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榆县投诉:中国启蒙新时代

                                       作者为苏富比艺术学院高级讲师András Szántó

简介：经过两年九个月的建设，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结束，重新向世人开放。作为世界上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博物馆重张后的首个展览主题是——欧洲启蒙的艺术。

旧貌换新颜：上个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在进行了历时四年的翻新之后重新开馆。

想象你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正在崛起的世界超级大国。你花了30多年时间进行基础设施升级，并且让经济总量攀升到了5万亿美元，现在，你的国家博物馆即将重新开馆——你要在那儿向你的国民和游客讲述自己的故事——经过4年的翻新和扩建之后，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这座由巨柱支撑、气势恢弘的建筑巍然耸立，俯瞰着你的首都那历史悠久的中央广场，不是那么久远的痛苦回忆仍然萦绕在这个圣地。你，会为自己的首个国际展览选择什么主题？

坐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选择的主题是欧洲启蒙运动。

这个选择既大胆又合乎时宜。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的复兴有个能轻易找到的参照物。18世纪，社会、科学和认知等多领域的爆发搅动了整个欧洲，创造了诸多宝贵的现代性制度——其中包括博物馆和报纸。对于中国而言，可以从“理性时代”（译注：指17～18世纪末欧洲启蒙主义哲学盛行、以理性和常识占优势为特征的时期）吸取到的教训有正反两面。“此次展览能让中国在加深对世界了解的同时，进一步审视和接受自身的文化价值，”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说。

上个月开始的国际文化展览，占用了几个展馆，总面积近3万平方米。“启蒙的艺术”将展出一年。它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是因为其特殊主题，而且是因为这次展览的组织背景。显而易见，它是文化外交的产物。

中德两国元首胡锦涛主席和克里斯蒂安•武尔夫是展览的官方赞助人。此次联合举办展览缘于德国博物馆负责人的一次政府赞助的中国之行。自2005年起，两国开展了一系列旨在增进双方相互理解的文化交流活动。在中国官方与德累斯顿、慕尼黑和柏林三个国家博物馆的密切合作下，细节得到进一步落实。这几个博物馆共借出了579件艺术品、科学装置和道具，中国方面则负责在国内的一切费用及后勤准备，包括运输、提供展览设施、展品保险、营销和公关以及安保。“这就像让三四个远洋巨轮沿同一轨迹前进一样困难，”德累斯顿博物馆馆长、这个项目的主要倡议者马丁• 罗思（Martin Roth）说，“但是我们做到了。”

近期，国外有许多博物馆都吵着要与中国合作，但是围绕此次展品交流展开的紧锣密鼓的外交谋划让德国的博物馆后来居上。2007年，中德联合展览签约仪式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地人民大会堂举行，它对面就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家博物馆。2009年则是在柏林的总理府，当时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和中国总理温家宝共同出席。这一项目成为2010年签署的《中德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的一部分。德国外交部提供了660万欧元资金，还委派副总理和外交部长基多•韦斯特韦勒（Guido Westerwelle ）出席4月1日的开幕仪式。

德国的作用不仅限于艺术品。这座造价3.8亿美元的建筑的设计者是来自汉堡的冯•格康、福尔克温•玛格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von Gerkan, Marg andPartners Architects），就是GMP Architects ；汽车制造商宝马则是赞助企业；德国最大的私人基金墨托卡基金会（StiftungMercator）投入150万欧元用于举办专家讲座和“沙龙”；德国联邦共和国的世界性文化网络歌德学院，正在推广公共教育项目。中国和德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未有过如此大的手笔，也从未有那么多德国博物馆参与。

点亮一束光

 一月的北京天气酷寒，晚餐中我问 “启蒙的艺术”德累斯顿方面策展人寇朵拉•比绍夫，哪件展品最大程度体现了德累斯顿元素。她指着目录中的一副剪影图，这部作品由约翰•海因里希•利普斯（Johann Heinrich Lips）创作，刻画了法国哲学家伏尔泰，伏尔泰手持一盏明灯，一束光线照耀到图框外。“他带着光明，带领着游客走出展会”她说。“这幅画不言自喻。”国家博物馆方面负责此次展览的策展人陈煜对此表示赞同。“这幅画隐喻启蒙运动”，他说。“欧洲启蒙运动现在仍然影响着世界各地的人们。中国人民还在享受着启蒙运动的果实”。  

完全正确，对启蒙运动和中国来说，不仅仅需要满足视觉欣赏。 

美术——启蒙运动创造出来的这种艺术——充分反应了18世纪欧洲的变化全景：君主政体兴起，公共领域崛起，科技进步；痴迷历史、自然、远离都市的地方；人们世俗地对宗教与迷信产生质疑，个人主义意识更突出，脱魅所带来的心理阴影，现代生活所带来的迷茫。理性时代不仅呈现出新的主题，还出现了新的论题和机构。艺术家是有自主想象的个体，新的公共机构崛起——美术展览馆、音乐厅、文艺批评——所有这些都为今天的艺术、欣赏艺术的观众构建了框架。 

启蒙运动的各个方面都在北京展览会上展出，包括华托、布歇、卡那来特、柏拉尼西、贺加斯和戈雅的杰作。总之，此次展会以实物的方式进行历史教育，是一次连续的尝试。“我们必须寻找多个点子，我们必须找到符合点子的作品”，陈宇说。瓦伦廷内?格林（Valentine Green）所作的一幅油画是临摹约瑟夫•赖特的作品，这部名为《气泵里的鸟实验》作品创作于1768年，这幅作品是从柏林借展的。与之匹配的是，德累斯顿的一个英国真空抽气机，这一装置是都为了体现重要的科技发展。1808年，Marie-GabrielleCapet演播厅多个女画家共同创造的一幅素描，这幅作品是从慕尼黑新美术馆借来的。该作品表现了艺术以及女性在公共领域中的突出地位。诸如此类。 

毫无疑问，这部作品陈列在中国博物馆内，某些方面看起来具有异国情调。当然，这次展会不是把欧洲看成断裂的人类发展史。如果不计时间断续，这次展览也标志着欧洲一段悠长的文化对话。 

启蒙运动前后，远东地区对欧洲皇室收藏品情有独钟。迈森瓷器工厂位于易北河上游，易北河流经德累斯顿。这些工厂照搬中国的造瓷技术，也有同样的竞争气氛。现在中国公司采用电子化生产。具有影响力的欧洲大陆思想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德国唯理论者莱布尼茨和传教士支持儒家学术。伏尔泰把儒学看成对抗宗教不容忍的一种武器。他在自己墙上挂一幅中国道德家的画像。中国农业耕种方法、公共行政管理策略受到欧洲启蒙时代的青睐。 

启蒙运动前后，欧洲皇室对远东地区收藏品情有独钟。迈森瓷器工厂位于易北河上游，易北河流经德累斯顿。这些工厂照搬中国的造瓷技术，现在中国公司学习制造德国电子产品也有同样的竞争热情。。具有影响力的欧洲大陆思想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德国唯理论者莱布尼茨和传教士就从儒家学术中学习。伏尔泰把儒学看成对抗宗教中不容异见思想的一种武器。他在自己墙上就挂了一幅这位中国德育家的画像。中国的耕种方法、公共行政管理策略受到欧洲启蒙时代的青睐。 

国家博物馆数英里外是历史悠久的北京孔庙，在非常有艺术氛围的展馆里，标牌向人们自豪展现中国人对启蒙运动的影响，这种影响还延伸到18世纪的大西洋革命。孔子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如，这种思想经由法国雅各宾派的领导人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为1789年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所汲取。 

一个世纪以后，轮到中国开始受到启蒙的鼓舞——康德把启蒙描述成“启蒙就是人脱离于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热衷于理性主义，社会进步，延续2000多年的王朝统治被毁灭。1919年5月4日，大约有3000名学生游行队伍来到天安门（气势宏伟的天国安宁之门），强烈渴望中国更强大、更加开放。他们号召中国引进“德先生”、“赛先生”，这是启蒙运动精髓的人格化比喻。接下来的风潮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博物馆展览正陈列这一动荡的历史政治事实。 

“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人类脱贫历史上算是最大的增长，随之而来的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城市化”，亚历山德拉•门罗说， 他是纽约古根汉博物馆亚洲艺术馆的高级策划人。该博物馆自1997年以来与中国有过四次交流活动。“但是政府意识到要想实现真正的领先，你得做到伟大。艺术能孕育出伟人，因为艺术教人如何进行深刻而富于创造性的思考和感知”。 

在我与北京的诸多艺术家和专业人士的多次交谈中，有一次，一位当地的女商人这样激情澎湃地解说启蒙运动的教益：“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是该停下来反思了。我们是经济上的领导者？还是精神上的领导者？这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一部分。我们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文化领域的合作

博物馆距离毛主席纪念堂和故宫不远。原先那座简朴的旧馆位列中国十大建筑之一，是为纪念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而于1959年飞速建起来的。“每个中国小孩都知道它”，该工程GMP方最主要的合伙人斯蒂芬-茨说，“因此你处理时需要格外谨慎。”

在旧馆关闭翻新之前，它一直身兼两职：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那里收藏着120万件物品，包括极其珍贵的青铜文物和全国考古现场发掘到的物品。但它对北京文化生活的影响却完全被边缘化了。 

1959年国家资金匮乏，因而博物馆在面积上要小于天安门广场对面的人民大会堂。扩建后其面积将变为原先的三倍，之前的不平衡感也会得到纠正。由于国内建筑学界批评说北京已沦为国际建筑师种种奇思歪想的试验场，政府开始寻求一种方法，使得改建更富有传承感。 

尽管2004年的设计大赛吸引了像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诺曼-福斯特（NormanFoster）、瑞士建筑师事务所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和其他一些业界翘楚，摘得桂冠的却是一家不那么知名的公司——GMP建筑师设计所。它在中国设有一间70人的办事处，并已经承接了体育场、办公大楼、国内最大的基督教堂的设计，还为临港——一座拥有80万居民的新区进行了总体规划设计，其中包括一座外形采用帆船模样的中国海洋博物馆。 

德国建筑师们与中方合作伙伴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一道，借博物馆改建工程成就了在文化领域的合作。他们对中国和西方的感受力都进行了考量，以免过于倾向于任何一方。只有313米（约1000英尺）的正面和侧壁没有改动。尽管以琉璃瓦装点，新馆看起来就像是座欧式建筑。中国本土的建筑师已经精通欧式美学。 

别具特色的门厅被巧妙地命名为“大讲坛”，据说比泰特现代美术馆内涡旋厅的面积还要大1/4。第二层在第一层的基础上又扩大了一倍。建筑师曾建议搞得更大些，但被博物馆的馆长——一个富有经验的建筑师拒绝了，因为他想为长廊保留更多空间。即使如此，巨大的门厅也将成为现代中国标志性室内设计之一。 

“对我们而言，将传统的中国文化建筑变得更有现代感是项艰巨的任务”，GMP公司北京总部的设计师斯蒂芬-瑞沃勒在参观博物馆时如是说。该建筑以花岗岩作地基，内壁多覆以樱桃木，让人想起中国旧有的建筑方法。沿着迂回到左右两侧的小道，你才能来到上面的长廊；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遵照了风水学上的“照壁”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其目的就是要把鬼吓跑）原则。在立柱、石栏、藻井和贵宾房里定制的朱色织物嵌板上，你可以依稀看到故宫的影子。不过建筑师们坚称，主楼梯的设计和长城相似并非有意为之；或许正是潜移默化之下中国文化为建筑设计注入了动力。 

在建造过程中，中方和德方一样有很多东西要学。德国建筑师们带来了先进的通风方法和气候学，并说服中方要始终将建筑材料的色彩选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在大多数博物馆建造时只考虑外形，而较少考虑规划设计和内部结构的国家，对于博物馆的印象随着与国际伙伴的合作而有所进步。“这项教育工作很宏大，”瑞沃勒说，“当德国的策展人到来的时候，总是被一群年轻的中国人包围着。”

在重建过程中，全球文明也扩展了自己的足迹。四个巨大的长廊被开辟为亚、非、欧、美洲艺术的展示橱窗。很快地，那儿将因与秘鲁文化部、英国博物馆和维多利亚-艾伯特博物馆联合举办多次展览。按照吕章申的说法，与意大利、美国、加拿大、塞浦路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联展也在筹备中。“对于此次展览，我的最大期望，”他说，“就是它能够如实地表达出新起点的意义，并开个好头”。 

软实力

陈平是主要负责此次启蒙运动展联络的文化部官员。“文化交流也是思想交流”他说。“分歧并不可怕”，他补充道：“互不了解更糟”。陈平知道自己说什么。他不仅德语、英语流利，对于纷繁难懂的欧洲艺术史以及错综复杂的欧冠足球也是如数家珍。

他的部门大概有160个人——其中一半的工作人员被指定负责每年有5000万美元预算的文化交流。另有约300名驻外使馆的外交人员负责文化项目。自2001年以来，这个部门已经在柏林、阿姆斯特丹、罗马、华盛顿特区举办了多场文化节，足迹遍布法国、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在毛里求斯、贝宁、巴黎、马耳他、开罗、东京、首尔、乌兰巴托设立了文化学院。并计划在今后十年增设30颗卫星。这还不包括教育部运作的向外国人传授汉语和中国文化、遍布98个国家的330座孔子学院。

国家博物馆的重新开放不仅仅意在国内消费，还包括将中国的文化力量投射到海外。这是博物馆设蓬勃发展的冰山一角。到2009年止，中国有3020座博物馆，其中包括328座私人博物馆（美国博物馆协会估计美国的博物馆数量为17500）。中国每年都要新增100座博物馆。自2008年以来，大多数历史博物馆已免费向公众开放。今年三月，政府已放开现代与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准入。博物馆发展快速步伐是国家推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正如文化部长蔡武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次评论中所言：“要打造一批世界知名的文化品牌”。

“接下来的这10年应该会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的叶朗在今年1月份的一次会议上说。一个“文化产业振兴计划”已于2009年公布，中国的文化产业据报导要达到1270亿美元，年增长率达15%。“国家不仅仅满足于自己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新华社今年1月宣布：“现在它需要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综合性的文化影响”。在2009年，政府以44.5亿美元的文化经费支持这些雄心壮志，还不包括建造费用在内。

“软实力”，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1988年给其下的定义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或支付来获得所需的能力”，在中国这个对自身的全球角色不断进行自我评估的国家里，这个术语在其政治圈内耳熟能详。对文化项目和交流的大笔投资已经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文化外交最为活跃的支持者之一。

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文化能买来商誉。高规格的交流如启蒙运动展可传达出开放性、敏感度以及信心。正如住在北京的美国广播公司（ABC）前高管哈维•佐丁（Harvey Dzodin）在环球时报撰文所言，尽管通过国营媒体进行的“对外宣传工作”有可能被视为政治宣传，文化吸引仍可传递出不同的信息。西安兵马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相对于2300年前曾作为黄土之下的硬实力战士为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服务，兵马俑今天作为软实力大使为中国的服务要更好”。

2007年，胡锦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宣布：“我们必须提高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并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以提高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此后，外交部设立了公共外交办公室。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向全国人大做的报告中保证，中国将投入更多的资源来促进文化发展。该党当然愿意花大钱去树立中国的光辉形象。2008年的奥运会以及2010年的世博会的标签价格是800亿美元。中国已经迅速扩大出席如法兰克福书展这样的国际文化活动的规模，更不消说在艺术市场领域，根据艺术护甲（Artvest）的研究调查，自1996年以来，它已经把所占市场份额提升了4倍。国家博物馆的重新开放仅是繁星点点的一系列事件中的一点。

把这种气势与美国毫无生气的文化外交相比发人深省。冷战后的必胜心态导致美国的海外文化机构的撤销，1999年美国新闻署（USIA）这家一度有14亿美元经费的机构被撤销，这种行为达到了顶点。911之后，随着美国把注意力转移到穆斯林及阿拉伯世界，被发配到一系列政府机构中去的公众外交没了方向。今天，负责海外艺术和文化交流的机构之一的美国国务院教育和文化事务局（ECA），正在重新设立新计划。但2010年它那寒酸的1150万美元的文化交流预算（约为该局总预算的2%）大都配给了视觉艺术以外的偏向于人员交流的社会公共机构活动，如巡展。请注意，整个教育和文化事务局在艺术与文化交流方面的预算大抵相当于德国在启蒙运动展上的公共开支。

简而言之，尽管美国博物馆与中国进行交流，在需要为重要任务筹措资金的时候，它们还是无法与有国家撑腰的亚欧博物馆旗鼓相当。在更广阔的艺术政策舞台实践上，美国也遵循与文化交流相同的方法。它将大部分工作都外包给了私营机构和公私合作伙伴，认定私人赞助者会承担费用。许多欧洲国家现在也盯住了类似的方案。麻烦的是，私人基金会并不情愿支持国际项目。

在 2010年的一份报告《促进基于文化交流的外交中的公立与私立再投资》中，罗伯特•斯特林•克拉克基金会（Robert Sterling Clark Foundation）发现，2003至2008年间美国在文化交流方面的直接总投资一直在稳步下降，至每年2070万美元。这一金额为文化捐赠总额的0.64%，仅为美国基金会总捐款微不足道的0.05%。

开启对话之旅

国家博物馆建设与“启蒙的艺术”展览，能否为中德双方带来回报？这一问题的背后则隐藏着更深刻的问题——博物馆可否塑造社会心态？文化是否在治国方略中是否扮演了一个有意义的角色？艺术机构是否应该在政府服务中有所作为？ 

游客接待量是衡量博物馆改扩建成效最粗略的标准，这对国博而言不成问题。“一年50万游客访问量在我们看来也不算什么。”中方策展人陈煜表示。容纳5万人，对于这座新落成的博物馆而言绰绰有余。但大多数人质疑年接待量50万人的雄心。 

文化交流与合作的过程往往错综复杂。中国人倾向于严肃理性的谈判协商， 而西方人则会私底下抱怨骤变的合作方向。一些中国人惊讶地发现，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德国同事是最冥顽不化的老古董。”  

文化外交的影响力更是难以估量的。尽管中国一贯致力于文化发展和对外开放，国家的受欢迎程度似乎和其经济实力成反比。中国始终缺乏一种如美国流行文化那样具有国际吸引力的杀手锏。并且，软实力再强大，也不能抵消国际金融和人权领域的严峻现状。正值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之际，中国政府因顾虑中东的动荡局势，而加紧了对公众集会和媒体的监管。 

或许，“启蒙的艺术”送来的最大的希望，便是为艺术家及专家学者们提供一个思想激荡与对话的平台，探讨中国应如何登上世界大舞台。“博物馆可以成为新思想的发源地，”斯蒂芬－茨先生说，“中国人十分注重汲取新的思维方式。”然而，这其中的风险显而易见——中国的潜力能否通过实现人道的可持续发展得以展现？中国的领导人能否在德国社会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提出的“合理，客观，以及真实公开地探讨社会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在当下物质主义横行的文化环境里，中国人能否重新发掘艺术价值的无形资产，领悟其中的意蕴？ 

“我认为启蒙运动尚未结束——每一时期的文艺与其表现形式都离不开启蒙，”文化部官员陈平表示，“中国需要启蒙。美国需要启蒙。即便是今日之欧洲，也需要启蒙。”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