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拆迁“司法白条”

被警告即将被强拆的老百姓，在房屋的墙上写着涉及相关法律政策的大字，反对强拆。邓海 摄

　　烈日下的废墟，群蝇乱飞，堆连成片的拆迁垃圾中间杂着烂家具和旧衣服。辛文蓉家的祖墓，曾经在成都双流县九江镇的一片拆迁废墟的背后，而今被高楼取而代之。

　　现年47岁的原村民辛文蓉，九江镇金岛社区人。这个位于双流县城边上的社区，由原千子门村和沙湾村合并而成。辛文蓉也随着这场城市化变成了城镇居民。然而在过去两年里，她数度进京上访，指控当地政府掘其祖墓、强拆其屋。上访未果，又诉之以法。2011年8月末，双流县法院终于受理了她诉镇政府违法拆迁的案件。

　　在接到提交证据的电话通知后，这个看起来消瘦而又倔强的农妇，想到的是去祖先曾经的墓地看看。“我好像又看到了希望，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希望。”辛文蓉说，在她的周围，很多人在告政府违法强拆胜诉后，提出的行政赔偿并未获得法院支持。

　　像这样的“司法白条”，在双流县乃至整个成都市并不罕见。遭遇强拆的农民们屡告屡胜，却未能阻止地方政府强拆的步伐。财新《新世纪》在采访调查中，随机收取了20个农民告政府强拆胜诉的案例，其中赔偿请求均未获得法院支持。

　　当地大规模的涉农拆迁由来已久。2003年，成都正式启动拆院并院、农民集中居住；2006年，成都开始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验，农民拆房上楼；2010年，成都推出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制度，推倒农房换用地指标活动启动。除此之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征地拆迁，强拆和对抗时有发生。

　　跟辛文蓉一样，许多农户在一番激烈抗争后选择寻求法律手段解决矛盾。当地法院亦逐渐受理强拆案件，一度缓解强拆双方激烈的对抗情绪。

　　但面对一系列“判赢不判赔”的“司法白条”，失望和新的绝望萌生。尚在等候案件开审的辛文蓉，站在早已不见踪影的祖墓位置忐忑不安：“到时候恐怕还要继续上访。”

拆迁之城

　　宽阔的六车道马路，两旁是成片被圈的土地，野草在里面蔓延。行道树上高高地挂着“只有拆迁才能发展，只有拆迁才能大发展”的标语，高音喇叭宣讲拆迁的声音越来越清晰。

　　退伍老兵帅光云骑着摩托车，在成都市温江区的城郊和农村徐行，然后用笔在地图上标注着新增的拆迁地块。在2008年自己房屋被强拆后，他的生活便被彻底打乱。做工挣钱的目的，首先是筹备上访路费，此后他逐步注意到身边还有更多拆迁悲剧发生，就开始不停地记录。

　　2008年4月10日，天还未亮，在出门卖豆腐的必经之路上，帅光云和妻子吴传琼遭到突然袭击。两辆汽车先是将他们拦在中间，随后出来八个青年男子，强行将他们带到温江区天府街道办事处。

　　当天下午回到家，房屋已变成一片废墟。在废墟里清理半天，他们始终找不到父母的遗像、自己的退伍军人证和对越自卫反击纪念章。“它们是我怀念父母、纪念战友的惟一精神寄托。”帅光云说。

　　此后他开始了漫长的上访历程。在每一份上访材料里，他都特别对希望街道返还父母遗像、自己的退伍军人证和自卫反击纪念章等作了标记。街道办的领导，每次都以沉默应对。

　　在邻县双流西航港街道，养殖户毛长勇有的是另一种愤怒。2009年4月20日，西航港街道再次发出通知，要求他尽快拆房，称其房屋补偿金额13万元，扣除安置购房款后，街道还需补其现金75528.3元，限其第二天前往领取，“逾期不领，视为已作补偿，后果自负”。

　　第二天毛家没有前往领取。此后的4月23日，西航港街道再发通知，但内容已大相径庭，将之前街道支付其现金的说法变更为“你户应支付街办现金75528.3元”，要求毛在当天办理，“过期未办理，视为同意此补偿安置方案，街办将组织人员对你户帮助拆迁”。

　　第二天，西航港街道即对其养殖场1172.49平方米的房屋进行“帮助拆迁”，终于赶在县委规定的时限前完成了任务。毛长勇在此后向法院起诉时表示，自己因此次损失了180头肥猪。

　　个人的悲剧被掩盖在地方发展的滚滚洪流之中。有着西部第一县之称的双流县，在成都最早推行“三集中”改革试验。这里总人口92万，至2009年，双流县县长森林宣称，已集中居住农民70多万，城市化速度大为提高。

　　这个成就的背后，是拆迁大跃进。据双流县东升街道的一份材料，仅2006年他们就组织拆迁31项，涉及土地3400多亩、1600多户，需安置4800多人。东升街道为保证拆迁进度，在内部展开拆迁竞赛，然后定期交流经验，评比考核，最终顺利完成任务。双流县政府2009年第16次专题会议纪要则记载，2009年4月被确定为“拆迁攻坚月”。

状告政府

　　早于2004年，当地农民即零星开始尝试上访之外的维权之路。双流县东升街道白鹤村农民王小林，于当年起诉政府强拆自己房屋违法，并获得胜诉。

　　知道王小林胜诉后，九江镇农民李治安也开始考虑走诉讼途径。根据现场视频、录音和多位街坊证实，2008年6月4日清晨，李志安房屋被强拆，冲突中他腿上被砍数刀、腿骨被打骨折。他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称，他有过多次上访，问题久拖不决。

　　2009年3月3日，李治安向双流县法院起诉九江镇政府强拆违法，最终获得胜诉，给了邻居和街坊极大的鼓舞。

　　此外，同属九江镇的邹家场社区，江治先、江志奎等在2009年遭到强拆后，于2010年先后向法院起诉政府强拆违法，同样胜诉。

　　选择通过起诉政府来解决问题，在有过胜诉案例的东升街道、西航港街道等地，也渐成风潮。

　　帅光云则选择上访和起诉同时进行。2008年7月25日，成都市温江区法院正式受理帅光云诉温江区天府街道强拆违法案；9月22日，此案开庭审理。

　　在诉讼过程中，天府街道办事处始终没有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材料，对帅光云提出的证据也无异议。只是强调，当地建设工业园区，已进行了为期三年的拆迁活动，只有帅光云等几家不愿搬迁，使得拆迁工作无法完成。在此情况下，才对其房屋进行强拆。

　　2008年10月30日，法院判决温江区天府街道办事处强拆违法。

　　财新《新世纪》记者在当地采访调查，获得20份类似的胜诉判决，其中有18例判决中，政府强拆被认定“程序违法”。这也让获胜的农户开始质疑征地拆迁政策的合法性。

　　2010年，双流西航港街道居民李清俊将四川省政府告上法庭，指四川省政府在2008年12月31日通过三份批复批准成都市政府征用基本良田的行政行为违法，超越其职权范围，侵害了他的合法权益。

　　但此案最终未获受理。成都市中级法院称，土地征用审批权是国务院及省级政府的专属权力，国务院及各省政府对征用土地的行为不属于司法审查范围，裁定不予受理此案。

　　李清俊不服提出上诉。但四川省高级法院认为，该批复属于上下级机关内部请示批复性质的内部行政行为，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且征地权是国务院及省级政府的专属权利，不属司法审查范围。

　　李清俊对此始终不能接受：既然是内部行政行为，怎么能对外呢？成都市双流县将这个内部批复列为征地活动的合法依据，既征了他的土地又拆了他的房。

赔偿“白条”

　　对拿起法律工具维权的被拆迁农户而言，进一步推翻拆迁决策困难重重，甚至胜诉带来的喜悦也是短暂的。

　　状告天府街道办事处胜诉的帅光云，于2008年12月3日向天府街道提出行政赔偿申请，未获答复。帅遂于2009年2月20日向温江区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温江区法院以案件涉及法律适用问题，需要送请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确认为由，于2009年3月18日中止诉讼。

　　而财新《新世纪》记者获得的20份胜诉判决案例中，法院对胜诉原告随后提出的赔偿诉求均未支持，其中两例赔偿诉讼被拒绝的理由是“已过起诉时限，不予受理”；另一例是赔偿请求被驳回；其余17例则均被法院裁定中止诉讼。

　　所谓中止诉讼，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发生法定中止诉讼的原因，诉讼无法继续进行或不宜进行，法院裁定暂时停止诉讼程序的制度。法院作出中止诉讼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能上诉。

　　专事拆迁官司的北京律师王才亮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有次案子胜诉，地方政府明确告诉法院，如果判政府赔偿拆迁户，判赔多少，就从法院的经费预算当中扣多少。”他认为法院在人事和财权上受制于地方政府，因此在处理这些案子时，就不得不有所考虑。

　　在中止诉讼期间，双流县法院也曾试图通过调解方式解决问题，但成功率并不高。在20个案例中，仅有两例政府和拆迁户达成赔偿调解协议。接近成都市政府的一名人士表示，现在通过调解达成拆迁赔偿协议越来越难。

　　而对中止诉讼后的漫长等待中，有的人选择跟司法机关斗争到底。帅光云自2010年8月起，就不断通过公开抗议、申请行政复议乃至提出诉讼等方式，与温江区法院、温江区公安局等部门较真，他甚至表示：“生命不止，维权不息。”

　　有的人如江志先，耐心已近用尽。他在最近给地方人大的投诉信中表示，“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对生活完全失去了兴趣，现在我的处境已经是生不如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