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影星张敏近况:“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作为一个纯粹的人，首先是一种对自我的肯定。白求恩在遗嘱里面对这一点肯定得最为充分。他在不长的篇幅里几番说道：“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他强调：“最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在白求恩的生命即将到达终点时，他达到了自己作为人的最高境界：因着纯粹的精神而使生命本身充满幸福和价值。这个结论，是白求恩经过近五十年的人生砥砺而得出的。

　　白求恩在大学期间为了学费就做过许多不同的工作。学业未完，他参军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战争中看到的死伤与破坏景象让他困惑不解。一战结束后，他在未老先衰的困顿心境中，模糊地憧憬新事物。伴随着战争对一切的摧毁性记忆，白求恩将人的本能夸张地加以实现。他过上了豪奢放荡的生活，为了维持豪奢放荡的生活，他在学医间隙倒卖古董，赚了许多钱，并将这些钱花天酒地地挥霍殆尽。这样的生活格调，他到后来成为拥有高收入的著名的胸外科医生时一直延续着。

　　与今天一些人用白求恩的如此经历来反讽“纯粹的人”不同，我们应看到，金钱及其挥霍作为人的本能欲望的自然延伸，在白求恩那里有着特殊的意蕴。它不但不是“纯粹的人”的纯粹否定，相反，正因为白求恩的金钱挥霍经历，才使他透过金钱与医生职业的联系，看到了社会制度本身的弊端。金钱的使用，在白求恩那里带来的，是对金钱制度的反省，以及对自己个人经济利益的抛弃，这是走向纯粹的一条小道。

　　白求恩的婚姻，可以说并不成功。但透过他暴躁的脾气，他的两次离婚却渗透着某些经久不息的东西。第一次，当得知患了当时的不治之症时，为了妻子的将来，他坚持离婚；第二次，妻子觉得生活在他的阴影与压力之下得不到幸福，他为着妻子的可能幸福，违心地答应离婚。在白求恩的遗嘱中，他依然体现出自己的责任，请求相关机构照顾妻子的生活。这是一种富于责任的心灵，由他实现在最容易湮没心灵和本性的婚姻与家庭之中，更显出难能可贵。

　　白求恩的冒险精神与他的医生职业的一次完美的结合，是他患上肺结核差点死去的经历。他几乎已经死去，但是他自己要求使用了当时还不成熟、具有很大风险的人工气胸疗法。他从死神那里又走了回来。面对死亡的经历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不得而知，但是，白求恩由此对于治疗疾病的看法更为深邃了。他知道，人的疾病背后，承担着人本身更为深沉的东西。

　　病愈后，白求恩成为更加有名望的外科医生，他也就更深入地了解到人类身体疾病治疗背后的阴影。他发现，疾病的治疗往往是“最需要治疗的病人往往没钱治疗”。疾病面前，人们的等级一如他们在经济上的等级分别。白求恩首先反省作为个体的医生的理念。他认为医生们并没有真正以平等地治疗一切病人为己任，而是在谋取自己的利益。他设想，一定也有医生愿意抛开个人利益，去做为人民健康服务的“传教士”。他自己就想组织一个医疗工作者的团体，到贫民区去，到需要最迫切的地方去。恰如后来他在中国的战场所说的，要到前线去找伤员而不是等伤员被送来，他认为医生应该自己去到社会之中找病人而不是等病人到诊所。

　　白求恩自己曾经向蒙特利尔失业者协会提供免费治疗，并且积极地讨论与呼吁进行社会化医疗。1935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这一年，白求恩去苏联参加一个会议，并考察了苏联的医疗制度。从一个医生的角度，他高度地赞美了苏联的医疗与保健制度，因为它将基本疾病的治疗与恢复当作公民尤其工人的基本权利。白求恩由此看到了自己作为医生追求的理想和归宿，于是，回到加拿大之后，他加入了共产党。

　　作为纯粹的人，白求恩是他那个时代共产主义实践运动的产物。

　　走向纯粹的人有许多不同道路。道德主义者可能通过某种抽象普遍原则的经久历练来实现，宗教信仰主义者则可能依靠最高神的启示以及相应的戒律来抵达。然而，单纯的道德主义与宗教信仰，总是忽视人的整体性尤其是忽视人身处其中的历史与现实。只有真正基于对于人世（历史与现实）的真理性认识，并投身这个真理所要求的那样一种生存方式中去，才是真正纯粹的。白求恩牺牲后，他的一个同胞在告加拿大人民书中说：“白求恩自己夸耀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说他是上帝的圣徒。”这是一种不太适当的褒扬，因为，白求恩选择的生存方式，是一种基于对现实世界矛盾与斗争的领悟而作出的。他选择了做一名共产党员，而不是上帝的使徒。

　　如果一定要说什么使命，那么，白求恩是自觉认识到了他那个时代的规律与真理，并受这一规律的感召而自愿肩负使命。个体一旦认识到自身与时代感召的契合，他就突破了个体的樊篱而成为时代精神的体现。这一真理性感召，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式实现于白求恩身上。

　　白求恩自己对此有着十分自觉而准确的认识。他在自己的医疗实践过程中，已经看到在疾病及其治疗中体现出来的社会不公正，并在看到苏联的医疗实践后，加入了共产党。他在中国山西的时候，写过一篇叫做《创伤》的文章，明确指出人世的创伤来自那些资本家对于利润的贪得无厌，侵略战争，为了征服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只归咎于大资本家。他认为，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发动战争，是为了用屠杀去夺取市场，用洗劫去夺取原料，因为盗窃比交换更便宜，屠杀比购买更方便；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那个可怕的残酷无情的财神爷和战争瘟神，即利润；军队背后是军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背后是金融资本和资本家，他们是亲兄弟，是同谋犯。白求恩将他们视为人类的公敌，强调只要他们活着，世界上就不可能有持久和平。没有和平就没有人的健康存在，为了所有人的健康存在，容许他们存在的社会制度必须消灭。

　　白求恩是一名医生，他医治人身上的创伤。但是，正如他自己所经历的，人身体上的创伤，受制于人生活于其中的历史、社会、世界的创伤。因此，医治人的伤病，必须要医治好这个现实世界的伤病。这个世界的伤病来自利润的贪婪追求者，白求恩需要拿起手中的手术刀，将这些创伤制造者切除。一个超越了自我实现，为了社会、历史与世界整体的健康而实践的人，是一个真正纯粹的人。这样的人，也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共产主义实践本身的具体的、历史的产物。

　　作为纯粹的人，白求恩实现自身于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上。

　　作为一个纯粹的人，白求恩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国际主义者。简言之，他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者。他既是一个个体，又是人类解放的普遍使命的承担者。作为个体，他是一名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作为人类解放的普遍使命的承担者，它是一名共产主义者。真正的个体与真实的普遍使命，只有结合到一个具体的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境遇之中，才能实现。对于白求恩而言，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成为这一特殊的、实现他这一个体与普遍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具体境遇。

　　在赴中国之前，1936年，白求恩作为支援医疗队队长到西班牙支援民主政府。去西班牙之际，正是他个人作为外科医生命运攸关的时候。一旦去了西班牙，就意味着他作为外科医生的个人前途和事业以及稳定的未来生活都将丧失。但是，他最终还是决定去了西班牙。在西班牙，他看到了法西斯对于生命的屠杀，他创建了战地输血队，拯救被屠杀的生命。白求恩的西班牙经历，与法西斯作斗争，呼吁支持西班牙人民的正义战争，使他在气质与精神上产生了变化。在变化中，他更为强烈地关注人类整体命运，对自身参与到一种抗争与革命、解放的使命，有了更为清醒而自觉的认识。

　　从西班牙回到北美，他为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争摇旗呐喊，并时时准备返回西班牙的时候，白求恩被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战争以及屠杀行为所震撼。当时他就认识到，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整个世界革命与民族解放战争的共同组成部分。白求恩觉得中国的革命斗争需要他，于是他放弃了私人挂牌行医，于1938年底，毅然决然地，志愿来到了中国。

　　在出发到中国之前，他在给离了婚的妻子的信中说，他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拒绝以默认或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的战争，他当时之所以到中国去，是因为他觉得那儿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儿是他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