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计划的相同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若干重要思想探析]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若干重要思想探析
来源：　时间：2009年09月01日 作者：张俊国　 编辑：admin 字体： 【大中小 】
张俊国 张俊国(1962-)，男，河南洛阳人，河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硕士。河南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3
[摘 要]毛泽东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虽然曾有过失误，但却也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和观点，形成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重要思想。这些思想不仅构成了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也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渊源。在新的历史时期，探讨和学习这些思想，对于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搞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不断增强人们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路线、政策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经济建设/社会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A841;F09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326(2004)-01-0004-04
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1]P496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2]P138-139可以说，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而且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拓者、奠基者和捍卫者。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毛泽东虽曾有过失误，但是他也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和观点，形成了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思想。这不仅构成了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成为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渊源。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进行探讨。
一、根据中国国情走自己道路的思想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缺点和偏差还没有得到全面的清理和纠正；中国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基本上还没有改变，现代工业产值的比重还不占优势，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准还很低，现代科技的发展才刚刚起步，这就明显地表现出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期在生产力方面的落后性。因此，在中国这样的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项新课题。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他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为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提供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答案，中国共产党自身也缺乏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故此，建国初期党内就基本上把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模式当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模式，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几乎完全照搬照抄苏联的。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这一做法在实践中已明显地暴露出诸多弊端，如所有制形成过于简单划一，导致经济局面单调萎缩；中央对计划、财政、人事、物资、劳动工资等包揽过多，统得过死，影响了各种积极性的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管理权限，特别是财政太小，市场范围太小，统购包销，流通不畅，过分强调条条管理，割断了地区和地区、部门与部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经济机制运转不灵等。对此，毛泽东曾说过：“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3]P460后来，国际上以南斯拉夫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政治经济改革的尝试和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在社会主义阵营已开始动摇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中国共产党也结合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通过对斯大林错误的思考，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没有具体的理论可以照抄，又不能机械地照搬苏联的模式，那就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原则，在实践中进行探索。
在此情况下，1956年4月，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走自己道路的思想。毛泽东在报告中论述的十大关系一方面是从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和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中提出来的，另一方面也是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提出来的。毛泽东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4]P741-742对于外国的经验，“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判断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4]P740因为“最近苏联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4]P720-721
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毛泽东还正确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和必须遵循的方针。他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4]P742实际上，毛泽东对十大关系的论述已经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一次十分有益的理论探讨。正如毛泽东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多次说过的，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学外国经验，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八大会议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才正确地确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并制定了党在经济、政治、组织等方面的基本方针与政策，为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和党的建设提供了依据，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初期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二、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和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早在建国之前，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5]P1079毛泽东还指出：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建国后，毛泽东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4]P770我们今后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而保护和发展生产力。”[4]P771-772这说明毛泽东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来作为判断我们党的工作状况的标准的思想是明确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已明确认识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此，毛泽东确立了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成为先进的工业国的伟大战略目标，而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就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认识和掌握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规律，正确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但毛泽东“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4]P796过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致使轻工业和农业长期落后，苏联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消费品匮乏，人民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以前，“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4]P721
然而，建国初期，新中国要想在战争的废墟上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确实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如建设资金严重缺乏，工业基础薄弱，农村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小的比重，许多重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也落后于1950年的印度。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4]P712在这样的国情下，毛泽东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4]P706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建立重工业，中国才能获得独立发展经济的条件，如果我们没有重工业，自己不能制造机器设备，什么东西都需要依靠外国，那我们自己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也就无从谈起自力更生了。同时，他还认为只有建立重工业，才能加强和巩固我国国防力量的基础；只有我们有了钢铁工业和机械制造业，才能生产出各种先进武器装备军队，保卫国防；只有以重工业为出发点，才能逐步赶上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也才能最终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按照毛泽东的这种思想，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建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在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前期，在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还比较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保证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但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就暴露出农业发展赶不上工业发展的需要，农产品供应日趋紧张，轻工业由于原材料供应不足，生产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在重工业生产安排上，没有重视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等现象。对此，毛泽东又着重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4]P796“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更多地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好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了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4]P787所以，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更加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形成了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以及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在1961年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指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又把这一思想叫做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我国工业化道路的实践中，由于我们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比较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并适当安排了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各项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三、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重视价值规律作用的思想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三年困难时期。众所周知，毛泽东始终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行者，同时也是党中央领导集体中较快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发展中出现尖锐问题的领导人之一。从1958年冬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到1959年2月庐山会议前段时间内，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一再指出当前运动中出现的种种“左”的倾向中都包含有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的思想。
1958年11月，毛泽东提议并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会上，毛泽东针对陈伯达等人主张废除商品、货币的错误，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必须使用的、还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怕资本主义。不要怕，我看要大发展。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为什么怕，不能孤立看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批评一些干部说，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遇到实际问题就打折扣，这是一股风。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在今后的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为它们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无政府状态地进行的。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5]P16-17
1959年2、3月间，在毛泽东的提议和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会上，毛泽东针对实行人民公社化进程中出现的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中存在的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的思想，进一步论述了价值规律的作用。他指出，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违反了它，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价值法则就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下一个批语，更明确指出违反价值法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为了纠正公社内部存在的这两种倾向，毛泽东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利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会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这四句话，主要是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以克服过分集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后来，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7]P323
四、改进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的思想
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已开始转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时候，毛泽东就已经认识到，新中国成立后，在统一财政经济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已经影响到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发挥，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加以改革。他率先提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若干意见，并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改革的尝试和实验。
1955年，毛泽东外出巡视工作期间，所到各省的负责同志纷纷向他反映中央对地方经济统得过多过死，严重束缚着地方和企业的手脚，要求中央向地方放权。回京后，在中央的会议上，他多次讲到经济管理体制要改，要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不要只发挥中央一个积极性。同年11月，在中央召开各省、自治区和大城市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说：“经济工作要统一，但要分级管理，要在统一计划下各省负责。”[8]P782-7831956年春，毛泽东在听取34个部委汇报工作期间，又多次提出要改进经济管理体制。他对重工业几个部门负责人说：“地方同志对中央集权太多不满意，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灌，而且规则不一，也不通知他们，他们的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8]P783之后，他又讲到中央各部委“条条”和地方“块块”的矛盾。他说这些矛盾“光从思想上解决不行，还要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中的，同样是那些人，实施这种制度，人民就不积极，敲锣打鼓，积极性也提不起来；实施另外一种制度，人民就积极起来了。”[8]P784还说：“思想问题常常是在一定情况下和制度下产生的，制度搞对头了，思想问题也就容易解决。”[8]P785紧接着，他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了改进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的若干思想。
首先要处理好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最实质性的问题是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的权利、责任和利益分配问题。他说：“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4]P726
其次，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认为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权利，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么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要好的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的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4]P729
1958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谈到经济管理体制时说：“中央集权太多了，是束缚生产力的。这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我们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的好，要相信他们。”一个工业，一个农业（本来在地方），一个财，一个商，一个文教，都往下放。”有中央的工业，有省的工业，有专区的工业，有县的工业。这样就手脚多，大家的积极性多。单是我们北京这一方面积极，人太少了。”[8]P796-797
1966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所做的《十年总结》中又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9]P244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不仅完全符合他所经历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实际，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事实上，他的这些思想中的许多精华部分被邓小平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因受多方面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若干思想，也具有某些局限性和粗浅性。然而，即使仅从本文初步探讨的这五个方面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上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及途径的探索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智慧和才干，同他做为共和国第一代最高领袖的崇高品质和伟大精神一起，确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重新学习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对于深刻理解现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对于不断增强学习和贯彻执行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动性、自觉性和积极性，对于把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顺利进行下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收稿日期】2004-01-01
【参考文献】
[1]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2]　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何沁·中国革命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4]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Z].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7]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9]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