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邓小平的重要成果

    《前奏——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程中原、夏杏珍著，河北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8月版，35.00元

    《决战——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程中原、夏杏珍、刘仓著，河北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6月版，32.00元

    《新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程中原、李正华、王玉祥、张金才著，河北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1月版，30.00元

    五年前，拜读了程中原等同志研究1975年整顿的三部著作（《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和《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和有关键性深远影响的重要历史课题的突破性研究成果而振奋，还写了一篇书评《重要历史阶段的新开拓》（《博览群书》2005年第2期）。现在又高兴地看到他们的系列新著《前奏》、《决战》和《新路》，深为他们在学术上不懈追求、精益求精、顽强探索的奋斗精神所感动，再一次表示衷心的祝贺。

    三个突出特点

    把这三本书同以前的三本书比较一下，我有三点突出的感觉，就是站得更高了，研究得更细更深了，可读性明显地加强。

    站得更高了

    历史是人类既往活动的踪迹和记录，是一种客观存在。如何去研究它，离不开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特别强调阶级立场，有时还特别强调阶级感情。我这里不说这个问题，而是讲研究的角度和高度，好像照相有个宽角和窄角、俯角还是仰角的问题。研究历史问题，特别是中国现代史问题，在解决了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前提下，这个从什么角度看的视角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党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所谓伟大转折，就是从根本上破旧立新，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保守封闭的旧路，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新路。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喜欢强调路线，“路线决定一切”。确实，对于一个政党而言，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路线是决定前途和命运的。而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在实践上走什么路（当然这种实践离不开政治上的、思想上的路线），则是决定一切的，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兴旺或衰落，生存或死亡。因此，路的问题就是极端重要的问题。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极端重要的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什么路的问题。

    开创新路是一场真正意义的不流血的深刻革命。但绝不是没有经过复杂激烈的斗争，没有经历过曲折反复的。新路的开创绝对不是仅仅5天的中央全会，甚至也绝不仅是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而是有更为长久的深刻的历史渊源。它起码是新中国30年经验教训科学总结的集中体现。更广一点可以说是百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集中体现。从理论上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又一次重大的升华，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一个新阶段。为此，要了解新路的由来，仅仅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不够的，必须向前引申。引申到哪里？这也要有点限制性。程中原等同志明确提出从1975年整顿开始，是一个创见。看来是有充足的历史理由的。

    1975年整顿，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粉碎“四人帮”、十月的胜利，也有不少论著和回忆录；中共中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的人更多，成果也较丰富。但是，把这三场大的斗争，把这八年历史，作为一个探索新路过程的有机整体，紧密联系起来，加以周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得出对应有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和论断，就把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提供了新的立足点和新的视角。我认为这是这套书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

    研究得更深更细了

    历史是复杂的。转折时期的历史尤为复杂。特别是在政治高压的大气候下，人民的基本权利缺乏保障，政治运动层出不穷，局势瞬息万变，迫使人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式和方法，适应变化，以求自保。这就更增加了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因此在研究这段历史时，需要更广泛地搜集大量的历史资料，进行认真仔细的分析研究，力求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发掘历史真相，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套书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

    比如，毛泽东对邓小平态度的变化问题，曾经是研究1975年整顿的一个难点。毛泽东曾说，邓小平“政治强”、“人才难得”，亲自出面，一步一步地把邓小平解放出来，并克服各种阻力把邓小平推向中央领导的第一线。对邓小平领导的各条战线的整顿，他也曾给予肯定和支持。但不过一年，他就开始对邓小平怀疑和批评，否定面逐步加大，开始“批邓”并逐步升级，最后下决心把邓再度打倒。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哪些问题和何种力量推动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态度的变化？又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具体过程？这曾是我研究这段历史时感到颇难理清的一个关键问题。看了《前奏》一书，就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这应该是对历史关键问题研究得更深更具体的一个典型事例。

    再如，粉碎“四人帮”，这是全国人民普遍感兴趣的一个重大问题。过去已经发表的不少文章和回忆录，大多是从某一角度或部分过程的亲历方面作出一定程度的披露。像《决战》这样全面而具体的、从上而下的、比较详细地描述粉碎“四人帮”的全过程的文字，还是比较罕见的。看来作者是把已经发表的和尚未发表的所有能够找到的关于粉碎“四人帮”的资料，都搜集汇聚在一起，作了仔细的梳理和核对，并以一种简明清晰的表述方式，把这一重大事件的全过程呈献给读者。上至主要领导者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的活动，中央政治局的几次重要会议，同江青等人面对面斗争的经过这些关键性的大事；下至参与逮捕“四人帮”的人员组织、人数和人员名单，这样十分具体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忽略。在目前我看到的国内外已发表过的有关粉碎“四人帮”事件的著述中，这是最好的一本。

    可读性有明显加强

    只要两相比较，这方面的进步是明显可见的。单就可读性而言，三本中《决战》应排在第一位。就深刻性而言，《前奏》应排在第一位。而《新路》在这两方面都不如前两本：史料不少，但过于平铺直述，缺少必要的关联和分析，对于矛盾和斗争也缺少深入而精彩的分析。我认为这本书应多做点研究和提高的工作。

    五点商榷意见

    我肯定这三本是有相当水平和学术价值的好书，是对国史研究的新贡献，但并不是说这三本书已经完美无缺，没有任何可批评和挑剔的地方。为了学术质量的完美和追求，还是以提出为佳。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基本原理的表述要力求准确和辩证

    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基础，这是众所公认的。而在具体研究指导工作中，必然性和偶然性范畴又是不可缺少的。运用这一原理非常重要，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和客观进程，充分展现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活动的真实身影等。但准确掌握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其分寸又是十分不容易的。作者在《前奏》一开篇就提出“1975年整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在结尾又专列一题“1975年整顿中断的历史必然性”，说明作者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的，所做的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不过，我认为书中有的断语是值得推敲的。例如，开篇“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不是任何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似有点说得太绝对了。夸大了历史必然性方面而对历史偶然性估价不够。“历史事件”有大有小，比如“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事件，其中又包括大大小小成千成万的事件，比如“批林批孔”、“批水浒”、“批黑画”、“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等，难道都可以说“都不是任何个人意志的产物”吗？果如此，不是都成了必然性，偶然性又在哪里呢？设想，如果没有那位北大女教师卢荻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评论《水浒》，就不会有毛泽东的那段话，也就不会被“四人帮”抓去利用搞一个“评水浒”的政治运动。又如，在造船和买船问题上早就有不同主张，“风庆轮”远航问题上也确有争论；但若不是江青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而且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去作为攻击邓小平的一枚炮弹，恐怕也不会在“文革”史上留下一个“风庆轮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难道没有“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在起作用吗？

    诚然，这些事件的发展和结局都不是任何个人意志能够左右的，但采用排除个人因素与偶然性的全称判断来讲它的必然性，显然不够全面和辩证的。我想，这段话作如下表述可能更合适些：

    曲折前行的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都不是任何个人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它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的产物和曲折反映，也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历史合力的结果。1975年的整顿和中断，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那一特定时期的产物，是各种政治力量矛盾斗争形成的合力的结果。

    （二）点名和不点名的问题应尊重历史真实

    研究历史碰到的是无数个具体的人和事，哪些人该上史，哪些人不该上或不宜上，确实是个伤脑筋的问题。因此，有个标准就很重要，而且这个标准要全书统一，不要此处不上，彼处又上，就自相矛盾了。我认为这套书在这个问题上，确有不够严谨又不统一之处。例如，吴德，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在“天安门事件”中起到相当恶劣的作用。但《决战》一书中几次只说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而不点其名。其实当时已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和全世界广播他的讲话，全国报纸也一律刊登，这是无人不知的事实。前年出版的吴德回忆录《十年风雨纪事》中，本人也明白无误地承认这件事。我们隐其名不知有什么实际意义，还不如点其名显得更真实。

    刘传新，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在王洪文指使下，镇压天安门运动很积极。但《决战》一书中也是好几处地方不点其名，不知为什么？前边不点，但在一个地方又出现了他的名字（P97），不有点矛盾吗？

    《新路》第61页，提到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有人”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作了激烈的批评。这个“有人”就是著名反修理论家吴冷西，这是众所周知的。这件事在理论务虚会上有过面对面的争论，吴冷西本人也未否认。很多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出版物中，都是直指其名的。我们有必要“为尊者讳”吗？

    还有“红旗杂志的总编辑”，也是不点名的。熊复为何不能点名呢？还有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的名字也是不点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内部规定，或者什么“潜规则”。

    还有的地方不点名可能与上边几例不同，但也不好理解。比如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作者，胡福明当然应该出现了，几篇短文的作者如张成的名字也出现了，但一篇《解放军报》的重要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的作者的名字却没有出现。这位作者就是当时中央党校的副教育长、《理论动态》负责人吴江。他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作过重要贡献的理论工作者，忽略他的名字是不应当的。

    总之，在点名的问题上，我建议再仔细地全盘研究一次，作些合理的调整。不要因这人做过好事，讲他的错误就隐晦其名。那样做，不能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也可以说是不相信读者的判断力的表现。

    （三）几个值得再斟酌的提法

    １、《决战》第259页，总结十月胜利意义的时候，提到“民主战胜了专制”，似不准确。谁代表“民主”一方、谁又代表“专制”一方，说不清楚。而且这也不是这次斗争的本质和焦点。以改为“正确战胜了错误”为好。

    ２、《决战》第265页，说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等人，“是特殊材料锻造而成的”。大概是套用斯大林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造成的话吧。这句话本身就不够科学，而且早就不被使用了。另外，把这四位并列，同等评价，恐怕也未必妥当。以删掉为宜。

    ３、《新路》第223页，说政治体制改革“绝不能超前于经济建设的水平”，这个论断恐怕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中国经济很落后，正是由于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对政治体制作了一定的改革，才有三十年的经济大发展。十月革命后，列宁就非常强调无产阶级先夺取政权，然后发展生产力。其实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也均是先夺取政权，改变政治体制，然后才有经济的大发展。列宁晚年所写《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中论述的观点，我认为还是正确的。所以，书中的这一条经验如何总结，似需再斟酌。我建议这条全部改写。

    （四）引用译文需作选择

    《决战》第7页，引用法国前总理孟戴斯?弗朗斯悼念周恩来的一段话，文字不通顺。不知是原翻译的问题，还是排版错误。我找到当时出版的悼念周总理的文集《五洲的怀念》，其中的译文较好，建议更换一下。这段译文抄录如下：

     罕见的人物 高尚的品格

    法国前总理 孟戴斯－弗朗斯

    ……

    在个人方面，他的品格非常高尚。他的态度和谈吐与众不同，有时连讥笑的态度也是具有魅力的。他对他的国家和使命无比忠诚。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不能不尊重和敬佩他。这就是为什么他占有如此突出的地位和对中国以及全世界有幸接近和评论他的人都有影响的原因，即使是来自不同的意识形态世界的人也是如此。

    （五）不应出现的差错要尽力避免

    1、《前奏》第70页“三星高照”的两颗卫星写明了发射日期（7月26日、12月16日），最亮的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却没有写发射日期（11月26日）。

    2、《前奏》第269页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的作者名字写颠倒了，应为吴群敢，而非吴敢群。

    3、《决战》第156页，说毛主席领导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省和一些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那么香港、澳门呢？括号中改为“除台、港、澳以外”更准确些。

    4、《新路》第69页照片说明，应为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27日全体会议前，而非“会上”。

    5、《新路》第69页，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文章《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的作者是三个人，书中只写两个人，漏掉陈中。

    总之，这是一套对研究中国现代史作出相当贡献的好书，它的出版是值得祝贺的喜事。但学无止境，应该说还有改进提高的空间。为了推进我们共同事业的发展，我把自己看到的问题无论巨细都无保留地谈出来。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