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文明”是骗局——《轴心时代研究》成果表明

 通过对轴心时代的深入研究表明，所谓的“普世文明”、“普世价值”，是“现代理性”不成熟即陷入了“现代理性神话”的结果，是一场资本主义的骗局。我们必须揭露这场骗局。具体请参见：

《轴心时代研究——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第七章  展望“第二轴心时代”

自欧洲文艺复兴和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轴心时代的世界图像不断受到挑战。特别是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和经济政治的迅猛发展，世界格局逐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类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互联网时代或所谓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的同时，轴心时代诞生的诸轴心文明和此后诞生的一些区域文明之间发生了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必然导致个体的精神危机和对精神危机的应对。这种状况，颇像2000多年前的轴心时代。于是，人们自觉地联想到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概念，试图从他那里寻找思想资源，以解除当代人类的现实困境和精神危机。“第二轴心时代”思潮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那么，“第二轴心时代”是否可能？我们怎样来理解它呢？

有了前面几章对轴心时代的具体阐释所提供的思想成果，我们相信，“第二轴心时代”应该能够得到合理的理解。

让我们展开精神思维的翅膀，展望一下“第二轴心时代”吧！

第一节  “第二轴心时代”概念

这一概念源于雅斯贝尔斯。[1]

雅斯贝尔斯曾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过，在1500年至1800年期间，虽然欧洲出现了以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达·芬奇、莎士比亚、伦勃朗、歌德、斯宾诺莎、康德、巴赫、莫扎特等为代表的可以与两千五百年前的轴心期平分秋色的、类似于第二次轴心时代的优异的精神成就，但它因“完全是欧洲的现象，仅为此它就无权要求第二轴心的称号”。[2]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如果能出现新的轴心期，它必定在将来……我们可能已面临新的轴心期，它一定会建立统一的世界范围的实体，一定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力的。以幻想期待它也意味着要去创造它。没有人知道它会带来什么。”[3]他还认为，“……（未来）或许会进入崭新的第二个轴心期，达到人类形成的最后过程。这个过程仍十分遥远，隐而不露。”[4]

英国宗教历史学家卡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在雅斯贝尔斯的意义上最早使用过“第二轴心时代”（the Second Axial Age）概念。英国另外一个著名学者唐·库比特在2001年撰写的《空与光明》[5]中说，第一轴心时代的思想家至少创造了三个主要的文化传统，即西方的、印度的和中国的，每一个传统都至少持续了2000年，但如今由于知识的复兴和早期近代科学的发展，在西方出现了知识的大爆炸，因此，现在，我们需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一如“轴心时代”的伟大奠基者那样。[6]

在华人学界，香港《二十一世纪》（2000年）杂志连续两期专门讨论“第二轴心时代”。该杂志刊发了艾森斯塔特的长文——《迈向二十一世纪的轴心》，该文宣称：“大革命和启蒙运动开启了第二个轴心时代”。我们发现，艾森斯塔特是在近现代“科技文明”的意义上讨论并预言“二十一世纪的轴心时代”的。与艾森斯塔特一样，香港中文大学的陈方正教授也是在“科技文明”的意义上谈论“第二轴心时代”的。而且，面对当代人类为电脑所控制的现实，陈教授得出更为极端的结论：“‘新轴心时代’不但已经来临，而且可能已经接近完成”。[7]杜维明教授在2000年哈佛燕京儒学讨论会的开题报告中，发表了题为“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对话”的演讲，强调了新儒家的新使命，并专门撰文讨论轴心文明话题，且为此提出了双赢的策略。[8]北大教授汤一介先生也撰文倡导新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中国文化能为“文明的共存”作贡献，其原因在于，儒家的“仁学”与道家的“道论”能够为“文明的共存”与防止“文明的冲突”提供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资源。[9]另外一些学者如王志成、王志宏等还策划了一套旨在推进“第二轴心时代”研究的《走向第二轴心时代文丛》。目前，国内对“第二轴心时代”研究最著名的是浙江大学的王志诚教授， 2005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走向第二轴心时代》一书。他认为，由于人文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全球各宗教、文明正进入我们所称的“第二轴心时代”。他把“第二轴心时代”的意识特征概括为七点：第一，全球或者整体意识；第二，生态或者大地意识；第三，女性或者阴性意识；第四，对话或者他者意识；第五，跨文化意识；第六，非实在论（非本质主义、非基础主义）意识；第七，亲证（生活）意识。他认为，要避免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我们需要“自觉地”进入新的时代即“第二轴心时代”。我们需要从对抗走向对话，从本质走向关联，从一元论走向多元论，从“第一轴心时代”走向“第二轴心时代”。

学者们不仅在理论上为“第二轴心时代”鼓与呼，还试图将其诉诸现实。2004年3月，一批学者在美国时代广场召开一次特殊的会议，名为“第二轴心时代犹太——基督教的未来”，为迎接“第二轴心时代”而对我们人类的生态要务、伦理要务、信仰形态、智慧形式等进行过全面的讨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鉴于“第二轴心时代”已成了目前学界的一个讨论热点，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它予以回应，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下面，我们就依据前面对轴心时代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对“第二轴心时代”做出我们认为的合理的阐释。

第二节  “第二轴心时代”是否可能

毫无疑问，“第二轴心时代”概念在当代的重新提出不可能毫无根据，它必有其深刻的社会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一句话，它是应时代的迫切需要而创生的。那么，当今时代，人类精神领域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第二轴心时代”是子虚乌有呢，还是已经开始了？

我们的初步结论是，在轴心时代第一次精神突破——“理性神话”突破“诸神神话”——的意义上说，“第二轴心时代”已经开始了；但“第二轴心时代”有不同于轴心时代的特殊性——它是发生在伟大的轴心时代之后，应该充分汲取轴心时代的思想资源而超越“理性神话”（“现代理性神话”）直达“成熟理性”（“现代成熟理性”），因此，严格说来，“第二轴心时代”尚未开始，但却是值得期待的。

一、“文明的冲突”和“现代精神危机”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当代人类的精神生活，是由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决定的，特别是由当代的政治生活直接决定的。众所周知，当代人类经济生活的主流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要形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国际政治生活的主流是民主、法制与自由。当代人类的精神生活恰恰是由现代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造成的，文明的冲突亦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强行将全球拖入其市场经济体系造成的。我们知道，前市场经济或前资本主义时代，诸大文明间虽也有冲突，但大致上各自发展，相安无事。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全球资本主义即全球化，这是由资本主义的最终目的——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决定的。为了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资本主义必然开疆辟土，以全球作为其市场。现代科技文明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实现这一目的奠定了基础。“地球村”成了一个现实。市场经济自身具有从经济上“统一世界”的功能，当代人类的经济生活已经实实在在地“全球化”了。经济的全球化必然要求和带来政治的全球化。事实上，冷战结束，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的解体，除个别国家外，世界越来越“资本主义化”了，当代国际政治的走向已经越来越趋向国际一体化了。可是，在这种世界政治一体化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国家间、地区间、文明间的政治冲突和战争愈益激烈了。即，整个世界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前轴心时代走向轴心时代期间的社会政治危机。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而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政治的、经济的，而是文化的、文明的区别。在新的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和经济的。虽然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强有力的角色，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间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亨利·基辛格认为，21世纪的国际体系将至少包括六个主要的强大力量——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国，此外，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伊斯兰国家，它们的战略位置、庞大的人口和石油资源，使得它们在世界事务中具有影响力。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的实质是“种族政治”，而全球政治的实质是“文明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

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并不与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发展同步，它有自己的特点，即，精神生活往往滞后于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发展。即，当代人类经济政治生活是一体化的，可是精神生活却是个别化的，即价值观却是属于个别民族国家的。这种精神生活与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不同步即落后于经济政治生活的现实，表征了当今时代多元的民族、国家精神生活即意识形态不适应经济政治生活全球一体化发展的现实了。可是，全球化必然要求人们进行普遍、广泛而深入的交往。这种要求，必然使得不同的民族国家的个体在价值观上发生矛盾和冲突，并必然带来专属于自己本民族国家的价值观的崩溃。个体价值观的崩溃和瓦解，就是精神危机。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属于个别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和各大信仰体系相互之间难以调和的实质是诸民族国家多种多样的利益诉求难以统一。经济政治生活的全球一体化与民族国家精神生活即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之间的矛盾，必然引发现代人普遍的精神危机。我们可以将这次危机称之为“现代精神危机”。“现代精神危机”是世界性的、普遍性的，它无非是全球化的社会政治危机反映到人们的头脑、精神中，将人们既有的属于个别国家、民族的统一的、完整的价值观或精神世界图景打破的结果。从此，人们的精神世界支离破碎了，现代人丧失了“精神家园”，找不到“故乡”。

显而易见，“现代精神危机”是从前轴心时代走向轴心时代过程中所发生的那次由“诸神神话”引发的精神危机的现代翻版。而正是在积极并成功应对那次精神危机的过程中，轴心时代的序幕开启了。现在，我们面临着与轴心时代同样的问题。如果当代人能够成功地应对这场“现代精神危机”，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第二轴心时代”开始了。

那么，当代人类是否能够成功应对这场“现代精神危机”呢？换言之，“第二轴心时代”是否已经开始了？

二、应对“现代精神危机”——“第二轴心时代”已初露端倪

危机就是挑战，有挑战就必须应对。当代人类普遍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必然要求人类创造出一种新的精神产品来安顿人们的心灵。于是，我们看到要求“文明对话”和创建“普世文明”、“普世价值”的呼声日益高涨。当然，这种呼声主要是由那些充分地参与了全球化运动的思想家发出的。因为，他们较普通人更深切地感受到了由于诸文明的差异、矛盾和冲突而带来的精神苦恼。对他们而言，“文明对话”和创建“普世文明”最为迫切。

既然“现代精神危机”向当代人类提出了挑战，那么，创造新的精神文明成果，应对这次精神危机的挑战，就是必然。可是，当下国际局势的现状表明，东西方诸文明之间，以及东西方诸文明内部之间，都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因为，每一种文明背后，都有具体的民族国家利益作为现实载体。因此，要应对这场世界性的精神危机，创造出一种全球化的普遍认可的世界观即普世价值，是相当困难的，在当下世界格局下，甚至是不可能的。

怎么办？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从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那里寻求思想资源。[10]

我们已然明确，轴心时代人类对类似这次精神危机的精神危机的应对是以理性——“理性神话”取代或超越前轴心时代的“诸神神话”的。可是，我们又知道，轴心时代“理性神话”对前轴心时代“诸神神话”的突破和超越是不彻底的，它并没有真正彻底地解除人们的精神危机，因此又发生了一次——第二次“成熟理性”对“理性神话”的突破或超越。

既如此，那么，我们可能的思路和方法就是：用“现代理性神话”突破或超越“诸现代文明”。同理，这次突破或超越也不可能是彻底的，因此，必须再进行第二次突破或超越——用“现代成熟理性”取代“现代理性神话”。

如是，则要求我们自觉地构造出一种突破或超越“诸现代文明”的“现代理性神话”即建立在现代理性基础上的“普世文明”、“普世价值”。

而我们通过对轴心时代的研究表明，轴心时代的人类之所以将“理性”变成了“理性神话”，有其不得不那样的苦衷和难言之隐：毕竟，大众的发展水平太有限了，思想家与他们之间在理性上有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因此，严格说来，轴心时代对前轴心时代的这次超越是有诸多遗憾的，这一点，我们在本书第一章考察轴心时代的基本特征时已谈到过。也正因此，才会有“补课”性质的“第二次”精神突破——以“成熟理性”超越“理性神话”。

意识就是达到；理解就是超越。有了轴心时代的经验教训，当代人类当警惕，绝不能重蹈覆辙——将“现代理性”变成“现代理性神话”，而是要一鼓作气，直接以“现代成熟理性”超越“诸现代文明”。只有如此，轴心时代对我们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

三、“现代理性神话”即“普世文明”几已自我实现

在对轴心时代的研究中我们知道，理性，与启蒙同义，它的对象是前轴心时代的“诸神神话”；在理性战胜了“诸神神话”（第一次精神突破）之后，不幸的是它自己也变成了“神话”——“理性神话”；于是，又引发了轴心时代的第二次精神突破——“成熟理性”对“理性神话”的超越；正是由于有了第二次突破，又连带引发了轴心时代的第三次精神突破——自由的“自然性”精神对“成熟理性”的扬弃和解构。

理性，是一种自觉性的反思意识，它是人类在应对轴心时代的精神危机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超越自发性精神即神话的伟大精神成果。通过轴心时代的前两次精神突破，它将前轴心时代的诸神神话彻底地解构、超越和突破了。在人类历史上，理性功不可没。

可是，正如我们曾指出的，理性在轴心时代前期曾走向了极端，变成了类“诸神神话”的“理性神话”，从而使得人类不得不进行第二次突破——理性的自我突破——“成熟理性”超越“理性神话”。

那么，现在在新的“第二轴心时代”里，就要十分警惕不要使“现代理性”变成“现代理性神话”。因为从根本上说，“现代理性神话”贯彻的是一套“资本主义”的强权和霸权逻辑。

所谓的“现代理性神话”，是一种所谓统一的、一元化的“普世文明”或“普世价值”，它目前正被东西方热衷于谈论和鼓噪“第二轴心时代”的学者追捧和热炒。但从根本上说，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一套全球化的强权和霸权逻辑。因为，它自身有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并不能彻底地解除当代人类的精神危机。这种情况，已被当代人类的先知先觉者自觉地意识到了——除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所谓的后现代思想家们，也无不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这一建立在现代理性基础上的“现代理性神话”或“普世文明”、“普世价值”，它的内在矛盾和困境究竟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追求物质利益或利润最大化即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这一目的决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要向外扩张。在资本主义这一扩张逻辑的支配下，资本主义国家就不可避免地要为争夺全球的领导权而展开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竞争甚至战争。当代资本插上科技文明的翅膀，可以纵横世界，首先在经济上达成“全球化”，继而它必将谋求政治上的全球化以为在全球推行市场经济扫清障碍。因此，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换言之，“现代理性神话”、“普世文明”或“普世价值”，不过是资本主义自我实现的一个精神诉求而已。资本主义要合理化自己的扩张和世界霸权，就必须在精神上找出超越民族国家利益的共同的、普世的价值来，这就是“普世价值”得以可能的基础。这种“普世价值”的确立在哲学的意义上，遵循着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的原则——以同一性来泯灭一切差异和异质的东西。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具有“吞噬一切异己的东西”的绝对“同一化”的功能。可是，正如阿多尔诺深刻地指出的，资本主义的这一“同一化”的逻辑是“抽象化”的产物，它本质上是“反人性”的，因为它使人“物化”、“异化”或“单面化”、“片面化”：“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因而从根本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商品交换是这一原则的社会模式，没有这一原则就不会有任何交换。正是通过交换，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成了可通约的和同一的。这一原则的扩展使整个世界成为同一的，成为总体的。”[11]这一“同一化”逻辑的荒谬性早由马克思揭示出来，它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指出的商品的抽掉了一切质的差异的抽象等价物——货币——的本性，《资本论》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按照这一原则建构和操作的。[12]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理性神话”、“普世文明”、“普世价值”的逻辑就是“见物不见人”的泯灭个性的抽象的“同一化”逻辑。

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们无不深悟“理性”和“文明”的双刃剑性质，这一性质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中尤为明显地表现出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谈论的“全球化”、“普世文明”，并且鼓吹的“第二轴心时代”，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即私有制，其眼界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所以，只有在此基础上更上层楼，才能为每个人的自由解放提供可能、开辟道路。而这，正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设想的超越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路径，马克思认为，“人性的异化和人性的复归”是一个过程。可以说，在“第二轴心时代”，我们与马克思相遇了。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所谓的“现代理性神话”、“普世文明”、“普世价值”，是以资本主义的绝对“同一性”原则或逻辑来压抑人类的个性、异质性为前提的。因此，当下某些学者仅仅在“普世文明”的意义上理解“第二轴心时代”，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对“现代理性神话”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可是，“防贼被贼偷”，“说张三张三到”，事物发展的逻辑往往是事与愿违，一如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现代理性”几已变成“现代理性神话”， “现代理性神话”差点自我实现。[13]

我们发现，在现实的人类生活和交往过程中，大多数理性的人为了功利的目的都能够自觉地放弃自己既有的价值观即放弃自己特殊的文明，而采取一种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和双赢的理性的态度即理性价值观。换言之，理性，成为了每个人可以接受的价值观。这正是当代西方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的精神，也是一种现代契约和法制精神。我们看到，当代，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民族和个人在相互交往中认可并实行这一原则——理性价值观。其具体表现，就是“唯科学主义”、“唯理性主义”。

当然，由于当今时代诸民族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个体自身发展水平不同，故对这一“理性价值观”，并非人人都是赞成的。只有那些积极地参与了全球化运动的个体，才可能认可并赞成这种价值观。事实表明，理性，变成了当代每一个理性人都能够认可并赞成的价值观。理性，已经或正在被视为最高的价值，从而成为当代人的普遍信仰。人们不信仰理性又能信仰什么呢？人们意识到，理性，惟有理性，才是自己应对“现代精神危机”的灵丹妙药。从这种意义上说，某些当代人——参与全球化的理性化的人的“现代精神危机”可以得到有效的解除。

因此，我们可以有保留地、悄悄地、小声地，在轴心时代第一次精神突破的意义上说：“第二轴心时代”已经到来了。

可是，轴心时代精神突破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绝不能让“现代理性神话”成为普遍的现实。我们要借助于轴心时代的伟大精神能量打造“现代成熟理性”，扬弃和超越“现代理性神话”，从而彻底普遍地解除所有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开辟出真正意义上的“第二轴心时代”。

四、“现代成熟理性”是否生成

当代人类高扬理性，以应对当代各大文明冲突给个体带来的精神危机；理性——“现代成熟理性”的最终生成，将标志着当代人类真正迈进“第二轴心时代”。那么，“现代成熟理性”是否已经生成？

目前来看，我们还不能轻易断言“现代成熟理性”已经生成或没有生成。不过，我们在这里可以大致地探讨一下它生成的可能条件和可能形态。那么，“现代成熟理性”生成的可能条件和可能形态又是什么呢？

（一）“现代成熟理性”生成的可能条件——个体进入“‘精神更年期’前夜”

这里，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现代成熟理性”。我们知道，理性，是一种反思意识；“成熟理性”，是理性对理性自身的一种反思意识，即理性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所以，所谓的“现代成熟理性”，无非是理性对现代理性自身的一种反思意识，或现代理性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

通过前面我们对轴心时代“成熟理性”生成条件的分析可知，一方面，它需要“客观条件”即社会的、时代的条件，这一条件可以说早已具备；另一方面，它需要个体进入“‘精神更年期’前夜”。因为，由前面我们所指出的现代人生哲学对个体的精神形态或境界的具体研究可知，个体只有进入了“‘精神更年期’前夜”，我们才可以断定他的“理性”（“现代理性”）成熟了。

那么，当代人类中，是否有人进入了“‘精神更年期’前夜”，从而拥有了“现代成熟理性”呢？

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那些自觉地意识到了现代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并对其予以深刻反思并批判的思想家，应该就属于进入了“‘精神更年期’前夜”，从而拥有了“现代成熟理性”的个体。

我们认为，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以及某些后现代思想家们，可能就属于达到“‘精神青春期’前夜”从而拥有了“现代成熟理性”的个体。

马克思的思想众所周知，后现代思想方兴未艾，我们就不说了。这里，我们单说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对“理性”的理解。

在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思潮中最有影响力的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就控制了“西方”世界，成了它们的“宗教”或“神话”，所谓“唯科学主义”、“唯理性主义”是也。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深刻地指出：启蒙的目的是走出“神话学”，不料，却进入了更大的神话学——“理性神话”：“思想机器越是从属于存在的东西，它就越是盲目地再现存在的东西。从而启蒙精神就倒退为神话学，但它也从未想到要摆脱神话学。”[14]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当代人类“理性”的精神生活，在“极端民族主义”和当代科技文明的催化下日益走向极端化，使当今时代整体上成了一个“理性化”的世界，“理性”已经成了当今时代最大的“宗教”或“神话”。当代人类几乎都生活在“理性神话”之下，成为理性、科技文明自觉的奴隶。“理性神话”有各种各样的变种，如权威主义、制度崇拜、拜金主义、明星崇拜、时尚主义甚至各种以绝对真理自居的主义和理论学说等等。一旦理性对理性自身彻底地丧失和放弃了怀疑、反思和批判精神，“理性神话”——“唯理性主义”就诞生了。

可见，以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们，他们对理性本身保持着高度自觉的警惕，清楚地看到了现代理性走向神话的可能性和内在逻辑。而“意识就是达到；理解就是超越。”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他们可能拥有了“现代成熟理性”。

此外，也有很多其他学者意识到，当今时代的各大宗教信仰，也无不是被“理性”洗礼过的“理性宗教”（Rational Religion）。[15]即，他们已经自觉地对轴心时代以来的诸文明进行理性反思了。因此，我们也可以有保留地说，他们也可能拥有了“现代成熟理性”。

“现代理性宗教”或“现代理性神话”的实质是对这个由技术、官僚、科学、专家、制度等构成的现代社会的一种合理化，它是一种现代人的粗糙的经不起成熟理性审视和拷问的意识形态。本来，理性是一种反思、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可一当它被意识形态化以后，本身就丧失了自我反思和批判精神而蜕变、堕落为类似于前轴心时代的“神话”。如，在科技文明非常发达的日本，在九万余张票选当中，有“天命”、“命运”之义的“命”（メイ?ミョウ?いのち）字以8363票，成为2006年的日本年度票选汉字。[16]在文化相当发达的欧美和我国香港地区，利用电脑等高科技手段进行占卜算命的迷信活动也特别盛行。这都说明，意识形态化的理性文明，已经走向了“现代理性神话”。

“现代理性神话”一旦生成，其后果极为恶劣。这一点，也已被越来越多的当代思想家意识到了。马克斯·韦伯把现代人称之为“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情感的享乐者”，[17]就是基于对现代理性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的反思基础之上的。如果不能尽快地解构“现代理性神话”，那么，将有很多现代人重新陷入由“现代理性神话”所引发的精神危机之中，成为人们常说的“没有感情的理性动物”。那样的话，当代人类就必须重蹈轴心时代的覆辙，重新开启 “第二次”精神突破。——万幸，我们当代人类已然有了“理性成熟”的思想家。只不过，这些思想家的伟大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仍处于被遮蔽状态，尚未达到成功引燃“第二轴心时代”这颗威力空前的“精神核装置”罢了。

（二）“现代成熟理性”的可能形态——“新轴心文明”

我们已然知道，轴心时代“成熟理性”的基本形态就是中国、西方和印度的三大轴心文明。所以，“现代成熟理性”的可能形态就应该是类似于三大轴心文明的一种文明。而这样一种文明，必须是建立在对三大轴心文明和当代诸多文明的现代理性反思和辩证扬弃的基础上的一套在逻辑上自洽的理论体系——一座永不坍塌的“巴别塔”。[18]

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现代成熟理性”的可能形态称之为“新轴心文明”，以区别于当下被人们用滥了的带有霸权性质的“普世文明”、“普世价值”。[19]至于这种“新轴心文明”的具体形态是什么，还是留待读者自己去思考和判断吧。

至此，“第二轴心时代”是否已经到来的问题不是已经冰释了吗？

第三节  对“第二轴心时代”精神突破的想象和猜想

目前，严格说来，“第二轴心时代”的精神突破尚未发生，“新轴心文明”尚未明晰，换言之，“第二轴心时代”尚未到来。但毫无疑问，对它的到来，我们是可以期待的：“第二轴心时代”必将达成。

与轴心时代发生过三次精神突破相比，“第二轴心时代”的精神突破可能只有两次：

第一次，“现代成熟理性”所创造出来的“新轴心文明”突破或超越“诸现代文明”；

第二次，个体的“自然性”精神突破或超越“现代成熟理性”——“第二轴心时代”的个体自我精神终极超越。

果如是，那么——

首先，“第二轴心时代”的第一次精神突破将意味着，全球范围几乎所有理性的人都将拥有“现代成熟理性”，他们将普遍地认可并接受“新轴心文明”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并普遍地成为专家学者型思想家。各个领域的科技文明成果将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地开花，马克思曾预言过的生产力的发展“一天等于二十年”将变为现实。物质财富将如泉水般涌流。一切方面，特别是教育，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世界和平也将真正到来。

其次，“第二轴心时代”的第二次精神突破将意味着，将有大批大批的个体到达“精神更年期”临界点，从而在不知不觉间突破理性的自觉性形态或境界的束缚而达成自由的自然性形态或境界，完成现代人生哲学所说的从“石墨”到“金刚石”的飞跃，获得人生的最终解放和幸福。类似于轴心时代诞生出来的极少数先知圣人，将在世界范围内大批地涌现——人们会看到，仿佛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耶稣、孔老孟庄等在沉睡了2500年后都“复活”了。

总之，一个人类渴望和呼唤了几千年的理想国——自由王国，将真正地来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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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轴心时代研究——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书稿是在笔者的博士论文《轴心时代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2007，由哲学界公认的学术功力深厚的王南湜教授指导）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且已成功申报天津市社科重点课题。

本书稿是作者继《走火入魔的英语》（湖南人民，2004）、《人的宣言——人，要认识你自己》（清华、北交大，2007）之后推出的第三部学术著作。

本书的推出，不客气地说，将标志着“第二轴心时代”“新轴心文明”的诞生，它必将引发中外学术界、思想界的一场思想文化革命。

本书稿约20万字，目前尚未出版。笔者希望与慧眼识珠的出版者联合出版。有意向的出版社可与笔者联系。

朱鲁子，南开大学哲学系，300071

zhuluzi@@yahoo.com.cn;nkzlz@@nankai.edu.cn

[1] 有哲学认为最早提出“第二轴心时代”概念的是英国宗教历史学家卡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见王志成：《走向第二轴心时代：论跨文化宗教对话的可能性》，载《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4期。

[2]参见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4-90页。

[3]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页。

[4]参见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二章“世界历史纲要”。

[5]库比特：《空与光明》，王志成、何从高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版。

[6]参见王志成：《走向第二轴心时代：论跨文化宗教对话的可能性》，载《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4期。

[7]陈方正：《论“轴心时代”的“两种文化”现象》，载《江海学刊》1999年第1期。

[8]详见杜维明：《超越启蒙心态》，载《哲学译丛》2001年第2期；《“公共知识分子”与儒学的现代性发展》，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

[9]参见汤一介：《新轴心时代哲学走向的特点》，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4期。

[10]遗憾的是，已有的研究，并没有真正理解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

[11]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12]正因此，从人类普遍解放的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马克思必然得出商品经济即资本主义仅仅是人类历史的一定发展阶段的暂时现象的结论。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一篇“商品和货币”。

[13]即将到来的世界一体化的“普世文明”，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现代科技文明综合作用的结果，这是一笔巨大的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虽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球一体化本质上是“反人性”的，但它的到来却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它，未来人类的精神生活必将黯淡无光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它具有积极的意义。如果不经过这一步，世界诸民族国家的矛盾和冲突就是难以调和，“文明的冲突”就会遥遥无期。而且，如果不达成这一步，诸民族所创造出来的现代文明成果就不能为世界各民族共同分享，即全球性的“现代化”就不可能，个人的多方面的联系和丰富的个性就不可能被创造出来，从而也不可能形成世界性、全球化的国际视野或眼界，成为“世界公民”。但是，我们必须深刻地意识到，仅仅达成这一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在迎来全球一体化的同时，也将每个民族、国家和个人的特殊性和个性被“物的同一性”给扼杀了。

[14]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15]“理性宗教”概念是美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提出的。怀特海认为，在宗教形成中，理性宗教通过宗教仪式、宗教情感和宗教信仰发展而来。理性宗教不同于部落原始宗教，以内在性和个体性为特征。它的形成与某个时期人类精神的发展有关。事实上，在理性宗教产生的时期，人类精神跨越了两大主要门槛，实现了根本性转变：“从一种主要服务于肉体的心理转向主要用肉体达到其自身目的的心理，在进化的历史过程中是一个正在跨越的主要门槛。一旦越过这个门槛，主要的旨趣便投向了内在的心理生活本身的结构上而非心物有机体的结构上。”第一个门槛的跨越就是心理从服务肉体的手段上升到满足其自身的目的。它带来的变化是人类精神的内敛化。与这种变化相一致，怀特海主要把宗教看作关于人们内心生活的事情，而非社会外部活动。随着人类精神的内敛化，接踵而来的则是内心生活的理性化。这第二个门槛的标志是“理性宗教”的产生：“理性意识的支配地位和与之相符合的内在生活的重组，在存在结构的历史发展中构成了正在跨越的另一个主要门槛。怀特海称它为‘理性宗教’的出现。”参见小约翰·B.科布、大卫·R.格里芬：《过程神学》，曲跃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16]参见韩霈媛：《2006年日本年度汉字“命”》，《日语知识》，2007年第2期。

[17]参见顾忠华：《韦伯学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

[18] 在现代人生哲学“序曲”——《“巴别塔”天机揭秘》中，笔者把“巴别塔”解读为一套“理论体系”。参见朱鲁子：《现代人生哲学：人的宣言——人，要认识你自己》“序曲”（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9] 当下人们谈到“普世文明”、“普世价值”，总是把它归结为一些抽象的原则或教条如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