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风色幻想3硬盘版:谈梁任公 周善培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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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梁任公 周善培
先从网上扒下一段：
周善培（1875—1958），号孝怀，原籍浙江诸暨县，随父宦游来川，遂定居。1899年东渡日本，考察学校、警校、实业等，居四月返川。1901年奉命带学生20名赴日本留学，并聘回日本教习来成都开设私立东文学堂。不久，赴泸州任川南经纬学堂学监。1902年任警察传习所总办。后赴粤，任督署副总文案兼广东将弁学堂监督。锡良任川省总督后回川任警察局总办。先设巡警教练所，仿效外国在城市设警察，维护治安。每省设巡警道一名。四川第一位巡警道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周孝怀。他开办巡警教练所在此，街亦因此得名。周爱题字补壁，杜甫草堂内现存的青花“草堂”影壁的“草堂”二字，就是周题写的。 继在成都建幼孩教育厂、乞丐工厂、老弱废疾院，并力戒鸦片烟，改造监狱，预防火灾，破除封建迷信。1908年任川省劝业道总办，通令各属普设劝业局，培训劝业员，大力资助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任内多次举办展销商品的工商赛会、商业劝工会，还在成都设立能容纳300余家商户的劝业场，这些措施推动了四川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倡导和督促成立川江轮船公司，参与讨袁护国运动。国民政府成立后，潜心治学，不问政事，抗战初期在天津设电台，代表四川省主席刘湘对外联络。解放初任民生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周易杂卦正解》及回忆录等。（巴蜀网）
8801按：
周与任公，堪称君子之交。据周善培说“......我提出的订交条件，彼此多规过、少讲善，他不但当时接受，以后往来的32年，我平生的朋友最能接受直言的，只有任公，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
周与任公政见多有不合，但两人却是终生的朋友，周的许多见解，颇有独到之处，待俺慢慢敲上。原文较长，摘一部分与各位共享。
......（8801：以上省略好多文字。）
癸丑（1913年）冬，（康）南海因为对任公请托太多，最后一次任公没有照办，他怒了，来找我，要我去信责备任公，我婉言谢绝。从此，他就同任公断绝往来了。讨袁事起，南海也屡次来问我有什么办法，我因为他不能保密，有时且有点吹，我没敢告诉他一个字。任公在上海住了很久，也未敢通知他。这次任公由广西来了，我先劝任公去见他一面。好容易把任公说通了，然后我又去见南海。南海起初还怒气未息，经我一再劝解之后，才答应由我领任公去见他。任公叩了几个头，南海也不还礼。虽没有十分责备他，但始终是怒气未息。谈了不到一点钟，两师徒就相对无言而散。从此，康、梁就神离而貌也不能合了。 过了几天，南海又来访我，问我道：“我真佩服你，言必称赵先生（8801注：赵熙，字尧生；周的业师。）。你为什么那样服从赵先生呢？”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恨任公不服从他，就答复他说：“赵先生之同我讲学问，学问的道理是方的，我无法违背他，只有服从他；你同任公戊戌以前也是讲学问的，戊戌以后，就专讲政治，政治的道理是圆的，你有你的办法，他有他的办法，自然他对你就有从有违。还有一点：俺做官做得俺的官，不是替赵先生做官。俺做了六年官，赵先生从来木向俺要过一个钱、荐过一个人。你对任公是否如此，请你反省一下。”南海听了自然不满意。第二天我把这段话告诉任公，同时劝他：“袁（世凯）死了，民国的政治是革命党的事，我们应当关起门来少谈政治。谈政治的朋友只能共热闹，不能共寂寞。”任公当时虽无话说，却一时冷静不下来；加之，经过讨袁，他在社会上又取得了一种地位，奔走其门者甚多，他要冷静也不由他冷静了。
丁巳（1917年）五月，张勋复辟，任公又来找我同去参加段祺瑞的马厂誓师。我对他说：“南海要复辟，请我参加，是错认我为遗老，而不知辛亥我替四川人争路是想维持大清延长几年寿命，清政府不以为德，反把我革了职，我同大清情断义绝了。你是知道我同大清情断义绝了的，而忘记了你对德宗（光绪）的恩深义重。我不参加段讨复辟，不但我无参加的必要，段是辛亥最后的湖广总督，该不该讨复辟，他还需考虑；你该不该参加他的讨复辟，你更得考虑。”任公说：“不讨张勋复辟，俺们讨袁就无意义了。”我说：“俺们讨袁是替大清讨袁，不是替民国讨袁。革命党推翻清朝是对的，袁世凯始而利用革命党推翻清朝，已经该讨，又进一步推翻共和政体，自己做起皇帝来。推翻共和国后有革命党去讨他，这个意义是永远存在的，同张勋复辟毫不相干。”任公说：“那么，你就看着张勋复辟不问他吗？”我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别人去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勋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该我们去做。”
反复说了很久，我看他把这道理始终分析不清楚，又同他研究段祺瑞能不能共事的问题。我说：“讲交情，我同老段比较你还有点小交情，旁的事情他不认识我，他却认识我不想做官，不想依靠他来分点脏。而他这人是没有脑筋的，左右又是一班垄断权力、不愿意别人分赃的人。他再三要我到四川去，你也从旁帮他劝驾，我尚且避之不及；你怎么拿一个毫无交情又不愿分去他一份权力的人去同他共事呢？”任公说：“老段反对洪宪，我们不该佩服他吗？”我说：“我也因为佩服他这一点，所以结束肇庆都司令部（8801：老周策动的反袁武装）以后，我还同他做朋友。”任公说：“为神马做得朋友又不能共事呢？”我说：“当然是两回事。做朋友谁也不侵占别人的权利；一共事，权利问题就来了。你连这极浅显的政治利害都分析不明白，还谈神马政治呢？你既认定他能共事，我不敢妨害你的自由。我只看你最后长叹一声下台就是了。”
从此，他就帮段做起誓师的檄文来。张勋打垮后，他就做起财政总长来。不久，他下了台。我也就从此不再和他谈天下事了。
......
我常对任公说：“孔孟、苏张都谈政治，为什么孔孟是政治家而苏张是政客呢？就是孔孟谈政治没有自己，只订出许多原则性的理论，让一般诸侯去听。谁照他的理论去做，是他的幸福，与我无关；谁不听他的话，是他该倒霉，也与我无关。苏张就相反了，事事都为的自己，谁听他的话，那人有利，他自然有利；听他的话做坏了，而他的官骗到手了，他也有利。孔孟讲了一生政治，虽没有得意过，一生是愉快的，结果是安全的。苏张虽然得过几天意，却一生在恐怖中，到底得不到好结果。”任公财政部下台后，我常常举出以上这段话问他：“你讲了一生政治，你有几天是愉快的？”他只有长叹一声来答复我。
我又常同他讲：“真讲做事的政治家，勿论职权的大小，到一个地方，做一趟官，总的留下两件事，使去后还有人想我，留下好印象。如李冰在四川凿离堆，时隔二千年还有人纪念他，这是第一等。如子产在郑国前半期被人咒骂，后半期被人称颂，也是好的。即使像王荆公做坏，到今天还有人佩服他做事的精神，也够得上政治家。如果做一趟官，留不下一件事使人回忆，这只能叫做官，不能叫做事，更说不上政治家。（8801：怪不得许多官员一个劲地搞拆迁呢！）”他愤然地答复我：“你难道不晓得今天不能办事吗？”我笑着答道：“你难道早不知道今天不能办事吗？”他最后也只有拿长叹一声来答复我了。
袁死后，我劝他莫问政治，他冷静不下来；财政部下台后，不待我劝他，他就自然冷静下来，讲起学问来了。
我对他的讲学也向他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意见，但始终合不到一块。我们间的分歧时：任公想做通人，总想无所不通。我希望他要专，要精。他以为我太狭隘，我以为他太泛滥。结果任公在学术界只能算个杂家，这是我认为可惜的一点。还有一点：人在中年以前，可以用求知的思想去讲学，中年以后，讲学一面是求自己有受用，一面是求人有受用。任公对我的理论很赞成，而他不幸58岁就早逝了。他讲了一生的学，究竟得到多少受用，我虽同他论交35年，还替他得不出一个正确的答复。他死后，我作了一篇极沉痛的祭文，只能表示我对他哀痛之意，仍然算不得替他答复这个问题——他讲政治（哇塞！任公那些年前就践行胡总的指示，先进的紧！！）、讲学问几十年，究竟得到些什么受用？我对他只能感谢他能容纳我的直言了。任公死后，我想再找一个能容纳我的直言的朋友，再也木有了。
8801评：关于朋友，前人和后人都有许多的论述，俺觉得老周的一番话，很有见地。俺认为周说的受用，就是指自己的收益和心得，所谓“开卷有益”者也。任公风云人物，能得周公这一终生的挚友，不枉此生。
写完了，我还回忆起丁卯（1927年）以后，我到天津偶然同任公讨论文学的两段话。一段是：我对任公说：“中国长久梦睡得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这不待我来恭维你。但是，做文章有两个境界：第一个是能动人，读你的文章，木有不感动的。第一步你已经做到了。第二步是能留人。司马迁死了快两千年，至今《史记》里有许多文章还是使人不厌百回读的。你这几十年中，做了若干文章，你试想想，不说百回读不容易，就是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文章？”任公说：“文章要怎样才能留人呢？”我说：“必要言外有无穷之意；读者必要反复读了又读，才能得到它的无穷之意。读到九十九回，无穷的还木有穷，还丢不下，所以还不厌百回读。如果一篇文章把所有的意思一口气说完了，我自己的意思先穷了，谁还白费力气再去搜求，再去读第二回呢？开门不见山不能动人，一开门就把所有的山全看完了，里面木有若干丘壑，人自然一看之后就掉头而去，谁还入山去搜求丘壑呢？”任公很以为然，而他的文气太盛，又作惯了报纸文章，目的就在动人，所以始终向动人方面发展，这是他一件令人可敬、又令人可惜的事。
另一段是：任公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因此，如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极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我常常劝他道：“论你的年辈、你的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象这种求足的方式，天下学问无穷，你已年近六十，那一天才能达到你足的愿望呢？”任公当时也一再点头，而始终控制不住一个“名”字，因此就造成一个无所不通的杂家。这也是我个人认为是一件可惜的事。我的见解对不对，要待后人来批评了。
--完。
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先从网上扒下一段：
周善培（1875—1958），号孝怀，原籍浙江诸暨县，随父宦游来川，遂定居。1899年东渡日本，考察学校、警校、实业等，居四月返川。1901年奉命带学生20名赴日本留学，并聘回日本教习来成都开设私立东文学堂。不久，赴泸州任川南经纬学堂学监。1902年任警察传习所总办。后赴粤，任督署副总文案兼广东将弁学堂监督。锡良任川省总督后回川任警察局总办。先设巡警教练所，仿效外国在城市设警察，维护治安。每省设巡警道一名。四川第一位巡警道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周孝怀。他开办巡警教练所在此，街亦因此得名。周爱题字补壁，杜甫草堂内现存的青花“草堂”影壁的“草堂”二字，就是周题写的。 继在成都建幼孩教育厂、乞丐工厂、老弱废疾院，并力戒鸦片烟，改造监狱，预防火灾，破除封建迷信。1908年任川省劝业道总办，通令各属普设劝业局，培训劝业员，大力资助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任内多次举办展销商品的工商赛会、商业劝工会，还在成都设立能容纳300余家商户的劝业场，这些措施推动了四川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倡导和督促成立川江轮船公司，参与讨袁护国运动。国民政府成立后，潜心治学，不问政事，抗战初期在天津设电台，代表四川省主席刘湘对外联络。解放初任民生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周易杂卦正解》及回忆录等。（巴蜀网）
8801按：
周与任公，堪称君子之交。据周善培说“......我提出的订交条件，彼此多规过、少讲善，他不但当时接受，以后往来的32年，我平生的朋友最能接受直言的，只有任公，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
周与任公政见多有不合，但两人却是终生的朋友，周的许多见解，颇有独到之处，待俺慢慢敲上。原文较长，摘一部分与各位共享。
......（8801：以上省略好多文字。）
癸丑（1913年）冬，（康）南海因为对任公请托太多，最后一次任公没有照办，他怒了，来找我，要我去信责备任公，我婉言谢绝。从此，他就同任公断绝往来了。讨袁事起，南海也屡次来问我有什么办法，我因为他不能保密，有时且有点吹，我没敢告诉他一个字。任公在上海住了很久，也未敢通知他。这次任公由广西来了，我先劝任公去见他一面。好容易把任公说通了，然后我又去见南海。南海起初还怒气未息，经我一再劝解之后，才答应由我领任公去见他。任公叩了几个头，南海也不还礼。虽没有十分责备他，但始终是怒气未息。谈了不到一点钟，两师徒就相对无言而散。从此，康、梁就神离而貌也不能合了。 过了几天，南海又来访我，问我道：“我真佩服你，言必称赵先生（8801注：赵熙，字尧生；周的业师。）。你为什么那样服从赵先生呢？”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恨任公不服从他，就答复他说：“赵先生之同我讲学问，学问的道理是方的，我无法违背他，只有服从他；你同任公戊戌以前也是讲学问的，戊戌以后，就专讲政治，政治的道理是圆的，你有你的办法，他有他的办法，自然他对你就有从有违。还有一点：俺做官做得俺的官，不是替赵先生做官。俺做了六年官，赵先生从来木向俺要过一个钱、荐过一个人。你对任公是否如此，请你反省一下。”南海听了自然不满意。第二天我把这段话告诉任公，同时劝他：“袁（世凯）死了，民国的政治是革命党的事，我们应当关起门来少谈政治。谈政治的朋友只能共热闹，不能共寂寞。”任公当时虽无话说，却一时冷静不下来；加之，经过讨袁，他在社会上又取得了一种地位，奔走其门者甚多，他要冷静也不由他冷静了。
丁巳（1917年）五月，张勋复辟，任公又来找我同去参加段祺瑞的马厂誓师。我对他说：“南海要复辟，请我参加，是错认我为遗老，而不知辛亥我替四川人争路是想维持大清延长几年寿命，清政府不以为德，反把我革了职，我同大清情断义绝了。你是知道我同大清情断义绝了的，而忘记了你对德宗（光绪）的恩深义重。我不参加段讨复辟，不但我无参加的必要，段是辛亥最后的湖广总督，该不该讨复辟，他还需考虑；你该不该参加他的讨复辟，你更得考虑。”任公说：“不讨张勋复辟，俺们讨袁就无意义了。”我说：“俺们讨袁是替大清讨袁，不是替民国讨袁。革命党推翻清朝是对的，袁世凯始而利用革命党推翻清朝，已经该讨，又进一步推翻共和政体，自己做起皇帝来。推翻共和国后有革命党去讨他，这个意义是永远存在的，同张勋复辟毫不相干。”任公说：“那么，你就看着张勋复辟不问他吗？”我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别人去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勋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该我们去做。”
反复说了很久，我看他把这道理始终分析不清楚，又同他研究段祺瑞能不能共事的问题。我说：“讲交情，我同老段比较你还有点小交情，旁的事情他不认识我，他却认识我不想做官，不想依靠他来分点脏。而他这人是没有脑筋的，左右又是一班垄断权力、不愿意别人分赃的人。他再三要我到四川去，你也从旁帮他劝驾，我尚且避之不及；你怎么拿一个毫无交情又不愿分去他一份权力的人去同他共事呢？”任公说：“老段反对洪宪，我们不该佩服他吗？”我说：“我也因为佩服他这一点，所以结束肇庆都司令部（8801：老周策动的反袁武装）以后，我还同他做朋友。”任公说：“为神马做得朋友又不能共事呢？”我说：“当然是两回事。做朋友谁也不侵占别人的权利；一共事，权利问题就来了。你连这极浅显的政治利害都分析不明白，还谈神马政治呢？你既认定他能共事，我不敢妨害你的自由。我只看你最后长叹一声下台就是了。”
从此，他就帮段做起誓师的檄文来。张勋打垮后，他就做起财政总长来。不久，他下了台。我也就从此不再和他谈天下事了。
......
我常对任公说：“孔孟、苏张都谈政治，为什么孔孟是政治家而苏张是政客呢？就是孔孟谈政治没有自己，只订出许多原则性的理论，让一般诸侯去听。谁照他的理论去做，是他的幸福，与我无关；谁不听他的话，是他该倒霉，也与我无关。苏张就相反了，事事都为的自己，谁听他的话，那人有利，他自然有利；听他的话做坏了，而他的官骗到手了，他也有利。孔孟讲了一生政治，虽没有得意过，一生是愉快的，结果是安全的。苏张虽然得过几天意，却一生在恐怖中，到底得不到好结果。”任公财政部下台后，我常常举出以上这段话问他：“你讲了一生政治，你有几天是愉快的？”他只有长叹一声来答复我。
我又常同他讲：“真讲做事的政治家，勿论职权的大小，到一个地方，做一趟官，总的留下两件事，使去后还有人想我，留下好印象。如李冰在四川凿离堆，时隔二千年还有人纪念他，这是第一等。如子产在郑国前半期被人咒骂，后半期被人称颂，也是好的。即使像王荆公做坏，到今天还有人佩服他做事的精神，也够得上政治家。如果做一趟官，留不下一件事使人回忆，这只能叫做官，不能叫做事，更说不上政治家。（8801：怪不得许多官员一个劲地搞拆迁呢！）”他愤然地答复我：“你难道不晓得今天不能办事吗？”我笑着答道：“你难道早不知道今天不能办事吗？”他最后也只有拿长叹一声来答复我了。
袁死后，我劝他莫问政治，他冷静不下来；财政部下台后，不待我劝他，他就自然冷静下来，讲起学问来了。
我对他的讲学也向他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意见，但始终合不到一块。我们间的分歧时：任公想做通人，总想无所不通。我希望他要专，要精。他以为我太狭隘，我以为他太泛滥。结果任公在学术界只能算个杂家，这是我认为可惜的一点。还有一点：人在中年以前，可以用求知的思想去讲学，中年以后，讲学一面是求自己有受用，一面是求人有受用。任公对我的理论很赞成，而他不幸58岁就早逝了。他讲了一生的学，究竟得到多少受用，我虽同他论交35年，还替他得不出一个正确的答复。他死后，我作了一篇极沉痛的祭文，只能表示我对他哀痛之意，仍然算不得替他答复这个问题——他讲政治（哇塞！任公那些年前就践行胡总的指示，先进的紧！！）、讲学问几十年，究竟得到些什么受用？我对他只能感谢他能容纳我的直言了。任公死后，我想再找一个能容纳我的直言的朋友，再也木有了。
8801评：关于朋友，前人和后人都有许多的论述，俺觉得老周的一番话，很有见地。俺认为周说的受用，就是指自己的收益和心得，所谓“开卷有益”者也。任公风云人物，能得周公这一终生的挚友，不枉此生。
写完了，我还回忆起丁卯（1927年）以后，我到天津偶然同任公讨论文学的两段话。一段是：我对任公说：“中国长久梦睡得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这不待我来恭维你。但是，做文章有两个境界：第一个是能动人，读你的文章，木有不感动的。第一步你已经做到了。第二步是能留人。司马迁死了快两千年，至今《史记》里有许多文章还是使人不厌百回读的。你这几十年中，做了若干文章，你试想想，不说百回读不容易，就是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文章？”任公说：“文章要怎样才能留人呢？”我说：“必要言外有无穷之意；读者必要反复读了又读，才能得到它的无穷之意。读到九十九回，无穷的还木有穷，还丢不下，所以还不厌百回读。如果一篇文章把所有的意思一口气说完了，我自己的意思先穷了，谁还白费力气再去搜求，再去读第二回呢？开门不见山不能动人，一开门就把所有的山全看完了，里面木有若干丘壑，人自然一看之后就掉头而去，谁还入山去搜求丘壑呢？”任公很以为然，而他的文气太盛，又作惯了报纸文章，目的就在动人，所以始终向动人方面发展，这是他一件令人可敬、又令人可惜的事。
另一段是：任公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因此，如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极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我常常劝他道：“论你的年辈、你的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象这种求足的方式，天下学问无穷，你已年近六十，那一天才能达到你足的愿望呢？”任公当时也一再点头，而始终控制不住一个“名”字，因此就造成一个无所不通的杂家。这也是我个人认为是一件可惜的事。我的见解对不对，要待后人来批评了。
--完。
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