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线怪谈2008:章立凡:辛亥已百年,中国仍在走向共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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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辛亥已百年,中国仍在走向共和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举报时间:2011年2月15日 12:12热度33票 浏览737次 【共0条评论】【进入论坛】 发布者:凡士

原载《中国改革》2011年1-2期合刊

作者系文史学者

2011年将迎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结束封建帝制走向共和,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贡献。一个世纪过去,共和仍在“走向”中。中国人到底学到了什么?解决了什么问题?社会进步了多少?需要在纪念中反思并展望。

一 专制与宪政,改良与革命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自然经济下的农业文明遭遇西方工业文明前所未有的冲击,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之下,思想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改良与革命两大社会思潮相继应运而生。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和号召排满革命的民族主义,目标都是实现宪政。改良或革命都是手段上的选项,两者互为表里,都是要以自己的方式建立西方式宪政民主。

改良派主张“虚君共和”,康有为以墨西哥、法国革命的造成的长期动荡为例,认为“我国民智未开,骤行共和,必致内争……国已凋敝,如再割据内讧,其如民生何?当今急务,不在政体之君宪抑共和,而在救亡图存,避免内争,休养生息,徐致富强,以防列强之瓜分耳。”

在宪政框架下的改良(或曰改革),社会成本低于革命,对经济的破坏较小,宪政民主中“妥协共存”的政治智慧,可令博弈各方均获得可持续的权利。但中国历史牌局中贯穿着“成王败寇”的斗争哲学,追求一方全盘通吃的终极权利。清王朝原可通过政治妥协达成社会契约,最大限度地保持其长久利益;因其患得患失、改良滞后,导致革命思潮的勃起,最终全盘皆输。

满清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实行的是“族天下” (余英时先生语)的部族集团统治,灭亡前的最后一任内阁,更是靠血缘维系的“皇族内阁”,这就使“排满革命”的民族主义口号更便于煽情。在改良与革命的赛跑中,革命跑到了前头,但康有为预言的割据、内争、外患等,随后则一一出现。改良的理念未必差,革命的后果未必好。

二、问题与主义,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

三民主义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1949年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流意识形态。两者同为是西方政治学说的本土化产物,对近代中国影响至巨。两种主义旗下的两大政党,历史上曾是“以俄为师”的孪生兄弟,有数度的合作与纷争。

十九世纪末,社会主义思潮已开始在国际上流行,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多种流派。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可视为社会主义的一种中国本土化流派。孙中山观察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尖锐等诸多弊病,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毛泽东也是个不断革命论者,执政后各种政治运动与经济结构改造交错互动。社会革命(或曰社会变革)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质变,若操切为之。则不仅社会无法承受,政治革命本身也会变质。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误区,恰恰在于将两种革命同步进行,且以为“革命”二字能解决一切问题。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平均地权”的承诺没有兑现(50年代才在台湾成功实现),“节制资本”变成了官僚资本吞噬民间资本。靠土地承诺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农民未能真正拥有土地,至今仍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二等公民”;前30年全民“均贫”,后30年权贵“先富”;前者“以革命的名义”集中于政府,后者“以改革的名义”集中于权贵。百年两场革命和一场改革的共同特点,是社会财富由分散走向集中。

“均贫富”的造反基因,深植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当统治到达民不堪命的临界点,就会诉诸丛林法则,从顺民变为暴民,成为王朝更迭的原始动力。政治革命未建立完善的宪政体制,社会革命(改革)未确立公平的经济体制,外来的主义不断产生中国式的“山寨版”,内生的问题依旧层出不穷。主义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各种新老问题仍在考问着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