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车赛车觉醒:王久良垃圾之“痛”

垃圾，是世界性的困局。垃圾的背后，站着身为受害者、但同时也是贻害者的，我们每一个人。比整治一两个垃圾场更重要的，是改变人心。

　　缘起

　　一袋垃圾离开我们的手，之后几经辗转、几多成本才能离开我们的城市？未来，当城市近郊的大型垃圾填埋场被悉数填满之后，我们的垃圾又将何去何从？

　　7月8日，上海福州路，讲述北京故事的纪录片《垃圾围城》令周末夏夜的沪上观众也心境难平。垃圾，是现代化城市的共有之殇。

　　“这是部使人疼痛的纪录片。所有那些事都不陌生，人们其实千百遍从报纸、电视、科学家的访谈中听说过类似场景。但当它们被放大到几层楼高的电影屏幕上让人不得不与之对视的时候，人们还是惊恐了。”署名司马媛的观众在“四月风”上如是说。

　　“垃圾增长迅猛，且已无处不在。我只想通过自己的劳动，用这些朴素影像来帮更多人看到这现实，引发更多思考，也希冀引起疗救的注意。”摄影师王久良专程为此一日之内往返了一趟京沪，天很热，事很忙，他还是来跟他的观众见面。从2008年8月起，两年时间，行程15000公里，5000余张照片，超60小时纪录片素材，一一拍摄过那460多座垃圾场。其间，女儿降生，他做了父亲。《垃圾围城》是他的一段生命。

　　35岁的王久良生在山东安丘小城，是种地人的儿子，至今保有对天空大地水火风雷的崇拜。我们的采访赶上冰雹，瞬间天色尽墨电闪雷鸣令他兴奋——“太提气了！”可雨水又让他忧心：“拍垃圾的时候最担心就是下雨。垃圾造成危害，很大一部分因水而起。垃圾本身产生渗滤液，更多有毒物质渗入地下也通过雨水。”

　　就在采访的几天前，艺术家莫娜·斯斐尔刚刚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用8000只塑料瓶创作了艺术作品“回收迷宫”——8000，是每秒钟全世界填埋的塑料瓶总数。垃圾是世界性的困局。垃圾的背后，站着身为受害者、但同时也是贻害者的，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天不都在以节省时间、追求方便以及品位的理由，购买大量过度包装的商品，并随意抛弃垃圾的吗？我们以为环卫车辆把垃圾从我们的眼前拉走以后它就消失了。其实那些垃圾都在，它们就在我们旁边不远的田野上，既不会腐烂更不会消失。我们正亲手制造着垃圾的围困。”说这话的是批评家鲍昆，他被王久良视作精神导师和《垃圾围城》的共同作者。

　　“比整治一两个垃圾场更重要的，是改变人心。”《垃圾围城》此次上海放映，是作为“地之伤”系列环保影片的开篇。“‘地之伤’，是对地缘、工业文明、自然环境的再认识，它并非简单地呈现人类社会之破坏，它也呈现人性的救赎和对自然之悲悯。”

　　真实，永远比美更重要。“这个世界已经到了不能不改变的时候了！”鲍昆说。

　　王久良的影像，是证据。

　　天上的眼睛

　　“我们可以从Google Earth（谷歌地球）的图片中看出这个地方的变化。2005年，这些大坑里还都是碧绿的清水。2007年，左边的大坑已经被垃圾填满。2009年，中间的大坑已经填满了污水厂的污泥，右边的大坑也变成了红色。2010年，这些大坑已经几乎全被垃圾填满。而不远处的高楼，业已拔地而起。”

　　——纪录片《垃圾围城》的一段解说词

　　王久良会用“谷歌地球”，是在他骑着摩托车一个个寻访那些垃圾场一段时间以后。弟弟是做软件工程师的，推荐他试试。一试之下感觉像开了“天眼”，“这等于是从天上看世界呀”，性喜宏观看事的王久良如同多了一驾坐骑。

　　“我先在谷歌的地图上找到一个我知道的垃圾场，‘哦，垃圾场在这上长这个样子’。接着就比照着看，找到长一样的就标注出来，再返回到我的交通旅行图上，比如某个村的某条路南侧大概多少米，我记住它。然后再到现场勘察，看到底是不是垃圾场。”结果，“屡试不爽，就没有错过。我现在对这个的分辨率百分之百。我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呈现平原地区任一城市的垃圾场分布情况（山区不好认）。”

　　他全都验证过，他的脚踏上过那460多个垃圾场的每一个。“我第一个去的垃圾场在温榆河边上，是一个野垃圾场。”第一回那种“混合着甲烷、硫化氢、氮氢化合物”的气味扑面而来的感觉难忘极了，同时脚下怪异的黏滑酸软更让人有莫名的危险感。头晕目眩中他站在垃圾场中间向外环顾，那些平日里貌似秀美的风景，那些象征文明和进步的高楼大厦，一下子，都陌生了。

　　就这样，垃圾场一个个变成了王久良地图上的小黄点，各自名号、地点之外，还都有经纬度坐标。真正看到那些黄点慢慢围起京城周边的一刻，王久良自己都吓了一跳。他最初的题目根本不叫“围城”，就叫“北京周边垃圾场摄影调查”，“结果让我越搞越多。三个月后我去把照片拿给老鲍看，老鲍也呆了。”就是那天，王久良说了那句话——“鲍老师，我现在觉得艺术一点儿也不重要了。”

　　比艺术更重要的，是身边的现实。

　　曾经，和大多数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一样，王久良也从来不想身边的垃圾去了哪里。“用一个塑料袋装好，拿到楼下扔进小区的垃圾桶里，然后垃圾就跟我没关系了。”他在定福庄西里一套简单的出租房住了7年，“每天早上6点钟，听到楼下铁锹铲地的声音，我就知道收垃圾的人来了，熬了一夜的我该睡觉了。”直到有一天，他不再把那当“闹钟”，他拿起相机跟上那辆车，去了垃圾分拣中心、去了填埋场，然后又跟着更多的垃圾车到了更多、更远、状况更“恐怖”的野垃圾场……

　　他看见了太多他想象不到的。比如在垃圾场觅食的牛羊，“那些羊整个冬天都在吃垃圾，一直在生病，羊倌不停地给它们注射抗生素”；比如那些河流，“这条从垃圾山旁流过的小河是城市主水道的一处支流，全部的水面都被一层脏东西覆盖着。”其中某段，“因为上游正在修建一座桥梁，所以河水暂时断流，这让我得以看见河床的真实面目。沉积在一米多深淤泥里的，全是垃圾”。“也许我们不会喝到这里的水，但却很难保证不吃到污水浇灌的蔬菜。真的难以想象，我们扔出去的垃圾最终换一种形式又回到了我们身边。”自打拍摄过人们从倾倒垃圾的河塘中收获肥嫩鲜藕的景象，王久良再也吃不了藕了。

　　利用“谷歌地球”的卫星照片，王久良还得以看到短短数年间大地上发生的变化：

　　“这里原来是一片藕塘，后来被各种各样的垃圾填满，现在正在上面建设的是一个种植蔬菜的塑料大棚。”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垃圾场，从挖开的地方可以看到，地下厚厚的全是垃圾。现在上面正建的是一座国际学校。”

　　“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变化是如此之快，昨天这里还是一片农田，今天却成了一座垃圾场，明天将是成排的高楼大厦。在地面之上，我们正创造着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奇迹，而在地面之下，我们也同时在制造着一个垃圾的世界。”

　　王久良自己给纪录片配的画外音。城市扩张的脚步在其间清晰可闻。“就像一个巨人迈着大步向外走，所到之处，荒地变作城区，原本建在荒地上以为已经远离了城市的垃圾场，就连同其他一切被埋在新城的地下。新的垃圾再被堆填到更远的地方。城市这不是踩着垃圾在往前走吗？”

　　“人在做，天在看。”中国一句老话。

　　地上的行者

　　“Garbage一词源自法语，原指烹饪中家禽等动物身上被废弃的部分，作为‘垃圾’之意最早出现于1580年代。Garbology，‘垃圾处理学’一词，则出现于1976年。”

　　——田松，科学史和哲学史博士，北师大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长期关注环境问题

　　1976年，也是王久良出生的年份。农村长大的孩子习惯了成熟的葫芦剖成两半便是家中的水瓢，对于“垃圾”，他无任何先知先觉。跟所有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一样。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一个镇上度过的，那个时候垃圾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各家的垃圾都是收集在一起，农民会把我们的垃圾收购去，会感谢我们。然后垃圾慢慢变成肥料，这是一个循环，不会有剩余的东西。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垃圾变成了一种灾难性的东西。我自己的生活体会，从我到宋庄以后，包括我的院子里边，每年要清理出来非常多的垃圾，从建筑到塑料。我都不知道垃圾去哪儿了。宋庄这么一小片地方，所有的建筑垃圾都是找到一个坑埋进去了，不知道将来怎么办。”

　　说这话的是60岁的栗宪庭，宋庄美术馆的馆长，著名的艺术评论家。2010年6-7月，为期一月的“垃圾围城——王久良之观察”大型个展，就是在他的美术馆举行。他和鲍昆同为这个项目最早的支持者和赞助人，他们从个人收入中各拿出两万元使这件事得以启动。“我觉得中国的文化这一百年一直在革命。新的文化没有建立，我们这种迅速的城市化就开始了，一切都没有准备好。不仅仅是垃圾，还带引出很多值得思考的城市化问题。”

　　“久良这个项目，应该说是一个社会的、集体的期待的结果，它表达了众多有良知的人的愿望。但是大家再有愿望，还是需要一个舍得付出的执行者。”对于鲍昆来说，发现王久良，宛若天赐。

　　王久良来自乡野。胶东农村一门三子中的老二，“放养”长大。对探求未知有瘾，小时候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去从未去过的地方。“夏天大中午在一个人都没有的荒郊野外，哪儿有个洞有个沟，传说哪儿有个鬼、大蛇、神仙什么的，我就特别想进去看看。”那种战战兢兢边找边观看、“大太阳底下浑身发冷”的感觉，他说他喜欢。

　　所以他的“脚特别长”。“3岁6岁就步行几十公里”。9岁领着12岁的哥哥和6岁的弟弟上离家20多公里外的水库，一天不见人吓坏父母。初中某日，跟哥们儿说“去沂蒙山玩玩吧”，就两辆自行车从家出发，将近50多公里骑整整一天，骑到，天快黑了，忽然打退堂鼓“咱回去吧”，就又骑回来。高中毕业考到济南学美术，暑假，“我说我为什么不骑自行车回家呢？”就从济南骑回家，大约200多公里，一整天；27岁考进中国传媒大学到北京，有摩托车了，“我说我为什么不骑摩托车回家呢？就骑摩托车咣咣咣从北京干到山东。骑了一天半，最快时候一天。”习惯“在路上”，只为喜欢“观看”。

　　他初中读得进《中国古代哲学史》，同时一心想创业做生意。高中爱看“伤痕文学”，进美术特长班，后又迷上摄影。20岁到27岁之间，他高考三次，进过三所大学。第一次纯为“实在不想再上高中了”，对“应试学习”倒足胃口。结果上不到一学期就选择退学，因为看清学的“不是我要的”。那是最让他怀念的“肆意妄为的20岁少年时”。其后5年他在济南开“摄影工作室”，后来又卖手机、开班做美术培训、卖菜。养活自己，也体验社会。

　　再度高考时他25岁了，目标清晰——学摄影。考上了西安的学校，可读着感觉还是不对，一年后又退学。直到2003年踏入中国传媒大学图片摄影专业，终于倦鸟如归身心安泰，那年王久良27岁，同班同学都十八九。读到大三，有待遇优厚到“简直腐败级别”的体制内工作找到头上，已当而立的王久良说“不去”。

　　“我是一个特别不服‘被’、不服管的人，非但不服老师管，我也不想服从这个社会的管制，所谓俗成共识的，你必须考上大学、考上好大学，学会所谓一技之长，然后挤破脑袋去找各种各样的工作，再买房结婚。大家都那么生活。好像真有一只无形的大手给你钳制着，给你设计好一条路。我就想，我偏不走会怎样？”

　　好些人说“以商养艺”，他不选择：“这条路至少在我这里行不通。我进传媒大学时已经很大了，之前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小生意，传媒大学期间我也做商业摄影，给人拍广告、给影楼拍样片，这样我差不多能养活自己。可正因为做过这么多跟钱有关的事情，我能看清一点，它会挤占你的头脑。人充其量就只有20年、50年，充其量就这么一个身体、就这么些知识储备，无论做哪个行当，你即便是全身心投入都犹嫌不够，更别说还要做到好做到优秀。人心目中的那个理想，必须狂热地全身心去做，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要不然，真没用。”

　　世间的家园

　　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这里边你争我抢／有人减肥 有人饿死没粮／有没有希望……

　　——“魔岩三杰”之何勇《垃圾场》歌词

　　何勇唱响《垃圾场》的1994年，王久良高二，开始爱上摄影。

　　“哥哥是种菜的，种下去立刻就有收成。我是种树的，种出的树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到。”20多年后，他这样跟农村的父母解释“自由摄影师”这种生涯。

　　他的作品都跟空间有关。“2007-2008年我做了一系列鬼神信仰的，全是在坟地。包括后来拍《垃圾围城》，我对空间的审视、对于垃圾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兴趣都明显大过别的。这都基于我少年时的一些经验，跟我小时候的探险经历有关。”

　　“鬼神信仰”系列其实挺成功，它们帮他在摄影节上拿奖，在画廊里也卖得不错。也正是这组“里面充满拍摄者希望拨开的迷雾”的作品，引来鲍昆对他的关注。然而2008年夏天一次归乡之后，王久良自己拍不下去了。

　　故乡的变化让他的记忆无处安放。“一个地处偏僻的乡村，垃圾里都充斥着大量现代社会的商品符号，比如各种各样的商品包装。”最刺目的是那种农药小包装袋。“我记得原来的农药都是那种棕色瓶子，上面画着骷髅表示有毒，一年也可能用不完一瓶。而现在每打一次药就会产生一个包装袋垃圾，田间地头池塘水边全是它们。那袋子是有毒的，小时候我曾游泳摸鱼的河塘，曾经有鱼、蝌蚪和青蛙，现在我仔细看过那片水域，什么都没有。”

　　究竟什么时候开始，葫芦制成水瓢的时代不再，一切都变成塑料的了呢？

　　比景观变化更剧烈的，还是人心。“大家都在谈钱，都在为了钱不惜牺牲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化。你忽然发现满世界都是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影响到你了，不是跟你无关。”

　　接下来的9月，在平遥国际摄影节，他躺在宾馆里整夜失眠，被巨大失落感笼罩：“我有过在社会上为生活打拼、狼一样拼命索取、根本不想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的那5年。那时候只想自己能活下去。后来我到大学里去读书，我学摄影，我读中国传统文化，读了几年之后到我去呈现这个东西的时候却发现，这世界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

　　那些依然给他带回好评的作品也安慰不了他了：“觉得那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东西，离我们风起云涌的现实世界太过遥远。只是在画廊展出，然后销售，供有钱人‘狎玩’。我竟然在做这样的事情！立刻就感觉很绝望。就觉得不行，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做我是不允许的，我必须睁开眼睛看。”

　　“一个人能量的释放应该和这个社会发生关系”，这是他的价值观。

　　在鲍昆老师的引导和支持下，他探索全新的作品方向。事实上，2008年那个夏天从老家回来，他已经开始在写文案。“一开始是想探讨更深层次的东西，关于消费主义、商品社会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对垃圾场的考查，只是用来说明我做这项创作的必要性——我基于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去做这个东西，为主题提供一个背景环境。没想到一旦真正开始做，却发现这已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于是把原来的想法先放在一边，全身心投入了。”

　　这，即是《垃圾围城》的由来。

　　如今，对于那艰辛拍摄垃圾的两年，王久良已失去谈论细节的兴趣，比如那些气味、蚊蝇和病害，狼狗以及来自黑垃圾场主的威胁。他见识了惊人的浪费和坚韧的贫穷，见到拾荒人的孩子光着脚在垃圾堆上奔跑，野草一样出生长大。在一处荒凉的垃圾山上，他见到一个独居的老人，用捡来的石块为自己精心砌起的院墙，“一米多高，大砖头小砖头小石块，严丝合缝，没有一块是整砖。外面就是垃圾山，塑料袋子哗啦哗啦，院子里一尘不染。有大量的劳动时间在里边，光看那个墙就知道。”他很想知道这个孤独的老人生活中遇到了什么事情，究竟什么造成了一个人只能在垃圾场构建自己关于家的梦想？然而老人没有给他时间。一个冬天的早晨，王久良发现他孤单地死在垃圾山上。从他倒下的方向，王久良猜想那个往日从垃圾中捡拾食物的老人，可能正走在急症发作后下山求助的半途。至于老人那个小小的院落，王久良一周后再去，已经荡然无痕。

　　并非尾声

　　2008年8月，《垃圾围城》策划开始。

　　2009年12月，《垃圾围城》在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家年展上，为王久良拿下“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

　　2010年8月至今，王久良对所拍摄垃圾场的回访一直在持续。有些垃圾场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北京市的垃圾治理力度在不断加强。

　　2011年4月，纪录片《垃圾围城》在北京首场展映。

　　“拍摄仅仅是开始，接下来还要传播。因为没有传播就没有意义。”办展览、纪录片展映、高校讲座、演讲、接受采访……时至今日，“垃圾围城”依旧是王久良生活内容之一。

　　“我还是想影响更多的人，包括普通人、媒体，当然也包括垃圾场的既得利益者，大家一起都来思考这个问题。与其围着垃圾链条的末端打转儿，不如向垃圾产生的上游进军，每个人都尽自己之力少产生垃圾才是根本。”

　　“中国有些老话，比如：蚍蜉撼树，螳臂挡车。这种看似贬义的词语，其实在我心目中，那是多么美好的景象。如果我们每一只小蚂蚁都爬到那棵大树上去，把它一片片叶子啃下来，那么总有一天这棵强大的大树一定会死掉。这问题一定会解决掉的。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妄自菲薄，不要觉得有些事情你不可能解决。真的不能解决吗？只要你想，就一定有办法。而且，恰恰是你的努力、你的参与、你的关注，让这件事在往好的方面发展。”

　　2010年7月，王久良等不及宋庄美术馆的“垃圾围城——王久良之观察”大型影展结束便赶回老家，11日，他的女儿降生，他为她起名“明月”。而今，叫明月的小女孩周岁了。

　　“虽然拍了部有些人看了会感到绝望的片子，但我们并没有绝望。有了孩子，在我是动力更大，因为这个世界需要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