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国际机场医院官网:写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上、下）

改变历史的“北京时间”

——写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上）

任仲平

《人民日报》（2009年09月27日01 版）

　　（一）时间在这一刻重新开始。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有屈辱和苦痛，封存在历史深处。一个新的纪元，随着五星红旗的升起，随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告，开启了。

　　从那时到现在，岁月的脚步已经走过60个年头。在中国流传了近五千年的“天干地支”计时系统中，60年代表一个轮回。然而，当新中国的历史即将迈入下一个甲子，俯仰中华大地沧桑巨变，这个行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古老民族，分明已经打破封建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兴衰周期律。时间的指针，不可逆转地指向现代化，指向世界，指向未来。

　　历史的细节，时常内有乾坤。2009年春天的伦敦，很多人注意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峰会新闻中心的时间显示墙上，只悬挂着３个时钟，依次为“华盛顿时间”、“伦敦时间”和“北京时间”。

　　“北京时间”，“中国道路”。全世界都在适应这个重新走向舞台中央的大国，希望从它的足迹里，解读这条迥异于西方的现代化路径。正如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所说的，“中国在世界中地位更替的作用如此之大，恐怕须三四十年才能找到新的平衡。仅仅将它看成一个加入进来的大国是不行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

　　从贫穷走向富庶，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进步……60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过了其他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演绎了民族史册上自强不息的传奇。它将一百多年的苦难和落后、几代人的迷茫和彷徨，甩到了身后，也将对一个新生国家的封锁和围堵、对一种新兴制度的质疑和敌视，甩到了身后。

　　6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瞬间，却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命运，改变了全球发展的格局和世界历史的走向。

　　（二）考量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从两个角度透视：历史、地理。历史的基本要素是时间，地理的基本要素是空间。

　　这句话看似平常，仔细琢磨却并不简单。面对走过60年历程的新中国，我们该从何处去寻找历史的时间流变，又向何处确定地理的空间方位？

　　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百余年的屈辱历史、六十年的沧桑巨变……过去和现在，如何集合那万千点滴，在百转千回中汇成一个民族顽强生长的脉络？

　　古老文明的荣耀、“中央帝国”的迷梦、山河破碎的痛楚、“巨龙腾飞”的辉煌……中国与世界，如何统揽这千年巨变，在跌宕起伏间呈现一个国家波澜壮阔的转身？

　　这正是考察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新中国60年，不过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的时间片段，却承载起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开天辟地的“历史单元”，标注了几近亡国灭种的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空间坐标”。从内部说，这60年关乎一个延续几千年的古老文明的生死；从外部看，这60年涉及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东方大国的兴衰。这两大课题，恰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两大历史使命相呼应，与中国共产党人60年不变的治国理想相契合——

　　在前不久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党的伟大事业，再次强调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回首新中国60年历程，一个主题格外突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一个路径相当鲜明：中国人民坚定地把现代化视作走向复兴的路径。

　　现代化是一个过程，中国曾经被抛在这个过程之外。这是1949年之前一个多世纪里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和屈辱的缘由，也是在此之后一个甲子里神州大地所发生的变迁与进步的动力。尽管直至今日，人们对现代化的具体内涵还有不同认识，但三百余年世界近代史演进所锤炼的共识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共同目标，是社会历史进程中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如何应对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已经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兴衰的最终因素、成为决定一个民族命运的关键抉择。

　　就让我们沿着现代化这条主线，梳理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由此来看新中国改天换地的贡献，看60年沧桑巨变的意义。

　　（三）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日本明治维新……发端于欧洲的世界近代史，都是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节点作为时间标志。在这个时间体系里，中国是一个落后者。

　　“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黑格尔对“中华帝国”近乎残酷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却表达了一种客观的真实。鲁迅先生慨叹，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

　　循环往复的时间背后，盘桓着止步不前的社会进程。尽管也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当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人类向现代化目标大步迈进之时，东方的老大帝国依旧沉浸在封建帝制的落日余晖里。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响，将沉睡几百年的中国，逼到现代化的大门口。在列强环伺瓜分豆析的民族生存危机之中，在落后了西欧工业革命一个世纪之后，中国被迫开始了现代化的“象征性”启动。

　　从1840到1949，这百余年的抗争中，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的各种抗争与探索，都是希望寻找中国现代化的捷径，获得走向现代世界的“入场券”。然而，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虽然慷慨激烈，却都没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一个使马可·波罗惊叹不已的东方大国，一头拿破仑也不敢惊醒的睡狮，坠入危若累卵任人宰割的境地。

　　这是我们认识“新中国”最为清晰的时空坐标。为什么1949年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新纪元？因为，以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自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献身的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彻底改变了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扫清了走向现代化的制度障碍；用60年的时间，推进了两百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现代化航程，让年轻的人民共和国伫立于世界文明的潮头。

　　以1949年为节点，这个新纪元把一个四分五裂、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团结统一、前途光明的新中国，进而把一个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

　　（四）时间开始了！

　　“一切愿意新生的/到这里来吧/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在等待着你”——面对年轻的共和国，诗人这样书写新生的感受。新生的希望，美好的希望，凝聚着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期望，表达着人民群众对人民政权的信心。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既创造了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也承受着百余年山河破碎、丧权辱国的巨大痛楚。也没有哪一个民族，有着如此强烈的复兴意志。这种只争朝夕的复兴理想，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最强大的凝聚力。

　　复兴，复兴。背负着这样的理想，年轻的人民共和国面对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现代化更为严峻的挑战。

　　一个西方世界眼中轻轻一推就会倒下的“泥足巨人”，一个刚刚从百余年受压迫、受奴役、受欺凌的黑暗中走出的国家，一个拥有世界1/4人口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这是1949年新中国面临的国内境况。

　　开国大典的礼炮声还没有远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成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的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封锁者宣称，“共产党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这是新中国诞生时严酷的国际环境。

　　国民生产总值不到美国的7%，重工业几乎为零，轻工业只是少数的纺织业；80%的人是文盲。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许多地方仍处于封建农奴制阶段或奴隶制阶段，不少地方还是“刀耕火种”。毛泽东感叹：“我们除了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连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这是共和国起步时面临的贫寒“家底”。

　　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中国发展的困境典型地反映出人类现代化的困境。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代化运动出现以后所拉开的巨大“历史鸿沟”，更深刻地包含着两个重要的逻辑——

　　一是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运动不会像圣火一样自然地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递，相反，早期现代化国家的进步还往往以牺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为代价。二是后发型国家通往现代化的路途，已经没有了早期先发国家的各种资源和条件，只有通过时间的加速度实现跨越性发展，才能追赶上现代化的时代潮流。

　　新中国必须用改天换地的双手，拨快走向现代化的“北京时间”。

　　（五）赶超，跨越。新中国这个现代化的后来者，既要在短期内完成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任务，又要避免落入“现代化陷阱”；既要考虑同世界现代化接轨，又要考虑中国的社会基础和现实可行性；既要有统一的总体目标，又要与现代化的动态过程相适应。

　　60年之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新中国交出的现代化答卷，令所有了解历史的人惊叹——1949年，我们连铁钉、火柴、煤油都是“洋玩意儿”，现在，我们每五天创造的经济总量，就相当于1952年一年的经济总量。“两弹一星”发射、太空漫步、“嫦娥”飞天，我们已经跻身于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这些高端技术的国家行列，成为“亚洲的新领头羊”、“世界经济的新引擎”。

　　在这块曾被称为“停滞的帝国”的土地上，奔驰的时间划出一道人类发展的炫目曲线——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10.9％；六七十年代，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8％以上，新加坡1968—1973年年均增长率为10.1％。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却以几乎同样的速度飞翔了整整30年。

　　当速度变快时，时间仿佛停止了流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许能够解释这样的观感：“西方国家在午餐后小憩的瞬间，中国就变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顺便让一半中国人摆脱了贫困”。

　　60年间，中国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中国，在“北京时间”跳跃的数字中迈开奋进的脚步。世界，从“北京时间”铿锵的报时声中，感受青春中国的辉煌奇迹。

　　（六）奇迹是什么？

　　当今天的人们探询中国现代化动力，寻找“中国奇迹”发展秘笈时，往往会陷入矛盾和纠结之中。

　　有人分析，“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是决定性因素”，但选择市场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少见，为什么中国能取得与众不同的成就？有人解释，是“中国人民比其他国家的人们更吃苦耐劳”，但历史上中国人民从来勤劳，为什么只有在这新中国的60年造就了奇迹？有人认为，是“变革推动了发展”，但从拉美到前苏联，选择变革的国家不为少数，结局却是政治动荡甚至国家解体，为什么独有中国能在平稳中推动现代化巨轮破浪前行？

　　各种观点，对诠释中国的成功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却都不是决定乾坤的根本因素。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曾如此论证，“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一个社会将固守于传统系统的政治领导转变为热心于彻底现代化的政治领导的过程。”对于新中国而言，“政治领导的决定性作用”，才是“中国奇迹”的核心因素。

　　发展政治学有关研究已经表明，一个强大的政党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这是新中国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有以人民利益为宗旨，以民族复兴为己任，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组织纪律严整、思想高度统一、社会动员能力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以及它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性质和方向，是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实施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回首鸦片战争后百余年历史，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之所以充满迷茫和挫败，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都未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建立集中统一、现代化导向的中央政权；都未能通过有效的社会制度变革，建立起一个支撑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制度框架。

　　新中国的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不仅结束了“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局面，让中国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第一次让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追求现代化，以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保障现代化进程，这才开启了古老中国现代化的新纪元。

　　而改革开放之所以开辟了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也正源于中国共产党人能把亿万人民的迫切愿望、以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创新认识，凝聚为国家意志。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到科学发展观这一指导现代化实践的先进理论，30年来，执政党永不停滞的开拓创新，启动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带动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相应的变革，最后各种因素形成合力，共同塑造了我国现代化波澜壮阔的画卷。这是“中国奇迹”的第一推动力。

　　奇迹是什么？歌德说，奇迹是信仰最宠爱的孩子。

　　（七）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中国带入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对于中国而言，这既是人民的选择，也是现代化进程规律的选择。

　　新中国所创造的现代化“奇迹”，静态地讲，有一个因素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领导。动态地看，有一条道路贯穿始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60年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旧中国巨变的根源，新中国腾飞的动力。

　　正是这条由“信仰”铸就的道路，让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开启了改变历史的“北京时间”，并在60年的岁月、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中，不断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表”，与中国国情和社会实践“对表”，与时代要求和世界潮流“对表”，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型社会制度的发展模式。

　　这是一条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代化道路。自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浪潮让人类文明步入新的时空隧道。其后的二三百年间，世界历史的大舞台上演绎的恢弘长剧中，现代化先发国家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并试图为世界历史定位。在这种格局下，现代化似乎是一元化的单向演进，后发国家只能做追随者。欧洲中心论、欧美模式是现代化的唯一归宿吗？这是人类文明必须面对的重大命题。

　　马克思说过，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在人类现代化的这幕长剧中，中国改变了的“剧情”，改变了现代化的“单向趋同”，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于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开辟出的这条现代化道路向世界证明，中国不仅是现代化的追赶者，也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引领者——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八）1601年，明朝万历年间，一台庞大的机械钟表出现在京城街头。这是罗马天主教教士利玛窦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皇都北京，回荡起现代工业清脆的声音。

　　但在一个习惯用暮鼓晨钟计时的王朝，那是一个与世界无关的“北京时间”。远离世界的中央帝国，即使偶有现代化的声响扰乱清梦，却依然在沉睡中浑然不觉。中国远离着世界，世界却在现代化进程中突变。

　　短短60年，新中国将一个几百年来被世界漠视的时区，标注为举世瞩目的“北京时间”。今日世界，“北京时间”已经不可或缺，“中国因素”日益举足轻重。它让人们想起十多年前，几十名前美国政要联合署名致国会的一封信：“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他们预测，中国不仅强大，而且伟大。

走向复兴的“中国道路”

——写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下）

任仲平

《人民日报》（2009年09月29日01 版）

　　（一）2009年，新世纪的第十年，也是重要的转折之年。

　　这一年，经济危机中的世界，正从坍塌的市场中艰难求索复苏之路。而我们年轻的共和国，穿越了60年山河巨变的岁月，再一次挺立于新的历史起点。

　　60年过去，我们和我们所处的世界，经历了太多的冲突与坎坷，在发展与变革中行进，同样面临秩序的重建，同样期待破除横亘在脚下的一切障碍，从发展的困顿中突围，孜孜以求人类美好的彼岸。

　　所不同的是，60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改天换地的社会革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世纪里世界巨变的结果。今天，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升腾着的变革热情，则更多来自年轻共和国内心无法抑制的发展渴望。

　　像一个迎着朝阳奔跑的青年，我们的共和国以60年不变的执着和坚韧，沿着走向复兴的“中国道路”，开始又一次现代化征程的跋涉。

　　有人说，一个国家，只有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才能在现实奔腾的浪潮中把握方向；一个民族，只有正确理解自己的道路，才能在不断的社会变革中走向进步。

　　我们从遥远的历史中走来，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未来的答案。

　　（二）振兴中华，赶上世界潮流，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的夙愿。

　　毫无疑问，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开启了自身发展的历史纪元。但这个崭新的纪元，所面临的困难和考验，所经历的挑战和艰辛，丝毫不比此前一个世纪少。

　　当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时间开始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除了满目创痍的社会，还有一个并不清晰的未来——从未有过国家管理经验的政党，如何将一个落后的国家引领上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世界用狐疑的眼光看着在战争废墟上插上五星红旗的新中国，看社会主义的小草，如何从这块贫瘠坚硬的大陆上挺立。

　　远大的目标立足于贫弱的基础，光明的前景发端于艰辛的探索，历史的豪情蕴藏着现实的挑战，新中国就这样义无反顾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尽管这种落差与冲撞，伴随着60年风雨历程，但新中国终究以60年峥嵘岁月，在中华大地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从贫穷落后到初步繁荣，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从“站起来了”到“举足轻重”，60年间，社会主义中国在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探寻出一条生气勃勃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

　　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约瑟夫·奈看到了“中国奇迹”的经济硕果，更看到了奇迹背后的“政治价值观”，因此触及了“中国奇迹”的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将新中国送到了一个世界大国的位置。60年，新中国用举世瞩目的跨越，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历史比任何滔滔雄辩更能呈现真理，更能留下启示。今天的人们在讨论“中国奇迹”时，目光更多地聚焦在这30年中国发展的狂飙突进，而奇迹的发生，又何尝不是从60年前我们踏上那条道路开始？

　　（三）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社会主义？

　　现代化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科学技术的进步，它是一个民族文明结构的重塑，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方位转型，其间必然蕴含着它们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

　　回首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一条历史结论分外鲜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正基于此，邓小平指出，“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这不仅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必然的抉择，也是一种主体的、理性的、智慧的抉择。

　　如果说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政治领导”，那么“社会制度”则是现代化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由于追赶发展的压力异常沉重，而技术、知识、人力资本等现代化的动力因素又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尤为突出。从根本上讲，1840年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同现代化相适宜的社会制度框架，而制度变革的成效往往直接决定着现代化建设的成败。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的总任务是“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一开始，我们选择的就是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其后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曲折中，共和国的人民属性，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始终被一代代人坚守。60年光辉历程表明，它是开辟新中国现代化道路最重要的制度支撑，是共和国缔造者留给未来最宝贵的政治财富。

　　“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凝聚力”。60年来，作为一种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制度，作为一种社会信仰和精神信念，社会主义制度有效地集结了最为广大的社会力量，迅速地大规模地推动着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成为新中国现代化列车高歌猛进的动力源。

　　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将这个曾经四分五裂的国家凝聚成一个整体，催生了万众一心、同风共雨的强大合力。这才有了亿万中国人民危难艰险之中救国的奉献和牺牲，一穷二白之上建国的探索和激情，遭遇困境之后强国的勇气和智慧，在中华大地创造奇迹，在岁月深处写下光荣。

　　（四）经济总量世界第三、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中国，不再是那个积贫积弱的国度。“中产阶层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北京在奥运期间不得不停驶一半的车辆，才能保证道路畅通。”路透社专栏作家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这个场景，是清末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所不曾想象，是抛洒了热血的戊戌六君子的朦胧追求，是1911年那些试图以共和政体挽救中国于水火的先行者所未曾企及。今日中国超越前人梦想的富庶和强大，源于一种全新社会制度的开创和确立，来自几代人坚持不懈的探索与实践。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现代化，怎样建设现代化？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对资本主义令人信服的批判，但并没有提供替代资本主义的具体方案。用他诙谐的话说，他给我们的不是“未来的菜谱”。作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的未来，其生命力和优越性，必须用实践来检验。

　　1949—2009，我们有过“大跃进”超英赶美的急躁，也有“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反思；有过“文化大革命”砸烂一切的悲剧，更有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转折；有过姓社姓资的、改革保守的争论，更有排除干扰、与时俱进的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我们实现了世界文明成果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

　　1949—2009，我们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有困惑迷茫的年代；有过孤军奋战的封闭自守，也有走向世界的自信从容。既没有采取私有制、全盘西化的激进变革方式，又勇于破除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找到了一条通往现代化的复兴之路。

　　放眼20世纪的全球，特别是后发国家，“找寻”与“探索”现代化路径成为一个共同的主题。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现代化模式，不断输入后发追赶型国家，但少有成功，甚至导致了更大范围的“拉美陷阱”。新中国60年间的“找寻”，虽然走过弯路，有过错误，但我们最终在挫折中汲取教训，在探索中总结经验，毅然决然地吹响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号角。

　　如果说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确立了支撑现代化建设的强有力制度体系，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那么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则全面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当代中国两次伟大革命的历史结论。

　　历史的长河静观时往往风平浪静，只有蓦然回首，才能体会它的波澜壮阔。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从“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看似简单的词语之变，蕴藏着多少振聋发聩的观念突破，包含着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转折，凝聚着多少前无古人的伟大创新。它以一个政党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改变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轨迹，改变了十几亿中国人民的命运。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60年来，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五）一百多年前，当马克思、恩格斯在莱茵河畔构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无法预知社会主义在一个多世纪后的发展场景，甚至从未用过“现代化”这个概念。

　　但马克思早有预言：东方落后国家由于自身社会结构和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可以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跨越发展之路”,即以先发国家为示范,吸取其文明成果, 实现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从而加速历史进程。

　　回首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不同寻常的30年，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找到了这条“跨越发展之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从未出现在经典理论中的概念，化为中华大地风雷激荡的伟大实践。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范围遭受严重挫折之际，新中国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取得的摆脱贫困、加快现代化进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

　　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全面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也破除了现代化的“西方想象”，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创造了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另一种现代化形态。

　　或许国际参照系，更能说明这条道路让新中国走了多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现代化道路，在当时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利用“后发优势”穷追猛赶了几十年。然而，除了少数国家取得一定成就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都步履沉重。而中国这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超复杂经济体，却在3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创造了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从1981年到2004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5.17亿，世界银行赞叹：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

　　古老的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迎来了民族复兴的曙光。这是魏源所向往的“风气日开，智慧日出”的“开放中国”，是梁启超所呼唤的“常思将来，常敢破格”的“少年中国”，是李大钊所期盼的“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的“青春中国”，是方志敏所渴求的“欢歌代替了悲叹，笑脸代替了哭脸，富裕代替了贫穷，健康代替了疾苦”的“可爱的中国”。

　　（六）中国的故事依然在继续，但它已经变得日益复杂。

　　当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奔驰向前，“中国威胁论”却随之而来；当世界终于发现“中国的发展是20世纪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中国正步入改革深水区，来自体制深层次的矛盾，成为制约现代化发展的挑战。

　　一个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往往都要经历一个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的高发期。现代化的艰辛曲折，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更何况，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时间压缩，空间叠加，我们必须面对更为严峻的考验——比世界上56个高收入国家的全部人口之和还多出3亿多，在如此规模的人口大国进行现代化，相当于把过去一两百年来的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历程在中国重演一次。而我们既不具备发达国家早期发展所具有的相对宽松的国内资源条件和环境容量，也不可能向他们那样通过开拓殖民地掠夺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

　　中国的现代化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如何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谋求现代化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如何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保持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如何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更多地满足人民对公平正义日益高涨的需求？如何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经济起飞的同时，提升国家的软实力？

　　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获得了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才可以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新的飞跃，构成了我们60年现代化探索的智慧结晶。而要将它付诸实践，把整个国家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还要付出异常艰辛的努力。

　　“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胡锦涛总书记这三个“世所罕见”的深刻判断，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也警示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绝非坦途。

　　历史会公正地记录每一代人走过的足迹，历史也忠实地把发展的课题留给后来者。新中国60年探索和实践，让中华民族百余年艰苦卓绝的复兴历史迎来了伟大的转折，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块古老的土地还将书写人类发展的崭新篇章。

　　（七）2009年金秋，世界将目光再次聚焦中国。

　　新中国60年，对世界的吸引力之一，是这60年现代化的成败，关系到一个新型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兴衰。在西方人眼里，这个没有按照西方常规路径发展起来的国家，是个巨大的“未知数”。

　　连英国女王也按捺不住好奇，曾含蓄地询问中国贵宾：“中国的发展备受全球瞩目和钦佩。但是，我们很想知道，中国人民究竟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他们又将在21世纪的国际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

　　社会主义中国60年的伟大实践，回应了“社会主义是20世纪的产物，也必将终结于20世纪”的“预言”，回应了“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的臆断，回应了一切围绕于它的想象和疑问。它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谱写了社会主义最为激荡人心的雄浑乐章，不仅让一个新型社会制度在中华大地展现蓬勃生机，也让一个五千年古国大踏步赶上时代进步的潮流。

　　“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要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沿着几代人开辟的光辉道路，迎着民族复兴的壮丽前景——

“更加美好的未来必将属于历尽沧桑而自信自立自强的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