是这后一个特点,区别了他和当时的一般革命者,也区别了他罗伯斯比尔等人。这也是他和他的老师及恩人西穆尔丹的区别所在。

西穆尔丹年轻时在朗德纳克家里当教师。他的学生是主人的儿子和继承人。他爱这个学生。西穆尔丹是亲眼看见他的学生诞生的。这个从小就是孤儿的孩子曾经得过一场重病,在这死亡的威胁中,西穆尔丹曾经日夜看顾他,救了这孩子的性命。他的学生不但从他那里得到教育,训练和科学知识,而且从那里得到身体复原和健康;他的学生不仅从那里学会了思想,而且从他手里得到了生命。我们通常热爱那些一切都得之于我们的,西穆尔丹热爱这孩子。可是人生中常见的分离终于来了。西穆尔丹教育工作完成之后,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那个年轻的贵族生下来就是军官,一开始就当上上尉,出发到某一军营里去了。革命来了;对于这个被他创造成一个学生的回忆里,还活在他的心里,并没有消失。这个学生这个孩子,这个孤儿,就是他在这世上惟一心爱的人。

塑造雕像并赋予它生命,这是很美妙的;塑造智慧并赋予它真理,这更美妙。西穆尔丹是塑造灵魂的皮格马利翁。

精神也能生孩子。

这个学生,这个孩子,这个孤儿,是西穆尔丹在世上唯一爱的人。

然而,像他这样的人,在这种感情中,能做到无懈可击吗?

 

在西穆尔丹抵达前线不久,他们就展开一场思想的交锋。

当戈万说到我不与小孩作战,不与女人作战,不与老人作战时。西穆尔丹严肃地指出:

“戈万,你要明白,如果那女人叫玛丽·安托万内特,你就该和女人作战;如果那老人是教皇庇护六世,你就该和老人作战;如果那孩子叫路易·卡佩,你就该和孩子作战。”

“可我不是政治家,老师。”

戈万又继续说:

“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是安宁与和谐的原则。为什么使它们显得恐怖可怕呢?我们要的是什么?争取人民组成大同共和国。那好,别吓倒人民。恫吓有什么用?人民和小鸟一样,不会被稻草人吸引过来的。不应该为了行善而作恶。我们推翻王位不是为了永久竖起断头台。处死国王,但要救活民族。打翻王冠,但要保护头脑。革命是和谐而不是恐怖。不宽容的人是无法执行温和原则的。对我来说,‘赦免’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字眼。我不愿流血,除非我自己也可能流血。再说,我只会打仗,我只是士兵。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宽恕,那么打胜仗就没有意义了。在战斗中我们是敌人的敌人,胜利后我们就是他们的兄弟了。”

“你可要当心,”西穆尔丹第三次说,“戈万,对我来说,你比儿子还亲,你可要当心!”

接着他又若有所思地说:

“在我们这个时代,仁慈可以成为一种叛逆。”

 

小说最后就围绕着一个城堡叙述着。将所有的矛盾在这里展开了,作者也将自己所有的思考都摆放在这样一个语境之中。在这一点上,他确实表现了作为一个小说家的高明之处。

“攻打这座过城堡的人属于戈万家族,守卫这座城堡的人也属于戈万家族。双方就围绕这座城堡展开了生死搏斗”。

朗特纳克侯爵只剩下了十来个人了,困兽犹斗,负隅挣扎。故事写道这里,谁都认为快要结束了。

可是,没有料到,这座城堡里有一条暗道,一直通到大森林,朗特纳克侯爵就从这条暗道逃跑了。临走前白军放火烧毁城堡,城堡的图书馆里关着三个幼小的儿童,他们是白军俘虏的人质,在烈焰冲天的城堡中必死无疑。

可就在这个时候,已经逃脱了朗特纳克侯爵听见三个小孩的母亲凄厉的呼救声,毅然从暗道返回城堡,勇敢而镇静地救出那三个孩子。

就在那孩子们被救出的那一刻,

母亲站在梯子下面,气喘嘘嘘、懵懵懂懂,面对意外的惊喜如痴如醉,因为她从地狱跃进了天堂。过度的快乐会损伤心灵。她伸开双臂,先抱住胖阿兰,再抱住勒内.让,最后拖住若尔热特,她狂热地亲吻他们,接着便大笑起来,晕倒在地。

响起了高呼声:

“都得救了!”

确实,都得救了,但老人除外。

但谁也没有想到他,他本人多半也没有想到自己。

他在窗前呆了几分钟,若有所思,仿佛在给大火一点时间来决定去留。接着他便不慌不忙地、慢慢吞吞地、高傲地跨过窗栏,头也不回地直立在梯子上,背靠梯级,面对深渊,背靠大火,像威严的幽灵一样默默走下楼梯。梯上的人们赶紧下来,在场的人都不寒而栗,面对这个自天而降的人仿佛面对异象一样,感到一种神圣的恐惧,纷纷后退。此时,侯爵正沉着地钻入眼前的黑暗。他们在后退,而他却在靠近。他那大理石一般苍白的面容上没有一丝皱痕,幽灵般的眼神里没有一丝闪光。人们在黑暗里惊恐地盯着他。他每走近一步,就似乎又高大一分,梯子在他死亡的脚步下颤抖,发出响声,仿佛是骑士的石像再次进人坟墓。

他的英雄行为在共和国士兵中引起了一片欢呼,当他威严地走下梯子时,共和国的士兵们竟敬畏地向后退缩。西穆尔丹逮捕了朗特纳克,把他关押起来,准备将他送上断头台。

小说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像异峰突起,使矛盾冲突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这三个人物之间的纠葛从政治观点的敌对,转化而为是否实施人道主义的冲突。朗德纳克在最后时刻,良心发现了,他做出了非凡的举动,体现了人性的立场。现在轮到西穆尔丹和戈万了。

西穆尔丹是无须选择的,他对戈万说,“我要召开军事法庭。你不能参加。你是戈万家族的人,朗德纳克也是戈万家族的人。我们遵照国民公会的指令办事;我们的审判只要验明前侯爵朗德纳克的正身。明天审判,后天上断头台。旺岱完了。”

而戈万却必须作出反应。

小说给了戈万整整一个章节的内心深处的斗争,苦恼着的思考,痛苦着的选择。

戈万刚刚目睹了奇迹。

与世间斗争同时发生的是天上的斗争。

善与恶的斗争。

一颗狰狞可畏的心被征服了。

人性对人的胜利。

人性战胜了非人性。

戈万在受审讯。

他在接受某人的审讯。

某个可怕的人。

他的良心。

戈万感到心中的一切都动摇了。他最坚定的决心、最认真的许诺、最不可改变的决定,这一切都在他意志的深处动摇了。

这就是心灵的震撼。

他越想刚才目睹的事,就越加惊惶不安。

戈万是一个共和党,他相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而且也的确是如此。可是一个更高级的绝对正确性刚才出现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刚才发生的事情是不容许人故作不知的,这件事很严重,戈万曾经亲身参与这件事,他当时曾经在场,他不能够抽身逃避,虽然西穆尔丹对他说:“现在这一切和你都没有关系了。”可是他的内心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一棵树被人从树根上拔掉一样。一切人都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一动摇,就产生深沉的烦恼,戈万正在感受着折衷烦恼。正由于这个人具有一切的坏处,残暴,错误,盲目,无理的固执,骄傲、自私,戈万刚才所看见的才是奇迹。人道战胜了这个不人道。用什么方式呢?人道怎样打到一个愤怒和仇恨的巨人呢?人道用的是什么武器?是什么军械?是摇篮。郎德纳克侯爵被包围了,然而后来他居然逃脱了。戈万得到了胜利,郎德纳克得到了自由。从此以后,郎德纳克有的是安全,是无限广阔的道路,是数不尽的逃避所。可是,他自己又进来来。郎德纳克侯爵自愿地,自动地,完全根据自己的选择,离开了森林,阴影,安全,自由,回到最可怕的危险里去。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了救三个孩子。现在人们怎样处理这个人呢?送他上断头台。对于英雄的行为,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报酬啊!用一种野蛮的手段去回答一种慷慨的行为!革命居然也有这种弱点!

这是贬低共和国!

那个主张偏见和奴役的人突然转变,回归人性,而他们这些争取解放和解脱的人却仍将滞留在内战阶段,滞留在流血的陈规和兄弟残杀之中!

让别人说君主制的拥护者拯救儿童,而共和制的拥护者屠杀老人。

人们会看到这名伟大的士兵、强壮的八旬老人、被缴械的战士登上断头台,就像登上荣誉的宝座一般,因为他不是被抓获而是被盗来的,他为了行善而失去自由,他甘心受绑,额头上还保留因崇高献身而流出的汗珠。他的头将被置于铡刀之下,那三个获救的小天使的心灵将围着这个头飞舞、祈求。而且,在使别子手感到羞辱的这个死刑面前,这个人将露出微笑,而共和国将面红耳赤!

这是一段非常经典的心理描写,这也是一段道德良知与政治权力永恒角逐的话语。

良知,这是一切裁判中的最高裁判,它是终极裁判。谁都不能逃避这样的审判。夜深人静的时刻,我们也会遇到戈文所遇到的语境,虽然没有那么严峻。但却会同样叩问心灵。

毫无疑义,与其说是戈万在沉思,不如说这是雨果的沉思。

雨果认为:“慈悲心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残余,一切人心里都有,连心肠最硬的人也有。”朗特纳克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个母亲的喊声唤醒他内心的过时的慈悲心,”“他已经走入黑暗之中,再退回到光明里来。在造成罪行之后,他又自动破坏了那罪行。”

戈万的行动同雨果对雅各宾派的看法有关,雨果对雅各宾党的恐怖政治是不很赞同的。在他的笔下,雅各宾党三巨头狂热多于理智,只知镇压,不懂仁政,语言充满火药味,浑身散发出平民的粗俗气息。在他看来,尽管一方面是刀光剑影,以暴力对付暴力,但另一方面,应有仁慈,要以人道对付人道,以人道对付非人道。他认为,雅各宾派滥杀无辜,没有实行人道主义政策,以致垮台。他们所执行的恐怖政治在一定条件下起了作用,但同时也包含着严重的弊病。小说中戈万认为对旧世界是要开刀的,然而外科医生需要冷静,而不是激烈,“恐怖政治会损害革命的名誉”。共和国不需要一个“怕人的外表”。从这种观点出发,戈万放走朗特纳克是顺理成章的。对于保王党人的武装叛乱和残忍屠杀平民的行为,革命政权只有以眼还眼,这样才能保存自身。但是,革命胜利后应实施宽大政策,敌人也能实行人道主义,共和军就不能实行人道主义吗?

雨果正是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处,将这样尖锐的问题,将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摆在了我们每一个读者的面前。

小说的最后,戈万走上了绞刑架。

士兵们看见年轻的指挥官毫不犹豫地准备受刑,再也忍不住了。战士们的心爆炸了,于是人们听见一个闻所未闻的声音:部队在抽泣,还有一阵叫喊声:“宽恕吧!宽恕吧!”有些人跪了下来,还有些人丢下枪,朝西穆尔丹所在的平台举起双臂。一位精兵指着断头台喊道:

“能替代他吗?我来。”

所有的人都狂热地喊道:“宽恕吧!宽恕吧!”狮子听见这声音也会感动或害怕的,因为士兵的眼泪叫人受不了。

刽子手停住了,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从塔顶传来一个声音,它阴森而显得简捷低沉,但是所有的人都能听见:

“执行法律!”

人们听出那斩钉截铁的语气。西穆尔丹开口了,军队打了个寒战。

刽子手不再犹豫,拿着绳子走近戈万。

“等等!”戈万说。

他转向西穆尔丹,用尚能自由活动的右手向他挥手告别,然后让人捆绑起来。

他被捆绑后,对刽子手说:

“对不起,等一会儿。”

于是他高呼:“共和国万岁!”

刽子手让他在摇板上躺平。他那可爱而高傲的头被卡进可耻的颈圈。刽子手轻轻挽起他的头发,然后按动弹簧,三角刀起动了,先是缓缓滑动,然后加速,一个可惜的响声……

与此同时传来另一个响声。一声枪响与铡刀声相呼应。西穆尔丹刚刚掏出腰间的一把枪。当戈万的头滚进筐里时,西穆尔丹对自己胸前开了一枪。血从他嘴里流出,他倒下死了。

于是后者的黑暗融于前者的光明之中,这两个悲壮的姊妹灵魂一同飞上了天。

雨果笔下的法国大革命是矛盾的,这也正可以反映出雨果内心的矛盾的。一方面,他列举着旧制度的残酷和不公正,他赞美这场革命对旧制度的改变。但另一方面,他也揭示了这场革命的恐怖和残酷,而这些都集中地、典型化地堆积在一起了。这是历史的真实。作为文学家的雨果就是这样通过他的小说来提出问题的:我们为什么选择革命,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革命,在革命与人性冲突之中,我们又应该如何选择?

雨果当然不能解答这样的问题。但是,正是他,第一次把善和人性作为社会进步的衡量尺度,放在了每一个读者的面前。

如果联系雨果的其他作品,我们就不难发现,在他的笔下,站在最显著位置的,是弱者,是没有阶级、地位、血缘、道德等任何附加条件的弱者。他把社会如何对待弱者,作为善与人性体现,作为一个社会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