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和“增收”:算算工薪族的“收入账”

    核心提示

    三个工薪族，三本“收入账”

    他们或感慨有欠公允，或抱怨负担太重，或期望收入提高

    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还需“减负”“增收”双管齐下

    他们相距很近，或许只是楼上楼下，时不常会摩肩接踵，抬头望见；他们又相隔很远，每日各有所忙，三个人的社交半径几乎没有交集。他们如此不同，有人想着如何去投资，有人却想着如何去挣钱；他们又何其相似，都是工薪阶层的一员，“不患寡而患不均”，希冀更加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期待权利义务的对等，是他们对生活的一致诉求。

    高收入者：“很多收入比我高的人都逃税”

    “券商”、“投行”、“年薪百万”一个个金字招牌齐齐顶在年届三十的蒋波头上，耀出的光芒足以让很多同龄人眩目。

    “干我们这行，其实有很多表面风光。收入号称百万元，其实多数时候也就七八十万元。虽然挣得也不少，但并不稳定。市场好的时侯，一天恨不得掰成两天忙；市场低迷的时候，也有过闲得在办公室打乒乓球的历史。而且同业间竞争得厉害，平时工作压力很大。”说到在证券交易所的工作状态，蒋波不由自主向记者介绍起他“多而隐蔽”的白发。

    “你对自己的收入满意吗？”

    这个问题有点无意义，因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身边很多工作中接触的私营企业主，收入比我高得多，但他们基本上很少交税，有的买车、买房都开了发票拿到公司报销。企业只要不分红，就不交税。即便分红，也只是按20%纳税，而我却要交30%的税，一分钱也避不了。有业绩突出的公司同事，甚至要交45%的个人所得税。”因为工作的关系，蒋波认识很多企业老板，“同薪不同税”的现实不免让他愤懑。

    来北京之前，蒋波去英国留了两年学，租住在外国人的家中，这也让他对外国人的收入和生活情况有了很多了解。

    “据我了解，很多国家都采取综合税制，就是将纳税人一年中各种不同来源的收入综合起来，减去法定减免和扣除项目数额后，就其余额进行征税。比如家中有小孩老人需要赡养的，需要供房贷、车贷的，都要扣除相关费用再行收税。而我国目前的税收渠道大多来源于工资，而且不考虑家庭的实际负担，显然有失公允。”推己及人，蒋波的意见不无道理。

    作为外人眼里的“富人”，蒋波显然“举贤不避亲”：“国外居民收入差距没那么大，由于社会福利完善，居民支配收入主要是计划去哪度假、去哪旅游之类；相比之下，国人的收入还不得不存入银行，以备今后孩子教育、看病、养老等不时之需。”独特的视角让蒋波有独特的见解。“当前中国贫富差距较大，应该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向更多显露的和隐藏的富人征税，并力求在保有环节征税，如征收房产税等，否则富人就会越来越富，社会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

    中等收入者：“我的付出与回报等价”

    中秋刚过，林立勇脸上写满了疲倦。“放假三天，陪我父母、老婆孩子回了趟老家。时间紧，马不停蹄的，好累。”他似乎连说句稍长一点话的力气都没了。

    供职于京城一家颇具实力的国有企业，林立勇的工资单很长，第一联显示基础工资、岗位工资等；第二联是各种保险及其他费用扣除；第三联是应纳税额；第四联是实发合计：年收入24万多元，税后收入18万多元。

    作为一名部门主管，林立勇说，他的工资单记载了他的付出、他的每一分磨损。“一说到收入，老家的亲戚朋友听了都羡慕的不得了，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的生活状态：每天早上7点多出家门，送孩子上学，然后开50分钟的车到单位，一忙就是一天。晚上加班、假日值班是家常便饭，回家了还是满脑子的工作。每个月都有10来天出差在外，家里的事一点忙都帮不上。唉，挣钱不容易呀。”

    和城市中多数中年人一样，上有老、下有小，单位的中坚，家庭的砥柱，每月工资在林立勇心里有本很重的账：“每月付房贷7000多元；养车2000多元；小孩教育和日常花费得三四千元；再加上家里的必要开支和一些礼尚往来，每月基本剩不下什么，也就把我爱人那份盈余的攒起来，为以后老了做打算。”

    “不在于你挣了多少，而在于你花了多少。如果支出在不断上升，那挣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提到收入增长，林立勇却更在意节省支出：“把房价降下来、把物价降下来，把教育、医疗和养老的支出降下来，那将比提高收入水平对老百姓更有益。”

    林立勇对看病贵抱怨尤多。一问得知，他父亲刚被查出患上癌症，“我打听了一下，手术加化疗得花掉9万多元，还得是不用进口药。”

    谈到前不久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林立勇笑笑说：“自己收入变化不大。”“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较大，对物价和生活水准的感觉也不一样。我总感觉一些政策有必要在执行中央统一规定的基础上各地‘量体裁衣’，制定适符本地区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细则，不要‘一刀切’，要在合理性上下工夫。”

    低收入者：“豆腐脑再贵就吃不起了”

    “在家种地不挣钱啊，人家都到外面来打工了。我也就出来打工了。”50多岁的黄显平4年前来北京打工，现在是北京市东城区一个住宅小区的保安。

    黄显平上的是晚班，从下午6点工作到次日早上六点，没有节假日，月工资1700元，只提供一间集体宿舍，不提供伙食。“一个月伙食费得花400多元，平时再交话费、喝点小酒、买买日用品，那就得600多元，我自己还租了一间房间，月租也得近600元，一个月剩不了什么钱。”黄显平给记者算了一下他的“经济账”。

    “您上12个小时的晚班，晚上还得吃宵夜吧？”记者问。

    “晚上哪里有吃什么宵夜，再吃就真剩不了什么钱了。”黄显平苦笑着，因为每天熬夜上晚班，眼睛里布满血丝。“不是我不想上白班，上白班几乎得整天站着，上晚班到后半夜没人了还能坐一会。” 

    据黄显平介绍，在北京，住宅小区、医院的保安月薪都在2000元左右，“在超市里当保安，工资能高些，有2000多。做保洁工资就比较低，我们小区里的保洁人员月薪1160元，不管吃不管住。”

    黄显平是湖北随州人，4年前刚到北京时是搬运临时工，“那时候搬一块砖五六分钱，动作快的话一天搬3000多块砖，能挣个200多块。但是这活儿累，也不能天天有，不稳定。”

    “您为什么来北京呢？”记者问。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啊，这我知道。”黄显平对记者说。“出门不如在家方便，但是在家种地挣不了钱。我们家现在有六亩地，大部分都荒着，只种了一点。肥料、种子都贵，现在稻谷一块钱一斤，一亩地产一千三百斤稻谷，能卖一千三百来块，去掉肥料、收割、犁犁耙耙，也剩不了多少钱，再说五亩地的粮食至少得留两亩地的口粮自家吃，也不能全卖了。所以这顶不了什么事儿。村里大部分地都荒着，只有一些老人多少种一点，年轻的都出来打工了。”四天前，黄显平的儿子也来到这个小区当保安。

    目前物价上涨幅度较大，7月份CPI同比增长高达6.5%，对于月收入1700元的黄显平而言，生活压力更大了，“现在什么都贵了，我常年早起吃的豆浆、豆腐脑，前天还是一块五，今天去买就得两块钱了。中午在外面吃饭最少得8块钱，再贵就吃不起了。”

    让社会中坚发挥更大效力

    工薪阶层是一个国家的中坚力量，起着社会稳定器的重要作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保持社会稳定，专门成立了“白宫工薪家庭工作小组”，负责研究增加美国中产阶级人数，提升他们的地位。可见，保证工薪群体的规模和利益，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在我国，以工薪阶层为基础，积极培育中等收入阶层更是拉动消费、平衡收入结构，实现全民富裕目标的重要途径。

    来自高、中、低三个收入阶层的工薪族折射出我国工薪阶层整体生活状况。

    这些年，在社会财富蛋糕的切分中，居民收入所占的份额是减少的，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也低于GDP的增速。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均工资为3096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均工资只有1730元。

    个税起征点调到3500元，工薪阶层纳税人数就锐减到2400万人，整个工薪阶层只剩下7.7%的人缴纳个税，说明绝大多数工薪者的收入远远没到“起征点”。显然，不是个税起征点高了，而是普通百姓的工资水平低了。

    “个税占国家整体税收的比重并不大，但对个人而言却具有重要意义。以‘个人税’为主向‘家庭税’为主的税制过渡势在必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指出。

    总体上看，普通百姓收入偏少、增长较慢，身上的负担仍然很重。要改变这一现状，仅靠减税是不够的，还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力度调整收入分配格局，需要在“减负”和“增收”上“双管齐下”。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这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之一。（文中蒋波、林立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