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四柱预测资料:远去的背影，民族的灵魂

远去的背影，民族的灵魂

        ——读刘宜庆著《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

林少华

   “天地君亲师”。五者之中，师尤其关乎学术，关乎道统，关乎文化。而文化关乎民族的真正兴亡。故“师”的地位与“天地君亲”同样重要、同样崇高、同样神圣。

    人生在世，谁人不当学生、不为徒，谁人不跟先生、不从师——《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百年中国，中国百年。辛亥革命、军阀割剧、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九四九、“反右”、“文革”、“四人帮”、改革开放……大浪淘沙，风雷激荡，家仇国难，炮火弦歌。其间无不闪动着知识分子文弱而傲岸的身影，无不回响着他们嘶哑而悲壮的呐喊，无不叠印着他们踉跄而执著的足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黄侃、蔡元培、梅贻琦、胡适、顾颉刚、顾毓秀、叶企孙、陈寅恪、陈垣、赵俪生、俞平伯、闻一多、吕荧、吴晗、沈从文……或名师，或高徒，或亦师亦徒，沧沧云山，泱泱江水，鹤鸣凤舞，星月交辉。读罢掩卷，不胜唏嘘，万般感慨，无限情思。法国思想家圣西门说过，如果法国突然失去自己的几百位优秀的知识分子，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同样，如果百年中国没有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些名师高徒，中华民族势必沦为永远站不起来的民族。他们是民族的灵魂！

    我当然也当过学生，跟过老师。后来自己当了老师，现在仍是老师。那么就先让我看看这些名师是怎样的老师。

    章太炎。流亡东京期间，“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但仍坚持讲授国学。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自八时至正午，四小时滔滔不绝，面无倦色。周作人描述说：“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极好，随便说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归国北京讲学，在北大风雨操场，但见先生满头银发，一袭长衫，在钱玄同、刘半农等五六个弟子围绕中快步登台。开口便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五六个弟子，“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晚年苏州讲学，经常扶病上课。据人回忆，“先生病发逾月，卒前数日，虽喘甚不食，犹执教临坛，勉为讲论。夫人止之，则谓‘饭可不食，书仍要讲’。呜呼！其言若此，其心至悲。凡我同游，能无泪下？”

    再看章太炎的高徒黄侃，举凡经、史、子、集、儒、玄、文、史，或义理、考据、词章，可谓无所不通，无所不精。身为北大教授，将学生视为自己学术生命的载体，曾云“死而不亡者寿。学有传人，亦属死而不亡。”讲课或才思骏发，天马行空，或吟诵诗章，抑扬顿挫，使人如临其境，陶醉其中。虽五十而殁，而高徒如云，呼啸四方。

    这些名师不仅仅授业、解惑，而且看重传道。章太炎讲国学，是为了保存国粹，以国学“识汉虏之别”。闻一多对改学优生学的潘光旦说：“你研究优生学的结果，假使证明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我便只有用枪打死你。”陈垣在抗战期间语重心长地告诉启功：“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而学生们大多不负恩师教诲，在国难当头和传统文化风雨飘摇之际，表现出了可歌可泣的民族气节和学术救国的士子情怀，谱写出了一首又一首名师高徒的动人乐章。即使出于某种原因而同业师分道扬镳，也能大体恪守师生伦理。

    不幸的是，这样的乐章或师生伦理在中国百年的后半叶戛然而止。如果说前半页尚能薪火相续或薪尽火传，后半页则几乎薪尽火熄或薪火俱亡，尤以五十年代的“反右”和六十年代的“文革”为甚为烈。诸多名师竟死于以“红卫兵”面目出现的昨日学生文攻武斗之手。杨振宁、李政道的老师、创建清华大学物理系并培养出五十多位院士的物理学家叶企孙以近古稀之年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揪斗关押，后来衣衫褴褛，贫病交加，过着近乎乞丐的生活。再如中山大学史学教授刘节，作为陈寅恪的学生，在“文革”中挺身代恩师接受批斗，批斗完红卫兵甚至喝令他“不准走出去，只能爬出去”。结果，在拳打脚踢与怒骂声中，“年已花甲的刘节爬出中山大学大礼堂”！这能怪学生吗？怪也不怪。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吕荧在五十年代初就受到了学生批判。批判前中文系党支部书记开会动员：“谁不批吕荧，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

    呜呼，以火攻薪，师为徒辱，师徒之礼，人伦之道，于此尽失！文化血脉，学术源流，于此断矣！不妨说，书中所现，不仅是百年名师高徒的背影，而且是百年中国本身的背影。背影固然已经远去，却又似乎步步走来。这是因为，灵魂不会远去——那些杰出的、民族的灵魂！

（《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刘宜庆著，华文出版社2010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