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花旗银行外汇:杨宽兴：由于幼军的离任看官场、民意68776

由于幼军的离任看官场、民意

杨宽兴（北京）

山西黑窑奴工事件披露过后既三个月，山西省长于幼军离职赴文化部任党组书记，为接手文化部长做准备，显然属于高升。在政府须由民众选举的西方社会，如果治下发生如此令人触目惊心的黑奴工事件，作为一省之长，能否继续在政界混下去都是问题，更不必谈什么升迁，可是在中国，于幼军还是升官了——回到他更为熟悉也更得心应手的文化思想领域担任中央政府高官，不仅如此，离任之际，于幼军获得了民间舆论相当程度的肯定。

对于封闭型的权力运作系统，民间当然无缘置喙，升也罢，降也罢，并不需要民意基础，正如接替于幼军的孟学农先生，无论当初的免职，还是今天的重新起用，都来得突然，民众除了接受官场争斗的结果，并无其它选择，但借助于互联网的传播方式，民众却是能够臧否官场人物的，即使贵为一国一党之核心，也难逃民众的悠悠之口，比如“第三代核心”曾经权倾朝野，可终其一代，却始终未能摆脱各式各样民间段子的困扰，足见民众的沉默背后有一种强大的审视力量存在。那么，于幼军为何能够幸免？

首先，于幼军的危机处理有别于官员以往的做法，无论出于诚意还是作秀的需要，鞠躬道歉的低姿态使于幼军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民众的理解与同情，山西黑窑奴工问题的存在，非自于幼军担任山西省长起，事发在他任上，只能算他倒霉，而且，他并不是山西当局的最高长官，不过，与省委书记张宝顺的一言不发相比，他以 “父母官”的身份道歉了（张宝顺的沉默不一定是个人选择，而是官位分工的需要），作为危机公关的一环，鞠躬道歉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在西方民主社会这根本算不得什么，但中国民众很少看到官员向民众道歉的镜头，于是，他们给了于幼军异乎寻常的宽容。

其次，当山西黑窑奴工案成为网络热议话题的时候，一篇于幼军悼念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旧文与鞠躬道歉同样有效地化解了指向于幼军的矛头。任仲夷曾是支持改革开放政策的实力人物，思想开明，大胆敢言，晚年更是屡屡突破言论禁区，为政改摇旗呐喊。在黑窑奴工事件中，不夸张地说，死去的任仲夷救了活着的于幼军。一篇悼文并不能证明于幼军与任仲夷在思想观念上的一脉相承，但网民爱屋及乌的心理确实帮了于幼军的忙，这足以证明民主理念在民众中的广泛影响，并显示民众对开明官员的极度认可。

另外，于幼军重拳治理山西煤矿的做法也反映了目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理性程度。煤矿开采中蕴涵着巨大的利益，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地方官员利益，当于幼军只是山西省代省长的时候，按照官场一般的稳妥做法，他可以在人代会开过后再出重拳，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顶着一个“代”字就动手了，除了对官权操纵“选举”的自信之外，此举确实表明了于幼军较为务实的个性。

事实上，于幼军用这种个性化的尝试推翻了人们对“利益集团”的一般认识，在此后的选举中，于幼军的莽撞行为不仅没有使其丧失选票，反而以全票当选山西省长，这说明，即使是在官方指定的人大代表内部，对于煤矿有序开采和降低安全事故也有着强烈的愿望。以严格的标准，如今的中国官场几乎无官不贪，但这不表明作为个体的官员也认可这种腐败体制，与民众一样，多数官员对当下的政治体制是同样无奈的，他们或许可以利用这种体制谋私，但个体理性未必看好僵化、腐败体制的最终结果。

于幼军的全票当选和前所未有的网络宽容表明，中国社会体制和道德失范的今天，作为个体，官员与一般民众对社会未来的分歧未必象乍一看去那么大，不管怎么说，中国这块土地承载着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及其子孙后代的未来，一个民主、廉洁、高效的政府是符合所有人利益的。

于幼军应为这样的宽容而感庆幸，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应懂得感恩并有深入思考，作为政治人物，以严格标准，于幼军的表现是不及格的，不管怎么说，治下发生黑窑奴工这样的恶性问题，行政长官无法推卸责任，但仍然承受黑窑奴工伤痛的山西却用掌声欢送了于幼军，这说明民众对于官员的要求十分现实，并无苛刻的奢望。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界关于“清官”和“民主”的讨论就已有了结果，但在现实中国，由于八九之后权力强化，几乎所有资源都与权力形成捆绑，权力控制资源的结果是密不透风地控制民众生活，民主既杳然无期，现实中，民众总希望能摊上个稍好些的“父母官”，这无可厚非。清官是靠不住的，但官员的品行和能力仍有高下之分。

于幼军离任的舆论反应表明：当民众对官场普遍失望的情况下，官员只要付出很少的一点诚意与努力，就能获得民众超常的善意回馈，这是中国社会的悲哀，却是官场中人青史留名的大好机会。湖北襄樊市政府发言人有关“政府在网络上是弱势”的说法或许不全是夸张，而网络上的语言暴力也每每不分青红皂白地指向各级官员，可于幼军遭受的舆论待遇说明中国民众是具有充分理性的，被官权压抑到极度绝望的民众其实非常乐于肯定官员的人品和政绩。只要官员能本着良心做事，网络民意并不可怕。

因此，只要在官场投下新的参数和变量，日益严重的官民对立可能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仍存和解的可能。而这个新的参数和变量便是官员不再刻意与民为敌，不要以傲慢与蛮横对待民众。这是一个近乎可怜的要求，可我们不能不怀疑，目前的政治体制能给有良心和抱负的官员多大的做事或作秀的空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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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20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