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短裙子美女被性侵:切尔诺贝利事故引发的“政治裂变”

　　切尔诺贝利是迄今为止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事故。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3分46秒，切尔诺贝利4号机组发生爆炸。据祖波夫主编的《20世纪俄国史》(2009年，莫斯科出版)提供的最新资料，爆炸相当于500颗1945年投到日本的原子弹，喷出近190吨放射性物质和8吨放射性燃料。大火烧了两昼夜，700万人受到辐射，数千人遭受过量辐射，被污染的土地达1亿公顷。参加救援的8.45万人中，在本世纪初有一半死亡或残疾。这次事故对刚刚启动改革的苏联造成了重大冲击，直接影响了苏联改革的方针政策选择，推动苏联改革加速前进。

　　事故源于苏联体制

　　与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不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其造成的危害也远远超过福岛核事故。切尔诺贝利发生爆炸的是1984年才投产的新机组。在1996年6月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调查小组得出的结论是：导致事故发生有两个原因。直接原因是操作人员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和不遵守工艺规程。“如果照章操作反应堆，一切都会正常。”主持试验的是区工程师，试验的目的是检查反应堆停止运行期间涡轮发动机组的情况。他们关闭了备用冷却系统并且只用了8根碳化硼棒(按标准的程序应该用15根)控制核裂变的速度，反应堆在工作的状态下断开应急冷却系统是被禁止的行为。更为深刻的原因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研制的РБМК型反应堆本身有缺点，这种反应堆没有保护系统和剂量测定系统，缺少外罩，一旦出事后果严重。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看起来是偶发事故，实则有其必然性。政府和电站领导人缺乏安全意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发电上，工作人员极其不负责任，没有严格操作程序。更不可思议的是，对于像核电站这样极其危险的地方，苏联没有处理事故的预案，在事故发生后，消防队员按处理一般火灾来处理。类似的大事故在苏联还有不少。1986年夏，“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 重型巡洋舰在新罗西斯克湾发生撞船事故;1989年5月，乌拉尔地区发生火车相撞和天然气爆炸事故。事故与劳动纪律松懈、缺乏责任心直接相关，事故发生后也暴露出处理不及时、效率低下、官员对民众权益麻木不仁的问题。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核电站的领导并没有及时向莫斯科报告情况，这个消息传到莫斯科时已经是1996年4月26日早晨。先是报告给了雷日科夫总理，雷日科夫又报告了戈尔巴乔夫，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此事，并成立了事故处理小组。当时，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已经知道了爆炸的基本情况，爆炸时有放射物质喷发，即出现了核泄漏。但是，苏联的报刊、广播和电视对此保持沉默，大众对此一无所知。到26日晚，全世界都知道苏联核电站发生了事故，莫斯科仍在沉默。核电站附近普里皮亚季镇的居民生活如常， 4月26日夜间才决定疏散该镇居民。从4月27日14时开始疏散，4万多人被迫离开了家园。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4月28日11时，苏共政治局终于开会研究是否报道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都认为应该尽快向外界通报情况，但是，通报还是被拖延下来了。直到4月28日晚9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才发布公告，简单地向公民通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事故，一座原子能反应堆受到损坏。正在采取措施消除事故后果。受到影响者正在得到救助。已经为此成立了一个政府委员会。”并没有说发生了核泄漏事故，也没有提示居民进行防护。从切尔诺贝利开出来的车辆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驶入基辅市区，造成核尘人为扩散。正当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纷纷把他们的公民撤出基辅时，乌克兰当局仍然组织了五一节大游行，不明真相的市民不加防护地走上街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其他城市也举行了庆祝活动。

　　直到5月14日，作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才发表电视讲话，介绍这次核事故，他强调“政治局承担起了迅速消除事故、控制其后果的组织工作，成立了政府委员会，迅速到达出事地点，为了研究解决问题，政治局成立了由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领导的小组。”为消除事故，全国调动了各方面的力量，包括军队和内务部。戈尔巴乔夫强调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故，一得到确切的消息就告知了民众，并通过外交途径通告了外国政府。他表扬了为消除事故后果做出贡献的人，感谢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社会对苏联的帮助。关于事故的后果，他说有两个人在事故发生时死亡，一个机器调整工，一个操作员，另有299人被诊断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入院，其中7人死亡。最后，他呼吁国际社会在国际原子能组织的框架下加强合作，建议尽快和美国总统里根在欧洲任何一个城市举行会晤。从中我们看到，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向民众说出灾难的全部实情，他没忘强调苏共的伟大与英明。

　　从苏共处理事故的过程来看，他们确实做了大量工作，雷日科夫、利加乔夫5月2日还亲自到现场实地调查，但是，苏共延续了传统做法，没有以坦诚的态度对待民众，被撤走的民众不知为什么离开，遭受辐射的地区也不知需要防护。对于因经验不足造成的处理失误，苏共也没说一句表示歉意的话。正因为如此，尽管苏共做了许多工作，并不为民众所认可。

　　事故促进了苏联的改革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在改革伊始，事后，戈尔巴乔夫深有感触地说：这一事故“清楚地反映出了我们整个制度的诸多痼疾。这出悲剧汇集了多年积累起来的一切弊端：掩盖(闭口不谈)各种非常事故和阴暗面，不负责和漠不关心，工作粗枝大叶，酗酒成风。”切尔诺贝利事件成为戈尔巴乔夫积极推进改革的重要推动力。

　　首先，这一事故直接推动了公开性的发展。苏联以往的宣传机器习惯于报喜不报忧，粉饰现实，掩盖矛盾，在处理这一事故时，苏共沿续了这一传统。但是，切尔诺贝利事故不同于其他事故，其影响超出了事故现场，欧洲临近苏联的许多地区也受到了核辐射。在这种情况下，秘而不宣或不及时通报，给数百万人的健康和生活带来了危险。苏联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为消除事故后果而斗争，加快了推进公开性的速度，开始允许媒体报道发生的事故和灾难。戈尔巴乔夫希冀公开性对麻木和无所作为的官僚起警醒的作用。正如《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一书所说：“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谈论公开性，但是，他在执政的头一年却把精力集中在实行改革的经济战略上。是他对这个要么不愿、要么不能实行哪怕是有限的变革的党所产生的失望，使他挥舞起公开性这面大旗。”公开性很快从新闻，扩展到历史、文学等诸多方面，对吸引民众广泛参与改革起了很大作用，活跃了社会气氛，然而事实真相的披露使苏共粉饰太平、掩盖矛盾的意识形态大厦迅速崩溃，要求改变体制的激进力量迅速发展，使戈尔巴乔夫渐进改革之路走不通了。

　　第二，这一事故促使苏联实施体制变革。苏联改革之船刚刚起锚，就遇到了切尔诺贝利这股大浪，这一事故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困难，仅在事故的最初阶段就花掉了140亿卢布(按1986年价格计算)。而此时苏联面临国际社会石油降价(1985年172卢布一吨，事故发生时是52卢布)，苏联因此损失90亿卢布，债务从70亿美元增到110亿美元。财政上本来就困难，这一事故真是雪上加霜。为消除事故的后果，苏联每年都要支付不小的开支。戈尔巴乔夫自然十分恼火，他在7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核动力工程系统，他尖锐地说，学者、专家、部长30年来都说电站是安全可靠的，把自己当成上帝，不受监督和批评，在科研和生产中实行垄断。戈尔巴乔夫要对这种体制实施根本的改革，他通过公开性打破了以往靠意识形态和舆论打造起来的苏联模式头上的神圣光环，促使人们解放思想，为改革做舆论准备。从1987年1月中央全会开始，苏联进入了体制改革阶段。先是提出各级党委书记都由选举产生，继而又扩大了企业的权利，由工人选举厂长。但是，改革遇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为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苏联开始在经济形势并未好转的情况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导致了政治过热，反对派迅速发展，苏共失去了控制局势的力量，在社会激进情绪的推动下，改革措施密集出台，维护旧有体制已不可能。到1990年苏联的改革转向，开始以三权分立、市场经济、政治多元为核心，重建新的发展模式。

　　第三，此事激化了联盟中央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地方的矛盾。切尔诺贝利事件以后，全国掀起了一场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生态运动，在受害特别重大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出现了社会运动，他们指责中央政权对这些地区的居民犯有“危害种族罪”。苏共没有及时化解地方的不满，使这一地区的独立倾向加剧。最终，这两个国家与俄联邦一起宣告了苏联的死亡。

　　第四，切尔诺贝利事故让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了核武器的危险，他把许多精力放在与美国缓和关系、裁减军备和防止核战争上。戈尔巴乔夫大力倡导“新思维”，强调核战争不是政治的继续，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承认全人类价值优先于民族、阶级等价值。苏联不再以阶级斗争的立场对待一切国际现象，推动苏美关系缓和。在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下，苏美签署了销毁中短程导弹的条约，“冷战”也在1989年12月宣告结束，《美苏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也终于在1991年7月签署，开启了裁减战略核武器的进程。苏联外交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和退让，但这是符合苏联利益的，因为结束了与美国的军备竞赛，苏联可以把更多资源用于国内发展。可惜的是，苏联未及充分品尝国际关系缓和的成果就解体了。

　　总之，切尔诺贝利虽然表面看来只是一次生产事故，其影响超越了经济领域，与苏联的最后解体不无关系。

　　左凤荣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