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人巨蚊在线播放:文化杂谈五则

文化杂谈五则

文化杂谈1：物质文化：精神和制度文化之载体

 文化是指人类在宇宙空间的一切遗存。人类文化包括人在内的物质文化、精神或思想文化与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包括史前遗址与有史记载之一切人类遗物，诸如人类代代相传的文化技艺、衣食住行之物、园林建筑、各种文字、各类书籍、碑林雕塑、各种用具、战争武器等等，不胜枚举。传统思想文化与制度文化如“软件”，蕴含于物质文化。而物质文化如“硬件”，是精神和制度文化之载体。的载体有两方面：物体与人体。物体就是文化的物质载体。承载着哲理、思想、道德、观念、科学知识、书画艺术、民族习俗，以及由这些东西支配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等。

不言而谕，如象电脑那样，硬件与软件是互依存的，少了谁电脑也不能运转，也就不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的目的。所以，为认识和继承文化传统，就应从硬件和软件双管齐下，注重两者的关系。

文化杂谈2：城市改造与教育和文物

 现代化是中国人百年的梦想，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进行城镇化的社会大转型，这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是一件浩瀚而复杂的伟大工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旧城的改造使得中国众多城镇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制造”。有人曾经笑侃：如果把你空降到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你都会感到这里就是你熟悉得日日走过的大街。虽然汪曾祺在《胡同文化》里认为北京的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其精义是“忍”，即“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但没有了四合院建构起来的胡同文化，北京将不再是文化意义上的古都。紫禁城只是在钢筋水泥的现代气息中收藏起来的一具古代文化标本，它不意味着北京的富有与厚重，恰恰相反，却是一种匮乏与轻薄！大学应该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高度发达的地方，可中国的大学似乎不在乎这些东西，它完全变成经营者构建起来的“混凝土公司”。这里充满着倾轧与欺骗，这里是官僚的滋生地，这里是贪欲的培训所……它最大的“成就”就是有些人为了一己之私全然不顾所打的招牌，和其它地方一样，拆了建，建了拆，忙得不亦乐乎。我的母校有一座让人怀念的大礼堂，据说是当年马步芳将军驻扎兰州时，千辛万苦地通过骡马运来建筑材料，在艰难的抗战时期修建起来的，它和这所大学的历史一样长，论理应该是母校最值得珍视的建筑了。然而，在世纪之交，被称为“生产队长”的W校长上任后，大刀阔斧的实行“改革”，毫不迟疑地将之夷为平地。他的行为遭到许多老教授的质疑，于是就乘机又花了一大笔钱，修了一座纪念园，将礼堂的大门按比例缩小建造后，立在一堆残砖断瓦旁，周围配上绿色的草坪、树木，以及石桌石椅，把这里营造得阴森森的，极易使人联想到洋鬼子毁坏了圆明园后所遗留下来的痕迹。有媒体称，外国的许多大学着意要保留好几百年的古建筑，他们认为这是大学里最宝贵的东西，蕴含着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无论雨天还是晴天，无论是霞光下还是月光下，静穆地守望着它，都会使人觉得有一根金丝线将过去与现实贯穿起来，给人无限的遐思。这本身就是一种教化。遗憾地是中国的大学没有这样的境界。

 让我们奇怪的是中国人为了纯粹的“爱国”，不惜花重金购得散落于海外的各种中华文物，而对国内那些具有文化价值却不能给他们带来直接利益的文化载体，却无人问津，甚至寻找各种借口肆意破坏，哪怕是在悠悠岁月中留存下来的残垣断壁。据说圆明园的石条、石狮等材料，在英法联军肆虐后就散落于北京许多人家，做了他们家的什物。好多年过去子，没有人去收集这些文物（它已与胡同文化一道被城市改造的洪流所埋藏），倒是有人觉得一定要把那不幸的历史要写进历史、甚至是语文教科书里，好让学生了解帝国主义是如何凶残地对待人类文化的瑰宝，至于其它，则大可不必挂在心上。

       三

       我的家乡在黄土高坡，沿着崎岖的山路攀登而上，山路的尽头就是大约有一百平方千米的李家塬。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早已被废弃的堡子，厚实的土墙默默地矗立在那里，墙头长满的青草，招来许多山雀安家落户，给这里增添了勃勃生机。旁边有几株榆树，很粗壮，但由于其饱经风霜，打我记事时就显得萎靡不振，树叶常常掩饰不了一些干枯的枝条，结出的榆钱也与众不同，带着一丝苦涩。小时候，我经常和伙伴来这里玩耍，时不时从墙根的土层里掏出古钱来，偶尔也会收获一些粗糙的黑碗以及石制的器皿等。要是太阳下山，我们就得赶紧回家，因为老人们讲过这里曾经发生过闹鬼的故事。后来我到外地工作，好几次在梦中都呼唤它的名字：“塬头堡”！每次回乡，我都要在它的墙根站一站，静默地望着它，思绪万千，觉得自己在阅读一本厚重的书籍。恋恋不舍的情感根脉啊，已深深植入这片黄土地中，它已经成为我生命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它是故乡的灵魂，也是我存放灵魂的一个重要场所。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家乡到处都是揭不完、用不尽的黄土层，可偏偏有人要从这里取土垫圈，这样日削月割，连同那些大树最终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据村里年长的人说：他们的祖先在同治年间来这里居住时，荒无人烟的原野上就有这陈旧的堡子。可是，寄放我灵魂的堡子，在不经意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使我不禁发问：夜以继日都在讲文化传承的中国，怎么无人打理这类事情？没有精神家园的官员，难道都一门心思地搜刮民脂民膏，之后就都要移往美国、加拿大去居住吗？

        孕育了谢灵运、李绅、范成大、茅盾等众多文化名人的江南名镇——乌镇，原有的风貌和格局保护得很好，小桥、流水、石板、小巷，每年都吸引大量的游客，为这里增添靓色。可像乌镇这样倍受关注的古镇在中国极其有限，不管它怎样耀眼，却挽救不了大量具有文化价值的古村落被毁灭的悲惨命运。2010年底，拥有数百年历史的黄山市潜口镇上叶古村落，被有关部门列入土地整治整村推进项目。大半年过去了，全村五十二户村民已集中搬迁，现有的民居将被全部拆除（见2011年3月28日《新安晚报》A04、A05版）。在9月6日上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著名作家冯骥才痛惜地说：“最近，我们对山东地区古村落做了一个调查，调查以后的结果非常吃惊，现今一座完整的原真的古村落也没有了。能想象齐鲁大地上找不到古村落吗?” “我们的古村落现在空前地进入一个消亡的加速期。要不是发现一个开发一个，实际就是开发一个破坏一个；要不就是根本不遵从文化规律，而是从眼前的功利出发，改造得面目全非，把真的古村落搞成了假的古村落。”在会的温家宝总理紧锁眉头，也为古村落的遗失而焦虑，他说：“现在古村落保护存在三个问题：第一，就是现在有些地方不顾农民合法权益，搞强制拆迁，把农民赶上楼，丢掉的不仅是古村落，连现代农村的风光都没有了。农民失去的是土地，这件事情远远超过文化的保护。第二，就是我们在城市建设中，从建国以来，我们应该吸取的一个很深的教训，就是拆了真的建了假的。大批真的物质遗产被拆毁，然后又花了很多的钱建了许多假的东西。第三，就是城市的设计不是从这个地区文化的特点出发。这个问题恐怕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温家宝同冯骥才对话古村落保护》来源：《中国艺术报》2011年09月11日）当然，我为温总理真诚的话而感动，但这仅仅是他个人的想法，而事态的发展会告诉我们，中国的现实问题不是他所能扭转的。

 文化杂谈4：革故与NX门

 其实，中国文化的承载物一向不被国人所重视，自从伟大的英雄项羽一把火将富丽堂皇的阿房宫化为灰烬，毁坏文化载体的病菌就钻入中国人的肌体，定时发作，并且在许多时候还特别严重。当年军阀头目朱温在屠杀了满朝的宦官之后，强迫唐朝皇帝李晔及整个长安居民浩浩荡荡东迁洛阳，“长安宫殿和所有民房，悉数拆除，……长安这个曾经作为中国首都，先后达一千一百七十一年之久的巨城，受到最惨重的一次破坏，从此丧失被选为首都的资格。”（柏杨《中国人史纲》第564页，时代文艺出版社）吾朝降生于20世纪中叶，此时现代文明的春风已吹荡整个世界，按理说在这个时候国家该倍加珍视自己的文化遗产，可不知为什么偏偏出了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大救星”，他立下豪情壮志，要用自己的斗争哲学斩断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于是在短短的时间内如暴风骤雨般将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基本扫荡殆尽，而他老人家最终躺进了水晶棺，令人疑惑的是他还如生前一样享受成千上万人虔诚的膜拜。

 由于中国人的病态文化心理，在文物管理上也就随意而任性了。故宫的“八重门”事件，完全可以写进“拍案惊奇”。“失窃门”、“会所门”、“错字门”、“哥窑门”、“瞒报门”、“拍卖门”、“屏风门”、“封口门”，门门让人揪心，门门让人愤怒。民谚曰：“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国家的民主与法治建设这一步落伍，其它方面怎样地作造，都不会赢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即使偶尔“灵光”一闪，也只是昙花一现。故宫一次又一次地暴露出了管理漏洞、经营问题、责任心丧失、延迟回应等诸多问题，与故宫以往庄重大器、雍容华贵的形象形成了巨大反差，这是现有体制必然导致的结果。故宫博物院堪称“中央博物院”，中央如此歪歪斜斜，地方呢？那就更不用提了。此时，我想到余秋雨先生的《道士塔》一文，他愤懑地说：文物在国人手里就会糟蹋得不成样子，“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我完全理解余先生的心情，破坏中国文物古迹的真凶是中国人，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那专门是为中国人火烧更多的圆明园的罪行做掩饰的。

 文化杂谈5：赤裸铜臭与招摇撞骗

 眼下的中国人都被铜臭味熏成了肆意妄为、无所顾忌的娼妇，哪里有利益，就像苍蝇嗅到了粪便一样，扑闪着翅膀嗡嗡地去攫取，生怕落在人后。对待文化遗产也是如此。那些利欲熏心的官僚们，他们所重视的只是能给自己提供最大利益化的东西，为此，他们蔑视纳税人而步入旁门邪道去寻找文章，从而招摇撞骗，欺骗民众，以求巨额回报，以便让自己先富起来，以便让自己先富得流油。正是在这种赤裸裸的利益驱动下，在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遗产问题上，中国人从道德上看可谓极其败坏，从价值上看可谓极其混乱，从行为上看可谓极其丑陋。“中国制造”不得了，可中国造假更是了不得，文明古国本没有几样东西值得向人夸耀，于是就急急忙忙去仿古、效古，混淆视听，以显示我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出现在小学教材的地动仪，是上世纪50年代在上级有关精神的指示下，王振铎根据古书描写的196个字，结合英国科学家的地震理论设计并发明的，它绝不是什么东汉张衡的地动仪。去年，学者闫沛东曝光曹操墓事件始终就是个谎言，声称自己掌握了录音等证据，发掘文物均为事先伪造埋入。9月11日的广州日报刊登一篇题为《文物造假专家看不懂藏家不敢买》的文章，声称“文物交易市场真品不过5%”，“中国文物市场总体违法！”吃得满面油光的一些人大代表，从关心“中华传统文化”立场出发，堂而皇之地提议案要求挥霍大量金钱建立所谓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孔子曰：“未事人，焉事鬼”，可偏偏有人要宁可三百亿拜鬼，却不肯拔一毛利民；一座新建的城池能不能标志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却知道有许多西部农家的孩子上学困难，一双双忧郁的眼睛都在搜索着，是谁能够让他们背起书包走向课堂；有许多为中国的GDP耗尽心血的农民工，患上了难以根治的各种职业病，正望着医院墙壁上“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发呆，他们知道那几个字的注释是“有病没钱莫进来！”；多少房奴在唉声叹气，迷惘的神情渗透着无可奈何的悲哀……

 闲话终归闲话，不必太当真，否则心脏的负荷就得加重。但有一点千真万确，那就是中国人已经变得很穷了，穷得除了一沓臭钱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了。一个没有精神家园的国民，就如一条丧家之犬，蜷曲在荒山野岭，等待他的将是更可怜、更可悲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