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香港有线怪谈2014全集:章立凡：辛亥已百年，中国仍在走向共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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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辛亥已百年，中国仍在走向共和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举报时间：2011年2月15日 12:12热度33票 浏览737次 【共0条评论】【进入论坛】 发布者：凡士三、“西化”与“苏化”，一元与多元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分封立郡县，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由此底定。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特色的文化专制逐渐确立。政治上的大一统，终结了先秦以来的百家争鸣，进入了一元意识形态下的思想国家化时代。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多元竞争的局面，与先秦的百家争鸣时代相比，后者处于东西方文明的对撞与交汇的历史环境，有了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
“全盘西化“与 “中体西用”一直是鸦片战争以来文化论争的焦点。西方学说教义进入中国，不是打成异端，就是奉为偶像。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运动，中西价值观的冲突演变成两场内乱，一场是摧毁传统的悲剧，一场是捍卫传统的闹剧，主角都是中国农民。严复、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思想先驱，都将“改造国民性”作为重大文化任务。
五四运动的反传统精神，既是对封建文化的反抗，也催生了一个造反的革命党。造反成功江山底定，意识形态再度定于一尊，“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真理”的斯大林主义模式，贯穿于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历经“文化大革命”的洗劫之后，封建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几乎同时摧毁殆尽，出现了文化断层和信仰危机。
威权时代结束后，改革开放带来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历史的惯性依然存在，文化建设迄今未能与经济发展同步。“国民性”积弊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水涨船高，封建糟粕借助民族主义的回潮沉渣泛起，国民素质与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相匹配，社会分配不公导致民粹主义情绪泛滥。
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信息传播的多元化催生了网络民主，政治上高度集权、思想上高度“一元化”的治理模式已难以为继，多元化渐成大势所趋，反封建和“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责任依然任重道远。
四、政府与社会，党治与法治
中国历来不是一个海洋文明国家。半封闭的地缘环境，决定了在航海、殖民、贸易领域不及西方，缺乏外在张力。内向细分型的农业经济和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没有形成与商品交换配套的法律体系。几千年来固有的家族主义社会细胞组织，只是“家天下”的缩微克隆版，未能产生市民社会和地方自治，也未形成可与政府讨价还价的利益团体。历史上统治者习惯于扮演“全能政府“的角色。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政府大社会小。
清末革命兴起的民族主义狂潮，唤醒了蛰伏两百多年民族压迫记忆，明亡以来知识分子与秘密社会结合形成的反清会党，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但家长制、黑箱政治等会党特色也一并继承下来，20年代又与暴力革命的列宁式政党模式嫁接，长期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态。
近代以来，中国有会党政治而无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期间“以党治国”，“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是会党政治的延续。当统治集团成为“集体君主”，纳税人须同时供养党、政系统及其衍生物的庞大支出，负担比封建时代还重，这在现代法制国家是无法想象的事。
1949年后的社会一体化整合，打破了封建时代“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将自然经济下的宗族社会细胞，全部置换为党化组织，强化了政权基础，却未能有效地发展生产力。高度组织化形成的社会动员能力，足以令高层决策错误迅速演化为“大跃进”、“文革”式的巨大社会灾难。
当今迷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盲目追求GDP的各种“政绩工程”，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从草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演变，至今仍有待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