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苍溪临江寺:秦始皇陵遗骨发现欧洲人种 引发洋劳工猜想(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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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tom.com 2006年07月17日 02时57分来源:南方报业网
秦朝洋劳工猜想秦朝洋劳工猜想见习记者 陈坚盈 广州报道秦始皇陵遗骨发现欧洲人种，将史载中西交流向前推进约百年。被发现的西域人是被掳掠的战俘？或根本就是秦朝疆域内的居民？甚至是为皇陵带来空前技术的文化使者？2003年2月，秦始皇陵考古队按照往常的惯例，开始对一处秦代烧制砖瓦窑址进行清理。窑址位于临潼区秦俑馆前，曾受到南部骊山上洪水的冲刷。 一个多月后，考古队在窑址旁边一个距地表约10米左右深的大坑中发现了百余具人体骨架。大坑位于秦始皇陵东侧，形状不规则，恰似乱葬岗。“大多数人都是在死后很快就被随意扔弃于此处”。考古队最后确认骨架个数共为121个。根据现场专家们初步推测，他们是因修建秦始皇陵工程而死去的劳动者。为进一步判断这些人骨，2004年9月，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在121具遗骨中，随机抽取了50个样本进行DNA检测。测试的结果在几个月之后出来，成功提取的15个遗骸样本中有一个具有“欧亚西部特征”，而且属于比较典型的欧亚西部T类群个体。“世界上具有这种欧亚西部T类群个体的有10例，分别属于信奉拜火教的帕西人及波斯人和库尔德人。”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徐智激动地说。按照考古学界定，欧亚西部便属于欧洲范围。 “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最早记载也只是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现在有了这具尸骸，就有了秦代中西方交流的考古学证据。”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告诉记者。 在考古界看来，这次发现“洋劳工”在2200年前已“来到”中国腹地，其意义犹如在金字塔修建者中发现了东方人一般，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另一方面可以作为解开秦始皇陵谜团的有力证据。 猜想1. 带来外域技术的文化使者有专家称，“洋劳工”可能是当时出使秦朝的外域文化使者。持这种猜想的人把“洋劳工”与秦始皇陵的建造情况联系起来。段清波说：“秦始皇陵有太多的谜无法解开，但现在发掘出的这具尸骨，就可能给予我们比较明确的答案。”据统计，秦始皇陵中遍布着8000多个真人大小的陶俑，“这并不符合中国墓葬的规范，秦朝之前没有出现过，之后也没有哪个帝王建过如此规模的墓葬。” 段清波说，一个文化成果总是有长期的渐进发展和延续过程，但秦始皇陵中的陵墓文化却属于“空前绝后”。“现在看来，墓葬中存在着高大的人像与埃及墓葬方式极相似，其中联系的纽带可能就是参与建设的洋劳工。” 另外，秦始皇陵建造技术也让考古学家伤透脑筋。据考察，墓穴中遍布1米长、40厘米厚的空心砖，而高近2米的兵马俑也是空心的，这在其后几百年中都没有出现过。段清波说，之后汉代虽复制了秦俑，但只有40厘米高，
秦代雕塑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秦朝的雕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即利用雕塑艺术为宣扬统一功业、显示王权威严的政治目的服务，在建筑装饰雕塑、青铜纪念雕塑、墓葬明器雕塑等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辉煌成就。
建筑装饰雕塑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凭借高度集中的人力与物力,大兴土木。首先,在都城咸阳北坂上营造六国宫殿；其次,加固扩建了跨越渭河的横桥,并在渭河南岸营建新朝宫——阿房前殿;最后,又在骊山北麓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园。这些巨大的建筑工程，均用雕塑作品进行装饰美化。
秦始皇陵兵马俑(秦)陕西临潼出土
瓦当是强烈反映时代艺术风格的一种建筑装饰构件。咸阳市东郊窑店镇附近的秦宫遗址，曾出土浮雕着鹿、鸟、昆虫纹的圆瓦当；西安市西郊巨家庄附近的阿房宫遗址,出土四鹿纹、四兽纹、子母凤纹圆瓦当;骊山秦始皇陵区，出土夔凤纹大瓦当；皆以饰纹华丽、风格清新而著称。
此外，在咸阳故城秦宫遗址还出土两种大型空心砖，其一是刻画着龙纹、凤纹、水神纹的空心砖，其二是模印着回纹、菱格纹的空心砖，皆铺砌在宫殿阶基地面上，由此可见秦代建筑装饰雕塑的发展概貌。
秦国有悠久的石刻艺术传统，在凤翔西村春秋时代的秦宫陵园中,曾出土两件高约22厘米的石俑;战国时代，秦昭王在咸阳兴建横桥,曾雕刻忖留神石像；此外,在蜀郡都江堰又雕刻镇水石牛。秦始皇时期，玉石雕刻有了显著的进步,据晋王嘉《拾遗记》记载,秦代的刻玉善画工烈裔,“刻玉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另据《三辅黄图》记载，秦代加固扩建横桥时，曾雕刻古代力士孟贲的石像；营建骊山陵园时，雕刻一对头高一丈三尺的石麒麟，开启了后代在陵墓前雕造石兽、石狮或石辟邪之先河。
青铜纪念雕塑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贾谊《过秦论》亦有“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之语。参考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编钟架形象，可知秦代铸造“钟金人十二”，即是供咸阳宫中两具曲尺形双层编钟架上使用的人形铜立柱。
另据《汉书?五行志》、《西京赋》、《水经?河水注》及《三辅旧事》等文献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铸造12个“各重二十四万斤”的“金狄”，即12个身着“夷狄服”的大铜人,配列在阿房殿前,铜像胸前刻有李斯撰写的赞颂秦始皇统一功业的铭文，其政治作用不可低估。
秦始皇陵彩绘铜车马
1980年冬，在秦始皇陵西侧，出土两乘大型铜车马，每乘包括四马、一车、一驭手,车马形体相当实物的1/2，每乘总重量达1200公斤以上,铸造工艺十分精良,形象极为生动(见彩图[铜车马(秦) 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一号带伞盖的铜车，驭手作立姿,其性质当为导车；二号作篷盖的铜车,驭手呈坐姿,其金属辔绳末端刻有“安车”等字铭。据考证，此车系仿照秦始皇巡视全国时的御乘而铸造，旨在纪念秦始皇“平一宇内”的不朽功业（见秦始皇陵彩绘铜车马）。
墓葬明器雕塑 即供随葬用的雕塑作品，主要是各种材质的偶人车马。秦代有大型的陶塑兵马俑及圉师俑、小型的木雕侍者俑等两种。前者集中发现于陕西临潼县骊山北麓秦始皇陵园附近；后者于1978年发现于河南泌阳县官庄村秦代末年的墓葬中,共有木俑4件，身高11～16厘米,面形浑圆丰满,俑表施彩绘,作拱手侍立状,造型甚古朴。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就着手穿治骊山；在他去世前，陵区内已是“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从20世纪40年代起，在秦始皇陵园东北隅的临潼县焦家村附近，曾陆续出土一种高约70厘米的圉师俑（马），作跽坐姿态，造型质朴优美。
秦始皇陵兵马俑群
1974～1976年,在陵园东垣外的临潼县西杨村南,地处东陵道之北侧,先后发现3座埋藏大型陶塑兵马俑的从葬坑，出土数千件与真人真马等高的兵马俑，其躯体采用泥条盘筑法塑造，头像则运用模制加手塑的方法制作。这批兵马俑标志着秦代雕塑艺术的卓越成就，再现了秦军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精神风貌,体现了王权的极度威严(见彩图[秦始皇陵兵马俑(秦)陕西临潼出土])。其主要艺术特点是：形体高大,崇尚写实,手法严谨；类型众多,个性鲜明，形象生动；在总体布局上,利用众多直立静止体的重复,造成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令人产生敬畏而难忘的印象。
-----------------------------------------【图书简介】 -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金银玉石卷）
片断：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001玉人头饰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乳白色，局部有褐色浸蚀。体扁平，头像作侧视，以阴线刻一橄揽形目，头顶有一椭圆形发髻，鹰钩形鼻，嘴微张，脑后有外凸的耳形脊。头下有颈，嘴角处有一个穿圆孔，可供佩系。陕西神木出土。现藏陕西省博物馆。002穿孔玉斧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淡黄色。体扁平，顶部微呈弧形，两边斜直，刃部较宽，两面刃，较锋利。顶端一圆形穿孔，两面钻透。四边较薄，中间较厚，通体磨光。制作精美，无使用痕迹，是权力或财富的象征物，为部落首领所占有。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墓葬出土。现藏山东省博物馆。003穿孔玉斧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青色。长方形，顶端平整，两侧斜直，刃部较宽，两面磨刃，略呈弧形，四边较薄，中间较厚。通体磨光，靠近顶端有一圆孔，两面钻透。此件制作精致，是权力或财富的象征物，为部落首领所占有。1960年山东曲阜出土。现藏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004玉璇玑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玉质泛白色。体扁平，中央有圆孔，形似变形的环。外缘有三个形状相同、且均向同一方向旋转的锯齿状凸脊，凸脊之间各有每三齿为一组的锯齿四组。全器计有相似大凸齿三个、小凸齿十二组三十六个，等距分布。是观测天象之器，或是织机上某一部件，有待研究。1978年山东滕县出土。现藏滕州市博物馆。005人面纹玉佩饰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墨色。体扁平，呈四边略外凸的方形，背部中央有一垂直的凸脊，脊上有一横穿，可供穿系。正面刻人面纹，面部正视，以阴线刻橄榄形眼眶，眶内饰一横线作目，双目相连，等腰三角形纹作鼻，横道弦纹作口。虽五官比例不甚协调，但轮廓俱现，为大汶口文化较早的人面形玉饰。山东膝县出土。现藏滕州市博物馆。006兽面纹玉石奔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青中泛黄色，通体抛光。原断为两截，受土浸，表面形成不同颜色。体扁平，呈长方形，背部平直，刃部稍宽，一面刃的坡面较宽，另一面较窄。近背部两面皆为单线阴刻兽面纹，以旋转形双眼和头上的特殊装饰为其特征，形象狰狞，线条纤细、流畅，刚劲有力。兽面纹始见于新石器时代玉石器和陶器上。器物纹饰盛行于商周。此石奔是部落首领权力的象征物。1963年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采集。现藏山东省博物馆。本书前言序《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所收文物范围主要是历史文物中的精品，全书共分四卷，每卷各成一个分册，前三卷为青铜器、陶瓷器、书画三类，凡不属于上述三类的文物，均归入本卷范围。大致包括玉石器、金银器、织绣品、漆器、石刻、砖瓦、货币、印玺、竹木牙骨器、文献等十多类。兹分别概述如下：一、玉石器石器的制作，起源于旧石器时代。一般旧石器时代遗址，常发现打制石器、原始骨器以及用于装饰的动物牙齿、贝壳、人和动物的骨化石等物。中石器时代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时期，当时已使用弓箭。因此，在打制、磨制的混合石器中，常有石箭头。已发现的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内蒙古和新疆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并发明了陶器，出现了纺织技术。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以生产工具为主，有石斧、石石奔、石铲、石刀、石犁、石镰、石磨盘等。新石器时代，人们在加工石器的过程中，发明了磋磨、钻孔等加工新技术。当时人们除了磨制砂岩、页岩、变质岩的农业、手工业、狩猎工具外，还磨制蛇纹石、透闪石、石英岩、硅质石等彩石玉器。故东汉学者许慎在所著《说文解字》中称玉是“石之美者”。玉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当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的制作可能已发展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在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的遗址中，均有精美的玉器出土。其中如玉斧、玉铲、玉兵器等，当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东汉袁康撰《越绝书》，书中记风胡子语，将人类使用的工具分为石、玉、铜、铁四个阶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际发展的程序。当前，已有人根据考古中的玉器遗存，认为距今约四千至五千年的“铜石并用时代”，玉器已彻底脱离石器，不仅是当时人们财富与权力的象征，而且还是人们制造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乃至宗教礼器的主要材料品种之一，因而提出了“玉器时代”的命题。当时的玉簪、玉环、玉璜、玉玦一类是装饰用玉，为人所共知；而玉龙、玉鸟等可能为图腾神物，玉琮、玉璧等为宗庙礼器，具有宗教或权力的象征意义。在良渚文化遗址中，随葬玉璧、玉琮等礼器的墓主，应是有特殊地位的人物。红山文化的动物群玉雕，有龙、鸟、虎、龟、蝉、狗、蚕、鱼等，与商代玉器的主要题材相同，而与良渚文化的玉器群如玉琮、玉璧、玉璜、玉玦等，显系两个系统。但良渚文化的玉器群，同样在商、周得到继承和发展。如前面提到的玉璧、玉琼等，亦属商、周宗庙的礼器。春秋、战国迄秦、汉时期的玉器，礼玉渐少，而佩玉增多。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玉器发展的高峰时期，镂空、浮雕等手法普遍应用。当时，带有政治、道德与迷信色彩的成组佩配列玉器盛行，称为组玉，玉璧、玉环、玉龙、玉璜、玉管等皆成为组玉的一部分。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关于各类组玉的组合形式与《三礼》所记的玉器制度，多有不符，因此，尚须从古代社会礼仪制度、习俗规范等方面，探索有关组玉的种种问题。汉代玉器引人重视的，是不断有金缕、银缕玉衣出土，生活用玉大量制作。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玉器风格基本继承两汉传统，但实物流传甚少，墓葬出土数亦不多。宋、明时期，玉器制作以生活使用器皿为多，其中仿古之作十分发达。清代为玉器制作的振兴时期，当时，经济繁荣，宫廷手工艺与民间手工艺都有较大发展。新疆玉料源源开发，所制玉器多为陈设器物或生活用品，大至“大禹治水”玉山，小至龙钩、搬指，雕镂精工，纷呈异彩，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二、金银器黄金性能稳定，在自然界中以游离态存在，延展性强，其特性早为古人所认识。在考古发掘中，河南安阳殷墟有金箔出土，郑州商代遗址出有夔凤纹残金饰件，北京平谷商墓出有金钏和金耳环。平谷县金矿丰富，迄今三千余年，矿源未绝。春秋、战国时期，河南陕县上村岭春秋墓出有金铉泡；河北易县、唐山均有春秋至战国时期金饰出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有金鼎、金杯等，金鼎器形虽小，但在考古发现史上仅此一见。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刘胜墓有金兽及医用金针出土，定县有西汉累丝金饰出土，新疆汉代乌孙墓出土有金指环、耳环及各种形式的金箔饰件。内蒙古凉城出土的一批西晋时期的金银器，其中有兽形金饰牌、金饰件，有的金饰刻有“猗也金”三字，当是西晋时期拓跋鲜卑人所用。江苏宜兴周处墓出土金器多件，内有一枚金顶针和一个累丝金篮，南京东晋王氏墓群出土有金铃、金环、金钗、金簪和镶金刚石的金指环，据专家考证，当时的金刚石是从外国传入的。隋、唐时期，金银器制作水平大有提高，西安隋李静训墓出有金耳环、指环、闹蛾金钗等物。西安何家村出土唐代金银器一百多件，有环柄八曲杯、环柄八棱杯、高足杯、提梁壶、双耳锅、熏炉、熏球等。器物成型以钣金锤鍱、浇铸为主，采用切削、抛光、焊接、铆、刻、凿等制作工艺，有的器物留有明显切削加工痕迹，螺纹清晰，可以看出起刀点和落刀点；有的金盒上，螺纹的同心度很强，纹路细密，子母口密合，子口系锥面加工，说明已使用车床，部分器皿纹饰、造型，吸收了中亚、西亚文化的特点。唐、辽、宋、金、元时期，佛教盛行，佛塔地宫，多藏有佛教文物，其中如陕西扶风法门寺佛塔地宫出土唐代法器及舍利金棺等物，为近年考古一大发现。云南大理三塔，发现有大理国明治年间金佛七尊，河北承德发现契丹文金符牌，上刻“敕宜速”三字，是传达皇帝诏令，调发兵马的信物。江苏吴县元墓出土金杯，底部刻有压印的店铺、制造匠人和金器成色的文字。明、清金器以北京昌平明万历皇帝朱翊钧定陵出土的金冠、金盆等最为有名。金冠用金丝编制，工艺高超。江西南城明益王朱佑槟夫妇墓出土大量金饰，其中楼阁仙人金簪，簪头以金丝摞成楼阁、牌坊以及小如稻粒的人物，玲珑纤巧，反映出金属细工艺的新水平。清代金器盛行于宫廷和民间，故宫博物院珍宝馆陈列清宫所用各种金器数量甚多，为宫廷手工艺精品。民间金器多为首饰之类，生产至今不衰。银在自然界多以硫化银存在，不易提炼，其使用历史较金为晚。目前所见春秋时期银错铜兵器，是最早用银的例证。以银制器，始于战国时期，所见实物有安徽寿县出土“楚王室客为之”银匜、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甘孝子”银匜。陕西西安青门村出土西汉“窦氏”银匜，流下刻铭记容、记重、记年，是少见的珍品。河北满城中山王墓出土西汉“医工”银盆、银针，为当时的医用银器。唐代及其以后各代银器和金器一样，同是贵重的金属细工艺，凡是金质器物都可用白银制作，且价格较金器便宜，受到中国各族广大群众的喜爱。三、织绣品织绣工艺，历史悠久。根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底面往往显示麻布纹饰印痕，商代青铜器上往往带有残存的丝麻织物印痕，从中还可找出若干种织物的纹饰。战国至隋、唐时期的织物，在湖北江陵、湖南长沙和新疆民丰、吐鲁番等地都有出土。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丝织物有纱、罗、锦、绮、乘云绣、信期绣等，纹饰图案，精致活泼，反映了战国以来丝织工艺技术的提高与发展。汉唐之际，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国所产的丝绸远销中亚、西亚、地中海沿岸各地。唐代的染织物印染技术，有蜡缬、夹缬、绞缬等，至今民间继承未绝。有些纹饰明显受到了波斯文化的影响。宋代的织锦和其他织物，工艺之精巧，往往令人心折。“缂丝”是以五色经纬丝线织出山水、人物、花鸟等纹饰，宛然是最上乘的画幅。织工朱克柔的作品达到了当时最高技艺水平。元、明时代的染织工艺，各有特色。元代的“纳石矢”是当时的高级丝织品，它是一种织金锦，可分两大类：一类即将金线夹在织丝中合用；再一类为捻金织，或称圆金织，用捻成的金线和丝线交织，图案有开光、丛花、缠枝莲等。明代创多彩丝绸织花新品种，俗称妆花，如妆花锦、妆花缎、妆花纱等。清代在江南设织造府，专门督造宫廷应用染织衣料。大幅有长阔均达1丈以上的缂丝，作为屏风、壁饰，极尽意匠经营之能事。明、清时期的刺绣，精丽多彩。明代顾绣尤闻名于世，其线痕和画面吻合无间，看不出凸起的痕迹。苏州的苏绣、湖南的湘绣、广东的粤绣，都各有特色，继承古老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四、漆木器漆器是中国特有的工艺美术品之一。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已发现漆器，商代已使用朱漆绘制木器，用天然漆在青铜器上粘结绿松石。西周在建筑物木料上涂漆防腐。春秋、战国时期漆器已成为独立手工业生产部门。湖北江陵、随县和湖南长沙、河南信阳等地的战国墓，均有精美的漆器出土。各地汉墓出土漆器也很多，当时出现一种镶金、银口的漆器如漆奁、漆耳杯等，称为“扣器”，在漆器中尤为名贵。古代漆器多为木胎，间有夹纻胎或皮革胎者。纹饰以彩绘为主，内容多为云气纹中出现人物故事或鸟兽奔驰等形象，是当时绘画艺术在漆器上的反映。宋代出现雕漆，制法以木、铜为胎，然后在胎之内外涂漆，一般在二百至四百遍，半干以后，绘图雕刻，磨错洁净，有一色漆、三色漆之别。雕漆以外，有螺钿、雕填、描金、戗金、刻灰、百宝嵌等。古琴漆身多有手皴纹，俗称牛毛纹。古漆器佳品多有款识，早期如汉代漆器多记有地名、官名和工名。晚期如明代“江千里”、清代“卢葵生”，皆著名漆工艺家，所制多小件器物，精美异常。明、清时期，贵族文士，居室陈设，木器家具大为盛行。制作精良，形式规整，选材以黄花梨、紫檀、红木、鸡翅木为主，皆露本色，朴素大方，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五、石刻为了区别于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寺”石刻和其他不可移动的石刻，石刻分为两类：一为历史文献石刻，称为刻石；一为雕刻艺术为主，称为石雕。中国刻石文字开始年代很早，目前所见最早的刻石是春秋秦襄公时期的石鼓文，分刻着秦国国君游猎的四言诗十首，诗的格调与《诗经》中的《秦风》和《大雅》、《小雅》相近。战国时期的刻石，亦很少见。近年河北平山中山王陵附近发现的一块“守丘”刻石，上刻战国文字两行，石高90厘米，是极为少见的早期大型刻石。秦始皇刻石纪功，原石均经后人凿毁，今所存者，仅琅玡、泰山两处刻石残石，存字不多。此外，历代碑碣、墓志、法帖原石，不但具有历史价值，而且书法精美，亦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石雕在商代已普遍发现，安阳殷墟出土的白石雕石人、石兽、石鴞、石卧牛等，皆为立体圆雕，技巧十分成熟。汉代出现平雕，有线雕、浮雕两种，多用于画像石墓室或享堂建筑，内容为墓主人生前活动情况和神仙故事图像，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死升仙思想。南北朝以来，随着佛教的传播，石雕造像甚为普遍，其用意多为亡者祈福，发愿礼佛，虔心供养，题材、内容、构图、技法，各具风格。佛教造像以外，道教造像则为道教徒所供奉。石雕造像在中国雕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上述各类石刻拓本，均能传原刻之神，早期拓本，尤为名贵。八、砖瓦建筑物开始使用砖瓦，是人类物质生活的一大进步。在新石器时代，烧造陶器的技术虽然有所提高，但人们住处还是半地穴式草屋，历史上传说夏禹住“茅茨”，到了夏桀才作“瓦屋”。根据发掘出土文物，我们知道瓦比砖的出现要早一些。近年在陕西岐山风雏村西周前期宫殿遗址和西安、洛阳等地的西周遗址，都发现了板瓦。凤雏村西周遗址还出土了西周后期带有半瓦当的筒瓦，当时的瓦当为素面，春秋后期的瓦当开始有了纹饰。考古发现证明，各地区瓦当上的纹饰有不同之点，如燕国多为兽纹或兽面纹；齐国多为树纹或兽纹，后期则向卷云纹发展。秦、汉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卷云纹圆瓦当。秦代遗存中有一种很有特征的葵纹，应是云纹的变体。秦始皇陵还出有变形鸟纹大瓦当。汉代的瓦当多有篆书文字，有的是吉语颂词，有的是宫苑、官署、祠墓的名称，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类瓦当均与本类建筑物有关。汉代的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瓦当，流行于王莽时期，多用于表示四方。三国以后，随着佛教的传播，出现了莲花纹瓦当，早期花瓣尖瘦，以后花瓣逐渐宽肥。个别有文字的瓦当，字体在隶楷之间，内容多为吉语。北朝时期的板瓦，有的刻划造瓦人名字，称为瓦削文字。当时已出现琉璃瓦，多用于寺庙建筑。砖的出现，较瓦为晚。战国时期，始用于建筑。洛阳东周城址出土的薄砖，厚度与瓦相等。战国后期的砖稍厚，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素面方砖，细密坚实，多用为铺墁地面或包镶夯土屋壁，故砖的本名称为“甓”，“甓”的得名即来源于屋壁。战国空心砖多作长方扁平状，河南郑州等地空心砖墓出土的空心砖，有的长度在1米以上，砖面压印鸟兽、花树和几何纹，纹饰豪放生动。这类空心砖墓盛行于西汉时期，东汉以后遂告终止。条砖最早见于秦始皇陵，砖上印有“左司高瓦”印记，坚实细密，制作精良，当是秦代制造砖瓦的官工业产品。有人认为“左司高”应是左司空赵高的简称。西汉时期，有些宫殿建筑方砖，砖面多有模印图案；东汉后期，四川、河南一带砖室墓的墓壁上，常砌一种模印画像砖，其图像有收获、渔猎、煮盐、酿酒、宴乐、出行等内容。甘肃嘉峪关魏晋墓出土彩绘砖，亦多为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写照，具有一定的历史艺术价值。东汉到南北朝时期的墓砖，除了带有纹饰的以外，东汉后期有一种刑徒砖，是当时徒隶的埋葬标记。此外，还有吉语砖、纪年砖或一般墓主姓氏的砖。居室砖、墓砖以外，仓砖、塔砖，往往带有记事文字。明、清时期，北京的城墙砖砖面多有造砖年月、地点、窑工姓名等，这与明代长城砖一样，都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七、货币货币是伴随着商品交换而产生的。中国古钱币的出现和发展，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先秦时期是古代货币从孕育、产生到成长时期，由贝到金属铸币，并发展成布币、刀币、圆钱、铜贝和金钣等几种货币系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金、铜并用的货币体制，并以秦“半两”统一全国的铜钱。西汉承袭秦制，半两钱屡次减重，名称和重量逐渐分离，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18年）建立了“五铢”钱制。王莽统治十余年，进行了四次复古倒退的币制改革，较常见的货币有“货泉”、“小泉直一”、“大泉五十”、“货布”、“大布黄干”等，而“一刀平五千”及“国宝金匮直万”则极为罕见。东汉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恢复五铢钱制。三国鼎立，蜀铸“直百五铢”，吴铸“大泉五百”及“当千”、“二千”、“五千”等，均不断减重，币值不稳。魏沿用“五铢”钱，币值尚较平稳。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名目繁多，至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铸行统一标准的“五铢”钱，故自汉至隋五铢钱未断流通。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繁荣昌盛的时期，建立了新的货币体制。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始铸“开元通宝”，自此不再以重量为钱币名称，此为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会昌五年（公元845年）铸会昌“开元”，背文有二十余种。此外，还铸有“乾封泉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多种货币。五代十国时期，铜钱以外，铅、铁钱一度盛行。宋代实行以铜钱为主，纸钞和银锭为辅的混合流通币制。北宋的“交子”是中国最早的纸币。宋徽宗赵佶亲书“瘦金体”的“崇宁通宝”、“大观通宝”流利多姿，为泉币家所赞赏。辽、西夏、金、元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铸货币币形都受宋朝影响。元代的统一，发展了纸币制度。明代自朱元璋为吴王时所铸“大中通宝”钱，直至崇祯十六帝，有十帝铸有年号钱。洪武八年（1375年）曾建立纸币本位制，发行“大明通行宝钞”，钱、钞平行流通。清代白银货币地位加强，实行银、钱并行。清入关前，铸有“天命”、“天聪”钱。顺治入关，清朝建立，铸“顺治通宝”。此后，各朝均以自己的年号铸有年号钱。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广东始铸“光绪元宝”银元，面为团龙纹，库平七钱二分，通称“龙洋”。清代的纸币，始于咸丰三年（1853年）“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铜元是仿外国铜币并保留制钱本位的无孔机制铜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开始在广东制造，称为“光绪元宝”，后在天津铸造者称“大清铜币”，这种铜币到民国时期，仍在通用。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铸“永昌通宝”，同年张献忠铸“大顺通宝”，清代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铸“太平天国”钱，其中有一种双龙纹大铜钱，制作十分精美。八、印玺在中国历史上，造纸术发明之前，国家政令文书、私家函牍类皆书于竹帛，行文寄发则用绳捆缚，打结封缄，另制凹形木检（俗称封泥匣）绳结置于其中，封以紫泥，上盖玺印，以防私拆。据近年长沙马王堆考古发现，凡箧笥、陶瓮存有丝帛、酒食者，皆有封缄之制，封泥钤有“轪侯家丞”、“右尉”诸印。清代临淄出土的封泥，有汉“严道橘丞”、“严道橘园”之名，以马王堆汉墓封泥之制衡之，皆蜀郡严道县向齐王有关贡橘之遗物。玺印作为凭信，由来已久。今所见古代玺印中，不论铸印或刻印，印文往往有“信玺”、“印信”之称，其无此两字者，亦有凭信的作用。秦始皇统一中国，定玺印之制，天子独以印称玺，他人不得妄用。故流传古玺印中有先秦官玺、私玺之别，秦以后又有官印、私印之分。东汉以后，纸张代替简牍，封泥之制逐渐消失，而签字盖章，火漆封缄，迄未稍歇。宋、元以后，篆刻之学应运而起，并在中国美术史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考古学家论玺印之为用，约有四端：一曰寻文字之同异；二曰稽氏族之源流；三曰证舆地之沿革；四曰补职官之缺佚。玺印有铜、玉、金、银诸质，而篆刻除上述质料以外，由于石料质软，容易奏刀，故多用石印，其石以田黄、鸡血为贵，一般则用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为之。篆刻名家如元代的吾丘衍、赵孟頫，治印得书法效果；明代文彭、何震采用汉印刀法，有所创新；清代丁敬、黄易等八人，继承古法，各具风格，游于杭州，誉为“西泠八家”，其后，邓石如、吴熙载运用汉篆笔意入印，人称皖派，与“西泠八家”形成的浙派并为清代篆刻两大派系。清末，赵之谦、黄士陵、徐三庚、吴昌硕等，各创印派，俱有新意，为发展篆刻艺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九、竹木牙角器竹木牙角器在工艺美术品中虽然多是小器，但一器之微，往往穷工极巧，考工考史，源远流长。《礼记·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由此可见，古人在礼器的制作上，除了玉笏之外，牙笏、竹笏是仅次于玉笏的礼器。在考古发掘中，由于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因素，古代的竹木器不易保存，故发现甚少。就竹器而言，目前所见到的较早的竹雕器是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雕龙彩漆竹勺。北周瘐信《奉报赵王惠酒》诗，有“野炉然树叶，山杯捧竹根”的诗句，可知当时雕竹制器的概况。唐代竹刻见于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五，所记当时竹刻技艺及作品与金银器镂錾、石刻线雕同一意趣。明、清时期，竹刻艺术达到了高峰。清金元钰《竹人录》称：竹艺“雕琢有二派，一始于金陵濮仲谦，一始于嘉定朱松邻，濮派浅率不耐寻味，远不如朱。”明末，朱松邻（鹤）创为嘉定派竹刻，子朱小松（缨）、孙朱三松（稚征）三世相传，声名甚著，且三代俱工书画，兼雕犀角、象牙。清初名师吴之璠为三松之后第一高手，与之璠同时稍后者，有嘉定封锡禄，封氏一门皆精刻竹，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与兄锡爵、弟锡璋同时入京，以艺入值养心殿造办处。与锡禄同里之周颖，字芷岩，精绘事，幼曾问艺于王石谷，兼擅刻竹。嘉定竹派延续到清代中期，后继者达数十人，其间潘西凤、方洁诸家，以浅刻见重，成为清代竹刻的殿军。木雕器物与竹雕有类似之处，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木猴，刀法简练，自然生动。唐、宋以后，各种木雕如佛像、人像、鸟兽、各种木器、杂器等，尚多有保存。硬木家具，首推紫檀，次为黄花梨和红木，明、清所制，多有精美的雕刻，有的还嵌有犀角、象牙、螺钿等装饰。牙、角制器，起源甚早，在旧石器时代居住于周口店的山顶洞人，以穿孔兽牙作为装饰品项链，标志着人们审美意识和原始艺术的萌芽，同时还用兽骨、兽角制做工具，从事狩猎活动。到了新石器时代，骨、角、象牙器的制作已很普遍，有的器物上还刻有精细的纹饰。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及蚕纹象牙雕圆形器，山东宁阳大汶口出土的新石器时代象牙梳及嵌松石骨筒，是原始社会具有代表性的牙骨器。河南安阳商代妇好墓出土的嵌松石兽面纹象牙杯和兽面夔凤纹带流象牙筒，在商代象牙器中是仅见的。河南陕县春秋虢国墓出土有象牙鞘铜剑，鞘用整块象牙雕制，外壁满饰蟠螭纹，是春秋时期工艺价值极高的牙雕工艺品。唐、宋时期的象牙器，流传下来的除牙笏外，上海博物馆藏唐镂牙尺一支，此类象牙尺当时传入日本者甚多，现藏奈良正仓院。明、清时期，象牙雕刻分宫廷手工艺与民间手工艺两类。宫廷制作者精工细腻，人物、花鸟纹饰多仿照绘画笔意，着色填彩具有一定章法；广东牙雕以多层象牙球、龙船、宝塔、梳妆盒为有名。至于牙箸、牙簪、扇股、仗首等，各地都有制作。角制品自古以来多以鹿、羊、牛角为主要原料，在考古发掘中，有不少角器出土，但未发现犀角器物。犀角为珍贵兽角，色黑褐或黑红，不但可以制器，且为名贵药材。《汉书·南越王传》有献文帝“犀角十”的记载。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物中，有装满竹笥的木制象牙、犀角模型，同墓出土的竹简记为“木文犀角、象齿一笥”，以显示墓主人的财富。这说明了犀角、象牙在古代是十分难得的宝物，至于犀、象制品就更为珍贵了。明代初期，郑和航海，增进了中国与南亚、非洲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犀角、象牙自远而至，犀、象雕刻艺术与金、玉、竹、木同为艺林珍赏之品，虽有官方手工艺与民间手工艺之别，但雕刻并无严格分工。明鲍天成以治犀著称，而濮仲谦则是雕刻工艺的多面手。清代中后期，由于犀角来源稀少，因而虬角成为犀角的代用品，虬角即海象牙，断面无纹，中心呈脑状，体小于象牙，多经染沁呈绿色，所制多为精雕小品。十、文献文献指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本书着重收录上起有文字史料价值的甲骨刻辞和战国、秦汉以来竹简、帛书、文书契约至宋、元以来善本古籍。甲骨文指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甲骨学是近代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的分支。自1899年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甲骨文共有十五万片以上，保存文字约五千个，已识字在一千以上。甲骨刻辞内容涉及到商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及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如农业、畜牧、田猎、军队、监狱、战争、方国、鬼神崇拜、天文历法、气象、建筑、疾病等，为研究商代历史的重要文献史料。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近年各地西周甲骨的发现，如陕西扶风与岐山两县的周原遗址、山西洪洞坊堆、陕西长安丰镐遗址和北京昌平白浮，均有刻字甲骨出土，尤以周原甲骨对研究西周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竹简、帛书的发现，如江陵、长沙、信阳墓葬出土的楚简，云梦出土的秦简，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简及帛书，甘肃、新疆等地出土的汉简等，不但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而且在中国书法史研究上亦多是空前的发现。甘肃敦煌、新疆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大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文书，提供了多方面的珍贵史料。其中有差科徭役、兵役文书、户籍残卷、受田文书、退田文书、高利贷契约、寺院经济史料等。宋代以后的文书、契约及各类档案，都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古籍在造纸术发明以前，书于竹帛，或称竹素。造纸术发明以后、印刷术发明以前则书于纸卷，手写传抄，数量极为有限。唐代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宋代毕升创造了活字印刷术，先后东传朝鲜、日本，南传东南亚各国，西经中近东传至欧洲。唐代的雕版印刷术仅限于民间。官府雕印书籍，到五代时才开始。宋代是中国雕版印刷的兴盛时期，刻书形成了官刻、私刻、坊刻并举的局面。当时刻本文字大多源于古写本，并经精审校勘，由于古写本日渐稀少，宋刻本成为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更由于雕刻十分精美，成为雕版艺术品，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辽、金、元、明、清各代，均有刻书，且有不少善本保存下来，其中值得重视的是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发现的一批辽代刻印的佛经、书籍、木版彩绘佛像等，这是辽代刻本的首次发现，其中不少刻本是在燕京（今北京）雕版印刷的，这些发现弥补了中国印刷史上的空白。中国古籍除了雕版印刷外，尚有抄本、稿本、名家批校本等，均属古籍中的善本。史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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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与火的结晶——我国砖瓦的发明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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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砖瓦的发明与使用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历来有“秦砖汉瓦”之说，但实际上砖瓦发明与使用的历史远早于秦汉时期。根据出土实物资料证明，我国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建筑用瓦就出现了。砖也是在西周时期就开始使用在建筑上。
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制陶业进一步发展，陶窑室容量扩大，火膛加深，支炎道和窑箅孔眼加多，火力大而布热匀，再加上封窑严实与最后阶段采取灌水方法，使陶胚中的铁质还原，制成比红陶、褐陶硬度更大的灰陶与黑而光亮的蛋壳陶。这种制陶技术为后来砖、瓦、陶水管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70年代，在河北省藁城县台西村商代中晚期遗址中发现用夯土和土坯混筑的墙。土坯是以后烧砖出现的前奏。
50年代中期，在古周原中心的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和扶风县召陈村，连续出土了多座西周大型建筑基址，并出土了大量的瓦及瓦当。从而以丰富的出土实物资料证明，我国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建筑用瓦就出现了。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重要进步。不过瓦的使用到春秋时代才逐渐普遍。
砖也是在西周时期就开始使用在建筑物上。陕西省宝鸡市文物普查队在陕西岐山县赵家台曾发现一批西周时期的空心砖和条砖，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砖。空心砖呈长方形，中空，外面拍印细绳纹，制作规范方正，长1米，宽0.32米，厚0.21米，壁厚0.02米，一端有口，另一端封堵。经考古学家现场勘察鉴定，确认出土空心砖的灰坑为西周时期标准灰坑。
出土的战国时代的砖数量不多，其类型有空心砖、铺地砖、小条砖等。在秦早期都城雍、栋阳、咸阳以及燕下都等战国遗址曾出土了一些铺地砖、大型空心砖等。空心砖中最长的可达1.5米，这么长的砖只有制成空心才能烧透，同时使重量减轻，便于搬动。在秦都咸阳遗址中发现了多种砖，质地坚硬，颜色多为青灰，制法一般为模压成型，并模印纹饰。根据出土文物看，当时的制坯方法主要有“片作”法和一次成型法。"片作"法是将坯泥拍打成片，铺在与砖坯同大的刻有纹饰的模板上拍打而成。以四块泥片合成一个方筒，再用小块泥片堵住一端，接缝处用软泥抹合。一次成型制胚法，砖壁壳较厚，是用坯泥堆摔垒叠而成。砖角无接缝，砖面的纹饰是坯成之后再刻划上去的。
战国晚期，我国出现了一种空心砖椁墓。1988年，在陕西临潼东陵发现了两座战国晚期砖室墓，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砖室墓。两座墓一个由475块砖平砌构筑，另一个由155块砖立砌而成。砖的规格约长42厘米，宽15厘米，厚9厘米，重18公斤。
秦代，砖已较多地用于建筑，在秦始皇陵的遗址中，发现了三种条形铺地砖和一种曲尺砖。秦代的砖主要由官营手工业生产。在秦始皇陵曾出土带有"左司显瓦"、"左司高瓦"戳印的条砖。左司为左司空的简称，秦代的左司空主要是造砖瓦。
西汉前期空心砖比较流行，在地面建筑中用来铺建阶沿或踏步，在地下用来砌造墓室，。空心砖墓的结构可分为平顶箱子式和两坡顶式。所用砖少则十几块，多则一百余块，有长方形砖、柱形砖、三角形砖等式样。空心砖的形状和尺寸按每块砖所在的部位分别设计，制坯时还需刻划编号，以免组装时发生错乱，这可能是最早的装配式建筑。空心砖一般都是素面的或拍印有简单的几何图案。但在河南有不少空心砖上模印有画像，其内容丰富多彩，如乐舞、骑射、车马、田猎、门阙、神话故事等。如1970年9月，在郑州新通桥附近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汉代画像空心砖墓。整个墓室用133块各种不同形制的空心砖筑成。全幕所用空心砖，除封门砖和铺地砖为素面外，墓顶和四壁的砖都印有精美的画像。
西汉时期，制砖业除官营手工业外，民间生产也有发展。在辽宁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发现了7座砖窑，每窑约能容18000砖左右，窑旁多有水井。
由于空心砖制作复杂，不宜大量生产，而小条砖具有制作容易，承重性强，砌筑方便，应用灵活等优点，至东汉时期，小条砖逐渐代替了空心砖。汉代小条砖尺寸逐渐规范化，长、宽、厚的比例约为4:2:1，使其在砌墙时可以灵活搭配。为配合条砖的使用，还创造了多种异型砖，如榫卯砖、企口砖、楔型砖、曲面砖等。
魏晋以后，小条砖的应用更为广泛，产量也增加了。唐代，铺地砖的使用比较普遍，在唐长安城大明宫龙尾道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素面和莲花纹方砖。据专家推测，在龙尾道平级铺素面方砖，在坡道则铺莲花纹砖。
瓦是重要的屋面防水材料，它的使用始于西周早期。1976年，在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发现了一组大型建筑基址，其年代，根据对一根炭化木柱所做的放射性炭素测定，结果为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西周早期。在屋顶堆积中发现少量的瓦，推测当时只用于屋顶重要部位和部分屋脊上。同时，在陕西扶风召陈村也发现了大型西周建筑基址群，从出土陶器判断，上层建筑是在西周中期修建的。在遗址中发现很多类型的板瓦、筒瓦、还有半瓦当。（板瓦是仰铺在房顶上，筒瓦是覆在两行板瓦之间，瓦当是屋檐前面筒瓦的瓦头。）瓦上都有瓦钉和瓦环，用来固定瓦的位置。在陕西沣西客省庄发现一块瓦残片，断面呈人字形，可能是用于屋脊上的脊瓦；还发现有尚未烧制的瓦坯，推测这里有专门烧制瓦的手工业作坊。在河南洛阳王湾、北京琉璃河董家林等处也发现了西周晚期的瓦。据此推测西周早期宫殿建筑开始在房顶局部（可能在屋脊等处）用瓦，西周晚期至东周初期房顶大部分盖瓦。当时的瓦都是用泥条盘筑拍制的，制法是先用泥条盘筑成圆周形的陶坯，然后将坯筒剖开，四剖或六剖为板瓦，对剖为筒瓦，然后入窑烧制。瓦的厚薄不均，反面有手摸痕，表面有粗而乱的绳纹。
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瓦的使用增多。在列国城市遗址中都遗存了很多瓦件，其中有许多带图案的瓦当。各国瓦当的图案不同，反映出各国独特的文化艺术风格等。如秦国流行各种动物图案的圆瓦当，有奔鹿、立马、四兽、三鹤等；赵国为三鹿纹与变形云纹圆瓦当；燕国主要有饕餮、双龙、双鸟和山云纹等半瓦当。战国时期瓦的结构有了重要改进，就是把瓦钉和瓦身分离，这不仅增强了瓦的固结，而且使瓦坯的制作简化。
秦汉时期是瓦的发展兴盛阶段。瓦当在战国开始从半圆形向整圆形演化，至东汉时全部为圆形。秦汉瓦当图案很丰富，并有很多文字瓦当。如汉长安地区建筑的瓦当，有的以“长乐未央”、“长生无极”等吉语作纹饰；有的宫殿、官署往往用其名称作纹饰，如“上林”、“左弋”等。王莽时期由于谶纬学盛行，而以四神象征四方是谶纬学的内容，故王莽宗庙的四门，一般东门用青龙瓦当，西门用白虎瓦当，南门用朱雀瓦当，北门用玄武瓦当。1986年，辽宁省文物部门在绥中县墙子里村发现了大型秦汉宫殿遗址，发现的瓦当直径有52厘米，如此大的瓦当，可以想像当时建筑的宏伟。
西汉中期，开始把轮制技术应用到制瓦业，泥条盘筑法逐渐被淘汰。在洛阳龙虎滩村的一处北魏官府建筑群遗址，出土了大批质密坚实，表面经刮磨，有光泽、制作精细的各种瓦件。包括板瓦、筒瓦、莲花纹瓦当、兽面纹瓦当、扁平菱角形瓦钉、兽面纹脊头瓦、鸱尾等，推测这是北魏官府手工业产品。在瓦上有刻划或捺印的瓦工文字，根据刻划文字可以知道，当时官府制瓦是以隧为单位，隧主是低级武职，隧主之下有技术工和若干种工人。技术工称为匠，并分成轮（用陶轮制瓦坯）、削（分割瓦坯）、昆（打磨瓦）等工序。生产瓦件的匠、工可能是按军事组织编制。
唐代的瓦有灰瓦、黑瓦和琉璃瓦3种。灰瓦质地较为粗松，用于一般建筑。黑瓦质地紧密，经过打磨，多用于宫殿和寺庙。例如唐长安城大明宫含元殿遗址出土的黑色陶瓦，大的直径23厘米，大约用于殿顶；小的直径15厘米，大给用于廊顶。还有少量的绿琉璃瓦片，大约用于檐脊。瓦当纹饰南北朝以后由于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多为莲花纹。在唐长安城兴庆宫遗址，发现的莲花纹瓦当种类多达73种。
选自：复活的文明
揭秘：秦始皇陵封土内藏“高楼”(图)2007年07月01日07:25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现代金报
图中突出部分为秦始皇陵封土 资料图片
秦始皇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节点。秦始皇陵的考古研究充满了谜团。33年前秦兵马俑从陵园外“横空出世”，现在30米的“高楼”———九层台阶式墙体夯土建筑从其庞大的封土内“浮现”。考古学家大胆猜想：地处丝绸之路西北要冲的秦国会不会在墓葬制度中吸收了其他文化因素？
这在中国古代墓葬史上是无前例的
封土下有“高楼”！
现存的秦始皇陵封土呈覆斗形，高51.3米（以封土北边沿中部为基点），底部南北长达350米，东西宽345米，周长1390米，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
2002年国家启动了863“秦陵遥感与地球物理综合探查技术”工程，主要任务之一是用已有的物探化探技术方法验证秦陵的地宫、陵园等建筑的相关问题。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段清波其时以秦始皇帝陵考古队长的身份参与了整个工程过程。他说：“匪夷所思的是封土下有高出地面30米的台阶式墙体夯土台建筑，这在中国古代墓葬史上是无前例的。慎重起见，我们对其进行了考古学基本方法的验证，结果这栋"高楼"在随后的考古勘探中得到了证明。”
据了解，这栋“高楼”分布在秦陵封土堆下墓圹周围，是一组环绕墓圹周边、上部高出秦代地表30米左右、体量巨大、夯层厚约6-8厘米的台阶式墙体夯土台，东西夯土台的中间部位各留有一处缺口，与墓道重合，夯土台围就的内部即墓室上部是以粗夯土填充的。
段清波说，台阶式墙体夯土台上窄下宽，内外均呈台阶状；东、西、北墙的外侧均为九级台阶，外侧台阶高3米、宽2米；东墙、北墙内侧已发现六级台阶，南墙西墙尚不清楚。
远观陵墓，是一座高达九级的高台木构建筑
“高楼”结构如何？
秦陵封土下为地宫，因其由上向下开挖的施工方式，其开挖范围又称墓圹。根据物探考古得知：秦陵地宫的开挖范围东西长约170米、南北宽约145米；其底部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50米，高约15米，底部距地表约30米。按照建筑需要，地宫建好后，其上的封土建筑（包括封土内的建筑）才能陆续开建。
段清波说，根据考古资料分析，这栋“高楼”建筑的夯土基础的一部分在墓圹外，一部分伸进墓圹内，伸进墓圹的夯土可能紧贴墓壁建造，接近墓室部分可能使用了大量的青砖和石材。
“夯土台阶外侧的形状，有可能在各层台阶上没有木构建筑，仅在墙状夯土台顶面上有木构瓦屋面建筑，也有可能各层台阶及顶面上均建有木构瓦顶建筑。远处观察陵墓，除却中心部位，其实是一座高达九级的高台木构建筑。”他说。
“我们分析，高台建筑在秦始皇未死前就已建成，在最后堆筑封土前被拆毁，封土覆盖的时间可能在埋葬秦始皇后。最后的封土是夯筑而成的，其厚度40－70厘米。”他说。
考古学家想到了丝绸之路的墓葬史
“秦陵式”能否独自屹立？
秦陵封土既然不是人们想像的全然由地面开始夯筑而成的，断崖上看到的厚达40－70厘米的夯层只是封土的表面现象，那么，在秦陵封土下存在“高楼”的建筑形式来自何方？在中国古代墓葬文化史上、乃至世界墓葬文化史上处于何等地位？
春秋时期，墓葬建筑史上出现了在地平建造和在夯土平台上建造享堂同时流行的现象。至战国，大型陵墓上基本建有享堂，其形制是接近明堂的的高台建筑，中山王陵的高台达三级之多。
战国晚期以前，秦国陵墓的墓上建筑和东方各国有着同样的演化轨迹，文献记载自献公、孝公开始秦国陵墓上就已经有了封土。然而，战国后期秦东陵的四座陵园虽存在高度不同的封土，但发现的7座地面建筑不在墓室上方，说明秦国自战国晚期开始，陵墓上祭祀建筑已经移位，和东方六国墓上建造享堂的情况形成差异。
秦始皇陵兴建晚于中山王去世半个多世纪，其后的帝王陵墓未发现这种建筑形式，可谓孤独地屹立于中国大地上。段清波说：“因其在中国墓葬史上的独一无二性，我们最后只好称这种建筑形式为"秦陵式"。”
虽然有了“秦陵式”的命名，考古学家仍没有停止思想的脚步：地处丝绸之路西北要冲的秦国会不会在墓葬制度中吸收了其他文化因素？段清波将目光投向了丝绸之路的墓葬史。
段清波在美国与汉学家夏涵夷教授谈论秦始皇陵封土建筑的来源时，得到了对方的热情回应。他说：“碰撞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摩索拉斯陵墓。”
抬头仰望，摩索拉斯陵墓犹如悬在空中
世界奇迹能延续吗？
位于土耳其西南部海边的摩索拉斯陵墓是由来自帕罗斯岛的雕饰华丽的白色大理石建成，堪称希腊古典时代晚期陵墓方面的名建筑。后来与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等被人们组成“世界七大奇观”。
根据19世纪以来多年的考古发掘资料，一些专家对其进行了复原研究，发现整座建筑由三部分组成。其底部是高大、近似于方形的台基，高19米，上平面是长39米，宽33米，内有停棺；台基之上是36根高11米的连拱柱，最上层是金字塔形的由24级规则的台阶组成的层顶。这座长方形的陵墓一直向上延伸了约50米，抬头仰望，陵墓高耸入云，犹如悬在空中。
段清波说，摩索拉斯陵墓的基本结构是其下部的高台、环廊和金字塔形顶，除了金字塔形顶和秦始皇陵封土建筑不同外，高台和环廊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就现有的资料，我们无法判断它们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但它们之间太过强烈的相似性，不由得使人产生这种联想。”他说。
实际上，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常常早于丝绸之路的开拓。在秦始皇兵马俑坑旁的一处拥有121具尸体的劳工墓内，专家通过DNA检测发现，里面埋葬着一具2200年前具备“欧亚西部特征”的人类遗骸，死者生前是修建秦始皇陵的劳工。
长期从事草原考古的西北大学教授王建新说：“这表明东亚人群和欧亚西部人群早已发生较为频繁的联系，文化因素的交流、转化、变异等传播是可以理解的。”
据新华社西安6月30日电
新华社记者 冯国 任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