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交响曲哪个版本好:蒋介石与胡适 貌合神离的诤友

蒋介石与胡适：貌合神离的诤友

凤凰周刊
　　6月27-29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再评价”学术研讨会，邀集两岸近代史重量级学者齐聚，发表多篇论文。随着《蒋介石日记》和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案”(大溪档案)的公开，蒋介石与胡适两位民国史关键人物的公谊私交，受到两岸学者的关注，成为学术界研讨的热点。

　　综观蒋、胡两人30年的交往，彼此对定位和认知有落差，但不能说其中没有私谊。胡适自认为是领导人和国家、政府的诤友，蒋则随阶段不同，出于不同的动机，对胡或尊礼或批评，或视之为下属，或视其为专家。

　　有学者认为蒋在公开场合对胡的尊礼有其出于取得美国好感的政治、外交考虑;也有人认为两人有时“貌合神离”又“若即若离”，却又是对中共作战的盟友;而总体来说，“君臣”关系外，胡适似乎更定位自己是蒋的“诤友”，只是蒋介石并不以为然。

　　留美不归，蒋介石接济胡适生活

　　研讨会上，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指出，胡适晚年生活困窘，曾受蒋介石资助。

　　现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1951年4月25日记载：“发周锦朝、胡适之、陈立夫各款”;1951年5月15日的国史馆档案又见到“蒋中正嘱俞国华代送于斌、于竣吉、胡适、陈立夫各美金五千元”。

　　陈红民从国史馆中查到蒋介石与俞国华的往来电报，发现1951年至1955年间，蒋介石透过俞国华向胡适送过9笔钱，每次5000美元，几成定制。同时受资助者还有陈立夫、于斌等人。

　　在大动荡时代，胡适在1948年12月离开北平，转赴上海，1949年4月6日转赴美国定居。他曾在5月7日发电给李宗仁和蒋介石，不久，胡适接到蒋介石一封来信：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在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是故务必请胡适协助积极进行外交上的努力，以阻止美国承认共产党政府。

　　此后，胡适即留在美国，既没有接受蒋氏邀请回国;阎锡山请他入阁担任外交部长，他也坚辞不就。一直至1950年3月31日，蒋介石续聘胡适为总统府资政，也就是此一时期，胡适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担任馆长(1950年至1952年)。这是他晚年在美“惟一比较正式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年薪是5200美元。事实上，胡适在1952年4月曾算过账，他在美每年花销约6600美元，入不敷出。

　　那么，面对蒋介石的接济，生活困顿的胡适收了没有呢?

　　已故的近代史学者唐德刚2005年接受贾成达访问时曾说，胡适没有收蒋介石的钱，“那个时候苦得不得了，胡先生他没有钱，蒋介石送他四万块钱，他怎么能收呢?他不能收嘛!清望所悉。蒋介石送我四万块钱，那我就收下来嘛，但是胡适就不行了。所以他很穷，我们也知道。”

　　目前的研究表明：尽管间接的旁证，包括蒋本身的记载等，显示蒋确实透过管道接济胡适在美的生活;但胡适本人对此从未有任何文字记录，而且没有证据说明胡从未收过。

　　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认为，“我们不确定胡适是否全数接纳蒋的礼金，然不容忽略的是，胡蒋在思想共识、政治结盟和金钱馈赠等三方面关系是交织在一起的。”

　　陈红民的研究论文则指出，在蒋介石与胡适长达30年的交往中，关系并不对等。蒋位高权重，资源众多，故处于上风，有上对下“给予”的意味，胡适得到许多荣誉和“实惠”，而付出的更多是“道义”。

　　批蒋背后的拳拳之心

　　其实，蒋介石和胡适的交往关系，早在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就已露端倪。1932年11月底，蒋、胡两人在武汉初见。这次见面被刻意安排成偶然邂逅，实则是精心避免了主、客之分或是“召见”、“奉召”。

　　陈红民注意到，蒋与胡那回的初晤，先后共见面三次。前两次在蒋宅晚餐，都没有深谈;第三次再约，结果胡适在日记中抱怨，蒋只请他研究教育制度和学风改革，他用“我确有点生气”、“很不客气对他说”这类字眼来表示对蒋的不满。

　　但蒋介石这次见面却对胡适印象不错，不但自认胡适的话都听进了，“甚以为然”，且对胡评价颇高，“此人似易交也”。陈红民认为，两人感觉错位，关键就是对彼此定位的认知歧异。蒋只把胡适当成“教育专家”，视胡为下属。胡却有打算单独谈些“根本问题”，所以希望大，失望也大。

　　胡适视蒋为可以直言相谏的“诤友”，蒋介石则将胡适视为治国可以借重的专家，两人对彼此角色定位的不同认知，贯穿两人交往的始终。

　　陈红民将蒋介石与胡适亲疏和互动频率分为七个阶段，他分析认为，两人朋友基调是一贯的，蒋居高临下，胡适一直努力争取影响蒋介石，力图保持和蒋平等的“独立”地位。

　　事实上，胡适一生对政治虽有巨大热情，但一直很谨慎，若不是有感于民族危机、全民抗战或是年老体弱，他希望保“独立”之身于体制外，却又寄望影响当权者，这种用心往往令他有着矛盾的表现。

　　在两人交往的七个阶段中，有四个阶段胡适游离在国民党政权体制之外，蒋对其评价甚高;而在他走进体制的西安事变、全面抗战和返台居住三个时期，蒋对胡的批评和不满反而最多。陈红民由此得出结论，可见知识分子还是在体制外较受敬重。

　　学者杨天石指出，蒋对胡的尊礼有时是出于外交和政治考虑。1948年民国行宪，首次选举总统时，蒋推荐胡适参选总统，其用意即是企图取得美国人好感，以便争取美援。

　　而在这种公开礼遇的背后，蒋在日记中对胡适多有不逊之辞，甚至出言痛骂，形成鲜明对比。1941年10月16日的日记中，蒋就说，胡适使美四年除谋得十余个名誉博士之外，对国家和事一无贡献;1959年，胡适公开反对蒋介石再选第三任总统，蒋对此十分恼火，在日记中说：“胡适无耻，要求与我二人密谈选举总统问题，殊为可笑。”

　　1958年蒋介石请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亲临就职典礼致辞。不料胡适在答词时，公开指蒋的讲话有“错误”，让蒋大为不满。他在日记中详细记下了胡的不恭表现，一方面蒋自认在无意中提到民国八、九年间，胡适参加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一点，“又将民国卅八、九年以后共匪清算胡适之相比较，余实有尊重之，而乃反触其颜，殊为可叹。”

　　蒋又在日记中说，民国卅八年(1949年)初将下野之前，他特以专派飞机往北平接学者，唯有胡适与梅贻琦同机来京(南京)。1958年，两人又同机由美返台，梅当场对蒋救其脱险表达谢意，但“胡则毫不在乎，并无表情”。陈红民分析说，蒋对胡这次的心理过度反应和不满，并非是政治主张不同而起，而是感到胡不识抬举，“狂妄荒谬”，自己一片“尊重”之好心反被轻侮。

　　但两人直到胡适1962年逝世止，保持没撕破脸的朋友关系。陈红民认为，蒋、胡两人长达30年的交往，实际上胡适受之于蒋较多，如果不是蒋介石，胡适未必能有后来的声望和学术地位。他强调，“诤友”一词，蒋与胡应是“友”重于“诤”，过去多数学者是重视胡对蒋的批评，却忽略了“诤”只是对“友”的一种限定。胡适对蒋介石所有的批评背后，饱含对蒋的拳拳之心。

　　“反共抗俄论”共识

　　在蒋胡两人的多年交往中，有一条主轴是不能忽略的。黄克武认为，蒋介石在1957年邀约胡适返台担任中研院长，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两人自1949年以来“反共抗俄论”的共识。

　　时至今日，走进位于台北南港中研院，设于胡适故居的纪念馆，仍可聆听到1953年1月胡适面对中共批胡声浪高涨，亲口录制的一段反驳录音。在这段“自由中国之声”对大陆广播的录音谈话中，胡适特别提到大陆知识分子没有说话的自由，后来他在“中国大陆反共抗暴运动”中，有更深的阐述。胡适强调“沉默的自由”比“言论自由”更属于基本人权。这段谈话及其观点，后来更扬名国际。

　　“反共抗俄理论是1950年代国民党统治精英与台湾自由主义者的共识。”黄克武认为，胡适对蒋介石来台后启动的“反共抗俄论”的形成，有相当的影响。

　　1950年9月6日，胡适写了一封信给在台湾的傅斯年夫妇，信中摘述了胡适应美国学者邀约所著的英文长文《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之主旨：苏联的扶植乃是中共由败转胜的关键，也是1949年山河色变的根本原因。当时台湾《中央日报》、《自由中国》等不同媒体曾译价这篇长文，影响甚大。

　　胡直指苏俄是大陆易手的主要因素之一，蒋有深获我心之感，这从胡适的重要文章原是诉诸美人、国际而后转为内销，成为蒋介石在台湾打造反共抗俄论的主要依据之一，进而塑造蒋、胡二人最主要的共同观点与相处的基石，可以看出。

　　1951年5月31日，胡适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他期待蒋能详阅该文，不过，他也提出了对台湾民主化的看法。他建议“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而且也提及要“蒋先生辞去国民党总裁”等。对此，蒋介石回信中赞成了他的部分观点，却对宪法和党派问题避而不谈。

　　就在这封信中，胡适对蒋介石一直希望自己“出来组织一个新政党”的事，明白拒绝：“我没有精力与勇气，出来自己组党。”胡适的拒绝，和当时甚嚣尘上的“第三势力”运动有密切关系。当“第三势力”的领袖之一张君劢在1952年5月7日为这件事来拜访胡适时，他一样以拒绝二字响应之，表示：“此时只有共产国际的势力与反共的势力，绝无第三势力的可能”;稍后，胡适更公开表示：

　　“由于世界局势的逐渐明朗，共产极权与民主自由两大阵营的界限已经更分明了。在这种情形下，绝对不会有任何所谓第三势力的出现或存在。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尼赫鲁之流的痴人说梦。”

　　图：1959年2月1日，胡适(右二)与陈诚(左二)一起在台湾察看玉米长势。

　　雷震案让胡适“大失望”

　　中研院近史所学者潘光哲对胡适拒组党以及胡适、雷震和蒋介石的关系有过一番论述;他文章说，“胡适的种种表态，既阻止不了雷震为新的反对党催生而努力的行动，也抗拒不了以蒋介石总统为首的党国威权体制扼杀这个反对党的逆流。”

　　在雷震和蒋介石之间，胡适的角色与选择，微妙之至。当雷震为“反对党”—中国民主党的组织而换来入枷系狱的结局时，胡适固然公开表态说不能将“叛乱”的帽子加在雷震的头上，也更与公众一起联署“请求总统特赦雷震”，在幕后私下的场合更直接向蒋介石为雷震“请命”。但潘光哲认为，他的行动，却类似于传统中国的臣子向君主“进谏”的方式一样，要求统治者“施恩开仁”。

　　《征信新闻报》(现在的《中国时报》)与《联合报》的两位记者彭麟与于衡，在1960年11月23日夜里到南港中研院，想打探一下胡适对于《自由中国》实际负责人雷震被控以“叛乱”等罪名的覆判“维持原判，仍处以十年徒刑”的结果，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到达的时候，胡适正在玩骨牌“过五关”。胡适告诉他们，他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心情很不好，什么事情都不想做，所以玩'过五关’解闷。”

　　在雷震案爆发之前，胡适因为不赞成蒋连任第三任总统，说了些不中听的话。1959年11月15日，胡适在梅贻琦招待日本友人的宴会上遇见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请张向蒋介石转达如下意见：第一，在明年的国民大会上，宪法将受到真正的考验;第二，为了国家的前途，希望蒋为大家树立一个合法而和平地转移政权的风范;第三，为了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盼望他能公开表示不担任下一届总统;第四，所谓“劝进”不仅是对蒋先生、也是对国民党和老百姓的一种侮辱，千万不可接受。他还说：“如果蒋先生能明白表示他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他的声望和地位必然会更高。

　　胡适受聘为中研院长，但身为《自由中国》精神领袖，他固然努力争取言论自由，也拂逆蒋的心意，抗颜直谏明白表示“连任总统”有违宪政。这些不中听的话最终都是在蒋的示意和默许下，才得以面世。

　　蒋连任后，因不能容忍雷震的言行而逮捕雷震。当时，胡适正在美国出席会议，接到陈诚的电报通报后，复电中胡适列举了“政府此举不甚明智”的理由：第一，国内外舆论一定会认为这是“政府畏惧并摧残反对党运动”;第二，政府必将承担摧残言论自由的恶名;第三，给批评政府与成立反对党扣上叛乱的罪名，会贻笑于世界;第四，会对台湾的旅游和外来投资造成不利影响。此外，他还敦促政府应该通过司法程序，而不是通过军事法庭来审理这一案件。

　　1960年11月18日，蒋介石在总统府会见胡适。胡本来不想谈论雷震案件，但是蒋介石却执意要他谈一谈政治。为此，他简单地介绍了国际形势之后，便把话题转到这一轰动海内外的案子上来。胡适首先指出，蒋介石、陈诚和警备司令部的发言人都没有出过国，“他们不会'深知’此案会发生的反响”;接着指出当局坚持对雷震案进行军事审判，使他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最后他向蒋介石谈了自己对反对党的态度，并提起10年前蒋建议他组织一个政党的事情。临别时，他又向蒋介石将了一军：“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10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新党的人?”

　　但胡适和蒋晤面前一天，法庭已维持原判10年徒刑的结论，这是后两天他在家中见到记者不免表达“大失望!大失望!”的背景。因为他确实期望蒋会多少听进一点，覆判或许会拖些时间，结果或有不同。

　　胡适与蒋的摩擦以雷震案达到高峰。胡适卷入其中，他曾明白地拒绝组党，但无力阻止蒋对雷震下手。他对时局的“大失望”似乎也反映了他对蒋本人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