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操白人孕妇:城市垃圾之困：中国成垃圾围城最严重国家

观察与思考2009017期封面

城市垃圾之困

人人都讨厌垃圾，人人都制造垃圾。垃圾问题，可以说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世界难题”。近日，因为垃圾中转站的建设问题，杭州若干小区的居民“联手”采取了抵制行动。此“事件”引起了各界关注，一时成为“热点”。不管小区居民的行动有无道理，也不论政府要建垃圾中转站的对与错，无法摆脱的城市管理者的“城市垃圾之困”，再一次进入我们观察记者的视野……

每天都在困扰我们的城市垃圾

-观察记者 夏 燕

垃圾是城市的附属物，城市的运转每年将产生上亿吨的垃圾。

而今，当人们陶醉在繁华的都市生活中，这支垃圾“大军”也正一步一步地包围着他们，并随着城市的增大而增大。刺鼻的空气，巨大的垃圾山，周围灌木和树上零星点缀着的脏塑料袋，在风中不停地打着旋儿……随着这样的情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中国城市的“垃圾之困”也愈发地凸显出来。

垃圾围城

6月27日晚，林东吃过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脑写“臭气日志”。

“那股味又萦绕在周围了，关上门窗还是能隐隐闻到。”

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六篇了。前几天日志里记述的状况更让他心烦：“夜9点30分，晚班回来，在小区门口便闻到一股难闻的垃圾腐臭味，不敢大口呼吸，这种味道让人特别难受。”

他不知道这篇《臭气日志》何时才能“杀青”。从去年开始，“臭气日志”正式诞生。这个日志注定没有太多读者，但它的背后是诸多同样饱受恶臭之苦的小区居民。

进入夏天，天气越来越炎热，这股腐臭味也越来越浓烈。

“垃圾堆积在这里已经很久，没人清理。垃圾堆上都长出草来了，成了垃圾山。”林东在日志中写道。

这条位于杭州盛世嘉园和怡景花城两个楼盘间的小坡如今已被各种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占去了三分之一，形成的垃圾堆有若干米长，半米多高，大部分都是编织袋、渣土等建筑垃圾，上面还有几个破碎的大缸。

林东说这些渣土都是周围装修的人家趁晚上倒到这里来的，有时候被碰上，居民上前制止，但倾倒垃圾的人大都不予理睬，仍然到这里来倒垃圾，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现在这个大垃圾堆。

更有甚者，不少居民看这里有个小土堆，往往顺手就将垃圾一扔，垃圾里的脏水流到地上，不仅臭气熏天，还招来了很多苍蝇蚊子。

如今，最让业主们感到无奈的是，由于反映未果，他们实在不知道还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多久。

事实上，这样的场景在高速运转的城市生活中早已屡见不鲜。

“北京每年的垃圾可以形成一座占地36公顷、高40米的垃圾山。”今年3月，北京市政管委会主任陈永疾呼，北京垃圾危机即将出现。

而在北京，“垃圾围城”早已不是第一次。

1983年，北京曾进行过一次航空遥感观测，发现在当时规划区7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大于16平方米的固体废弃物堆共有4699堆，占地9300亩，平均每平方公里有6堆多，包括农业肥料堆、生活垃圾堆、混合垃圾堆和工业废渣等等。为此，北京市政府斥资23亿元，才逐渐攻陷这座惊人的“围城”。

二十多年后，垃圾巨兽卷土重来，并且来势更加凶猛—日产垃圾18400吨，垃圾处理缺口8000吨，67%的高缺口率，如一颗巨型“炸弹”，隐藏在城市地下。

宁夏银川曾有“全国卫生先进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之称，然而，在城市垃圾处理上，由于场地、技术等问题，却出现了城内干干净净，城外垃圾成堆的怪现象……

在广州，开展了10年的广州垃圾分类工作面临诸多严峻的现实问题。

2009年4月，是否取消垃圾分类成为广州的热门话题。而热议的背后，是日产垃圾9776吨的广州，2010年将面临的垃圾围城危险。

这些城市也仅仅是全国的缩影。

随着城市化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城市垃圾问题已变得越来越突出。

统计资料显示，全世界垃圾年均增长速度为8.42%，而中国垃圾增长率达到10%以上，后者已成为世界上垃圾包围城市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世界每年产生4.9亿吨垃圾，而仅中国每年就产生近1.5亿吨城市垃圾。

目前，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70亿吨，占地约80多万亩，近年来又以平均每年4.8%的速度持续增长。全国600多座城市，除县城外，已有三分之二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且有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与此相对应的，是仅为50%左右的城市垃圾处理率。

一些早早兴建的垃圾处理设施，在城市的快速膨胀中，也迅速陷入超负荷运转的窘境。

在上海，两座垃圾焚烧电厂规划之初周围都是农田，而高歌猛进的城市化不到十年内就把城区和居民住宅推到了它们的眼前。2005年，上海市市容管理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平均日产生活垃圾1.5万吨左右，其中有36.6%的垃圾因处置能力不足，只能简单填埋。2002年，全市共有220处简易堆放点，其中10亩以上的“垃圾山”就有9座。

而这种直接堆放的简易处理方式，不仅使得堆放区域气味难闻，垃圾渗漏液流入周围水体和土壤后，还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给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大威胁。

面对逼近的城市垃圾危机，国内环保权威、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研究所专家赵章元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忧：“垃圾处理不好，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尖锐。”

这不是危言耸听。

2007年，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爆发“垃圾危机”，街头垃圾成堆，有些学校因为老鼠横行而停课，旅馆客房入住率明显下降。人们愤而放火，焚烧垃圾。暴力冲突造成数十人受伤。

于是，有人开始怀疑：到底是垃圾在向人类进攻，还是人类首先向垃圾发动了进攻？是城市扩张侵占了垃圾的地盘，让垃圾开始丧失它的“栖息地”，还是垃圾想侵占城市的地盘，要求人类放弃城市的栖息地？

答案难以给出，事实却可以肯定—那就是“垃圾围城”正愈演愈烈。

令市长们头疼的高昂“学费”

“城市垃圾也称城市固体废弃物。它是指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丢弃的家庭生活垃圾(包括有机、无机和危险品如干电池、荧光灯管等)与人们吃喝有关的厨房有机垃圾及公共场所垃圾、环卫部门道路清扫物(绿色植物残骸如草坪除草、树木剪枝、落叶、纸品、塑料制品和尘土等)及部分建筑垃圾的总称。”跟踪了20年的城市垃圾，王维平被视为国内垃圾研究的第一权威。

在他看来，垃圾以及垃圾处理可以说是与人类相伴相生的。

史料记载，早在“半坡遗址”就发现了专门消纳垃圾的坑。到了汉代，还有了城市垃圾清扫、清运的专业工人。但大规模、有组织的垃圾处理却是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统计显示，1999年中国经国务院批准的城市有668座，共产生1.2亿吨城市生活垃圾，国家花费了300多亿元用于清运和处理这些垃圾。

1998年，全国共有69.63万名专业城市环卫职工，北京有2.3万名环卫职工，清扫、处理了279万吨生活垃圾，政府为此付出7.5亿元的代价。

上世纪90年代末，为解决生活垃圾问题，不少城市开始推行分类、收费等新措施。

但这些国际通行的“好办法”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分类流于形式，收费进展缓慢，个别地方甚至越收越少。

2000年，北京、上海、杭州等8个城市开始垃圾分类收集试点。

然而，媒体在随后的采访中发现，这种做法在大部分城市都形同虚设。直到现在，绝大多数市民仍然不清楚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垃圾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虽然在一些城市，如北京、青岛等地的垃圾分类率已经达到了10%，但因为普遍实行袋装化收集，效果也“大打折扣”，有些即使实现了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过程中也大都混为一“潭”。

而更为重要的是，处理垃圾的“代价”颇大。

调查显示，北京市日产生活垃圾总量达近2万吨。每运一吨垃圾，从垃圾中转站到垃圾堆放场至少得花一百多元人民币。一年光运这些垃圾就得耗去6亿多元的市财政收入，其中还不包括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费用(每吨100元左右)。

建造垃圾填埋场的费用则更为高昂。

据估算，建造一个日处理垃圾200吨的卫生填埋场，需要的资金是2亿元。而一个日处理垃圾500吨的垃圾焚烧场则需要5亿至6亿元的资金。而一些城市投入到环保方面的资金比例本身就不高，再从环保资金里面分到垃圾处理后，就更少了。

一直以来，中国城市的垃圾处理都由政府包干，采取非盈利性收费的形式，政府投资、政府经营。连年攀高的垃圾处理费用使得许多地方政府不堪重荷，也着实令这些城市的市长们感到头疼不已。

目前，卫生填埋、堆肥和焚烧是国际上通用的三种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

其中，卫生填埋是垃圾经过焚烧或者堆肥处理工艺、实现垃圾利用最大价值后，剩余残留物的最终处理方法。到了填埋处理这一环节，垃圾的填埋量已经很少，大概只有垃圾原有量的10%左右。

而由于环境意识、政策法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资金投入、技术装备、设施配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内大多数城市的生活垃圾处理沿用的依然是露天堆存、简单填埋等陈旧落后的方式，即人们所称的“搬家式”垃圾转移。

这其间，尽管也有一些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先后建设了一批生活垃圾处理厂，有些城市还花巨资从国外引进了技术和设备，但就总体而言，垃圾处理依然在低水平上徘徊。

除此之外，大量存在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也对一些城市的环境安全构成隐患。

北京市地勘局地调研究院公布的《北京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现状及选址地质环境调查》显示：北京市平原区现有生活垃圾处理场地近500处。其中正在运营的非正规垃圾处理场及转运站共有360多处，占正在运营的垃圾处理场地总数的95%。

一面是城市化进程，一面是生活垃圾“围城”的困境，双重压力之下，该如何突围？2006年2月，国务院首次发布《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将垃圾处理列为政府环境保护重点工作之一。

1989年，来自四川巴中的两个农民杜茂献、许继财来到北京。他们找到在北京市环卫局工作的王维平，希望能进入北京市的大型垃圾处理场捡破烂。

“这有什么不合适呢？他们捡得越多，环卫局就越省事儿，因为垃圾的收集、运输、转运和处理不仅过程烦琐，而且投入巨大，收益却甚微，如果这些人能把垃圾都捡走，全部消化掉才好呢。”王维平想。

不久，杜、许二人就被通知获准去捡垃圾。立即，他俩便率领500多位家乡父老兄弟，兴冲冲地奔进了北京市最大的垃圾处理场。

多年后的今天，这批进京的捡垃圾大军已壮大到超过10万人。“四川人只捡垃圾，不收废品；河南人只收废品，不捡垃圾；江苏人只搞地沟油，半夜进城；河北人不进城，只能在城乡接合部接应。”庞大的回收再生体系，靠这样的江湖法则维系着。

他们中有人蹬着三轮车沿街区收购废品，有人从宾馆、饭店收泔水或从商场收废品，也有人蹲守垃圾楼，或扒居民楼垃圾道捡垃圾，但无一例外的是，人均年收入都在万元以上。

并且，这帮“拾荒大军”可谓分工明确。整个军中有13个“舵”，共分成了金属组、塑料组、鞋底胶皮组、玻璃组、纸类包装组，等等。

获得的废品，经这些人集中分选后，金属类运往河北霸县；塑料运往河北文安县；玻璃运往邯郸市的国营或私营玻璃厂；胶皮鞋底运往定州市；纸类则运往保定造纸厂—俨然形成了完整的捡、运、销、加工一条龙体系。

而在这些靠垃圾吃饭的外地人中，更不乏因拾垃圾而发财、回家乡盖房、创办垃圾回收公司的例子。如今，这些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拾荒、废品收购大军，更有2000万之众。

在垃圾专家王维平看来，现阶段城市垃圾包括两大部类：第一部类为政府组织的“正规军”参与的产业，包括城市生活垃圾的清扫、收集、运输、转运和处理过程。第二部类为“拾荒大军”参与的产业，包括城市生活垃圾资源的分选、收购、交易、运输、再加工及再生品市场等。两大部类均包含较大规模的工程、技术、设备和劳动市场。

从垃圾总量分析，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量逐年上升；从垃圾成份分析，垃圾成份中资源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不仅为第二部类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和财富，同时也增加了第一部类的压力。

但两者都毫无例外地说明，垃圾中其实也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

“垃圾就是一种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它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利润和生态利益。”国内环保权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表示。

他以纸张举例。

“按照当前的技术，回收利用一吨废纸可再造出800公斤好纸，可以挽救17棵大树，节省3立方米的垃圾填埋场空间，少用纯碱240公斤，降低造纸的污染排放75%，节约造纸能源消耗40%至50%。北京每天扔掉的废纸达1500吨，如果将这些废纸回收利用，1200吨纸张将会重新回到书桌上。”

统计显示，目前中国90%以上的城市垃圾无法处理，只能堆放和填埋，每年因垃圾造成的资源损失价值在250亿元至300亿元人民币，如果采用分类收集处理，实现垃圾资源化，每年可以创造的产值至少在2500亿元以上。

然而，垃圾资源回收利用整个产业化链条的建立与完善，离不开一整套集捡拾、收购、分选、运输、转运、销售、加工、成品市场、检测、管理，总规模控制于一体的科学体系。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为了兼顾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利益，西方不少国家政府开始对垃圾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和相关产业的建设给予高度重视，并形成了相当规模和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称之为三R产业，即Recycle(循环)、Reuse(再生)、Reduce(减量)。但在国内，这方面还基本属于空白。

尽管，中国也是全世界最早提出垃圾分类收集的国家之一—

解放初期，在勤俭治国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就建立了世界上一流的废品回收网络。如1965年，北京二环路以内的国营废品回收站就有2000多个。但进入80年代后，计划经济下的废品回收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由于管理、税收、离退休负担等矛盾，这个行业也严重地萎缩了。

到了1997年，三环路以内的国营废品回收站仅仅剩下了16个。

解救之道

如今，面对如何拆除围城垃圾这枚巨型“炸弹”的问题，许多城市的答案又从填埋变成了焚烧。

放眼全国，已经拥有焚烧炉的城市包括哈尔滨、大连、天津、北京、上海、深圳、宁波、温州、武汉、重庆、广州、太原……这个名单还在不断增加中。

与此同时，与垃圾焚烧有关的争议也日趋白热化。争议的焦点，就是焚烧产生的致癌物质二恶英。

年逾花甲的环保权威赵章元，是目前国内坚定的“反焚烧派”，他认为焚烧不是一种最好的、科学的垃圾处理方法。“污染不可避免，其中二恶英是谁都不敢否认的一级致癌物，不管你排放控制多好，它总会有，而且累积效应是十分可怕的。”

力主“加快垃圾焚烧设施建设速度”的王维平，也承认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有致癌作用。但他表示，可以遏制它产生的量，使其处于对人体健康的范围内。

他认为，现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困难，根本原因还在于处理能力严重不足，且处理方式单一。

据了解，当前世界上工业发达的国家城市垃圾处理方法主要有卫生填埋、焚烧和堆肥三种方法。而中国城市垃圾处理70%以上都采用比较简陋的填埋方法，高温堆肥和焚烧仅占了很少的一部分。

对于垃圾治理问题，北京市政协常委李少华曾经提交了一份《关于建议政府各部门协调一致加快城市垃圾处理现代化的几点建议》的建议案。

他在议案中写道：垃圾处理的诸多问题需要各部门的通力合作，并提出“北京市政府在确定专业部门牵头的情况下，协调市政府各个有关部门，通盘考虑北京市垃圾处理问题。其中关键在于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简化相关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制定前瞻性的规划和措施，注意协调和调动社会各界力量，而不要由政府或某一个部门独家包办。”

此外，他还多次建议垃圾处理走向市场。

这与全国政协常委程青的想法不谋而合。

程青呼吁，要向社会开放垃圾处理产业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建立一个企业管理、政府监督、法律保障的公平竞争平台，将垃圾的收集、分拣、回收、储运、处理、再生利用、产品经营等一体化，形成一个产业链，实现互动式发展。

而在王维平看来，源头控制同样也是解决城市垃圾问题的关键。

所谓“源头消减”，不仅包括净菜进城，限制消费性包装，循环利用包装物，还包括建立完善废品回收系统，鼓励生产环节节省资源和循环利用资源，垃圾分类收集，垃圾计量收费，对垃圾排放大户实施惩罚性收费，对电池、灯管和包装等生产企业征收处理费等等。

王维平认为，目前国内垃圾的减量化已不是最大的问题，难的还是垃圾的分类回收。比如，小小的一只废电池。

人人都知道废电池对环境的危害相当大，中国电池年产量180多亿只，回收率却不到2%，而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加强，开始注意对其分类单独回收，很多小朋友们也费很大劲将其收集起来。但回收结果却是，即使这些废旧电池在源头上分开了，也很少有企业愿意回收利用。

“我感觉，今年将是垃圾问题大爆发的一年。”王维平对未来的形势感到担忧。“如果政府还不当机立断，把垃圾分类等源头的事情做好，将来就会很危险。”

他说，在垃圾前端的控制上，有关政府部门一直没能与市民形成一种合力。他个人曾经建议居民，自己先把垃圾分类做起来，“但照做的人很少”。

而根据近日的媒体报道，在加快垃圾焚烧设施建设的同时，北京已经选择包括市属机关、公司、商场等百家单位，做零废弃管理试点；果菜市场设有机垃圾处理设施，一些菜叶就地进行堆肥和生化处理；在每个区县10%的常住人口中，实行垃圾分类。

这个理念不仅跟很多垃圾处理专家想法接近，也跟很多环保组织的理念贴近了。

-观察记者 夏 燕 文/摄

“人吃五谷杂粮，就要排泄。渣滓不去，清虚不来。家庭也是一样，有了开门七件事，就要产生垃圾。”早在几十年前，文学家梁实秋就发现，“如何处理垃圾，是一个问题”。

如今，对于每天的生活垃圾，我们往往都会把它放进垃圾袋，然后随手扔进小区垃圾收集点，至于这些垃圾最后都运到了哪里，如何处理，却很少有人会去考虑。

垃圾出城记

16点00分，杭州市文晖路某垃圾桶。

一阵风穿过树梢，瞬时就变成热烘烘的气流，看着温度计，水银已经定格在35摄氏度。

垃圾桶里的垃圾已经堆得老高，爬满了苍蝇。和往常一样，张国华[0.06 5.17%]又拉着车，开始了下午的工作。用肩膀上的毛巾扇去苍蝇，然后用手伸进垃圾里面，熟练地找到内桶的两个扣环，然后使劲把内桶拽出来。这套程序并不轻松，铁桶和垃圾的重量让他必须每次都要先憋足气，再一下子把内桶提起来，慢了就泄了劲，提不到外桶的高度。

“今天还算好的，都是些菜叶子。有时候里面放的是些砖头等建筑材料，再怎么用力，都抬不起来。只有等保洁员过来帮着扶一下，或者等好心的群众帮忙。还有下雨天，里面都是水，更重。这时候就要自己带个碗，把里面的污水舀出来。”

偶尔，也有可能发现一两个塑料瓶，他会把这些瓶子收集起来，卖给收购废品的贩子。42岁的张国华来自河南农村，在这个城市做环卫工已经两年。

他分不清矿泉水和纯净水的差异，也弄不懂碳酸饮料和功能饮料的区别。但是他知道，这些东西留着能换钱。很多时候，他还能靠攒瓶子的钱换来一包红河烟抽打发时间。

17点20分，文一路米市巷环卫所垃圾中转站。

空气里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臭气，垃圾库却是一番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附近运送垃圾的三轮车、板车不停地进进出出，一群像从水里捞出来的环卫工人借这机会歇歇脚，聊聊天。

在这里，收集到的垃圾要进行第一步处理。首先由分类机进行分类，被分为有机物和无机物，以及可利用的和不可利用的。大体积的垃圾则要经由一个蓝色的压缩打包机进行压缩、打包，然后，用吊杆装进卡车，经由完全密封的垃圾运输车分类运走。

“每天差不多要跑七八个来回，垃圾多的时候，要忙到晚上11点哩。”有环卫工人说。

至此，整个垃圾的收集过程基本完成。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收集方式基本为混合收集，虽然从2002年政府开始提倡分类收集，但垃圾分类收集依然只占16%左右。

而混合收集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将收集容器放置于固定的地点，如居民小区、街道两侧，以及其他公共场所；每天有专门的环卫人员负责收集这些容器里的垃圾。二是在居民小区建有固定的垃圾收集站，居民每天可以把生活垃圾扔到垃圾站。三是垃圾道，在中国不少城市的高层住宅楼中，垃圾道在建楼时就已经设计好了，从一层一直通到顶层，居民可以把垃圾扔进垃圾道，环卫人员从底层拿走。通过垃圾道收集居民生活垃圾曾经是居民生活区垃圾最常见的收集方式。

但在2003年发生非典之后，由于垃圾道利于细菌传播，这种方式开始被许多城市禁用。如今，北京、广州和上海等城市都相继规定新建住宅楼不得设置垃圾道，一些城市更将已建住宅楼的垃圾道封闭停用。

如今，城市垃圾收集面临的问题也不少—机械化收运率低、环卫职工劳动强度大、手工操作，机具不足，设备性能差等等。据了解，全国大约有40%的环卫器具、车辆等需要更新，每年约有1000万吨城镇垃圾因此不能及时运往处理场地。

长期以来，受国内环境管理终端治理思想的影响，目前环保机械制造业产业化程度较高的，多着重于城市垃圾处理的末端产品。

然而，正如许多人所言，“处于末端治理的垃圾已告别了城市和社区，不会对居民的健康造成太大影响。恰恰是当垃圾处于社区与城市阶段时，对居民的健康影响最大。”

为此，也有少数城市推出了封闭式垃圾自动收集系统，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产业链的关注进行了前移，即垃圾处于“住户—社区—城市”阶段时，就有效地解决收集与运输问题。

这个封闭系统的技术原理是—居民通过室内、室外的投放口投入垃圾，垃圾暂时储存在储存节内。中央控制系统会根据垃圾量或预先设定好的程序启动，依次向每栋住宅楼的排放阀发出指令，将存储节内的垃圾排放到水平输送管内，并以每小时50到70公里的速度将垃圾送到中央垃圾收集站，在旋转分离器内与气体进行分离，并压缩进一个密封的垃圾收集罐中。

尔后，再由环卫卡车将垃圾收集罐运往垃圾处理厂(场)进行清空。整个垃圾收集过程完全在电脑控制下自动工作，且输送垃圾的过程保持垃圾罐的密封状态，避免了人与垃圾的接触。

而这种将垃圾收集遁为“隐形”的好处更在于，释放了寸土寸金的城市、社区的生活空间，让社区免受垃圾污染之累，社区环境也会因此变得更为清洁。

神秘填埋场

接下来，这些从转运站运出去的垃圾，将大部分去往它新的归宿：垃圾填埋场。

天子岭垃圾填埋场位于杭州市城北半山石塘村，是中国第一座按照建设部卫生填埋标准建造的大型垃圾填埋场。远观整个填埋场，景象颇为壮观。偌大的场地犹如一个巨大的锅，约有十几个足球场大小。

整个垃圾填埋严格按单元分层作业，流程为：推平—压实—覆土。

进入填埋场后，远处的垃圾运输车就像玩具，在专门修建的垃圾跑道上奔驰，然后开到道路的尽头，把满满一箱散发着臭气的垃圾倾倒在土坑里。接下来，将其推平并在已预备好的坑中加盖盖好并压实，使其发生生物、物理、化学变化，分解有机物，达到减量化和无害化的目的。

而每倾倒一层垃圾，就会覆盖一层泥土。每层垃圾的厚度在1米左右，并定期杀菌消毒。在大坑的底部，则是用厚厚的聚乙烯薄膜铺设的防漏层，防止垃圾的渗漏液渗透和污染地下水层及土壤。

相关负责人介绍，垃圾填埋场的设施，主要有沼气收集房，防渗漏垫层，以及渗沥水处理。在大坑周边，每隔一段距离就竖着粗黑的管道，是专门用来收集垃圾中的沼气的。

沼气是垃圾场产生的主要填埋气体之一，如果直接排入大气，缺乏回收利用，会对大气以及周边的环境造成危害。目前，大部分发达国家都禁止填埋气体直接排入大气，规定填埋气体必须进行回收利用，无回收利用价值的则需集中收集燃烧排放。

在国内，只有广州李坑垃圾填埋场和杭州天子岭垃圾填埋场对填埋气体进行了回收发电利用。

1994年5月，天子岭垃圾填埋场与美国惠民集团合作，成立中佳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建设填埋气体发电厂。四年后，电厂正式投产发电，填埋垃圾经发酵产生的沼气(主要成分为甲烷)得以被输送到发电厂，不仅防止了“二次污染”，变废为宝，也有效地消除了填埋场产生的安全隐患。

不仅如此，天子岭垃圾填埋场在植被恢复上也做了积极尝试。

如在填埋场封场区域种植竹子，成活率达95%以上，这对防止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以及提高垃圾填埋堆体的稳定性都大有裨益。

然而事实上，像天子岭这样拥有高端环保设备的垃圾填埋场在国内并不多，关键的原因还在于造价高昂。记者了解到，涉及到收集沼气(甲烷)设备的垃圾场一般投入在5000万元以上，即便是将来垃圾场关闭了，还要投入大笔资金用于环境监测和保护。

而目前杭州所使用的这个填埋场，是在原来的天子岭第一垃圾填埋场基础上扩建而成。

曾几何时，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杭州垃圾年产生量呈梯状迅猛增长，当初设计使用年限至2003年底的天子岭填埋场也开始接近饱和，生活垃圾的去处又成了问题。

于是，就有了杭州市第二垃圾填埋场的规划。

规划中，“二埋”占地1000多亩，容量达到2200万立方米，可以吃下2400多万吨生活垃圾，平均每天消化2000吨以上，使用年限达24.5年。

而第二垃圾填埋场之所以仍然选择在天子岭，也是视实际情况而定的。

“填埋场如果建得离市区远了，运输成本会大大提高；建得离市区近，又容易引发环境问题。”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院教授陈长春介绍。

所以，“二埋”采用的是“楼上盖楼”的方法，即在“一埋”的基础上向西扩建480米，因此它有一部分是“踩”在“一埋”的位置上继续建设的。这种在填埋场的基础上再建填埋场的做法在国内也是首创。

而一系列高科技的运用不仅使它成为全国最先进的垃圾填埋场，也使传统的垃圾填埋处理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一埋’所在的地理环境基本上是不透水的岩石，只要采取垂直防渗技术就可以把垃圾和地下水隔开，防止了对地下水的污染。而‘二埋’是建在‘一埋’之上，采用的是垂直防渗和水平防渗结合的技术，保证填埋到地下的生活垃圾全面防渗。”陈长春说。

此外，以往垃圾填埋场总是对散发着恶臭的垃圾渗滤液无能为力。而这里采用的技术对这些又黑又稠的垃圾渗滤液进行处理后，能达到国家标准，并且还要进入城市污水管网、再排入污水处理厂进行二次处理。

正因为能对渗漏液和填埋气体进行有效控制，填埋作为垃圾最终处理手段至今也仍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垃圾主要处理方式。

不可否认，垃圾填埋处理具有操作设备简单、适应性和灵活性强等特点，但随着技术的进步，理想的垃圾填埋场却越来越少，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填埋处理所占的比例已呈大幅下降趋势。

据美国环保署(EPA)预测，美国填埋场数量已由1993年的3300多座下降到2000年的2300座，2010年将降到为1200座。

导致填埋场数量下降的原因有三条—旧填埋场逐渐达到其饱和状态；新填埋场选址困难；由于环境保护标准不断提高，一些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垃圾填埋场被迫关闭。

事实上，由于垃圾资源再生利用率提高，同时也为减少垃圾填埋场污染物的产生，垃圾填埋场的填埋物有机物含量也正逐步降低。

不同于卫生填埋，在不少人看来，垃圾处理最为省事的方法，还是一把火烧掉。

不可否认，垃圾最难处理的就是体积大，不易降解，占用了大量的堆放空间。而如果把垃圾付之一炬的话，起码能减少50%到80%的面积，垃圾堆放问题似乎迎刃而解。并且，垃圾中蕴藏着巨大的电能，通过焚烧垃圾产生的热能，还可以发电供热。

目前，城市垃圾焚烧在发达国家应用的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全量焚烧系统，焚烧处理量为每天250吨到3000吨，焚烧混合垃圾；另一类是将混合垃圾进行分选处理制成一定尺寸规格的垃圾衍生燃料(简称RDF)，制成的RDF燃料比混和垃圾具有较好的均匀性，可以和煤、木屑等其它燃料混和燃烧。

最后一类则是块装组合式焚烧系统，通常是在制造厂制造好标准组件，到现场组合安装，此类型焚烧系统处理量相对较小，为每天10吨到2000吨。此外，还有应用较少的处理工艺，如流化床焚烧炉等。

1985年，深圳就从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成套引进两台日处理能力为150吨的垃圾焚烧炉，建成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垃圾焚烧厂。此后，北京、厦门、上海、广州等地也开始兴建垃圾焚烧厂。近期，又有报道称，武汉将加快建成5座垃圾焚烧发电厂。而北京更是规划在“十一五”期间上马20台垃圾焚烧炉。

一时间，垃圾焚烧彷佛成为潮流。

此前，相比邻居上海市，杭州市在垃圾处理的方式上基本全部依靠填埋，而上海不仅有两个千吨级的垃圾焚烧处理厂，还有一个千吨级的生化垃圾处理厂。杭州在垃圾的多元化处置上远不如邻居。

不过，随着投资3.65亿元的杭州第一家千吨级垃圾焚烧处理厂的并网发电，这一切也发生了改变。

目前，杭州共有两个垃圾焚烧发电厂，一个是位于滨江的绿能环保发电有限公司，一个位于乔司的锦江绿色能源有限公司。它们的日处理垃圾量分别为450吨和300吨。

而城区垃圾中转站里的垃圾，除填埋外，超过五分之一的部分会被运到这两个地方。

杭州滨江区浦沿镇山二村，在村子附近转了一圈，却找不到“杭州绿能环保发电有限公司”。在当地人的指引下，记者向村后的大山深处走去。大约走了1.3公里，在山口拐了一个弯，赫然看见一座即将竣工的高大建筑—庞大的建筑上覆盖着密密麻麻的脚手架，一个30层楼高的金属塔楼矗立一旁，似乎高过了四面的大山，甚是宏伟。

这就是垃圾焚烧电厂的所在。

“在绿能环保的垃圾发电上，我们的炉排式垃圾焚烧技术和设备在国内已处于领先。”杭州绿能环保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柯表示，在他看来，当前城市垃圾问题越来越严重，杭州也一样，如果不及时处理，不出10年就可以堆满整个西湖。

“以前处理垃圾，一‘搬’了之，这不是根本出路。更何况，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垃圾质量也提高了。像在杭商务楼的垃圾质量就非常高，热量相当于煤的三分之一，这是非常可观的能源，而一吨垃圾能发电200度左右。”他说。

于是，这家建立在政府资本引导、企业跟进投资基础上的电厂应运而生。

现在，电厂一小时约发电6800度，而大型火力发电厂一度电将耗煤300克左右。按照这个标准计算，垃圾发电一小时大约可以节约2吨煤，一天缓解电荒16万度左右。一户家庭如果一月用电150度，大约有3万户家庭能用上垃圾电。

而在之前，电厂的建设进程并不如人们想象中那样顺利。

1999年，绿能环保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正式立项，2000年，进行了可行性报告，但到了2002年，电厂才开始施工。

2004年7月20日，第一车垃圾运到电厂；7月29日，进行了第一次试烧，发出了第一度垃圾电；9月30日，通过了72小时满负荷考核；10月底，通过了排放监测，检测结果优于国家标准。

就在这“看上去很美”的期间，电厂炉子却屡次出现问题。因为垃圾的质量不高，炉子的温度上不去，好不容易上去了又下不来，炉子都烧黑了。于是，电厂不得不请了许多专家过来研究。

“结果显示，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运来的垃圾是没有分类的，什么东西都有，砖头、石块、蔬菜、塑料瓶、电池等等。那些砖头之类的建筑垃圾就把炉子给搞坏了。”王柯说。

而在他看来，由于杭州实行垃圾分类的试点主要在社区，但全市仅有五分之一不到的社区参与其中。除了大家苑、御跸苑等部分社区搞得不错外，很多社区的情况都不太理想，至于街道、旅游区，开展起来则更难。

“另外，下过厨房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垃圾最多，比客厅、卧室多多了，占了生活垃圾的一半以上。但这些垃圾的利用率却不高，如果运到焚烧厂，成本高，体积大，分量重，含水多，热量又不高。”王柯认为，如果像美国人一样，厨房垃圾先通过厨房下水道入口的粉碎机碾碎后再排往下水道，问题就会容易解决许多。

然而，垃圾焚烧发电厂所引发的争议还不仅仅是这些。

比如，一些环保权威，如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赵章元就认为，焚烧垃圾可以产生危害环境的二恶英。事实上，正是因为担心二恶英和重金属的危害，一些地区的居民一直反对建设焚烧炉，争论到现在还在继续。

早在2000年6月1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就已经规定了二恶英的排放限值，要求向大气中排放的每立方米烟气二恶英类不得超过1.0纳克(欧美和日本限值为0.1纳克)。

然而由于技术限制，对于二恶英的检测难度很大。有专家这样形容二恶英提取、分离、浓缩、精致所带来的工作量：“这就如同把国际标准泳池装满大米，然后从中挑拣出一颗黛色的大米。”

正因为对于二恶英的质疑，目前国际上垃圾焚烧的趋势也正在萎缩中。

如德国、荷兰、比利时早已相继颁布了“焚化炉禁建令”，日本已有4600座焚化炉停建，美国也有超过137座停用。

但仍有专家认为，垃圾焚烧处理技术的发展空间依然较大。

他们的观点是，垃圾技术包括垃圾焚烧、烟气处理和余热利用三部分，其中烟气处理和余热利用技术在国内其它行业有一定的基础，垃圾焚烧技术在消化、吸收国外生活垃圾焚烧技术基础上，结合国内生活垃圾特性的研究、开发活动也正在取得进展。

如今，根据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委员会的统计，中国城市垃圾处理中填埋法处理的垃圾占70%，堆肥占20%，焚烧占5%，其他(包括露天堆放、回收利用)占5%。而不论是焚烧还是填埋、堆肥，垃圾分类都被认为是绕不开的环节。

这也是专家们达成的共识。但这个过程何其艰难。

在一些城市，垃圾桶上尽管标着“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字样，却仅仅是个摆设而已。即便有人照章办事，垃圾车来了，还是一股脑儿全部倒出，垃圾分类与表面文章无异。

不过，也有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出现。

去年5月，西安市阎良区建起一座垃圾资源化处理车间，采用的是“生活垃圾清洁化资源化实时处理技术”。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一技术能使垃圾中的有机物质迅速分解，转化为植物所需的有机肥料。而金属、玻璃、纸张、电池等也将被分离回收再利用。

-观察记者 刘 静

是谁带来了这么多的垃圾，是谁让城市变成了垃圾场，也许只能扪心叩问我们自己。

人类的产生带来了文明，然而文明的产生却带来了垃圾。现代工业文明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马达，它输入大自然的天然水体、矿藏和原始森林，却输出了垃圾。

地球正在被垃圾包围，而作为人类的我们最应该反思，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是我们最根本的出路。

环保包装让“美丽”不再泛滥

“包装”，一个起初只是为了保护和保鲜商品的东西，如今却明摆着已经喧宾夺主，演绎出了“花样年华”。

180克燕窝缠着丝绸，躺在镶着24K镀金的“双龙戏珠”木盒里；53度的白酒，硬是被灌入一个龙型酒瓶，放在红木的盒子里熠熠放光；五六块月饼被“供奉”在硕大的皮制包装盒内，还有名表、美酒和上好的茶叶当“三陪”……即使撇开这些本来就讲究包装的礼品，日常商品中的包装也并不简单。拨开一颗孩子们爱吃的巧克力，先要撕下一层塑料纸，再打开纸盒，取出一颗后又要大拆一番才能最后送入口中；拆开袜子的包装则更为复杂，要用剪刀剪断塑料线，用手抠掉小商标、小铁钩，为了不损害质地，动作还得温柔一些。

为了吸引眼球，提高附加值，商家们想尽了各种方法包装商品，而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也偏爱漂亮的东西，于是在一个畸形的消费方式下，大成本、大投入生产出了“大垃圾”。

包装是商品的脸面，也是消费者认知产品的媒介。对商品进行适当的包装，既可起到保护和保鲜商品的作用，又可增加其外部的美观，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一旦对商品进行过度包装，包装大，商品少，则会喧宾夺主，造成“美丽垃圾”的泛滥。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北京市每年产生的近300万吨垃圾中，各种商品的包装物就约有83万吨，其中60万吨为可减少的过度包装物。而在全国每年的城市固体废物中，包装物占到了30%。全国每年平均生产衬衫12亿件，包装盒用纸量就达24万吨，相当于砍掉了168万棵碗口粗的树。每生产1000万个纸盒月饼，包装耗材就需砍伐上百万棵直径在10厘米以上的树木。那些“见怪不怪”的过度包装已经对我们的环境保护构成威胁，更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

在这样的背景下，“绿色包装”、“零度包装”的理念便悄然兴起。

“绿色包装”和“零度包装”的涵义相似，就是指可以回收利用的、无公害不产生垃圾的、具有节能和环保功能的包装。

欧洲的森林覆盖率在全球居前列，但欧洲各国对森林的保护却极为重视。其中最为称道的当数瑞典。瑞典是木材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但瑞典人“惜林如金”却由来已久，最典型的就是瑞典人发明的“绿色包装”—利乐砖包装。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典利乐公司的创始人鲁宾·劳辛博士就试图以纸来包装液体牛奶。经过十余年研究试验，终于发明了被誉为“天生就有‘绿色包装’基因”的利乐砖纸包装。用这种“绿色包装”来包装的牛奶、果汁、饮料、无需冷藏，在常温下可保鲜六个月，节约了大量因冷藏而耗费的能源。而更奇妙的是，这种纸包装回收后可做成“彩乐板”制作家具、地板、玩具、音响设备等。

可食性包装是另一项世界食品工业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它已涉及了广泛的应用领域，如我们平常吃的肠衣、果蜡、糖衣、糯米纸、冰衣和药片包衣等都在这项技术内。目前，由于保护环境的需要，可食性包装领域又涌现了很多新产品和新技术。

可食性包装方兴未艾的领域之一就是发展多功能可食性包装膜。主要是利用天然水融合性高分子膜材，或兼用疏水性物质和乳化剂作为膜液，配加各种防腐剂，甚至配加酶制剂等生物活性物，浸涂于农产品[11.85 -1.50%]或食品表面上，干燥后形成一层几乎看不见的薄膜，该层膜具有阻温、阻气、防虫、防腐、抗氧化、抗褐变、抗病等不同性质，且可食用。如薄皮水果、大叶蔬菜及花菜的保鲜膜常常要随果蔬一起被送入口中，糕点、糖果的内包装及一些畜产品的内包装也能入口即化、美味透明，并具有适当阻湿、止氧和防腐等功能而更为实用和高档。

可食性包装还有许多奇特用途。澳大利亚昆士兰一家土豆片容器公司制作的土豆片容器，其味道并不逊于盛装的土豆片，从而使人享受到“大嚼容器之快”；利用含有色素的可食涂料，对不易着色的食品进行表面染色，既可降低色素总用量，又能扩大色素染色范围，并提高其染色效果和稳定性。

把好“净菜进城”这道关

农贸市场的“脏、乱、差”尽人皆知，腐烂的菜叶、飘散的鸡毛、腥臭的鱼水以及时不时踩到的“血滴”，让人不禁皱眉恶心。虽然有关部门一直在致力于农贸市场的卫生状况治理，但是结果却总不尽如人意，整治过后往往又“老方一帖”。

我国农副产品在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垃圾是惊人的，每100吨毛菜大约就会产生20吨废弃边角菜。北京目前每天产生生活垃圾1.84万吨，一年670多万吨，其中60%为以蔬菜垃圾为主的餐厨垃圾。这些餐厨垃圾不仅污染环境，填埋处理时还要占用大量土地。

常有人说“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这句话同样适合“菜场废弃物”。

农业专家赵亚夫告诉记者，2吨菜叶在不加任何钾肥的情况下，可以转换成半吨左右的有机肥，如果按一定比例加一些禽畜粪，则可以转换成近一吨的有机肥。而一亩草莓所需有机肥还不到半吨，2吨菜叶子足可以“养活”一亩草莓。

随着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业的兴盛，农村对有机肥的需要日益增多，像废弃的菜叶、果皮等都是沤制有机肥的很好材料，而目前，这些菜场废料都与城市生活垃圾一样进入填埋程序。不少环卫专家提出，这些“在城市是垃圾、在农村是肥料”的菜场废料应尽可能地留在农村，最好的办法就是“净菜进城”。

净菜处理也有几个层次，在蔬菜原产地对毛菜根茎黄叶就地进行剔净，简单包装，这是“净菜”的“基础级”；再进一步，是经过清洗、整理、检测、冷藏、运输等环节，具有一定保质期的“商品蔬菜”；而最高级的“净菜”，则是可以直接打开下锅加工的半成品。

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净菜产业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在日本制定的垃圾减量化政策中，不仅毛菜被禁止入城，被禁的范围也随着城市的扩展而扩大，如东京市规定，八环路之内，禁止毛菜进入，由此减少城市生活垃圾20%。参照日本的计算方法，我国每年可少产生垃圾3000万吨，若按北京158元/吨的处理费，每年可减少投入47亿元。

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治理专家王维平先生认为，“净菜进城”在减少垃圾的同时，也节省了经济成本。北京每吨垃圾处理费用至少158元。而每300吨大白菜，就要产生60吨废料。这60吨废料运进运出，往返运费加上垃圾处理费，都是无效劳动，是一笔不小的浪费。另外，家庭主妇买菜回家后，需要择菜、洗菜，这个过程也要耽误很多时间精力，如果买回的是净菜，这些时间和精力就可以省下来。从社会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生产力的节约。

既然“净菜进城”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净菜并不常见呢？王维平先生有些遗憾和无奈地说：“实际上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我们的观念有问题。”

在我国，政策法规的实施往往受制于传统习惯。呼吁净菜进城，相关政策法规早已出台。上世纪90年代初，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有关部门下发的关于开展净菜进城工作的通知里，都对净菜进城提出了相关要求和目标，但是真正了解相关内容者却寥寥无几，目前净菜卫生尚无国家或行业标准，而是全由企业或进货的超市认定。有消费者反映，购回家的净菜并不干净，甚至新鲜程度也要打折扣。对此，蔬菜行业协会相关人士称，相关标准年内有望出台，届时可以对市场实行有效监管。

此外，“净菜进城”还有蔬菜加工问题。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行业仍处于初级阶段，相比于发达国家完善的农副产品产业链，我国在农产品的贮藏、保鲜和加工上都比较薄弱。另一方面，从农产品的产值构成来看，农产品的产值70%以上都是通过产后的贮运、保鲜和加工等环节来实现的。因此，加快我国农副产品加工行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减少城市垃圾，还可以大大提高农副产品的附加值。

垃圾分类，一个老生常谈

却不得不谈的话题

早在90年代中期，国内一些城市就开始倡导垃圾分类收集处理。马路边、社区里常能见到颜色各异的垃圾箱示意市民把垃圾扔进不同的桶里。

垃圾分类就是在源头将垃圾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的清运和回收使之重新变成资源。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垃圾分类后被送到工厂而不是填埋场，既省下了土地，又避免了填埋或焚烧所产生的污染，还可以变废为宝。

然而这样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却始终在国内迈不开步子，甚至一些早已实行垃圾分类的城市已经在这项工作上举步维艰，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4月初，广州市环卫局对外宣称，鉴于分类垃圾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新的规划方案出台前，比单桶垃圾箱贵50%的分类垃圾箱暂时不再投放。这意味着垃圾箱将重回无分类的“单桶时代”，事情发展成这样，不禁让人困惑，垃圾分类难道不可行吗？

“目前几乎所有的城市垃圾分类工作，都是‘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效果’，垃圾分类工作从宣传、倡导都收效甚微。”一位从事垃圾分类研究的学者指出。

新浪网曾做过一项调查，在3435名被访者中，89.4%的受访者所在的住宅小区都设有垃圾分类系统，但仅有38.6%的家庭给垃圾分了类。

很多市民表示，尽管对垃圾分类收集有所了解，也很愿意配合这项工作，但困扰他们的问题是：到底垃圾该如何分类。

仅以北京为例，对于垃圾分类就可谓五花八门。董先生住在北京城西的一个小区里，在他们小区，垃圾被划分成“可回收”和“餐厨垃圾”两类；但在一些公共场所，董先生又发现垃圾被分成“可回收”、“不可回收”、“有害垃圾”等好几种，让人眼花缭乱。董先生扬着手中的一个装食品的塑料袋说：“其实我到现在都一直没弄明白，这个塑料袋到底该归入哪一类呢？”

广州市环卫局环卫处处长鲍伦军在谈到分类垃圾箱“退出江湖”的原因时就表示，除了宣传不足外，后续工作跟不上也是一大问题。

徐女士是广州城北一大型社区的居民，在她家楼下的两个垃圾桶上，分别写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字样。一向热心环保的徐女士也十分在意，尽量将家中的垃圾按提示分别放入不同的桶中。

但有一天，徐女士却在不经意间发现，每天早上来装运垃圾的环卫工人，却将两个桶中的垃圾一古脑儿全倒进了一辆垃圾车中。徐女士十分不解：“我在家里把垃圾分好类，工人装车时却把它们又混在一起，这跟不分类有什么区别呢？”

垃圾“分了又和”，这的确是个尴尬的现实。鲍伦军解释说，如果要实现真正的分类，就要在投放分类之后，调派不同的车辆运输不同的垃圾。但到了处理环节，广州既没有建设餐厨垃圾、农贸市场垃圾、废旧电池处理的专项设备，也没有建立大型分检中心。因此，分了类的垃圾最终还是被混合运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对此，专家指出，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分类垃圾回收系统，才是导致许多城市推广垃圾分类回收多年却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

想法好还得实行好

本着“谁产生垃圾谁付费”的原则，征收垃圾处理费不失为一个减少垃圾的良方。

据了解，国外很多国家的城市都实行了垃圾收费制度。美国平均每个家庭每月要付出7-10美元的垃圾处理费用。法国居民每年缴垃圾处理费300法郎。德国有关法令规定，四口之家平均每年缴垃圾费600-700马克，占家庭收人的0.5%。韩国从1995年起正式实施垃圾袋收费制度，居民必须购买指定的垃圾袋丢弃垃圾，每个垃圾袋的售价就包含了垃圾处理的费用。所有实行垃圾收费制度国家的城市生活垃圾明显减少，环境也显著改善。因此，我国城市实行垃圾收费制度，也是与国际接轨、与市场接轨的体现。

其实早在2002年6月，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部、环保总局四部门就曾下发《关于实行城市生活垃圾收费制度促进垃圾处理产业化的通知》，要求各地改革垃圾处理机制，实行企业化管理，同时明确实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但是7年过去了，垃圾处理费却仍然是“雷声大、雨点小”。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上，由于存在难以计量的问题，收缴率一直不高。

“我们的垃圾收费跟水费、电费是不一样的，垃圾目前在我们国家，尤其是在城市计量是很困难的。”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城市垃圾处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徐海云说，对居民这块是笼统收费，比如深圳定的标准是居民住户按月收取15元/月，“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根本起不到激励作用。

徐海云表示，由于收入存在差距，对于高收入或者有稳定工作的人，垃圾处理费可能只占其支出的1%左右。而对于相当一部分低收入群体来说，就可能是一笔可观的支出了。

2005年，深圳市曾就“该不该向市民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开了一次听证会，20多位市民代表都谈了自己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该费用应列入政府财政支出，市民交纳的物业管理费中应该包含垃圾费。政府应该将税收用到市民生活最需要的地方。政府是一个城市的管家，有义务从财政收入中列出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的预算。再说，利用焚烧垃圾发电是赚钱的行业，最后的利润获得者应当为可焚烧垃圾的处理费买单。

有人提出，每户每月收取15元不合理，因为每户居民的人数是不一样的。此外，该收费标准比有些城市高出几倍，这不合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在财政投资不减的同时足量征收处理费。一位从事环境保护研究的人士说，过去的发展，有些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现在建垃圾处理厂，就要建高标准的处理厂，高标准要有巨额的资金保证，投资不足会带来二次污染。污染者支付恢复环境资源的费用是国际通行的原则和做法。

也许英国政府征收垃圾处理费的失败经历更能带给我们思考。

2007年英国政府考虑对普通家庭征收每年高达120英镑(1英镑约合1.95美元)的垃圾处理税。

但是这项计划最终却失败了。下议院下属的一个跨党派委员会表示，由于正在讨论中的“垃圾税”征收计划在程序上过于复杂、表述上也令人费解，政府开征“垃圾税”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税务部门认为，“垃圾税”的字面表达含混不清、令人费解，而这一税种实施起来将面临诸多难题，比如由谁来监督自家垃圾箱的缴税？如何抽查居民缴税情况？扔在街道上公共垃圾桶的垃圾又由谁来缴税？

英国议会的社区与地方政府委员会指出，征收“垃圾税”表面上看是促进环保，然而实质上却等于变相鼓励大家偷偷扔垃圾，因为公开扔垃圾都将被征税，谁也不愿当这个冤大头。

据了解，在已经实施“垃圾税”的爱尔兰，越来越多的居民为了“合理避税”，在自家后院焚烧垃圾，造成了许多火灾隐患，并产生了更多难以处理的废气。还有些居民为了逃税，竟然将自家的垃圾偷放在邻居的垃圾箱里。

-观察记者 夏 燕

不得不承认，中国垃圾增长的速度实在太快—上海市一年的生活垃圾相当于5个金茂大厦的体积；而北京市的生活垃圾堆起来，更相当于一个景山的体积。2007年，全国600多个设市城市的垃圾总量高达1.25亿吨。

然而，多数城市的垃圾处理能力并没有跟上垃圾的增速。统计表明，全国垃圾总量约有四成未经集中处理，北京的垃圾在未来四五年内将无地可埋，上海有的垃圾场已与居民区为邻。

垃圾围城，该如何破壁？垃圾与城市的矛盾正在加剧，垃圾处理的“中国式出路”又在哪里？

第三代技术的选择

在国际上，城市垃圾处理是长期困扰政府和市民的环保难题。一般来说，传统的垃圾处理方法是填埋和焚烧。

中国城市的垃圾处理起步很晚，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进行垃圾处理，之前，垃圾都是露天堆放。时至今日，国内大部分城市垃圾处理采用的方式仍然以填埋为主。

然而，虽然填埋方式被广泛使用，但由于资金、技术等原因，国内大多数填埋场都缺乏7层以上的严密防渗漏措施，所以不可避免会对土壤及地下水造成污染。与此同时，填埋还会占用大量土地，特别是在人口密度极高的地方，建设生活、工业垃圾填埋场已几乎没有了出路。

焚烧，曾是世界上许多大城市的首选。通过焚烧垃圾来发电，既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垃圾的体积，又利用其产生新能源。

近年来，国内也有一些城市采用焚烧的方法处理垃圾，但就在垃圾焚烧厂遍地开花后，人们却发现了比垃圾灾难更可怕的二恶英——这是一种极危险的致癌物，在目前已经认识的环境激素中，它的毒性最大。

也正因为如此，曾以焚烧方式处理垃圾的国家都已经开始警觉。

其中，全球垃圾焚烧厂最多的日本(全国有垃圾焚烧厂1916个，占世界总数的70%以上)于1997年颁布了更加严格控制二恶英的新标准，强制改造、关闭二恶英排放超标的垃圾焚烧厂。

与此同时，在填埋、焚烧之外，欧洲、日本等又开始研究开发“第三代”的垃圾处理技术。

热解气化技术就是其中的代表。

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焚烧，而是将大量的城市生活废物—废旧的电器、电脑、电池、打印机硒鼓、墨盒，医院废弃的一次性输液、注射品，巨量的生活垃圾等等统统在1200度以上高温中分解转化为汽，由此产生新的热能来发电和供热。这一技术避免了二恶英的产生，它吃掉如山的垃圾的同时，还制造了新能源，最终需要填埋的只是极其微小的数量。

那么，中国能否少走些弯路，一步跨入垃圾处理的第三代热解气化技术？这个过程显然是漫长的。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热解气化技术的另一个优点是垃圾无须分类，可以不选择地“通吃”并当即转化为热能和电能。但是它一旦投产，就必须保证有足够数量的垃圾资源。而充足的垃圾资源又从何而来？

和其他问题一样，中国的垃圾问题也和众多的行政部门相关。环卫局管生活垃圾，环保局管工业垃圾，医疗垃圾则归卫生局管，因此，处理范围的划分和有关部门的协调无疑是关键。

英籍华人、世界银行外国投资咨询服务部顾问彭重民曾经热心于在上海引进第三代垃圾处理技术，经过一番充分的前期准备后，他的团队开始和有关部门进行谈判。

先跟环卫部门谈。当咨询公司计算出采用热解气化技术处理垃圾每吨需要补贴300到400元时，上海市有关的垃圾管理部门就不那么积极了。因为根据初步计算，环卫部门将来用焚烧方法处理垃圾，每吨垃圾需从政府获得200到300元的补贴，而一旦采用热解气化技术，政府补贴会略有增加。

再找到环保部门。环保局有害垃圾处理中心却表示，希望这个热解气化项目能够专门来处理有害工业垃圾。

为什么会提这种要求？生长于国外的彭重民一时怎么也想不通，但他的直觉是，国内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比较困难。其间，彭重民也试图把这个项目拿到别的城市，但很快他就发现，说服那里的政府官员似乎要比上海更困难。

现在，他似乎明白，这个差不多是“天上掉馅饼”的环保项目推行无果，有两点可以总结：一是体制问题，政府部门的行政分割及利益分割难以协调；二是认识问题，人们对于热解气化新技术还不十分了解和信赖。

这些问题，有些是他摸清楚以后能够努力解决的，有些则是他力所不能企及的。不过，直到今天，他仍然很有信心在国内推广热解气化技术。而后者，也应该是以后国内城市垃圾处理的理想方式。

打造垃圾处理“产业链”

如今，面对日益严重的资源问题，人们又不得不向垃圾伸手要资源。

经过工业社会近300年的纯粹消耗，自然界可供人类开采利用的自然资源已经迅速枯竭，因此人类必须寻求替代的资源，“垃圾”正是最重要的选择之一。

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自然资源中含有很多“垃圾”，而“垃圾”中又含有很多可被利用的“资源”。

以铁、铜、铅、锌为例，我国铁矿平均品位只有15%，铜的平均品位更低。也就是说，在这些矿产资源中，85%到95%以上的成分是废石和废砂。

而“垃圾”中，比如在生活垃圾中，铁、铜这些矿物的含量并不比在矿产资源中的低。比如废旧电池中所含铅、锌的比例就比矿产资源中的含量还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垃圾”其实是另一类矿山。因此，要想使垃圾不废，首先要形成一定的机制。

“垃圾围城，在我国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以前我国都是由政府投入资金和人员完成收集、处理垃圾的工作。但是，政府取之于全体民众的资金主要应该用于提高公共的福利和生活质量，如果由政府承担处置废物的全部费用的话，就等于把取自于全民的资金变成了为某些企业追求更高利润，又不计入企业成本的‘社会成本’。”有专家表示，“当政府财政难以解决垃圾无害化问题时，这些垃圾就会以有毒、有害的形态进入环境，人类共有的生存环境就为某些企业获得利润而付出了‘环境成本’。”

而从目前的现状看，城市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工业垃圾、医疗垃圾，每一种都由一个部门管理，每个部门要成立自己的收集和处理系统，从分工来看各有道理，但从效率来看，则是极大的浪费。

对全体公民而言，完全由政府承担废物回收、处理或再利用的责任也似乎并不公平。因此，建立一个能使垃圾处理与再利用的产业良性循环，是维持社会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

按照一些专家的观点，就是要形成“生产经营者、垃圾形成者付费、恶化环境者赔偿、回收利用者得利、政府扶持和赞助”的良性循环机制。

与此同时，城市垃圾处理的“产业链”也很重要。

一般认为，它的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垃圾的数量和成分、废品回收市场的建设、技术的成本与可操作性、垃圾处置的土地资源、税收的支付能力等。

所以，从“产业链”的角度看，生活垃圾处理既要坚持“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原则，积极推进垃圾分类收集，鼓励废物回收和综合利用，又必须通盘考虑、设计城市垃圾处理的整个“产业链”，包括垃圾收集、分类、运输、加工、交易、废品回收市场建设、检查与监控等各环节的协调发展。

由于“产业链”中各个要素相互联系，互成一体，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要素。因此，要把“产业链”作为一个整体来设计、规划和培育，只有这样，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把任何一个要素从“产业链”中分离出来而进行的努力，都是收效甚微的。

事实上，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问题的日益关注，各国也在不断加大解决垃圾处理问题的力度。德国就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前者之所以能够取得领先优势，是因为它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先进完备的环保政策和执行系统。而在垃圾产业化方面，德国更是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垃圾处理产业体系，从业人员超过25万，涵盖工程师、工人、公务员等不同职业。

在教育领域，德国的一些大学也相继设立了垃圾处理方面的专业或课程，同时也提供针对垃圾处理专业人员的培训项目。这些做法都为德国垃圾处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市场化之道

目前，中国城市现行的垃圾处理大都还是由政府包干，采取非盈利性的收费。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垃圾处理费用连年攀高，许多地方政府不堪重负。

而在国外，基本上是采取政府招标的做法，改“政府行为”为“企业行为”。由于价格体制完善，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投资和运行费用有保证，发达国家的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往往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进行融资，建成后由企业进行运营，政府只需通过税收或垃圾处理收费，就能保证建设投资的回收和企业的运营收入。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市场机制直接贯穿垃圾收运、处理和再生利用的始终。

此间，它所采用的征收居民垃圾处理费，为垃圾收集、贮存、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行提供资金的做法，也已被实践证明是比较公平、有效的方式。

那么，中国城市的垃圾处理是否也可以走这样一条路子？答案是肯定的。

事实上，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不少城市的居民已越来越重视环境质量，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污染者付费”的思想已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因此，建立新的垃圾收费制度，时机已成熟。

如今，尽管国内有不少城市出现垃圾收费“开征面少、标准偏低、收费困难、收缴率低、收取和使用不规范”等问题，但在“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下，收费仍然是一个大的趋势。

与此同时，和垃圾收费制度同等重要的另一项措施—在城市保洁、垃圾收运和处理行业中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的做法，也应该被重视。

作为城市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门，垃圾产生源至垃圾的最终处置(末端处理)之间的过程都可以纳入收运系统当中。而在垃圾全过程的管理费用中，垃圾收运系统的费用支出就占到了70%—80%。为此，在这个系统中清除体制性障碍，建立市场化运作模式，也显得格外重要。

在这方面，杭州市西湖区也进行了一些尝试。

比如，按照传统的作业模式，环卫工人收集垃圾后，都要就近拉到附近的小型中转站，经过压缩后再运往垃圾填埋场。然而，垃圾中转过程中造成的“二次污染”让周边居民苦不堪言。

“要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颠覆传统的作业模式，实现垃圾清运零中转。”为此，西湖区城管办专门投入100多万元资金，新购置了3辆负荷力达8吨的大型垃圾压缩车，计划通过这一“新式武器”的运行，将城市中心大部分生活垃圾直接运往垃圾填埋场，进行消纳，其余则通过城市外围新建的大型垃圾中转站处理。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不仅最大程度避免了垃圾中转过程中的“二次污染”，也提高了清运效率。而中转环节的减少，也意味着没有中转设备的社会力量可以进入垃圾清运行业。

所以，在取消小型中转站的同时，西湖区城管办还同时启动了垃圾收运的市场化招标，以期通过引入社会力量，增加作业单位之间的竞争，激励作业单位提升服务水平和质量。

-杨速炎

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行业投资萎缩，但属于市政基建投资的垃圾处理产业，在“减少污染物排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可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多项光环的笼罩之下，受惠于国家4万亿拉动内需的投资计划，反而因祸得福，逆势飘红。这个一向被称为“无本万利”的生意，正吸引着无数外国资本的竞相进入。

中国成世界最大垃圾处理市场

随着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人民的消费能力日益增长，加上消费品的包装日渐繁复，中国居民消耗的垃圾量正以每年8%到10%的速度增长，增速与GDP比肩。

按2008年年鉴统计，2007年全国655个设市城市的垃圾总量达1.25亿吨，然而，多数城市的垃圾处理能力并没有跟上垃圾的增速。年鉴统计表明，全国垃圾总量约有四成未经集中处理，它们只是从城市人的眼前消失，被简单填埋或堆放在郊区、甚至农村。

县城和乡镇的垃圾处理水平更为落后。按照国际水平衡量，在中国农民年收入正进入1000美元水平的过程中，社会各方对村镇垃圾处理的投入必然大增。中国目前有1600多个县级城镇，按照国家的规划和部署，这些城镇将陆续进行垃圾无害化处理。

早在2007年8月，针对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不足、处理水平低的情况，为保护环境，实现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国家发改委、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印发了《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全国要新增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32万吨/日。到“十一五”末，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要达到60%；其中，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70%。

在这之前，由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也已经正式公布。方案中将促进垃圾资源化利用作为创新模式、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明确指出，“县级以上城市(含县城)要建立健全垃圾收集系统，全面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建设，充分回收垃圾中的废旧资源，鼓励垃圾焚烧发电和供热、填埋气体发电，积极推进城乡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在国家利好政策的支持下，“十一五”期间，环卫设施投资是1115亿元，其中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将达到516亿元，不达标处置设施治理费用73亿元，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目前的城市垃圾比例中，塑料占到了8-9%，玻璃占到了4-5%，纸张占到了2-3%，这些都是丢弃在垃圾中的财富。而树叶、蔬菜根皮、瓜果皮核等有机物，所占比重高达 20-25%，这可以直接转化为绿色肥料，卖给城市绿色农业生产业。如果将其中的有机可燃物加以燃烧，一吨城市垃圾的热能相当于半吨煤。更重要的是，目前国内城市垃圾处理运行机制正逐步由政府投资行为向市场化、产业化运作方向变革。这一变革将使垃圾处理产业的“黄金”商机凸显，为企业进军垃圾处理产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对此，业内人士估计，垃圾处理正成为投资人眼中的新兴朝阳产业，中国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垃圾处理市场。

外企抢滩垃圾产业

5月20日，北美最大垃圾处理公司美国惠明废弃物管理有限公司宣布正式进入中国，其已确定将引入中国市场的垃圾处理业务的首站投资地设立在上海。目前惠明正在与包括上海环境集团(上海城投集团下属公司)在内的潜在结盟伙伴进行接触。

有资料显示，美国惠明集团年营业额超过130亿美元，拥有美国400亿美元垃圾处理市场1/3的份额，公司的垃圾发电每年可以满足近百万居民的用电需求。而除了惠明以外，还有威立雅环境集团、苏伊士环境集团也有意结盟上海环境集团。

从目前来看，威立雅环境集团早已在多个城市进行布局，建立了多个垃圾处理工厂，仅威立雅在上海建设的江桥垃圾发电站，日处理能力已经超过了1500吨，目前为6万居民进行供电，而根据扩建计划，在未来几年内，该工厂将增至每天3500吨处理能力，成为世界第二大垃圾发电站。而苏伊士环境集团也早已在上海化工园区成立了垃圾处理的合资公司，处理工业垃圾。

而来自新加坡的创冠环保(中国)有限公司目前已在福建晋江、惠安等地，以及湖北黄石、辽宁营口、大连，还有海南海口等城市投资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他们希望，未来5年间在中国境内兴建20个垃圾焚烧发电厂。美国最大垃圾发电商卡万塔(Covanta)也已携手中国最大的垃圾发电设备制造商重钢三峰，成为三峰的第二大股东(40%股权)及管理运营合作伙伴，双方的合资公司重庆三峰卡万塔环境产业有限公司目前运营可以“吃掉”重庆主城区每日产生垃圾的一半的同兴垃圾发电厂，并先后拿下福州红庙岭垃圾发电厂的特许经营权和成都、泰兴、重庆三大垃圾发电项目的工程总承包权。

事实上，早在2002 年 9 月，由香港亚太环保有限公司独家投资的广州亚太生活垃圾有限公司，就与广州市市容环境卫生局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香港亚太环保有限公司投资约2.8 亿元，在广州建立起一座日综合处理生活垃圾1000 吨的垃圾处理厂，从而正式拉开了外资进军中国垃圾产业的序幕。

尤其是近几年来，全球的废品和垃圾处理公司已经纷纷行动起来，如意大利赫拉公司和德国废钢回收公司因特塞拉公司都非常希望进入中国市场。日本企业也希望能从中国的环保努力中获益。据了解，日本媒体已经把这一问题上升到了战略高度，该国《外交论坛》文章《中国是环境产业的巨大市场》指出，“重视环境”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价值观，这是在环境领域拥有领先技术的日本产品开辟新市场和改善日本形象的机遇。英国一家媒体更是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环保：绿色发展带来商机》的文章，文章说：“如果亚洲的环境立法是一只股票的话，人们将会疯狂购买”，“中国环保机遇的规模吸引了来自全球的众多投资者”。

而在外资热衷垃圾产业处理的背后，隐藏的则是外资对于中国垃圾产业所带来的巨额利润的疯狂追逐。有业内专家预测：中国已经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第二大垃圾处理市场，在未来几年内，必然要超过美国。由于“十一五”规划和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未来几年内，中国垃圾处理市场的规模将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巨大的商机使得他们决定进入中国。

而就垃圾发电而言，其带来的利润相当可观。目前对发电来说，一吨煤产生的热量是7000-8000大卡，垃圾只有3000大卡左右，垃圾发电在热值上无法与煤炭相比，但跟煤炭一吨500元-600元的成本比起来，垃圾几乎不需要成本，这就让垃圾发电的利润回报显得十分优厚。就当前来看，美国每吨垃圾转换的电能大约在500-750千瓦左右，而在中国也已经达到400-500千瓦的转换。垃圾发电所带来的净利润在7%-9%左右。

业内专家指出，外资如此看重我国的垃圾处理市场，也和政府为这一产业发放补贴等优惠政策有关。根据国家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扶持政策，垃圾焚烧发电全部保证上网，上网电价可在燃煤电价基础上，每度补贴0.25元，同时免征增值税、减免所得税，还将获得市政部门按吨位支付的垃圾处理费。这些措施和政策都保证了投资者的收益。

就目前来看，中国城市垃圾综合利用还处于起步阶段，垃圾焚烧只占全国垃圾处理总量的1%左右，市场发展空间极大。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到2010年，城市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要达到90%，综合利用率达到60%，这为更多外资的进入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中资企业难与外资相匹敌

面对外资的疯狂进入，国内企业明知道垃圾产业利润肥厚，也难以与外资形成相抗争的局面。

究其原因，主要是核心技术跟不上去。以垃圾发电为例，环保人士及垃圾发电厂周围居民的反对声从未停歇。他们认为，垃圾发电会产生大量的有害气体，恶化周围环境，出现二次污染的局面。而利用垃圾填埋产生沼气发电的方式，不仅会严重污染周边空气，沼气排放处理不慎还极易造成爆炸等灾害性事故。但关于如何解决类似难题的核心技术，国内企业却一直没有掌握。而核心技术的缺乏，直接导致了我国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竞争垃圾处理产业的时候缺乏足够的竞争力。

对国内垃圾处理企业而言，抑制其发展的更关键因素在于行业竞争的不规范。垃圾处理在国外很多公司是可以赢利的，但由于我国很多城市的垃圾燃烧值不高，容易导致亏损，因此政府的补贴就尤为重要。但现在企业间互相的杀价已经导致政府每吨补贴从以前的110元-120元左右，下降到了现在的60多元，这一数字还在不断下降。而且由于招标过程不透明，不少企业通过关系拿到项目，在其他方面获得收益，导致了行业难以朝着改进技术、提高效率的方向健康发展。目前，在地方政府进行招标建设垃圾发电厂时，每次竞标都会引发混乱，一些企业为了得到项目，不惜做亏本的买卖，把价格压得极低，损害了整个行业的利益。

业内专家也认为，对于地方政府和企业来说，投资回报意义是不同的。对地方政府而言，希望以较少的投入、较短的建设时间完成投资项目，因此在招标过程中，就会选择低价中标的企业，但单纯的低价中标往往会造成后患。有业内专家指出，近几年来，有一些非主流的、没有技术能力的垃圾处理公司承担了一些城市的垃圾处理业务，但他们根本没有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场，这其实有很多安全隐患。为此，专家提出建议，地方政府可以采用竞争性谈判、招募等形式，综合比较来选择合作者。

-观察记者 刘晓林

我们谁都离不开垃圾，又谁都不愿意与垃圾为伍。

“你这垃圾！”—没有比这更厉害的骂人语言了。

在这个美好的世界，谁愿意成为垃圾呢？

我们每个人都衣着鲜亮，都容光焕发。垃圾？谁是垃圾？太离谱了吧？

然而，一不小心，也许我们就成了垃圾。

因为，有一种比有形垃圾更肮脏的东西，很可能使您瞬间变为垃圾。

一是我们自己制造垃圾的习惯使我们成为垃圾。

与生俱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地球的垃圾缔造者。想想看，从我们的第一声哭声伴随的鼻涕，到有生以来的第一泡屎尿，到玩坏了随地扔的玩具，到撕碎的废纸，到果皮、蔬菜叶，到剩饭剩菜等丢弃待处理的所有废品，甚至，当我们离去时，留在这个世界的这副皮囊……

何时何地垃圾离开过我们呢？

是的，我们无法离开垃圾，就像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上天离开地球是一样一样的。

但是我们可以养成尽量给这个世界少制造一些垃圾的习惯。

比如，我们每天都要经历的吃穿住行方面能否预先就减少一些垃圾？是否可以少点几个菜，减少一些泔水？是否可以少扔一根烟头，让地面干净些？

然而，尽管无数次安民告示过的尽量不要随地吐痰丢果皮之类的本属于童年的教育，却延续到了青年、中年、老年，许多人至死都没有改变随时随地制造垃圾的习惯。

我们就这样带着内在的一种垃圾，度过这一生。

二是损人不利己的缺乏公德的意识使我们变为垃圾。

只要自己这儿干净，污染了别人也不要紧—这就是我们许多人的内心活动，也是使他们肆无忌惮地给别人制造垃圾的行为动因。我们从小到大见闻过不少类似事件：趁夜深人静时把垃圾偷偷扔到一些不该扔的场所，甚至在大白天光天化日下也问心无愧地把垃圾丢在菜场、河边、工地、街旁等等，但我们自己那一小块地盘是要保持干净的。这种行为，与向江河里排污水、向天空里排废气的行为没有二致。以为损到别人不会损害自己，没曾想反过头来一样损到自己。排放废水废气使自己的父母兄弟因此致癌，乱丢垃圾也使自己日夜呼吸垃圾的恶臭。这让我想起古时候一个故事：兄弟俩睡在一顶蚊帐里，当蚊子在弟弟这边时哥哥想反正不会咬到我于是不去拍打蚊子，当蚊子在哥哥这边时弟弟想事不关己乐得高高挂起。结果早晨醒来，哥俩的血液都被蚊子饱吸。损人就能利己吗？公共不关自己吗？多少人往运河里扔垃圾，太湖蓝藻也报复每一个人。我们那些给公众制造麻烦的人，自己能够逃过“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因果报应吗？

三是我们不把垃圾当垃圾，把垃圾不当垃圾的思想也使我们变成垃圾。

此话怎讲？不把垃圾当垃圾，也就是没有垃圾意识。就是垃圾也不以为然，不予重视。把垃圾不当垃圾，认为就是这么一回事，没什么了不起。甚至有关垃圾处理的事业觉得这是小事，这是低贱的事，这是难以启齿的事，这是低等人的事。于是乎，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城市垃圾处理站的事根本没有规划，或者胡乱规划。这种观念就像中国人对待厕所一样，视它为难以启齿的臭事，随意处置。却不想它是一个人人需要的东西，又是会影响人人的一个东西，能够胡乱对待吗？

然而我们的现状是：许多城市的垃圾随意丢，却从不考虑垃圾站附近的居民每日的生理心理感受。一些楼盘的公共垃圾站随意设计在某楼某窗某路口，设计师根本不考虑它对人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舍不得往垃圾处理方面投资花钱，因为这是低等的事嘛。于是设施要多简陋有多简陋，根本谈不上现代化、高科技，垃圾工人的待遇是不会高到哪儿去的。然而，不重视垃圾，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然跑掉。我们这种垃圾思想让我们周围平添了多少垃圾痛苦。

其实，想想古今中外，就很明白了。古来，就从来离不开垃圾，也逃避不了垃圾处理的日常大事。再往外看，即使发达先进的国家，也一样遇到过垃圾处理的麻烦。既然垃圾处理不是什么独此一家前无古人的新鲜事，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向别人借鉴处理方法呢？又有什么不能处理好的呢？

我一直担心的，还有另外一种垃圾，那就是我们国民的素质中某些属于垃圾的东西，我们职能部门的行事思维和方式中某些属于垃圾的东西，比如麻木，比如官僚，比如僵化，比如不作为等等。别以为处理垃圾是一宗小事，这也体现是否以人为本哪！

记者到日本等地去后的最大感触是，那些国家有一个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时时事事精细认真，才有规范现代的现在和未来。而中国人目前一个大弊端是时时事事粗放不认真甚至忽悠，才有这样那样的小事酿成大祸的种种新闻，这样怎么能够有一个规范现代的现在和未来？

垃圾问题一样也可以反映这一实质。

提高国民素质，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那就不妨从垃圾做起。

但愿，我们内心，和我们身边，垃圾越少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