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峰学院学报编辑部:农民多久没有进城卖过菜了？

农民多久没有进城卖过菜了？

有农民“居然”因为菜价太低而自杀了！？听到这个消息，近年已经习惯于在不断高涨的菜价中精打细算的很多城里人第一反应是“不会吧”？

于是，就有人出来导向了
“这都是因为运费太高了，
为什么运费高啊？油价涨了呀～！
为什么油价涨了呀？通货膨胀了呀～！
为什么会通货膨胀呀？CCTV不是讲了吗，输入型通胀嘛～！
......”

好家伙，这绕来绕去愣就绕到美帝的“量化宽松政策”上去了，中国田间地头一个农民的自杀，原来是美国人转嫁金融危机惹的祸。服了，不服也不行啊～

想起八十年代，刚刚重又翘起“资本主义尾巴”的农民纷纷摸进城里沿街叫卖自家地里出产的日子。

那时候，“国营蔬菜公司”的菜贼便宜，而农民自己沿街叫卖的菜却反而要贵一些，今天的90后肯定觉得不可思议吧？其实还真是这样。为什么？举个例子：

我有一阵对学习做菜蛮有兴趣，于是假期里负责张罗全家人的伙食。那是九十年代初了吧，我还买过五分钱一大捆（真是一大捆不是一小把）的空心菜，在一国营蔬菜公司的点买的。按当时的物价也觉得便宜得“太离谱”了，可回家摘菜，扔了大部分，于是后来还是老老实实去菜市买农民的“高价菜”了。

这就是原因，农民的菜价格高一点，但新鲜。“国营”的菜其实也蛮配那菜价的，都是一分钱一分货。记得八几年每次去国营米店买米，那大米桶里的米里爬落了各种米虫、布满了各种虫屎和肉眼可见的小石子，在那里排队称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尝试辨识那些蠕动的小虫。当然，那时农民自己用二八加重自行车弄进城来的“新米”，自然是要贵一些的，可很多人都说那米“干净、香”，宁可贵点，也会时不时去吃一下那样的米。

记得九十年代初，一些比较“懒”的青年农民，只把菜运到城郊结合部，大清早赶自发形成的“批发市场”的早市，把自行车上的菜一口气“处理”给某个菜贩，然后自己就猫在城里打打台球或看看录像，然后再骑车回去。“勤快”点的，就顶着烈日或冒着大雨在城里叫卖，直至把车上的菜卖完再回去。那时城里买菜人们最大的乐趣，莫过于下午遇上“赶着卖完菜回家”的农民。我就在一次大雨前以一块钱一把的价格把一个农民自行车上的芍药花包过一次干，弄得家里摆了好多芍药花，那花开了得一个星期不止吧，至今想起都觉得美。

再后来，就有了城管，于是农民进城卖菜，成了“影响市容”的严重问题。有人说农民乱摆摊、沿街叫卖“堵塞了交通”，有人说农民乱扔果皮菜叶“污染了环境”（这事公平地说其实很多时候是城里的买主们顺手干的），如此种种客观存在的问题，加上小市民阶层对农民固有的歧视，有意无意地让对农民“卖菜”的管理，向更为严厉的形式升级。再后来，一些地方甚至发展到看见挑担推车进城卖农产品的农民就不顺眼，甚至个别地方的少数人把权力滥用到连农民在城里穿布鞋都因“有损市容”而被罚款的地步。

如此这般“管理”下来，农民一进城搞“自产自销”就会面临“无证经营”的指控，“执法”的手段往往是“暂扣”根本经不起“暂扣”的鲜活农产品和那点可怜的经营工具（手推车自行车三轮车甚至称杆箩筐），或者直接就是“不明身份人员”冲上来连人带菜一通打砸（对不起有些地方只承认发生了“抓扯”）了事。

这样做的结果是，农民要想进城卖菜，就必须首先跳出“无证经营”这个魔咒，那就得“办证”，那就得有“固定经营场所”。而事实上真正一年到头在田地里忙活的农民，一年的收获撑死也就几茬，根本不可能在城里维系一个“固定的经营场所”和一个具有持续经营权的“许可证”，他既无这个能力、也无这个必要。但这种有效的管理，的确有效地把大多数“邋遢的农民”关在了城外。农民要想进城觅食，要么进城做农民工，要么进城做商贩、比如在菜市租个摊位做菜贩，总之是不能再把田里的泥巴直接踩到城里来了。

如此一来，田地里的农民要想把自家的产出销往城市，就只能在地头把产品打包卖给远道而来的贩子，贩子说什么价，就得是什么价，不服？有种你自己挑进城去试试？

第一级贩子把在田间收来的农产品拉到批发市场（这样的市场做“大生意”不是零散农民混的地方），批给第二级贩子，这些贩子把菜又拉进城批给菜市场上的菜贩，市民们则从菜市场上的菜贩那里买菜。

一级贩子的“成本”受制于“大市场的批发行情”和运费，二级贩子的“成本”受制于入城的成本、运费、和“城市菜价的行情”，而菜市场上的菜贩那的“城市菜价行情”由什么决定呢？

1、摊位费，这是最有说服力的成本，这就象出租车的规费，不由顾客的需求决定，而是由“管理者”的欲望决定。试想一个一米见方的摊位卖点青菜如果一个月的租金就上千，那青菜得卖到多少钱一斤来摊这个成本？（CCTV-2报道的还有更高的价）
2、市场管理费等等等等，同上，这些各种各样的收费共同点是“决不被消费者的利益要挟”。
3、菜贩的利润和人工成本。

说白了，一句话：农民在丧失了自己的销售通路之后，也就丧失了对自己产品的定价权，无论你的产品对最终消费者多么有吸引力。不愿进血汗工厂的农民，在自己的承包地里，同样不得不面对成为廉价劳动力的“尴尬”。

而以“不许沿街摆摊设点”、“不许无证经营”、“市容环卫”等崇高名义制造出来的农产品在城市中事实上的零售渠道，就只剩下了“指定菜市场”和超市，但众所周知的是，无论种类、数量还是价格，超市的农产品根本不可能与菜市场抗衡。这样，谁垄断了菜市场的经营权，谁就卡住了对市民的菜篮子的定价权。

有人又跳出来辟谣了：“胡说！菜市上那么多人经营，怎么可能垄断！”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我这里说的“菜市场经营权”不是在菜市上卖番茄还是白萝卜的权力，而是这个集市的经营权，说白了，就是谁做这个菜市场的房东的问题。菜市场的房东可以通过“摊位费”或出让“摊位收益权”等方式轻松操控菜价，而且既不用损失对物业的产权，也可以在物价问题上做得不显山不露水。就象电脑城的房东，你们卖的是耗材、配件、整机还是二手货不重要，谁垄断了电脑城的产权，谁就能通过房租成为电脑零售生意中最大的赢家。至于租客要不要以次充好、囤积居奇，那不是房东关心的事情，房东关心的是：这个城市中可以规划多少个“菜市”，如何保证零售农产品只能在这样的菜市中交易。这直接关系到租金的需求弹性。“规划菜市”与电脑城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先天带有“特许经营”的胎记。

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通过人为切断农民自主向城市消费者直销农产品之路，可以成功取缔农民对自己产品的定价权，同时卡住市民的菜篮子。运输成本在这里其实并不是决定性的问题，决定性问题是居于垄断地位的定价者的欲望。油价和过路费在其中也是一个因素，但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地球人都知道从上海市郊的农田把菜拖进上海市区不需要太多的燃油和过路费，但在上海市郊同样发生了菜价“太低”而大规模毁菜的事件；同样，“天府之国”的四川，越是居于产地的二三级城市菜价，却并不比省会更便宜。

所以，当有“经济学人”以专业的口吻大谈“通货膨胀”导致菜价太高时，当有主流媒体声称农产品涨价“令农民收入大幅提高”时，当市民纷纷抱怨菜价动不动就是2、3元一斤时，却有菜农在为菜价低到几分钱一斤都卖不出去而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