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车辆违章查询网:传统等级观念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中图分类号]D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02)03-0009-04

　　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分析和批判已经延续一百多年了，至今仍未停止。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相当一部分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而且还是世界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我们应当把这一部分传统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在传统政治文化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已经失去了时代的合理性，必须加以批判、扬弃和改造。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之一，它的残余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着广泛的影响，正在以一种无形的力量阻碍着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一、传统等级观念概述

　　所谓等级，是指按社会政治地位的高低划分并被法律确认的不同社会集团。在古代中国，等级的划分早期主要依血缘，后来与官僚制度相结合，加入道德、才能等因素。不管等级划分的标准如何变化，以法律和其他强制措施否认平等、强化身份和地位差别、保护等级特权是等级制度的共同特征。所谓传统等级观念，有以下两个要点：(1)人是有等级的而非平等的，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注：《左传·昭公七年》。)(2)每个人应按其所归属的等级行事，各安其位，各尽其职，享有相应权利，履行其应尽义务。

　　这种等级观念是从何而来的呢?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是对存在的反映，因此，传统等级观念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根源。

　　首先，传统等级观念的形成与奴隶制、封建制的生产

　　方式是密切相关的。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因而平等交换不普遍，平等意识难以立足。这是传统等级观念产生的经济根源。

　　其次，传统等级观念是等级制度的直接反映。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过，“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466页。)等级制度的存在，曾是人类历史上的普遍现象，而古代中国等级制度之森严、涉及领域之广、影响之深是世界罕见的。在古代中国，人一出生就被纳入一定的等级，他的行为、思想、前途等无不受等级制度影响。因而，森严的等级制度必然在人们头脑中打上深刻的烙印。这是传统等级观念产生的社会政治根源。

　　再次，众多思想家的等级理论，使等级观念趋于理性化、系统化，更易为人们接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学派，虽然有“人皆可为尧舜”(注：《孟子·告子下》。)、“途之人可以为禹”(注：《荀子·性恶》。)等提法，但主要还是讲等级，“礼”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等级制度(注：参见刘泽华：《传统政治思维》，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356页。)，儒家的理想社会——礼治社会，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等级社会。其他各派思想家，如法家、墨家等，也从不同角度论证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尽管有一些思想家批判等级制度，但毕竟不占主流(注：参见刘泽华：《传统政治思维》，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350—351、359页。)。因此，众多思想家的论证是传统等级观念产生的思想根源。

　　此外，法律对等级制度的肯定，对等级观念起强化作用。古代法律公开承认不平等，公开肯定和保护等级特权，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注：《礼记·曲礼上》。)。至于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能是一种欺骗，历史上鲜有实例。

　　总之，传统等级观念脱胎于奴隶社会，完善于封建社会，反映等级制度，并为思想家所论证、为法律所强化，因而成为一种认知方式、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行为准则，成为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具有惊人的生命力。尽管当代中国已不存在奴隶或封建生产方式，尽管已不存在等级制度，尽管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中国指导思想，尽管法律已不再肯定等级制度，但由于意识的演进具有滞后性，而

　　且中国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商品经济仍不发达，因而传统等级观念并未完全消失，其残余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尤其对政治发展起到不可低估的影响。

　　二、传统等级观念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政治发展”是20世纪50年代由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其含义可简单概括为政治系统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过程(注：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487页。)。与之相近的一个概念是“政治现代化”，即现代化过程所涉及到的政治方面的变迁过程与结果(注：参见高洪涛：《政治文化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156页。)。由于政治现代化是一个有终点的过程，而且现代化的标准又有争议，因此本文使用“政治发展”而不用“政治现代化”。

　　关于政治发展的内容，学者意见并不完全一致。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包括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政治机构的分化和政策功能的增强(注：[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3—24页。)。中国学者张明尉认为，政治发展包括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加强，政治系统功能增强，政治分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注：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488页。)。综合几种意见，本文主要分析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公民政治行为合乎现代规范的程度。

　　传统等级观念通过其在当代的残余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产生一定影响，而政治文化又会影响公民政治行为，从而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1.传统等级观念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传统等级观念的残余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最重要的影响在于促成两种相去甚远的亚文化——即政治精英的亚文化和普通民众的亚文化的形成。而这两种亚文化的形成是与两种政治角色——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的恶性划分密切相关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具有能动性，这种能动性表现为相对独立性和对社会生活的反作用。就传统等级观念而言，其所赖以生存的基础——奴隶制和封建制已不存在了，但传统等级观念并没有完全消亡，仍在人们头脑中留有残迹;更重要的是，在传统等级观念残余作用下人们会把一些现代的东西加以异化，使其成为等级观念残余的新的依赖物，而新依赖物的存在又强化了等级观念的残余，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由于传统等级观念残余的作用，人们以现代政治角

　　色比附于古代政治角色，以现代角色期望比附于古代角色期望，用传统等级观念来构建“现代等级制度”或“准等级制度”。于是，社会上形成两种迥异的政治角色：一种角色是政治精英，包括党政群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等，即过去常提、现在仍未消失的“干部”;另一种角色是普通民众，包括工人、农民和其他普通劳动者，即人们常提的“群众”。这两种角色具有不同的角色期望。对于政治精英而言，他们是公共权力的执掌者，是社会的领导力量，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者，是政治生活中相对积极主动的因素;而对于广大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是公共权力的指向物，是被领导者，是被代表者，是政治生活中相对消极被动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划分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角色划分，而是被赋予了等级身份或者说“准等级身份”的含义。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长期实行的僵化的户籍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造成社会阶层流动相对停滞，使普通民众到政治精英的转变很难完成，从而强化了两种政治角色的恶性划分。正是这两种政治角色的恶性划分，导致了两种相去甚远的政治亚文化——政治精英亚文化与普通民众亚文化的形成。

　　这两种亚文化存在着很大差异。首先，在政治认知上，政治精英的认知水平明显高于普通民众，一项调查结果表明，能够正确回答“基层人大换届选举是几年进行一次”的被调查者存在明显的职业差别，其中干部组结果为64.00%，知识分子组为72.60%，工人组为50.30%，农民组为42.10%(注：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22页。)。究其原因，是与政治角色的恶性划分相关联的。对于政治精英而言，他们愿意、也有条件了解政治系统，因而他们的政治认知水平较高。而对于广大普通民众而言，因为缺乏主动性或缺乏必要条件，对政治系统了解较少，因而政治认知水平低。其次，在政治情感上，政治精英政治热情明显高于普通民众。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在参加了基层人大选举的人中，表示“出于自愿或感兴趣”的比例如下：工人组为56.67%，农民组为68.00%，个体劳动者组为56.96%，干部组为74.16%，知识分子组为53.84%(注：闵琦：《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229页。转引至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67页。)。这些数据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不同政治角色的政治情感差异，而这种差异是与两种政治角色对自身认识的差异分不开的。政治精英认为参与政治活动是自己“份内之事”，因而政治热情相对高，而普通民众不认为参与政治活动是自己分内之事，因而政治热情相对低。

　　两种政治亚文化经过整合，使整个社会政治文化呈现如下特点：(1)整个社会政治认知水平比较低。上文对基层人大选举了解程度的调查结果表明，能够正确回答“基层人大换届选举是几年进行一次”的人仅占被调查者的54.50%(注：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22页。)。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表示“对宪法了解清楚的”仅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60%(注：《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查》，《世界经济导报》，1987年10月23日14版，转引至王沪宁：《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复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3期，60页。)。由此，我国民众整体政治认知水平可见一斑。(2)造成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所谓政治冷漠，是指主体在有选择权的条件下，对政治生活缺乏责任心和兴趣，缺乏参与政治活动的动力的一种心理状态(注：刘明君：《关于比较政治学领域中的政治冷漠主义》，《理论与现代化》，1998年第2期，33页。)。在当代中国，政治冷漠者有一定比例。一项调查结果表明，认为“政治上的事还是不介入的好”的占被调查者的63.69%(注：闵琦：《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121—122页。转引至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20—221页。)。当然，政治冷漠的形成原因很复杂，但相当数量的普通民众政治热情低下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传统等级观念的残留除造成政治亚文化的恶性划分之外，还使政治价值取向出现一些偏颇。比如，造成平等意识淡漠。传统等级观念公开承认人是有等级的，否认人是平等的。在当代中国，这种观念仍有体现：政治精英把自己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普通民众甘愿做平民草芥，任何一方都没有把自己和对方置于平等地位上，都认为自己与对方存在身份和地位上的差别。又如，造成权利意识淡漠。传统等级观念要求每个人按其所归属的等级尽义务，尽管强调上层等级的特权，但对普通民众的权利几乎没有涉及(注：刘泽华等：《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63页。)。时至今日，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仍然比较淡

　　漠，这与传统等级观念的残留有一定关系。再如，造成竞争意识淡漠。由于传统等级观念的存在，人们对于等级差别有一定认同感，因而对现有的身份、地位差别表示认同，或者表示不满而又认为无法改变。因此许多平民百姓无意参与政治竞争，无意谋求公职。所以整个社会的政治竞争意识比较差。对北京市西城区和崇文区人大代表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只有46%的代表表示在未当选之前想当人大代表，而有42%的代表表示不想当人大代表(注：张兴杰、吴钢等编：《迈向理性——中国政治年报》(1999年版)，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179页。)。(当然，另有一部分人极为热衷于谋求公职，这是出于对改变现有身份，成为政治精英的渴望，这恰是传统等级观念残余的另一种体现。)

　　总之，传统等级观念的残余已成为历史遗留下来的包袱，阻碍了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2.传统等级观念对公民政治行为的影响

　　所谓政治行为是指人的具体政治活动，如投票、召开会议、游行等(注：参见高洪涛：《政治文化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125页。)。有的学者把不具有外在形式的心理活动也包括在政治行为之内，但本文中仅研究外在的、能为人们直接认知的活动，不研究心理活动。

　　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的行为成因主要有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和环境因素等，而且这几方面因素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注：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463页。)。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心理因素对政治行为起规范、引导和调整作用(注：参见高洪涛：《政治文化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125—127页。)。因此，传统等级观念的残余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对公民政治行为的影响不容忽视。

　　首先，等级观念残余是造成“低质量政治参与”的原因之一。所谓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政治生活以求得影响政治系统决策的行为(注：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485页。)。但需要说明的是，政治职业者以普通公民身份从事职业之外的政治活动，也应视为政治参与。影响政治参与的相关因素很多，其中政治文化是一个重要因素。这里所说的“低质量政治参与”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低参与率。广大普通民众在传统等级观念残余的影响下，不认为从事政治活动是自己份内之事，对自己合理的需要缺乏正确的认识

　　，因而难以形成政治参与的动机，于是许多人不参与政治活动，从而造成低参与率。比如，一些地方村委会换届选举因选民达不到法定人数而迟迟不能正常进行。(注：参见《村民自治中的四大难题》，《liào@①望》，2000年第14期，27页。)当然，这种情况在中国是比较少见的，一般情况下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率是相当高的，而这种高参与率恰是低质量政治参与的另一种形式：“被动员的参与”。这种情况下主体对本身权利同样没有正确认识，而是把政治参与作为一种义务，作为对政治权威的服从，作为对政治权威号召的响应。这是一种在不正常动机驱动下产生的政治行为。例如，文革期间，成千上万的群众参与政治活动决不是因为公民参与意识强，而是因为公民把政治参与视为对领袖、对党和政府尽义务。时至今日，许多公民参与政治生活仍是被动员的，仍缺乏正确认识。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在参加了上一次基层人大选举的人中表示“随大流或被迫参加”的占37.30%(其中工人组为42.22%，农民组为30.50%，个体劳动者组占41.77%，知识分子组为44.85%，干部组为25.84%)(注：闵琦：《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允产的社会心理因素》，229页，转引至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67页。)。总之，虽不能说传统等级观念的残留是造成低质量政治参与的唯一原因，但至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低质量的政治参与是与现代政治发展的趋势相违背的。

　　其次，等级观念残余是造成当代中国部分官员“老爷做派”的原因之一。依现代政治理论，公共权力执掌者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应为人民服务;公共权力的执掌者与人民的差别是一种职业分工的差别，而不是身份地位的差别。这种观念，不仅为许多资产阶级学者认同，更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肯定，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所宣传。然而，由于传统等级观念的残留，当代中国一些官员并没有把这种观念付诸实践，常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俨然一副“老爷做派”，这是与现代政治发展趋势相违背的。

　　总之，传统等级观念的残余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项内容，对当代中国公民政治行为产生了一定影响，使公民政治行为出现了一些与现代政治发展趋势不相符的行为。

　　综上所述，传统等级观念通过其残余首先影响政治文化，进而影响公民政治行为，从而阻碍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三、扬弃传统等级观念，重塑现代政治人格

　　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奋斗，中华民族终于从低谷中走出，走向伟大的复兴。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表明，一个国家的发展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国民素质等方面内容，而且几方面内容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片面追求一方面或几方面的发展是不能实现整个社会持续、快速、稳定发展的。政治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方面，其最重要的相关因素是经济发展，但也与政治文化的发展和现代政治人格的形成密不可分。实践证明，没有现代政治文化和现代政治人格的存在，仅依靠照搬外国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是不能实现政治发展的。因此，批判、扬弃和改造传统等级观念，塑造现代政治人格就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如何完成这一工作呢?我们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扫荡传统等级观念残余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为平等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创造条件;(2)完善户籍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促进社会阶层流动，防止政治角色差别等级化或“准等级化”，扫除等级观念残余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基础;(3)通过政治社会化除旧布新，批判等级观念，向社会成员灌输现代政治文化，从而消除传统等级观念残余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应起核心作用，需要把握全局，全面部署，动员一切力量投入这项工程。当然，这项工程更需要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积极努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批判传统等级观念的残余，论证平等、竞争、人民权利等内容的合理性。尽管人文知识分子的作用是相对间接的，但却是十分重要的。人文知识分子在等级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当代的人文知识分子理应在消除传统等级观念残余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限于研究视野和能力，本文目前无法提出消除传统等级观念残余的更具体措施，仅希望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够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相信经过众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中国一定能够实现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一定能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转变成为具有现代政治人格的公民，实现中国的政治大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