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修真诀笔趣阁:陈独秀与胡适难舍难分的历史记录

五柳村文粹
收存原创及作者授权与网友推荐的精品
逝者如斯
2011 五月
日一二三四五六
1234567
89101112
1314
15
161718192021
22232425262728
293031
浏览全部网志
网志分类
· 所有网志 (976)
· 探索改革 (64)
· 政经研究 (41)
· 思想文化 (201)
· 回归历史 (165)
· 人物纪事 (159)
· 胡耀邦研究 (33)
· 感悟生活 (40)
· 从沙滩到未名湖 (71)
· 红岩儿女 (65)
· 天下见闻 (45)
· 关注台湾 (7)
· 啼笑皆非 (54)
· 养生 (8)
· 未分类 (23)
非非 fifid.com
搜索本站

友情链接
· 我的歪酷 非非共享界
· 五柳村海外版
· 导读(新收录文件介绍)
· 信息快递
· 满天风雨
· 四海为家
· 曾经沧海
· 风雨故人来
· 同行风雨路
· 过眼烟云
· 文学与生活
· 我的图书馆
· 五柳存稿
· 五柳村纪事
· 五柳村之友园地
· 专题收藏
· 五柳村国内版
· 炎黄春秋

1505590

« 上一篇: 黄钟：希特勒是如何为群众洗脑的下一篇: 張翠容：柏林牆推倒廿週年現場筆記/亚洲周刊 »
陈独秀与胡适难舍难分的历史记录——关于新发现的陈独秀等致胡适的13封信
唐宝林 @ 2009-11-09 17:58
五柳村文粹
收存原创及作者授权与网友推荐的精品
逝者如斯
2011 五月
日一二三四五六
1234567
89101112
1314
15
161718192021
22232425262728
293031
浏览全部网志
网志分类
· 所有网志 (976)
· 探索改革 (64)
· 政经研究 (41)
· 思想文化 (201)
· 回归历史 (165)
· 人物纪事 (159)
· 胡耀邦研究 (33)
· 感悟生活 (40)
· 从沙滩到未名湖 (71)
· 红岩儿女 (65)
· 天下见闻 (45)
· 关注台湾 (7)
· 啼笑皆非 (54)
· 养生 (8)
· 未分类 (23)
非非 fifid.com
搜索本站

友情链接
· 我的歪酷 非非共享界
· 五柳村海外版
· 导读(新收录文件介绍)
· 信息快递
· 满天风雨
· 四海为家
· 曾经沧海
· 风雨故人来
· 同行风雨路
· 过眼烟云
· 文学与生活
· 我的图书馆
· 五柳存稿
· 五柳村纪事
· 五柳村之友园地
· 专题收藏
· 五柳村国内版
· 炎黄春秋

1505590

« 上一篇: 黄钟：希特勒是如何为群众洗脑的下一篇: 張翠容：柏林牆推倒廿週年現場筆記/亚洲周刊 »
陈独秀与胡适难舍难分的历史记录——关于新发现的陈独秀等致胡适的13封信
唐宝林 @ 2009-11-09 17:58
陈独秀与胡适难舍难分的历史记录
——关于新发现的陈独秀等致胡适的13封信
唐宝林
（作者注：本文今年九月投稿《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立即复信表示录用，并让我不再投稿他处。但在11月5日突然通知我由于《历史研究》第三期已经发表了欧阳哲生内容关于13封信的文章，虽然本文思路独特，情节精彩，只得不再采用。为此，特发表于此，供研究者参考。）
今年5月29日，国家文物局的工作同志拿了“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从美国的胡适儿媳妇手中征得的“陈独秀等人致胡适13封信扎”（11封是陈独秀的，另2封是陶孟和和钱玄同的）的影印件，请我作鉴定。因为我30年来收藏有196封陈独秀的亲笔信影印件、复印件和照片，还有陈的诗、文、字联的笔迹数十件。我从各方面鉴定后，认为其是真品，而且在国内没有发表过。文物局同志表示，将把这些信扎由国家收卖下来，然后陈列在北京五四大街“红楼”里举办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展览，既是这个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并得到很好的保护，又可以供广大民众和学者参观使用，免得继续流散在民间。结果，国家文物局动用“国家优先权”，以554.4万元的高价，购得了这批信扎。
这些信扎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是十分珍贵的。因为这些信主要是1920—25年陈独秀从新文化运动转向建立共产党、从文化救亡转向政治救亡过程中，与胡适为首的坚持文化运动的北京同人之间的矛盾斗争情况，填补了这段历史的许多空白，特别使人看到在新文化运动中结成“黄金搭档”的陈独秀与胡适分离时，那种难舍难分的感人情感。
现将其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一、这批信中最早的一封信是1920年5月7日陈独秀在上海致北京胡适和李大钊的信。
当时陈独秀一方面由于发起新文化运动，受到保守派的猛烈攻击，并加谣言诬陷，难以继续在北京大学立足；另一方面，由于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上街散发攻击北洋政府的传单而被捕，虽经各界营救，在拘留三个月后获释，但在家中仍受监视，出门必须报告警局；警局还在其家（北京府右街箭杆胡同9号，今为20号）后门，特设一岗哨，执行监视。陈独秀忍受不了这种拘束，在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于这年春节前，经天津转到上海，同时也将以他为首的北京同人编辑的《新青年》杂志，带到了上海。因为，从1919年开始，《新青年》由原来的陈独秀一人编辑，改为编辑部成员轮流编辑。而在陈独秀被捕期间，胡适乘负责编辑《新青年》的姐妹刊《每周评论》之机，与李大钊发生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胡适，连续发表四篇“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反对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宣传马克思主义。说明新文化阵营开始出现分裂。所以，在陈独秀出狱后，即1919年10月5日，在寓所召开《新青年》编辑部会议，试图弥合裂缝。会前，胡适对沈尹默等人说：“《新青年》由我一个人来编。”反对大家轮流编辑，意在独霸编辑权，禁止别人再“谈主义”。鲁迅则说：“也不要你一人编，《新青年》是仲甫（即独秀）带来的，现在仍旧还给仲甫，让仲甫一人去编吧！”1 于是，会议决定，《新青年》自7卷1号起，仍由陈独秀一人主编。于是，1920年2月，陈独秀去上海时，就将杂志带到上海。
巧的是，这时陈独秀的思想也由于巴黎和会上强国欺侮弱国、把战败国德国侵占我国山东的权力，判给日本的刺激，同时又受到十月革命后苏俄对华友好的外交政策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并脱下西装和长袍，到工厂去做工人运动。他还请在各地的朋友和《新青年》读者，对各地的工人状况进行调查，准备在这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出版专号。4月26日即“劳动节专号”出版前，他觉得《新青年》编辑部的其他成员，尚在北京，以后的出版问题，需要征求北京同人的意见，于是他致函李大钊、胡适等12人，提出了：是否继续出版和编辑人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2 此举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症结——思想分歧。因此北京的成员都没有表态。实际上，胡适等人对撰稿开始怠工。
没有想到，上海的《新青年》出版，也发生了新的困难问题，于是，就有了陈独秀5月7日这封信：
日前因《新青年》事，有一公信寄京，现在还没有接到回信，不知大家意见如何？
现在因为《新青年》六号定价及登广告的事，一日之间我和群益两次冲突。这种商人既想发横财又怕风波，实在难与共事, 《新青年》或停刊，或独立改归京办，或在沪由我设法接办（我打算招股办一书局），兄等意见如何，请速速赐知。
信接着谈及《罗素全集》和李大钊、陈博生的《社会问题丛书》出版遇到困难后强调说：
我因以上各种原因，非自己发起一个书局不可，章程我已拟好付印，印好即寄上，请兄等切力助其成，免得我们读书人日后受资本家的压制。
这封信说明两件过去人们未知的事：
1、李大钊与胡适发生“主义与问题”之争时，陈独秀因在狱中，未知其站在哪一边。陈到上海后的行动表明，他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一边的，就是当时政府禁止的“过激党”，因此，不仅胡适与陈独秀明确了分歧，就是一开始与之合作的负责《新青年》印刷和出版的、不问政治的群益书社老板，也害怕起来，据此要提高《新青年》的定价（以风险加大为由，“想发横财”）和取消广告（以免刺激当局，产生“风波”）。为此，陈独秀为维持杂志的影响和扩大销量，坚决不干。
2、坚决不干，那么怎么办呢？陈独秀自己“打算招股办一书局”，这就是后来共产党成立初期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图书和小册子的“新青年社”的来历。
二、5月11日，即前信不见回信后四天，陈独秀又致函胡适：
群益书社对于《新青年》的态度，我们自己不能办，他便冷淡倨傲令人难堪；我们认真自己要办，他又不肯放手，究竟如何处置，请速速告我以方针。
附上《正报》上骂你的文章，看了只有发笑；上海学生会，受这种人的唆使，干毫无意识的事，牺牲了数百万学生的宝贵时间，实在可憎之至，倘数处教会学校果然因此停办，便更是可憎了。你可邀同教职员请蔡（元培——引者）先生主持北大单独开课，不上课的学生大可请他走路，因为这种无意识的学生，留校也没有好结果。政府的强权我们固然应当反抗，社会群众的无意识举动我们也应当反抗。
这封信的意义，一是说明陈独秀当时还是对胡适一往情深，二是纠正了过去一个传统观念：陈独秀总是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总是批判胡适反对学生运动的。这次不一样。这次是陈独秀唯一的一次附和胡适反对学生运动的主张，认为当时虽然是“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但没有发动学生运动的形势，所以他表示对《正报》的骂胡文章“看了只有发笑”，进行了谴责，并热情建议胡适在北大“单独开课”，严厉批评了坚持“不上课的学生”。
请看，半个月内，陈独秀在没有接到回信的情况下，单向地连给胡适三封信，说明陈独秀虽然是一个硬汉子，又是很重感情的，如初交时那样的确对胡适的才华特别欣赏，而且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与保守势力激烈斗争与创新亢奋中结成的情谊，难以忘怀。
胡适终于被打动，立即回了“快信”，并在6月14日追加一信，担心经费问题，劝其不要独立招股办“新青年社”。
三、陈独秀在19日，回信胡适，全文如下：
快信收到已复。十四日的信也收到了。条复如左：
（1）“新青年社”简直是一个报社的名子（实际上后来建党后，还是叫“新青年社”，并用它印销《新青年》，还出版了大量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图书和小册子——引者），不便招股。
（2）《新青年》越短期，越没有办法。单是八卷一号也非有发行所不可，垫付印刷纸张费，也怕有八百元不可，试问此数从那（哪）里来？
（3）若作者只能出稿子，不招股集资本，印刷费从何处来？著作者协济办法，只好将稿费算入股东；此事我誓必一意执行，成败听之。
（4）若招不着股本，最大的失败，不过我花费了印章程的九角小洋。其初若不招点股开创起来，全靠我们穷书生协力，恐怕是望梅止渴。
我对于群益不满意不是一天了。最近是因为六号报定价，他主张非六角不可，经我争持，才定了五角；同时因为怕风潮又要撤销广告，我自然大发穷气。冲突后他便表示不能接办的态度，我如何能再将就他，那么万万做不到的。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完。
可见，陈独秀自己办一个书局出版《新青年》的决心，已经铁定。但是，经费问题如何解决，还有稿源问题，若北京同人继续怠工，这个问题也不好解决。因为这个时候与维经斯基合作建党问题，还没有最终决定。
四、胡适等北京诸人由于陈“一意孤行”，也只好静观待变，既不入股，也不供稿。陈独秀又焦急起来。5月25日又致函胡适，全文如下：
群益不许我们将《新青年》给别人出版，势非独立不可。我打算兴文社即成立，也和《新青年》社分立，惟发行所合租一处（初一二号只好不租发行所，就在弟寓发行），较为节省。如此八卷一号的稿子，请吾兄通知同人从速寄下，以便付印。此时打算少印一点（若印五千，只需四百余元，不知北京方面能筹得否；倘不足此数，能有一半，我在此再设法），好在有纸版随时可以重印。吾兄及孟和兄虽都有一篇文章在此，但都是演说稿，能再做一篇否？因为初独立自办，材料只当加好万不可减坏。
（1）孟和夫人续译的《新闻记者》
（2）守常兄做的《李卜克奈西传》
（3）申甫兄译的罗素心理学
（4）启明兄弟的小说
以上四种请你分别催来。
就这样，以6期为一卷的《新青年》，自5月1日出满七卷后，由于改为自办和胡适等北京同人不供稿，作为月刊的它，停了三期。而恰恰这三个月中，陈独秀完成了由文化救亡到政治救亡的转变，由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转变，并由酝酿建立革命政党到正式成立“社会党”（约在11月，改名为“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因此办刊的经费和稿源的问题也总算解决了。因为，自8卷1号开始，《新青年》成了发起组的理论机关报，经费自然由带着经费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支付了，而撰稿和编辑的基本力量也逐渐被发起组的成员李达、李汉俊等所取代。对胡适等北京同人的继续怠工，满怀希望和热情的陈独秀也渐渐失望了。这可以从下一封信中看出。
五、7月2日，陈独秀致高一涵的信，全文如下：
你回国时及北京来信都收到了。
《互助论》听说李石曾先生已译成就快出版，如此就不必重复译了，你可以就近托人问他一声。
西南大学早已宣告死刑了。
你想做的《社会主义史》很好，我以为名称可用《社会主义学说史》，似乎才可以和《社会主义运动史》分别开来。听说李季君译了一本Kinhup（国内译法不一，多数译为“柯普卡”）的《社会主义史》，似乎和你想做的有点重复。
《新青年》八卷一号，到下月一号非出版不可，请告适之、洛声二兄，速将存款及文稿寄来。
兴文社已收到的股款只有一千元，投股的事，请你特别出点力才好。
适之兄曾极力反对招外股，至今《新青年》编辑同人无一文寄来，可见我招股的办法，未曾想错。
文稿除孟和夫人一篇外，都不曾寄来，长久如此，《新青年》便要无形取消了，奈何！”
有意思的是，这封信用的信纸，上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印刷体口号，下有“劳工神圣社制”的标记。这与文中提到的“兴文社”一起，似乎是一种人为的动作，在于掩饰俄国人维经斯基出资办杂志的真相。因为，若让胡适等人知道《新青年》现在在拿卢布“自办”，那陈独秀还有何脸面做人。鸦片战争以后，任何人与外国人发生关系，尤其是拿外国人的钱做事，都会被国人骂为“卖国”。
直到此时，陈独秀还想最后争取胡适等人。8月2日，即《新青年》8卷1号的稿子凑齐时，他又致函胡适，望其为2号供稿，并点题说：“我近来觉得中国人的思想是万国虚无主义——原有的老子说、印度空观、欧洲形而上学及无政府主义——底总汇，世界无比。《新青年》以后应该对此病根下总攻击。这攻击老子学说及形而上学的司令非请吾兄担任不可。”3
当时在思想上，无政府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对手。鉴于胡适反对空谈的“主义”中，包括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想引导胡只反无政府主义而保护马克思主义，使胡成为反无政府主义的同盟军。可谓用心良苦，但却是对牛弹琴。胡适不予理睬，继续怠工。陶孟和则写信给陈独秀和胡适，提议办一日报，以《新青年》的“重要分子”为主体，多请外间专门家撰稿。主张以“稳健”为妥。初拟办法为：（一）专门问题请专门家担任。（二）终年不停刊。（三）社论等皆署名。（四）无“法律编辑”，由同人中之一人立案负责。（五）扩张通信一栏，取为舆论之参考。（六）同人除必不得已外，暂不支薪。4
此议显然有取代《新青年》之意，无论就私（陈独秀个人）还是就公（上海发起组），陈独秀都不可能答应，故而未见陈独秀有何答复。而由于北京同人的继续怠工，陈独秀不得不正式吸收上海发起组成员加入编辑部。12月1日，《新青年》8卷4号出版后，他写信给北京同人，报告现在编辑部新加入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主要编辑工作仍由陈望道负责。并告他本人不久将南下广州（应国民党的广东省长陈炯明之邀，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但这时陈独秀还想维持与北京同人的联系，甚至不惜迁就他们的意见。12月16日在他赴广州工作前再次致函胡适、高一涵，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作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原因。”信末提到：“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5
这一下如捅了马蜂窝，在北京同人中引起强烈反应。胡适接到1日的信后就要大家传阅，并提示《新青年》已不准邮寄；接到16日信后，他更是火冒三丈，回信答辩与研究系首领梁启超等近年思想见解一直相左，责怪陈独秀竟然相信谣传。
但是，陈独秀还不知北京以上的反应，于是就出现了下一封与北京情绪上出现很大反差的信
六、1920年12月21日，陈独秀热情地致函高一涵、胡适，全文如下：
17日从上海动身，昨天到广州，今天休息一天，一切朋友都尚未见面。
此间倘能办事，需人才极多，请二兄早为留意，一涵兄能南来否？弟颇希望孟和兄能来此办师范，孟余兄能来此办工科大学，请适之兄向顾、陶二君一商。师范必属小学及幼稚园，我十分盼望杜威先生能派一人来实验他的新教育法，此事也请适之兄商之杜威先生。
显然，这时的陈独秀认为《新青年》的事，对胡适等北京同人已经没有什么可说了，而由于到广州来办教育，就专力思考广东的教育建设了。殊不知，北京同人对此根本不感兴趣，反而对办《新青年》事，如上述的陈独秀那样，十分热心起来。所以，陈独秀的这封信，有点“对牛弹琴”。
与此同时，北京同人开会讨论《新青年》办法，陶孟和以英文名“Turexy”给胡适一纸条，赞成第三种办法“停办”《新青年》，并劝胡不要为陈独秀说的他俩与研究系接近的话而生气。
七、这就是这“13封信扎”中的陶孟和致胡适的信。笔者说它是“纸条”，而不是信。因为不是书信格式，而且没有日期，用纸也不是正规的信纸，而是信手拈来的小纸片，其主要内容如下：
示悉。
那第三个办法，照你所说的做去，我也很赞成。
仲甫本是一个卤莽的人，他所说那什么研究系底话，我以为可以不必介意。我很希望你们两人别为了这误会而伤了几年来朋友底感情。你以为然否？
广东、上海，本来是一班浮浪浅薄的滑头底世界。国民党和研究系是‘一丘之貉’。我想，仲父（应为‘甫’，原文如此——引者）本是老同盟会出身，自然容易和国民党人接近，一和他们接近，则冤枉别人为研究系的论调，就不知不觉地出来了。
这里说陈独秀是“老同盟会出身”有误。同盟会时期，陈独秀是与章太炎、刘师培等同盟会成员关系密切，但陈对同盟会成员复杂、狭隘的“反满”革命纲领、对帝国主义有幻想（不反帝）、联甲（军阀）倒乙（军阀）的革命策略（不是依靠群众），不能苟同，所以始终没有加入同盟会。
1921年1月3日，胡适把各人意见归纳起来复函陈独秀，解决《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的办法有三：（一）听认《新青年》流为一种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杂志。（二）移北京，并发表声明“不谈政治”。（三）停办（此为陶孟和提出）。此信发出后，鲁迅并代表周作人声明，三个办法都可以，“而第二办法更顺当”，宣言“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胡适再次致函陈，强调移北京有两种办法：不发表宣言或发表宣言不谈政治。6
很显然，这是对陈独秀的最后通牒。前两种都是意味着分裂，第三种是瓦解，而陈独秀当然要维持已经成为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报的《新青年》。所以，他接信后很生气，立即回复，这就是下面一封信。
八、1921年1月9日，陈独秀致适之、一涵、慰慈（张祖训）、守常、孟和、豫才（鲁迅）、启明（周作人）、抚五（王星拱）、玄同九人信，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来信所说关于《新青年》办法，兹答复如左：
第三条办法  孟和先生言之甚易，此次《新青年》续出弟为之甚难；且官厅禁寄，吾辈仍有他法寄出与之奋斗，销数并不减少。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张如此办法的理由何在？阅适之先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张停刊的并没有多少人，此层可不成问题。
第二条办法  弟虽离沪，却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绝对不赞成第二条办法，因为我们不是无政府党人，便没有理由可以宣言不谈政治。
第一条办法  诸君尽可为之，此事于《新青年》无关，更不必商之于弟。若以为别办一杂志更无力再为《新青年》做文章，此层亦请诸君自决。弟甚希望诸君中仍有几位能继续为《新青年》做点文章，因为反对弟本人，便牵连到《新青年》杂志，似乎不大好。
但陈独秀还是想维持北京同人，所以在信上署名后又附言：
再启者，前拟用同人名义发起新青年社，此时官厅对新青年社颇忌恶，诸君都在北京，似不便出名，此层如何办法，乞示知。
胡见信后颇感委屈，认为“独秀答书颇多误解”，“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因陈生气，他出于多年来对陈的真诚情谊和尊敬，以及他的宽宏胸怀，表示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取消“另办一杂志”的主张，单提出“移北京编辑”一法，并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他并抱怨《新青年》“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手里”，“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即苏维埃俄罗斯——引者）的汉译本”。
这里，胡适再次表明他之所以仍坚持《新青年》的文化运动方向，坚持哲学文学的内容，主要矛头还是指向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俄国，反对《新青年》落到陈望道等上海共产党人手中而成为共产党的机关报。于是，北京同人最后开会表决。1月26日，胡适整理表决结果：
赞成移北京编辑者：慰慈、一涵、守常；
赞成北京编辑，但不必强求，可任它分裂成两个杂志，也不必争《新青年》这个名目：豫才、启明、玄同；
赞成移北京，如实不能则停办，万不可分为两个杂志，致破坏《新青年》之团结：抚和、孟和。7
当时钱玄同比较厚道，力挽新文化阵营分裂，他在1月29日致函胡适，恳切地说：《新青年》的“停办之说，我无论如何，是绝对不赞成的，而且是我们不应该说的。因为《新青年》的结合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不是办公司的结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尽可以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别人家不办。换言之，即《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大可说陈独秀等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断不可能要求他们停板。”8
三天后，钱玄同又乘机发泄了1918年与刘半农在《新青年》演“王敬轩”双簧戏事件9 后受到胡适、陈独秀的气。这就是这批“13封信”中的又一封信，所述钱“两年来未撰一文”之事，也是前所未闻的。钱玄同在《新青年》移北大初期是陈独秀最得力的助手。是他奉陈之命，去绍兴会馆把在里面抄古碑贴度日企图把自己关在铁笼子里“闷死”的鲁迅唤醒、并在后来被鲁迅称为“在寂寞中奔驰的猛士”，想不到他会有这么一段隐衷。钱的这种情绪，直到这年8月，陈独秀才察觉到。他在致鲁迅信中说：“玄同兄总是无信来，他何以如此无兴致？无兴致是我们不应该取的态度，我们无论如何挫折，总觉得很有兴致。”10——这里就显示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与干将信的区别了。
九、1921年2月1日，钱玄同致胡适的信，全文如下：
昨晚我接到你请人吃茶的贴子，我今天因为儿子患白喉未愈，亟须延医买药，下午四时恕不能来。
《新青年》事，我的意见，已签在来函之末尾，又前星期六别有一信致足下。即使下午能来，意见亦是如此。至于决议之结果，我自然服从多数（若“移京”和“别组”各占半数之时，则我仍站在“别组”一方面）。
还有要声明者：我对于《新青年》，两年以来，未撰一文。我去年对罗志希说：“假如我这个人还有一线之希望，亦非在五年之后不发言。”这就是我对于《新青年》不做文章的意见。所以此次之事，无论别组或移京。总而言之，我总不做文章的（无论陈独秀、陈望道、胡适之……办，我是一概不做文章的。我非反对谁某，实在是自己觉得浅陋）。
虽说是“非反对谁某”，实际上是发泄对胡、陈两年前批评的不满。因为当年面对保守派的攻击和胡适的妥协，钱玄同曾写信给胡，明确表示不满。
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不知道外面骂胡适的人很多吗？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狠骂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们的气呢”11
实际上，当时北京诸人不可能让上海的《新青年》停办。至此，新文化阵营终于分裂。
胡适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绝不妥协的态度显然也刺痛了陈望道等上海编辑人员。1月15日，陈望道给胡适一封明信片，很生气地表示：“新青年内容，我不愿意多说话，因为8卷4号以前我纯粹是一个读者，5号以后，我也只依照多数意思进行。”12 胡适还给他一封明信片，表示他争持的不是何地何人编辑，而是办报方针。他直率地说：“我不是反对你编辑《新青年》，而是反对你把《新青年》作宣传共产主义之用。”陈望道在给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的信中也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也不想要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时间的历史，并且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不过适之先生的态度，我却敢断定说，不能信任”。信还指出胡适不做文章，又企图支配《新青年》，表示与胡适等人“早已分裂，不能弥缝”。“上海广大同人及一般读者”对周氏兄弟支持《新青年》——“病中也替《新青年》做文章”——表示感谢。认为：“办《新青年》不能靠胡适，要靠你（鲁迅——引者）”。13
可见，这一次的分裂由于是思想上的分裂，深刻之至，难以挽回。其实，二人的矛盾实质上是共产党的专政派与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的矛盾，是中国走俄国十月革命之路，还是走英美资本主义之路的分歧。因此也不可能解决。陈独秀只得接受这个现实。1921年2月15日，他致函胡适：“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作文章。”同时，他又致函周氏兄弟：“《新青年》风浪想必先生已知道了，此时除移粤出版，无他法。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唯求助于你们两位。”14
至此，《新青年》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地位才完全确立起来。《新青年》由一个文化刊物变成一个政治刊物，意味着从1915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正式结束。此后的文化改革、文艺改革、文学革命、文字改革、教育改革等，虽然从未中断过，但作为一种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运动，特别是对于长期生活在封建主义社会中的中国人民至关重要的民主主义启蒙运动，的确是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胡适曾企图挽回，提出过重整新文化运动的纲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5 但是，一是胡适这时还远没有陈独秀那样的人望；二是更重要的，由于巴黎和会和苏俄对华宣言这一反一正事件撞击性惯性的推动，这时历史潮流，西方民主主义潮流衰落长达30-40年之久，而马克思主义潮流磅礴而来，任何个人，即使是陈独秀也难以阻挡。陈独秀作为一个弄潮儿式的思想家，不知不觉地被历史潮流所裹胁，并且被推到浪尖上。这是他一生悲喜剧、曲折人生的总根源。
陈独秀是重感情而留恋昨天，同时又追求理想而向往明天。这种难以两全的困境，使他以后与胡适等人的友谊，镀上了传奇的色彩，即政治思想上不断争吵，个人名誉、生活和某些工作上互相关心和帮助。首先表现在下面这封信中：
十、1921年9月5日，陈独秀致胡适的信，全文如下：
《新青年》已寄编辑诸员百本到守常兄处转交（他那里使用人多些，便于分送），除我开原赠送的七十本外，尚余卅本，兄可与守常兄商量示置。
皖教厅事，非你和叔永不会以全体赞成，即陶行知也有许多人反对，何况王伯秋。
这封信可注意的有两点：1、原来《新青年》编辑部中，陈与胡关系最密切，所以此刊离京出版后，都由陈寄胡分送北京同人，现在，由于刊物成了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李大钊是陈组党最亲密的合作者，而胡适成了反对者，所以，陈寄赠刊物自然由胡转李；胡适对已经“变质”的《新青年》自然不会再有兴趣，难以再做它的转送工作，而李大钊身边都是北京共产党支部的成员，自然如信中所说“他那里使用人多些”。2，陈独秀并不以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而改变对胡适卓越才智的赞赏，竭力推崇他任安徽教育厅长。
但是，胡适却受了这次分裂的刺激，一反原志，在1922年5月，也创办起放弃“不谈政治”、“不谈主义”的诺言的“另一刊物”——《努力》周刊，并且邀集蔡元培、汤尔和、梁漱溟等16人签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要求建立一个“好政府”。同时对南北统一、裁兵、裁官、改革选举制度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以推行他的“实验主义”，对抗“马克思主义。这是胡适要求改良政治的第一个具体纲领。
当时有人劝他全力教书、著书，不要办报时，他还表示不能放弃“言论的冲动”；又说自从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后， “我等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斗争’与‘赢余价值’；……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爱罗先诃的主张来做挡箭牌、掩眼法！”“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 16
可见，胡适办《努力》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因此，他在中共“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后，发表了《国际的中国》一文，第一次直接攻击中共政治纲领，完全否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宣称现在“只须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17
1923年1月，又因蔡元培因反对反动政客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18，请辞北大校长。北大师生掀起一个驱彭挽蔡运动。这个运动本来是反对北洋政府的正义行为，应该同情和支持，但陈独秀却站在“革命万能论”的左倾立场上评论说：“正告蔡校长及一般国民：革命的事业必须建设在广大民众积极运动的力量上面，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浊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19于是引起胡适过度的反应，著文反驳时，竟对陈进行人身攻击：“自从袁世凯以来，政府专用金钱来收买政客，十年的功夫，遂使猪仔遍于国中，而‘志士’一个名词竟久已不见经传了！新文化，学生运动，安那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不可作猪仔之敲门砖！今天谈安其那，明天不妨捧为政客；今天谈共产主义，明天不妨作教育次长（指陈独秀于1921年上半年曾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引者）！在这个猪仔世界里，民众不用谈起，组织也不可靠，还应该先提倡蔡先生这种抗议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为要做人而有所不为的精神。”20
8月以后，二人又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短兵相接。出版这次争论集的亚东图书馆（出版社）同时请陈独秀和胡适为其写序。陈独秀宣传唯物论，批评胡适“心物二元论”。胡适反击说：“仲甫的答书，近于强辩，末段竟是诬人，使我失望。”21
由此看到，二人矛盾，由信仰、政治领域，深入到了世界观。
1924年9月，在纪念辛丑条约23周年时，陈独秀曾撰文，改变过去彻底否定义和团的观点，肯定其反帝的意义，“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悲壮的序幕”22。胡适立即攻击说：“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的作者（指陈独秀——引者），现在也大出力颂扬拳匪了！”“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只好叫他讼棍的行为！”23——其实胡适攻击和讥讽的恰恰是陈独秀知错必改、追求进步的精神。因为不管怎么说，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性质是抹杀不了的。
1925年12月，二人因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又发生争吵。《晨报》是梁启超研究系为背景的报纸，当时站在安福派一边，对学生在“五卅”运动中的“过激”行动有所批评。11月29日，因北洋政府解散女师大及拖欠教师薪金问题，再次触发学潮，数千民众在天安门举行游行，要求段琪瑞下台。部分群众游行到宣武门，烧毁了《晨报》馆。当时有人出来指责学生行动是“不守纪律、无意识、非真正民意”。陈独秀又站在共产党的左倾立场上为学生行动辩护，指出像五四时期学生火烧赵家楼那样，不能这样“抹杀”“北京市民运动”。24 胡适即写信批评陈的意见，主张：“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表示：“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上主张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同时又攻击陈和共产党：“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25
很遗憾，中国以后的社会发展，应验了胡适的这个担心。但是，在当时的反革命与革命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中，胡适的这种理性呼声是极其微弱的，是没有影响的。这大概是人类文明史发展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吧！
当然，胡适的思想方法也有缺点。他也只谴责一面，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八国联军的暴行，没有看到他谴责过“残忍”和“惨酷”；对于李大钊、陈独秀等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也没有表示“容忍”。如今对于群众过分的革命行动，他却如此严厉谴责，大声疾呼，可见他的立场是很鲜明的。这就加大了他与共产党与群众运动的对立情绪。
两人除了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阵地进行论战之外，有时相聚还当面争吵。例如对于中国近代衰弱之原因，胡适始终不承认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只怪中国人民愚昧落后。1925年11月，他到上海治痔，住在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家。陈独秀知道后很高兴。汪的侄儿汪原放回忆说：“这位总书记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看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各不相让。”有一天，又争起来，陈独秀说：“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承认吗？”胡适一下子站起来，气争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着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接着，他又强忍怒气说：“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也走了。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26
以上种种，充分说明了陈独秀与胡适之间矛盾冲突的性质和广泛深刻的程度。奇怪的是，尽管二人在政治思想上如此对立，友谊却始终维持着。古道热肠，这表明他们都继承了中国士大夫的一种传统美德：思想分歧不影响个人情谊，诤友比一般的朋友更可贵。例如：
1921年10月和1922年9月，陈独秀两次因《新青年》“过激”、“违禁”刊物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时，胡适都积极奔走营救，请蔡元培和外长顾维钧直接与法方交涉，并不因思想分歧而坐视不管，更不因《新青年》“赤化”而幸灾乐祸。
陈独秀也是如此。中共成立后，与陈望道不靠胡适办《新青年》的情绪相反，陈仍向胡约稿。甚至1924年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出“反对泰戈尔专号”时，也请胡适写一篇短文，胡适虽然表示怠慢，但有时也会应付一下，在《努力》创刊前，给了几篇诗作和一篇《国语文法的研究》。后者分两次连载在《新青年》1921年7、8月份出版的第9卷第3、4号的第一篇。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把这类稿子放在首位，可见陈为争取胡之用心之良苦。
这次又发现以下这封信。
十一、1925年2月5日，陈独秀致胡适的信：主要内容如下：
久不通信了。听孟兄（指陶孟和——引者）说你问我果已北上否？我现在回答你，我如果到京，无论怎样秘密，焉有不去看适之的道理。我近年本想以内乱犯的资格到北京去见章（士钊——引者）总长，但因琐事羁身，不能作此游戏。
现在有出席善后会议资格的人，消极鸣高，自然比同流合污者稍胜，然终以加入奋斗为上乘（弟曾反孓民先生不合作主义以此）。因此，兄毅然出席善后会议去尝试一下，社会上颇有人反对。弟却以兄出席为然。但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史在此会议必须卓然自立，不至失去中国近代大著作家胡适的身份才好。
陈独秀这次对胡适参加段琪瑞政府的的善后会议行动采取如此态度，难能可贵。因为当时胡的行动被激进分子讥为“军阀分赃的帮凶”。在北大一院的厕所墙壁上甚至有学生的咒骂，说其“卖身于段贼”，“拥戴段琪瑞为父”。陈却在胡备受攻击之时致信支持：“弟却以兄出席为然。”而且上次对蔡元培对段政府的“不合作”行动，他曾站在左倾的立场上极力抨击。而这次却赞成胡适参加善后会议，不过是要胡适去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合法斗争，说明这时的陈成熟多了，革命斗争的方法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不应该拒绝合法斗争。同时也表明陈对胡的情谊依然深厚，而且对胡是真正了解的。他决不相信胡的这个行为是与段政府同流合污。
不过信的最后，对传闻胡将与章士钊合办报纸一事，却大不以为然，说了些很难听的话。章士钊原是反清和反袁革命时期陈独秀的亲密战友，但现在成了段政府的教育总长，是陈独秀共产党要革命的对象。所以，参加善后会议是为了斗争，决不能与章合办报纸，这些都是原则问题，陈独秀是决不让步的。
在这里，人们再次看到陈与胡关系的特殊性：既坚持原则，又维持友谊。
胡适接此信后回信，抱怨陈听信与章士钊合办报纸的传言。于是又引出下一封信。
十二，1925年2月23日，陈独秀致胡适函，主要内容如下：
倾读你十日夜回信，十分喜慰。前函措词冒昧，特此谢罪。惟此次来信说“一时的不愉快”，此语虽然不能完全做逆耳解，或不免有点逆耳的嫌疑罢，一笑。我并不反对你参加善后会议，也不疑心你有什么私利私图，所以这些话都不说好。惟有两层意思还要向你再说一下。（一） 你在会议中总要有几次为国家为人民说话，无论可能与否，终要尝试一下，才能够表示你参加会议的确与别人不同，只准备“看出会议式的解决何以失败的内幕来”，还太不够。（二）接近政府党一层，我们并不是说你有“知而为之”的危险，是恐怕你有如今不知的危险。
关于与章士钊等人同为政府办报是误传，陈表示“既无此事，我们真喜不可言”，同时又解释说：《申报》、《新闻报》、《北京新闻》讥胡适为段祺瑞的留声机，列在准安福系，“我们固然不能相信这是事实，然而适之兄，你的老朋友见了此等新闻，怎不难受！”
这再一次表明了二人政治上分裂后，陈独秀对胡适个人名誉是十分关心的。
十三、1932年10月10日，陈独秀致胡适函，这是这批信中唯一用钢笔字写的信，全文如下：
你回国，我不能去迎接你，只好以此函为代表。我现在要求你两件事：一）李季拟翻译《资本论》，但所用时间必须很长，非有可靠生活费，无法摆脱别的译稿而集中力量于此巨著。兄能否为此事谋之商务或庚子赔款的翻译机关？我知道李季的英德文和马氏的经济学知识以及任事顶真，在现时的中国能胜任此工作者，无出其右。二）我前次给你的拼音文字草稿，希望商务能早日付印。免得将原稿失去，且可了结兄等对商务的一种悬案；并且我还痴想在这椿事上弄几文钱，可不必是实际的钱，而是想一部百纳本二十四史。
兄回到野蛮而又野蛮的祖国，一登陆便遇着我给你这两个难题，使你更加不愉快，实在抱歉得很。
祝你快活！
自从上一封1925年的信之后，到写这封信，陈独秀的人生发生了大起大落的变化。先是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和1926—1927年的大革命，结果被盟友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政变所打败，并且被文过饰非的共产国际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对大革命的失败负责。他自认为在多次反对无效后被迫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对此指责想不通。同时，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认为是低潮，主张退却以保存力量，反对国际指导中共继续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1929年因见到莫斯科归国留学生传播的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共产国际在中国执行先右后左的机会主义路线，陈独秀猛然醒悟，从而转向托派，被党开除，并在1931年当选为中国托派中央书记。“九一八”事件后，他坚持在城市领导托派进行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反蒋抗日”斗争。但是终因托派组织太弱小，又受共产党的排挤打击，无所成就。而且其中央机关两次遭到大破获，惟其个人因隐蔽较好而幸免。同时，被党开除后，生活失去了保障，还要负担托派组织的活动经费，极其艰难困苦。
正是在这种很坏的心绪下，很不得已地他给胡适这位昔日的朋友写了这封信，因此信末称国家“野蛮而又野蛮”，对胡是出了“两个难题”，“使你更加不愉快，实在抱歉得很”。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勉为其难呢？这就再次显示出陈的两种可贵的精神：一是“穷而不坠青云之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变。因此即使自己没有力量，也要求胡适为他人（李季）翻译《资本论》而奔走。二是“学无止境”，在任何情况下研究学问永不懈怠，而且越是困难越研究。五四运动时，他鼓励被捕学生的一句座右铭就是：“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27他自己就是这样以身作则的。1928年，他与左倾盲动主义政见相左，被国际“冷冻”时，花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最终写成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然后他托胡适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信中所托第二件事，就是请胡适加以催促。因为他在国民党反共后成了政府“悬赏万金缉拿的共匪首领”，过着地下生活，不便出面。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书稿当然也不可能出版，虽然它是纯学术著作。但陈独秀毕竟不是一般的作者。于是，他在政界和学术界一些很有地位的朋友、学生和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张菊生、王云五、胡适之、傅孟真、赵元任等，共同捐赠了稿费千元。使得主要靠《独秀文存》（当时也不能再重印）版税收入维持生活的陈独秀，渡过了一次难关，过了一段贫困的生活。而书稿的出版却如信中所说成了“一种悬案”。所以，一知胡适访问后回国，又来催促。而由于已经接受了他们捐赠的千元稿费，不能再提钱事，但他渴望一部“二十四史”，以便在恶劣的环境中研究点学问。
不幸的是，这封信写后第五天，即10月15日，托派中央又一次被大破获，而且是一网打尽，陈独秀也被捕了。
可贵的是，这时的胡适虽是亲国民党的高层人士，还是参加了营救，为陈聘请辩护律师。陈坐牢后，胡经常去看望他，送物送书，关心其生活，并为出版陈的上述文字学著作而奔走。1937年8月，全国抗战爆发后，还为提前释放陈独秀，出了大力。在这个过程中，胡适并不因党派之见而落井下石。
陈独秀也因摆脱了地下生活，与胡适重新亲热起来，如他在要胡帮助出版他的《中国文字拼音草案》时：中国字“实在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望先生（胡适——引者）能够拿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又劝胡从著不从政，28 真是殷殷切切，一往情深。
1933年11月，陈独秀还在南京狱中，胡适匆匆路过南京而未能去“奉看”。陈独秀知道后十分生气，致函汪原放表示要与胡适绝交：“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但又说：“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29
这时的陈独秀怪可怜的，有点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味道。但不久，陈又心血来潮，要作太平天国史研究，得知罗尔纲有一部书稿交亚东图书馆，陈借来阅后颇赞赏。因当时罗正从学胡适，他便要汪原放转告胡适，要请罗到南京来谈一谈。把自己的身份和坐牢，全然不当一回事。胡适得知后笑对罗说：“仲甫是有政治偏见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国，还是让尔纲研究吧！”30
就这样，二人这种奇特的友谊，一直维持到1942年陈独秀逝世。
实际上，这种奇特的友谊，除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传统的古道热肠之外，是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历史时代的产物，是社会主义者与民主自由主义者在认识和改造世界问题上，世界观与方法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现象的反映。在对待北洋和国民党政府反动独裁统治上，二者都有不满而向往民主，这是相同的，但陈主张彻底革命，胡主张批评改良。在救亡问题上，二人都是爱国主义者，但陈先强调克服国民落后性，后强调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胡则停留在谴责国民落后性上，放过帝国主义的侵略。自然，“七七事变”后，面对祖国沦亡的危机，爱国主义又把二人联系起来。
陈独秀晚年，看到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许多罪恶，否定了自己多年来信仰，重新估价西方民主主义推动人类文明进化史的价值，写下了不少文章和书信，逝世后，被他的学生何之瑜编为《陈独秀最后论文与书信》一书，靠朋友集资印刷。胡适阅后大喜，将其改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与书信）》，推荐给出版社公开出版，并写序指出：陈独秀的这些独立见解“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他“从苦痛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
这时，二人20多年的分道扬镳，又在思想上达到了一致。
1《周作人日记》（1919年10月5日，《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8页；沈尹默访问记（1980年5月5日，林仲树记录），未刊稿。
2《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90。
3《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107。
4 陶孟和致陈独秀、胡适的信（1920年8月17日），（手稿原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5《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页。
6 鲁迅致胡适的信（1921年1月3日），《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页12。
7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
8  钱玄同致故适的信手稿原件（1921年1月29日），北京：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藏
9 1918年《新青年》4卷3号时，刘半农乘轮流编辑之机，与钱玄同演了一出双簧：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当保守派，给“《新青年》诸君子”写信，对文学革命提出种种责难；由刘半农出面作答，逐条进行批驳，嘻笑怒骂，激情喷发。此着果然在读者和保守派中激起很大反响。大大改善了《新青年》初期赞成者不多、反对者也不多的寂寞处境。缺点是过分渲染了反对者的“无知”，有欠公道。因此也引起了保守派和中间派强烈的攻击，特别是反对钱“肆口侮骂”，有失教授的身份。胡适在这些人中朋友较多，受此影响，也对这种不光明的手段很不以为然，公开批评了刘和钱：同时，钱的“废除汉字”的主张，也由于太脱离实际，大受非议。陈独秀虽然是同意钱的主张的，但为了争取中间派，不得不出来发表声明，在为钱辩护的同时，认为钱的主张是“用条石压鸵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钱本出于好心，结果却遭到陈、胡如此的对待，很是生气，从此消极下来。
10 引自沈鹏年：《鲁迅与〈新青年〉关系的两个史实》，《文汇报》1962年4月22日。
11 手稿原件残片，无日期，从内容推断，应该是在1918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12 陈望道致胡适的明信片原件（1921年1月16日），北京：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藏。
13 邓明以：《五四时期的陈望道》，《百科知识》1979年，第1期，第12页。
14 张静庐编注：《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2页。
15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16 胡适：《我的歧路》，《努力》第7号，1922年6月18日，第3页。
17 《努力》第22号，1922年10月1日，第1页。
18 蔡元培：《辞北大校长职声明》（1923年1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月19日出版，第1159页。
19 《向导》第17期，1923年1月24日
20 《蔡元培是消极吗》，《努力》第40号，1923年2月4日，第1页。
21  陈、胡二人的序皆载《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1927年版。
22  陈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向导》第81期，1924年9月3日。
23 胡适：《努力的问题》，《晨报副镌》，1924年9月12日，第10页。
24 《工贼替安福派说话》，《向导》第138期，1925年12月10日。
25《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55—357页。
26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95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27《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
28 陈独秀致胡适信，1932年12月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143页。
29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页。
30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订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0页。
31 《陈独秀最后论文与书信》，广州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6月出版。
五柳村2009年11月9日收到
关键词/Tags: 胡适 陈独秀
曾经的这一天...» 2007年: 朱厚泽：呼唤阳光政治 (2005)
相关文章:» 胡适：母亲的言传身教
» 历史深处的人性光辉
» 榜样滴力量（转）
» 人生的乐趣独剩8卦鸟~~~
» 胡适先生爱格言
阅读全文(1771) / 评论 / 扔小纸条 / 给唐宝林留言 / 文件夹: 人物纪事
收藏: QQ书签 del.icio.us
最新评论

秋蚕
2009-11-10 16:14
很好.
评论 / 个人网页 / 扔小纸条
*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