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乾坤流转。弹指间，“五四”及新文化运动已经去过整整九十周年了。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以及与之相伴的新文化运动，使那个时代成为了一个千年难遇的大时代。其历史时刻的重大性和重要性，堪比意大利“文艺复兴”、英国工业革命和美国独立。
从那一刻起，古老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质变的飞跃，社会变革和民族图新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展开，伴随着这一辉煌而曲折的历史进程，蔚为壮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也随之而经历了艰难而痛苦的脐断。
“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功效就是使科学与民主，即所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社会闪亮登场，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被贬得一钱不值。然而，“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所显现出来的历史的局促性和局限性，不仅使它所肩负的沉重的历史使命远未完成，而且，还给中国社会留下了社会形态、文化积淀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巨大断层。
但是，不管怎么说，“五四”和新文化运动都是一场深刻而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它根本性地触及、甚至动摇了中国社会的传统架构、文化沉积和价值体系，用热血激荡，青春飞扬，狂飙突进，百花怒放来形容那个时代，可能最为形象而贴切了。
即使是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延续，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任务和需要解决的难题，仍然与“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五千年历史远远流长的文明古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祖先们缔造出了深厚、深刻、既有形而上的抽象意向，又具形而下的实用功效的文化体系。几千年来，儒、释、道的学术构架，一直统领和整理着中国人的民族精神空间，指导着在此体系覆盖下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实践。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外祸内乱连绵不绝。但是无论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烧的杀掠抢和全面占领，还是来自社会内部农民起义的改朝换代，在文化价值取向上面都不可能再有任何标新立异的建树。金、辽、元、清四个外族王朝虽然征服了中原，却征服不了中原文化，它们最终的结局要么是因为文化上的“水土不服”，而早早地哪来哪去；要么是在文化上在对华夏文明五体投地的基础上而得以延续两、三百年。而农民起义的文化内核原本就完全地来自于传统文化之中，无论是《水浒》中的“替天行道”，还是太平天国的“均贫富”，都与传统文化血脉相通。
换句话说，在1840年以前，没有人对中国文化自成一体的优越性表示过怀疑。中国文化特色上的中庸色彩，往往表现为包容、含蓄，因此，它除了具有包罗万象，兼收并蓄的文化整合力以外，还带有明显的主动性、攻击性不足，被动性、防御性过强的文化倾向。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经过孔、孟、老、庄、释的思想甘露的滋润，犹如覆盖在中国人心灵疆域上面的茵茵绿草，抵御着时代风云反反复复的侵蚀、沙化，使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始终呈现出一派充实、丰富、安详、宁静的景象。
秦代以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华帝国不断地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和占领，但是在中华文明与少数民族文明的碰撞、冲突中，中华文明始终是文明上、文化上的胜利者。在野蛮、蒙昧而进取性十足的北方少数民族文明面前，中华文明的稳定性和同化力显得异常强大，坚不可摧。
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风云突变，古老的中华文明突然间受到了一个来自英伦三岛的崭新文明的强 力挑战。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帮助欧洲走出了中世纪的千年黑暗。新世界的朝阳喷薄而出，刹那间，照亮了欧罗巴的山山水水。
十七世纪的英伦三岛是这场文明嬗变的最大受益者。1640年至1688年的“光荣革命”，使英国最早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上、下两院的创举，为人类找到了现代社会的政治架构。牛顿三大定律的发现，合符逻辑地催生出了瓦特蒸汽机，而蒸汽机的强大动力，驱动了工业革命的滚滚车轮。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由此而焕然一新！
议会制的政治创举，开创了一种人类社会全新的政治制度；蒸汽机引发的工业革命，促发了一种人类社会崭新的生产方式。它们被称为英国人对人类现代文明所做的两项史诗般的划时代贡献，这两者的完美结合，使资本主义时代翩然而至。
资本主义从一降生，就显示出了强烈的进取扩张的勃勃生机和贪得无厌的占有欲。神秘而富庶的辽阔东方，成为进入他们视野的大块肥肉。
英国人首先在印度取得了胜利。以两河文明为根底的这个文明古国在她面前一触即溃，不费吹灰之力地成为了她的殖民地。紧接着，英国人以印度为跳板，把更加贪婪的目光瞄向了大清帝国。
需要指出的是，十七、十八世纪，正是大清帝国的黄金时代，“康乾盛世”（康熙、乾隆之间还有雍正十三年的承先启后）时，中国的GDP超过了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更何况在文化上，中华帝国一直自视为世界的中心，将任何外族文明视为“蛮夷之术”。文化上的过分自负和极度优越感，使大清帝国一直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拒绝开放本土的港口和商埠。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与大清帝国的贸易中始终处于巨额逆差的状况，他们以曼切斯特生产的纺织品和印度的棉花、香料为主要商品，换取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连年都留下二、三百万两白银的巨额亏损。
于是，他们祭起了罪恶的鸦片，把鸦片作为敲开大清帝国的锐利武器。有西方历史学家深刻地评价道：“鸦片最能体现资本主义的本质”。
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对外扩张和占领海外市场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生存使命。选择那些消费频率高、能使消费者产生严重依赖性的商品就成为了最重要的事情，而鸦片天然地满足了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和占领海外市场的贪欲本性。
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倾销鸦片，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罪恶和灾难随之降临，古老的中国社会也随之进入了灾难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形态。林则徐上书清王朝要求禁烟时痛心疾首地说道：“鸦片不禁，几十年后会弄得国贫民弱，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需要顺便指出的是，近来有所谓的学者居然将林则徐视为近代中国社会的第一罪人，认为虎门销烟是导致大英帝国船坚炮利的直接原因。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充满了嬉皮士色彩，是极其浅薄而无历史良知的。这种剑走偏锋的奇谈怪论，无异于是说国难当头时，变节投敌当汉奸也是一种增加就业，拉动内需的正当之举。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间跨度长达七十九年，这期间，中国遭遇了一场接一场的惨败，签订了无数丧权辱国的条约。曾经傲视天下，唯我独尊的大清帝国此时已垂垂老矣，就象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描写的那样：“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公然抱茅入竹去”。
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从中国得到最大利益的是沙俄帝国。
在中国与西方列强抗争的过程中，心怀叵测的北极熊装出一副公允的模样，不请自来地从中充当所谓调停者的角色。它先是伙同西方列强将面积达156·65万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三个法国、或七个英国的外蒙古从中国肢解出去，继而又从中国的东北部和西北部掠走了近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而对中国刺激最大、伤害最深的是日本。
1853年6月3日，美国佩里将军率领6000名海军在横须贺登陆。甫一交手，日本人丢盔卸甲，转而投降，转而效法西方实行彻底的变法。两年后，这个弹丸之地的岛国就将打败中国，向中国扩张密定为立国之本。
自1868年起，伊藤博文成功地领导了“明治维新”，把发展国力、军力和教育作为民族振兴的根本。经过二十六年的发愤图强，一个现代军国主义的新日本呼之欲出。
1894年的“甲午海战”，日本人以奸诈的先发制人战术将北洋水师一举击溃。十年后，日本人又在中国的领土上，将沙俄帝国打败。需要指出的是，“甲午海战”爆发前，全日本的年财政收入仅只八千万两白银，而《马关条约》不仅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而且中国还赔偿了2·3亿两白银，加上北洋水师的装备落入敌寇之手，日本从中国掠走的财产多达4亿两白银之巨！
1901年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再次赔偿4·5亿两白银，加上利息，总计高达9·8亿两之巨！积弱积贫的清王朝就象一个丰饶妖冶的寡妇，任由色狼般的海外列强在其香艳的胴体上恣意地发泄兽欲，大施淫威。柏杨先生这样评论道：“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未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够资格的弹丸小国，现在排队而来。”（《中国人史纲》）
“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屈辱和灾祸伴随着中国社会长达一百多年。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虽然保持着强烈的家国情怀的人文传统，但是他们的内心却是异常的痛楚、无奈、悲伤，甚至绝望的。
救亡图存是那个时代压倒一切的主题。他们一次次地奋起，一次次地抗争，但到头来却都是空怀壮志，铩羽而归。
以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特别是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运动”的推动者，虽忍辱负重，惨淡经营了三十年，但最后一场“甲午海战”，使强国之梦烟消云散。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发起的“戊戌变法”，虽几乎把中国改造成为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但菜市口的屠刀使变法之举最终血流成河。“辛亥革命”虽彻底埋葬了封建帝制，但由于袁世凯的背信弃义，最终使民国的宪政共和梦想成为一枕黄粱。
民国初期十多年的北京城里，除了各国列强耀武扬威，横行霸道而外，北洋军阀也如走马灯式地起落沉浮，真的是“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积贫积弱的古老中国，一方面备受外国列强蹂躏，另一方面北洋军阀的利欲熏心，贪婪无度更加重了她的动乱与灾难。
此时的中国，不仅民族尊严荡然无存，而且五千年的文化自信和优越感也不复存在。
救亡图存成为了仁人志士们压倒一切的历史重任。
“五四”运动的爆发始于巴黎和会这一偶发事件。但是灾难深重的古老中国需要一场全方位、大烈度的深刻的变革却是历史的必然。在此之前中国文化界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已如火如荼地展开，有了相当的积淀。新文化运动所标新立异的鲜明旗帜是反对陈腐的八股文，提倡清新的白话文，而新文化运动更为深刻的指向是对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进行深入地反思和彻底地否定。
新文化运动那些旗手性的人物个个都有着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力。但是眼前中国积贫积弱的惨状，促使他们割袍断义，将造成中国积贫积弱惨状的祸根归结为传统文化，就象为了倒掉澡盆中的脏水，竟然将盆中的婴儿一起倒掉一样。
胡适先生原本赴美学的是农业，但他转而研修哲学，他认为中国人的首要问题不是饥肠辘辘，而是精神虚空。
鲁迅先生原本在日本学医，后来把写尖锐的檄文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他认为拯救中国使用手术刀如隔靴搔痒，必须仰赖象匕首投枪一样犀利的笔锋。
陈独秀先生堪称新文化运动首屈一指的旗手，他所主持的《新青年》可谓新文化运动中最亮丽的文化风标，他旗帜鲜明地抨击孔圣人，毫不含糊地否定旧文化，热情万丈地讴歌德先生和赛先生。他坚定地说道：“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理论、旧政治。要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
李大钊先生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他在与传统文化的决裂中，听到了“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转而热情洋溢地写出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将列宁式的暴力革命作为埋葬旧世界，建立新秩序的极端方式。
郭沫若先生在他那首奠定中国新诗基础的《凤凰涅盘》中，将现实世界看得污秽不堪，他写道：“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中，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宇宙啊，宇宙，我要努力把你诅咒：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你群魔叫号着的坟墓呀！你群魔跳染着的地狱呀！”
鲁迅先生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在别出心裁的《狂人日记》中写道：在五千年的礼教中，看到的只有“吃人”二字，倘若继续让孩子们生活在这样的礼教氛围中，不啻是死路一条。于是，他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在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们看来，既然世界到了如此惨状的地步，那么还有什么可值得留念的地方？既然传统文化被视为造成社会衰弱的祸根，那么为什么不赶快把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于是，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们喊出了“砸烂孔家店”的激进口号；于是岳麓学人魏源“师夷技之长以制夷”的深刻见解、晚清看守丞相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独特思想，被视为行不通的中庸之道。
…………
“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极其痛苦的，“国破山河碎”的惨状，促使他们把与传统文化的决裂作为救亡图存的先声。而更为痛苦的是如辜鸿铭先生和王国维先生这类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迷恋和坚信也达到了极端的境地，因此，一方面他们也要面对救亡图存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还要孤独地捍卫和徒劳地弘扬传统文化。
然而，他们的不幸在于确实生不逢时。所以毕生坚信中国文化的优越性，致力于以中国文化教化天下的辜鸿铭先生，最终只能拖着“晚清最后一条长辫”郁郁而终；而王国维先生在天命之年无奈地选择了自投昆明湖，以生命的代价与他所迷恋的旧秩序，所钟情的传统文化作了最后的惨别。
九十年过去了，“五四”精神依然存在于胸，新文化运动的号角犹在耳畔。那是一个理想与热血一起沸腾，青春与激情同声飞扬的大时代。在那个时代，救亡的使命压倒了社会变革的重任，对科学、民主的启蒙湮灭了对文化的革新与重建，使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出现了巨大的断层，以至于到今天还处于极度的精神荒漠化的状态。
“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社会又经历了近六十年反复的混乱与动荡，其中，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抗日战争、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其后毛泽东近30年的折腾都是重大事件，直到1978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才使中华民族终于走上了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在长达六十年的岁月里，中国社会的裂变加深，传统文化不断遭损，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核心价值体系被摧残得面目全非。近代中国仁人志士们，如胡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等所苦苦求索的宪政共和始终未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以致直至中华民族大国崛起的今日，宪政共和离我们还仍然遥远，还是未来我们仍需奋斗的理想。
然而，不管怎么说，今天的中国终于有了青春健康的模样，民族复兴的伟业终于有了变为现实的根基。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弥补“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留下的文化断层，重塑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是摆在今天全体国人面前的重大使命。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如同一棵参天大树，“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如同万钧雷霆将其拦腰击断。但是她的根须还在，这盘根错节的根须存在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中，存在于中华儿女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中，存在于所有炎黄子孙难以割舍的心理认同中。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独特坚实的基础，中华文明这棵参天大树注定必然会在风和日丽的二十一世纪枯木逢春，重展枝繁叶茂，婀娜多姿的风采。
九乡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