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拉的景點要鍃嗎:高一涵与胡适的同居传奇

1923年5月30日，正在南方养病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昨日洛声信上说，一涵接了一个妓女来家做老婆。洛声的口气似不以为然。故我今旦写信与冬秀，请他千万不要看不起一涵所娶的女子，劝他善待此女。……一涵住在我家的一院，我怕冬秀不肯招呼他们，故作此信。另作一信与一涵，劝他新娶之后，戒绝赌博，多读书，继续学问的事业。”

在此之前，高一涵与同为安徽人的胡适全家，已经度过了将近六年的同居与邻居的和睦生活。

1917年1月28日，已经成为政治明星的前西南军政府秘书长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刊》，聘请李大钊、高一涵、邵飘萍等人担任编辑及撰稿工作，李大钊、高一涵因此住进了位于朝阳门内竹杆巷4号的《甲寅日刊》编辑部。

同年6月9日，张勋率辫子军进入北京，扶持溥仪复辟帝制，章士钊、李大钊、邵飘萍等人相继离京，高一涵滞留竹杆巷4号以撰稿为生。9月30日，刚刚到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在写给母亲冯顺弟的家信中介绍说:“适现尚暂居大学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九元，每餐两碟菜一碗汤，饭米颇不如南方之佳，但尚可吃得耳。适意俟拿到钱时，将移出校外居住，拟与友人六安高一涵君。”

胡适所说的“将移出校外居住”，就是与高一涵同住在朝阳门内竹杆巷4号。1918年3月30日，他与高一涵一起迁至南池子缎库胡同8号。1920年5月22日又迁至地安门内嵩祝寺后钟鼓寺14号的四合院。胡适之所以购置这所宅院，是因为继第一个儿子胡祖望于1919年3月16日出生之后，江冬秀又于1920年8月16日生育了女儿素斐，正在北京求学的侄子思聪、思永也同住一处。高一涵从日本访学回国后依然与胡适同住，直到1921年9月20日才从胡适家中搬出，在同一条巷子里的钟鼓寺7号毗邻而居。胡适为此专门在当天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涵与我同居四年，今天他移至同巷七号居住。”

高一涵收到胡适来信后，在1923年6月3日的回信中深刻检讨了自己纵情纵欲的私人生活:“来信使我感激到十二分！我生平已经过三个垂危的时期:（一）辛亥后在安庆教育厅就事，再无读书的志向；后来刘希平迫我到日本去，所以又走进求学的大门。（二）我在日本拟学习日文，把英文完全抛弃；后来遇着章行严一谈，使我闭门读了半年英文，至今才能勉强的看英文书。（三）到北京后治政治学很有趣味，所以又稍稍的读点政治书；这几年又因为放荡的结果，差不多又把以前的读书兴趣不知不觉的隔开了。今又遇着你的良言，或者又可以起死回生了。我这几年得无家庭的好处背后得到许多无家庭的坏处--打牌和逛胡同。又从你的生活里头，看出读书的兴趣，可是又感得求学的难处。我因为我的天分不及你，我的求学的基础不及你，我的身体不及你，所以前几年[虽]然敢编《欧洲政治思想史》，近来简直又不敢执笔了。因困难而气馁，因气馁而放荡；我也知道这是宣布自己的死刑！”

胡适之所以对高一涵寻花问柳逛妓院的私德表现出充分的宽容与谅解，一方面与他的个人修养有关，同时也与他和表妹曹诚英之间的婚外恋情直接相关。陈独秀于1919年离开北大的直接原因，就是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浙江籍人士，针对他的嫖娼狎妓行为的集体发难。到了1924年5月26日，因为公开散发狎妓艳诗《赠娇寓》而被《新青年》旧同人钱玄同、周作人等人大肆攻击的吴虞，在日记中汲取的恰恰是高一涵嫖娼狎妓的负面经验:“张履成言，高一涵有一姑娘，常叫至家中，绝不到班中去，此一法也。娇玉不必遂讨回，而可常叫至家中也。如此则少烦恼免攻击，而于经济亦宽裕矣。”

由此可以看出，以启蒙先驱自居的《新青年》同人中的陈独秀、高一涵、吴虞等人，连自己的私人道德都没有进行完全彻底的成功改造，他们所提出的以“改造青年之道德”为首要任务的“伦理道德革命”和“思想革命”，无论如何都是既不可行也不可靠的。

1949年，作为国民政府考试院委员的高一涵选择留在了中国大陆，并且出任南京大学的政治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为了能够挽留年轻一代的法学家杨兆龙，他一度表示要主动让贤。然而，他的法学院长职位最终并没有让给杨兆龙，而是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迫下岗。

1957年5月16日下午，民主同盟南京市委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号召高一涵等10位民主党派学者“大鸣大放”。当这场“大鸣大放”演变为“引蛇出洞”之后，在劫难逃的高一涵虽然没有被错划为“右派”，却因此被剥夺了江苏省司法厅长的实质权力，从此变成挂着省政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委员之类官衔的一名闲散之人。在此之前以及之后，高一涵陆续写作了《从五四运动中看究竟谁领导革命？》、《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等回忆文章，其中虚构伪造了许多所谓的“历史事实”。伴随着对于李大钊的神圣美化，曾经被高一涵奉为“起死回生”的大恩人的胡适和章士钊，都被他妖魔化为一无是处的历史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