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金丝玉原石最新价格:徐庆全:追寻陈寅恪遗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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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追寻陈寅恪遗稿的故事
1981年，蒋天枢在校毕《陈寅恪文集》后，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写道：
现在，寅恪先生文集出版事虽已告竣，尚有遗憾事二：其一，先生《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黄萱誊清钞稿一份，曾经历史系二年级学生王健全拿去供批判用。王来信说当时放在历史系橱柜中。此文当日主事者应能知
其下落。其二，一九七八年历史系发还稿件时，独师母手写诗稿三册未予发还。陈小彭曾向胡君索讨多次，未得。此三册诗稿明载接收清单中，现亦不知在中山大学何人手。此二事思之时为心痛。
这里，蒋天枢只提到给他带来“思之时为心痛”的遗憾事，却并未言及他为收回其师这两份遗稿所付出的努力。其实，在25年前，蒋天枢为了能使陈寅恪的两份遗稿重见天日，曾分别致信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周扬，敦请他们对此予以关注；而彼时仍戴有“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帽子的王元化也致信周扬，积极协助，留下了一段颇值一提的学术佳话。
和遗稿相关的三封信
一、蒋天枢致习仲勋的信
广东省委会、习仲勋同志：
我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位老教师，现在为了有关陈寅恪先生遗着问题，冒昧地向您写这封信。
已故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是我早年的老师。陈老师晚年著述中有篇《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长文，是陈老师生平最后的一篇重要著作。当时本有清稿二份，并在六七年运动中失去。现在从陈师母的笔记册中查出，被历史系学生王健全拿走一份。册中并附贴王健全收据一纸，文如下：
历史系三年级学生王健全十二月十五日收到陈寅恪第七次交代材料同日收到《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一份67.12.15
王健全现在海口市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本想由私人去信索讨，深恐其不肯交还。为此呈请想法饬令王健全即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用信挂号寄还“广州中山大学西南区陈小彭收”以便早日刊入集中。
琐琐奉渎，顺致敬礼
上海复旦大学 蒋天枢敬呈
二、王元化致周扬信
周扬同志：
我现已调至大百科上海分社工作，这次来昆明召开文学规划会，以为可以见到您，现听说您不来了，很遗憾。
复旦大学老教授蒋天枢为陈寅恪先生遗稿散失事写了一封信给习仲勋同志，我社印了一份《简报》现附上。蒋天枢先生原信已由梅益同志代转。
蒋天枢先生又给您写了一封信，更详细地叙述了陈寅恪先生在运动中遭受的迫害及遗稿散失情况，现附呈。
据蒋先生说，陈寅恪先在【生】于六九年逝世后，虽举行过追悼会，但当时四害横行之际，只是敷衍了事。迄今尚未给陈寅恪先生进行彻底的平反昭雪。
由于陈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是个有影响的人物，现将情况反映如上。即致
敬礼王元化手上十五日
三、蒋天枢致周扬信
周扬同志：
文化大革命前，曾在上海市泰兴路文化俱乐部里晋谒聆教，不识周老还能忆及否？此后在运动期间备受“四人帮”迫害，往事真不堪回首。
现在将有关已故陈寅恪师生前被迫害情况，和遗着遭劫掠事奉陈如下：
陈师自一九六七年起，即遭受“四人帮”种种迫害，先后逼迫交代本人罪行，责令检查；甚至陶铸同志、胡乔木同志到中大去看他，都要作详细检查交代。有时气竭声嘶，仍被迫不已。甚至诬陷老人为外国特务。不分日夜，到住宅中抄掠，陈师母的首饰珠宝等被抄走后至今渺无下落。继又逼迫迁居小的住宅，书籍无法存放，由图书馆全部运走。即陈师所借我的《钞本牧斋外集》十二册（中箱本、二十五卷），亦混在师书中被拿走，函索，称“无有”，作罢。在种种迫害情况下，两位老人饮恨吞声。终于，陈师在六九年十月七日、陈师母在十一月廿一日，相继抱恨逝世。
在两位老人逝世半年之后，“四人帮”党羽所谓“专案组” 者，借口“审查特务案件”，把家中所保存的新旧著作稿件，从陈先生小女儿陈美延手中，以威胁劫持方式全部拿走。后来又辗转被历史系取去。中经家属多次索讨，迄不发还。陈师仅有三个女儿，大女儿陈流求，成都人民医院内科医生。二女儿陈小彭、小女儿陈美延，分别在中山大学生物、化学系工作。直到七八年，大女儿陈流求向广东省政府申诉，中大历史系才于当年四月间将稿件发还家属。但诗集三册和其它零碎稿件尚未发还。
一九六四年夏，我曾到广州看望陈师，师当面嘱我，他身后给他整理稿件，以故家属把收回的稿件都寄给我。计有：《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及《柳如是别传》等等。此传清稿、初稿共三十余册，约五六十万言，是陈师晚年花了近十年工力写成的。于明清间史事多所发明。将合成《陈寅恪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
陈先生在写成《柳如是别传》之后，继又写出《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长文，是叙写自身家世和生平的。据黄萱先生（她是广东第二中山医学院院长的夫人，任陈先生助教近二十年）讲：此文草成后，她曾亲自缮写誊清稿两份。不久黄即被历史系造反者驱逐回家，“不准再给陈寅恪当助手”。现此文原稿及誊清稿两份，均散失不见。近在陈师母笔记簿中找到一份当时历史系三年级学生王健全拿此文誊清稿一份的亲笔收据。王健全现在海口市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已详给习仲勋同志信中。此外，陈师母亲自缮写的诗稿三册，也希望周老能函商中山大学校党委负责同志（据说诗稿三册存放在校长室保险柜里），将诗稿三册交还家属。其它一些零碎稿件，据说存放在档案室保险柜或历史系箱子里。至于另外一份《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现在谁手，还无法查清。在未交还家属稿件之前，所有稿件都经过历史系主任胡守为手，不识该文是否在他手里？
现在本人整理陈师遗着工作，尚有许多未做。身边所存陈先生昔年寄给我的一些诗稿，正在整理清写中。自己的《楚辞新注》等旧稿，也要花许多精力整理。年已七十有六，仅有两个女儿，都在外地工作，我老夫妇俩都已年迈，身旁无一人照顾。现在正设法调回湖南省轻工研究所工作的小女儿蒋忠垣一人，复旦已代为上报市革会组织，事已两年，迄未批复。不识周老能否代为从旁协助？年老力衰，目前即查找资料和缮写工作等，都需本人自做，时感心长力短之苦。琐琐奉陈，诸希谅。致
敬礼
蒋天枢（印章）
住址：上海复旦大学第十一宿舍十一号
蒋天枢与陈寅恪
1988年，蒋天枢不幸去世时，与蒋同为清华研究院毕业生的著名学者姜亮夫曾发来一份与众不同的唁电，开头即云：义宁陈寅恪先生全集是您收集、编纂、考订，是我们同学中最大的成就者。
把整理陈寅恪文集视为蒋天枢一生最重要的成就，在局外人看来，或许感觉未免看低了蒋天枢的学术水平，不过，从《陈寅恪文集》出版后，“陈寅恪热”迄今不衰的情况看，对蒋天枢来说，却是当之无愧的。
蒋天枢（1903-1988），字秉南。1927年考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师从陈寅恪、梁启超学习文史。1929年毕业后，曾任东北大学教授。1943 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85年后转任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早年在清华时期，蒋天枢专攻清代学术史，毕业时所写论文《全谢山先生年谱》，以扎实的考据而得梁启超的赞誉。抗战时期，蒋天枢转而致力于先秦两汉文学与《三国志》的研究；50年代起专攻《楚辞》，晚年出版了《楚辞论文集》、《楚辞校释》二书。
尽管作为陈寅恪的及门弟子，蒋天枢与老师之间的联系从未间断过，但是，陈寅恪将整理身后著作之事托付给他却在1964年—— 在给周扬的信中蒋也提到这一点。在持续不衰的“陈寅恪热”中，论者常对陈寅恪能如此准确地选择蒋天枢这样可信赖的弟子感到惊讶。陈寅恪的选择，固然有蒋天枢忠实敦厚、正直无私的人品因素在内，但更多的还是学术一脉：作为弟子的蒋天枢，继承了陈寅恪一整套的独特治学方法——将蒋天枢有关《楚辞》的著作与陈寅恪的名篇《元白诗笺证稿》等相比较，其学术传承之一脉便一目了然。
因为有这样的学术传承，在1964年接受陈寅恪重托之前，蒋天枢已经参与乃师的著作整理及联系出版事宜。1950年冬，《元白诗笺证稿》出版后，陈寅恪即寄给蒋天枢。次年又寄赠了新发表的《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等论文。 1953年9月，蒋天枢专程赴广州晋谒陈寅恪。此行并非泛泛的谒师，而实关系到陈寅恪着书的保存与流布。当时，陈请蒋过录《元白诗笺证稿》的校订之文带回上海，并让蒋抄录其尚不愿公之于世的一批诗作，即由北京南来的作品。此后十余年，蒋天枢一方面承担了为陈寅恪著作刊行与有关出版社联系事宜，另一方面又花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参与协助陈修订旧作、撰写新作的工作。前者如《元白诗笺证稿》一书。该书出版后，1955年又出修订本，所据底本即蒋1953年在广州遵陈嘱过录校文携回上海的那个本子，由蒋在沪录副后寄往北京。1958年第二次修订本，底本则是1956年陈寄给蒋的两部“再校清录本”之一。这次，陈并将《金明馆丛编初稿》一书一同寄来，交蒋联系出版事宜。后者如陈晚年的名作之一《论再生缘》，其撰述的直接动因便是蒋从上海寄赠了《再生缘》弹词的道光刊本和《申报》馆排印本各一部，激发了陈的研究热情；而陈的《柳如是别传》从1954年起笔开始，蒋就参与了协助搜集、考辩有关史料的基础性工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两人书信往还的主要话题就是钱谦益和柳如是。蒋将在上海搜集到的有关史料抄录给陈，陈再提出所应继续查找的材料让蒋继续搜寻，如此往复不已。到了1964年，蒋天枢自然成为编校陈寅恪文集的最佳人选了。
1964年，陈寅恪将著述托付蒋天枢后，即开始晚年最后一部著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的撰写工作。但“文革”爆发后即“未及完成而难作”（蒋天枢语）。“文革”结束后，蒋天枢从陈寅恪女儿处得知有关《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的种种情况——在前引蒋天枢的信中有明确的交代——后，即想方设法搜求。在致信习仲勋之后，又通过与周扬相熟的王元化再函周扬，希望通过官方努力达到目的。
遗稿的散落
蒋天枢在致习仲勋和周扬的求援信中，主要是追寻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和晚年诗稿。信中，他也简略叙述了这两部稿子遗失的情况。现今，距蒋天枢写信之日已经二十多年了，随着对陈寅恪研究的深入，关于陈寅恪遗稿散落的情况，也时有披露。
据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记载，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陈寅恪即由白居易珍惜自己作品之举而有了“一个最美妙的灵感”：以白居易“别录三本”的方式，整理自己的著作。担任这一工作的是陈寅恪的助手黄萱和妻子唐女士。两三年间，黄萱对《柳如是别传》等陈寅恪未刊稿至少作了两稿以上的誊清与复写；唐女士则主要对陈寅恪的诗篇作了多稿以上的复写。若唐女士身体不适时，两个女儿帮忙。整理与抄录的过程如下：陈寅恪与唐女士的卧室挂有一块小黑板，陈寅恪亲手在黑板上写出诗句，唐女士便将诗句抄录下来，写完一句抹掉一句，然后再写下一句。外人当然无法探知陈寅恪诗作的内容。这样，至文化大革命抄家以前，陈寅恪的重要诗文至少有两套以上的“稿子”。
尽管为免著述“再度散失”，陈寅恪费尽了心机，但是，诗稿和《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蒋天枢编辑其文集时，却仍不见踪影；而诗稿直到今天仍杳无音信。
1966年“文革”爆发后，陈寅恪随即被打翻在地，第一批抄家者也上门了。陆键东写道：
头一批抄家者来自历史系“革命群众”，他们查封了陈寅恪的书籍和一批未刊书稿、手稿，陈寅恪的存稿没有遭到“灰飞烟灭”的劫难。当年参与其事的一位目击者回忆，查封是“平静”的，陈寅恪的手稿和书稿都专门堆放在一间房子里，等候处理。所谓“平静”，不过是相对于后来已形同抢劫的情形而言。
其后，随着运动的深入，动乱的升级，陈寅恪的遗稿也开始了厄运。首先，在中山大学化学系“革命群众”的威逼下，陈寅恪的小女儿陈美延被迫交出了部分稿子。陈美延回忆说：
在“文革”中，是我把父亲的文稿被迫交出去的。父亲被批斗后，我们全家都跟着挨批。我二姐陈小彭受审查，二姐夫也遭殃。二姐夫只好按他们的口径说，我父亲是“特务”。在审查二姐时，他们知道我父亲留有文稿，就要看文稿，想从中找到我父亲是“特务”的证据，二姐就被押回来取稿子。可是，钥匙在我这里，他们就又找我。当时我想，从父亲的文稿中不会找到父亲是特务的证据的，也可以洗清我姐姐和姐夫。我就把文稿借给他们。为了有凭据，我让他们列个目录留下，其中就有《柳如是别传》和父亲的诗稿（2003年11月16日电话采访陈美延记录）。
其次，就是蒋天枢信中所言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被历史系学生王健全拿走的情况。
对于蒋天枢来说，谈到陈寅恪诗稿的遗失，也许还有一份自责堆积于胸。1964年，在陈寅恪将自己的著述托付蒋天枢整理时，并同意他录下自己数十年间所写下的近百首诗篇。蒋天枢将老师的诗作录在一个本子上，准备带回上海。可是，当他回到上海后发现，这个本子竟然遗失了。
蒋天枢所录陈寅恪诗作，虽然未曾尽数收录老师晚年的所有诗篇，但倘若没有这阴差阳错的遗失，终还可以尽显其编辑的《陈寅恪文集》之中。
蒋天枢在给周扬的信中说，陈寅恪的遗稿“辗转被历史系取去”。陈的遗稿何以最后到了历史系呢？当年追随陈寅恪学习、现已成为著名历史学者的胡守为回忆说：
在“文革”中，陈寅恪先生的女儿的确交出过陈寅恪先生的手稿，因陈先生的女儿是化学系的，因而手稿是交到化学系的。记得在刚粉碎“四人帮”时，大约在 1978年，化学系党总支通知历史系党总支，说有陈寅恪先生的两包手稿，你们历史系是否拿回去？历史系党总支问我，我说应该放在历史系保存，而且谁也不能动。不过，在这两包稿子中，没有《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和陈先生的诗稿，只有《柳如是别传》。陈先生的这部著作还没有出版，我认为应该尽快整理出版，就组织有关人士进行整理。不久，学校党委书记对历史系说，陈先生的女儿要求把这部书稿拿回去，我们遵照指示，立刻交回去了（2003年8月15日电话采访胡守为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陈寅恪弟子的胡守为，自然不乏学术素养和传承意识，但如果想到粉碎“四人帮”不久中国政坛乍暖还寒的气候，他着手组织整理陈寅恪遗稿的举动，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的。
有趣的是，正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当经胡守为等人整理后的《柳如是别传》“源起”部分于1978年5月在广东省创刊不久的理论刊物《学术研究》刊出时，编者更着眼于此稿的“政治意义”。在“编者按”中，编者承接当时的政治意识写道：“蒋帮的一些无耻文人，因为陈寅恪先生十多年没有发表文章，便大谈他的晚年遭遇，并借此进行反共宣传。这部洋洋数十万言的著作，就是给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遗稿的下落蒋天枢在给习仲勋的信中，只提到有确凿证据被人拿走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一稿，而在给周扬的信中才补充提到了陈寅恪的诗稿。他这样做，实得益于著名学者王元化的鼓励。因此，在叙述陈寅恪遗稿追寻过程之前，首先应该记下王元化在这一过程中的热心之举。
在蒋天枢给习仲勋和周扬写信时，王元化虽然被分配了工作，但仍然带着“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帽子。尽管如此，作为一名家学渊源的学者，他仍然把拯救文化遗产放在心上。谈到蒋天枢这两封信时，王元化回忆说：我为什么给周扬写信，关心这件事，很容易明白。陈先生是著名史学家，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对他的著述进行整理、刊布，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文化遗产的整理的问题。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文稿散落的情况，是蒋天枢告诉我的。
1952年，我曾在复旦大学做过教授，与蒋先生虽然来往不多，但也认识。碰到蒋先生后，他谈到正在编辑的陈先生文稿的事情。蒋先生为追回陈先生的文稿焦急，我也很焦急。我对蒋先生说：我们一起来呼吁。我那时虽然还戴着“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帽子，但已经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了。那时，我们有一份情况简报，是专门送给有关领导看的。我得知蒋先生致信习仲勋后，就把这封信拿来，加了个说明，在简报上注销来，目的是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
后来，我想，要解决这件事，还得中央有关同志出面。当时梅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副院长，胡乔木是院长。我和梅益在抗战时期曾一起工作过，彼此很熟，我给梅益和胡乔木各写了一封信。信中我对梅益说，这件事很重要，胡乔木如果出面，或可解决，请他把我给胡乔木的信转交，并面请乔木同志关注此事。我把这期简报也附上了。等了一段时间后，没有得到消息。我又对蒋先生说：你再给周扬写封信，我给你转上去。蒋先生为人非常老实厚道，不知道该怎样写。他说，陈先生的遗稿，除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外，还有诗作也放在了历史系，但没有凭据，不知可不可以写。我说：你不要有顾虑，只管写好了。蒋先生写后，我把蒋先生的信和那期简报一起寄给周扬，并给周扬写了这封信（2003年11月25日电话采访王元化记录）。
我上面所抄录的蒋天枢致习仲勋的信，就是来自于王元化提到的《简报》。
这份《简报》1979年1月6日出版，编号为“第5期”，以《关于陈寅恪的遗稿散失问题》为题只刊登了蒋天枢的信一项内容。王元化提到的“说明”如下：
一月下旬，我们访问了复旦大学老教授蒋天枢。他是陈寅恪弟子，一向和陈过从甚密。据他反映，陈寅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很大冲击，存书遗稿多散失。其中《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是陈晚年所写的自传性作品，对于研究陈的身世和当时时代背景有重大意义。全文共六节，陈生前曾将此稿誊写二份，运动中全被抄去。一份被中山大学王健全拿走，另一份现存中山大学（蒋天枢向我们口头反映了后一情况，信中未提出）。至今这些遗稿还未归还家属，政策仍未落实。蒋天枢为此给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写了一封信，希望我们替他代转。
蒋天枢致习仲勋的信经王元化所在的单位转给习仲勋后，想必习仲勋很重视此事，因而有了这样的结果：
王健全写了一封长信，说明稿子不在他的手上，而是在历史系。王健全没有拿走稿子，这我倒相信。“文革”期间兵荒马乱的，谁也不会想到父亲的遗稿会有价值，留下还可以供批判用呢。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知道父亲的文稿存在历史系后，就曾找过学校党委书记李佳人（因为是电话采访，此名系音—引者），要回了一批文稿。李佳人批了一个条子给胡守为。为什么要把条子给胡守为？因为据说有一条命令，父亲的文稿只有胡守为可以看可以用。胡守为交回了《柳如是别传》，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和父亲的诗稿却没有下落了（2003年11月16日电话采访陈美延记录）。
周扬接到蒋天枢和王元化的信后，也十分重视。据有关材料，周扬考虑到，蒋天枢已有信给习仲勋，自己不便催问。而其时，中央正准备召开理论务虚会，广东方面要来人参加这次会议，届时“见到广东方面的同志再从旁提醒一下就行了。”
在蒋天枢和陈美延看来，陈寅恪遗稿的下落，与胡守为有很大的关系。对此，胡守为也有话说。接到我的采访电话后，他说：
关于陈先生诗稿的下落，直到现在我还是被嫌疑人，蒋天枢先生当年就非常明显地暗示过这一点。我一律不作回答。你问到这个问题，我才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你。你可以在你的文章中说你采访过我，引用我的话，但我不看你的稿子。
接着，胡守为回忆了他所知道的情况：蒋天枢给周扬和习仲勋写信的事情，我不知道，蒋天枢写信后我们学校是否追查过陈先生的遗稿，我也不清楚。我只是看到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后记中，暗示我把陈寅恪先生的诗稿垄断后，才请求学校来查找，还我一个清白。
陈先生的诗稿，是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拿来的，我的确看过，但后来去向我就不知道了。在学校查找时，我曾向学校建议说：当时有陈寅恪专案组，有可能是把陈先生的诗稿作为“反动权威”的材料送到省里了，应该到省里去找。后来，学校是否去省里找，我也不知道。关于《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在校组织部档案中找到了，还给了陈先生的女儿。后来，这份稿子在江西的一家刊物上发表出来，现在收在三联出版的《陈寅恪集》中了。陈先生的诗稿则没有找到。尽管如此，党委书记对我说，调查结果与我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按照组织的结论：诗稿并不在我这里。
胡守为没有提到是在哪一年请求学校来查找的，从陈先生的女嗣陈流求、陈美延在三联书店版的《陈寅恪集》后记中“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据一九八七年六月收回的残稿作了校补外”一语来看，这次查找的时间大致在此前后。
如今，在陈先生的女嗣陈流求、陈美延和三联书店的努力下，十三种十四册的《陈寅恪集》已与世人见面。有论者对此评论说：“如果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蒋天枢先生接受作者嘱托算起，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陈寅恪著作的编辑出版可以说是经过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蒋天枢、王元化在25 年前为搜寻陈寅恪遗稿所留下的这三封信，以及习仲勋、周扬的关注，就是这“心血”的见证。
师道的重量--蒋天枢其人
“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 ------吴宓《空轩诗话》
陈寅恪先生仙逝近四十载,七月份中青报有介绍其弟子蒋天枢先生的事迹的文章,适值教师节来临之际,感慨师道之不复,学术之饱经冷遇迫害,郁郁于中,乃发陈先生师生事数则,扬传蒋天枢刘节诸陈氏弟子高义,以为后世学者范.(刘节教授资料缺乏,只有零星资料,网友可自查)----人境路庐主人
蒋天枢（1903－1988）字秉南，江苏丰县人，文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
在近十年来围绕陈寅恪的推崇与传奇当中，他的受业弟子蒋天枢向人们透出一个清矍高瘦、若隐若现的身影。
陈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将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受托之人蒋天枢，作为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1949年后，十余年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这十余年间，陈寅恪目睹和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但他信赖晚年只有两面之缘的蒋天枢。
蒋天枢值得这种信赖。1958年，他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
当年，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蒋天枢在这种只会带来麻烦而不会有任何好处的“社会关系”中，丝毫不掩饰对陈寅恪的敬重之情，足见其为人之笃忠执着。
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份重托。晚年，他放弃了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终于在1981年出版了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陈寅恪生前所编定的著作原貌，作为附录还出版了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这大概是“陈寅恪”这个名字在大陆重新浮现之始。
当时出版社给他3000元整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有收，全部退还。因为“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到了上世纪90年代，陈寅恪突然“走红”，很多人出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借陈寅恪以自重。
在陈寅恪托付毕生著作的那几日见面中，一天，蒋天枢如约上门，恰好陈夫人不在，没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陈寅恪也不在意，径直开始谈话，结果蒋天枢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床边听着，几个钟头始终没有坐下。那年，他已年过花甲。
接触过蒋天枢的复旦教师说，“程门立雪”这类传统，在蒋先生心中原是稀松平常之事，一个学生总得有他应该躬行的本分。
有人评说，蒋天枢对老师的尊重，出于一种对文化的负载感，而这种负载感正是传自其师门。陈寅恪在《论韩愈》文中就曾说过：“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
编撰陈寅恪“事辑”，蒋天枢自己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他的中心意旨是想写出陈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所托命之人”。
蒋天枢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与陈寅恪有师生之谊，并且对自己入学前就已自沉的王国维也严执弟子礼。同行或学生“王国维长王国维短”，即便语气中充满敬意，也会引起他的侧目。在他看来，说“王国维先生”已经大不敬了，何况直呼其名；至于他自己，当然恪守旧例，开口闭口“静安先生”。
同系的名教授朱东润是个性情中人，一次开会，说到得意处随意评了几句“陈寅恪什么什么”，其实未见得有什么不敬之意。还没等在座诸人反应过来，蒋天枢从人群中拔身而起，指着他哼哼了几句，便拂袖而去，只留下朱先生哭笑不得地摊摊手，连声“啧啧”。十足的难堪。
如今复旦中文系的名教授章培恒是蒋天枢的弟子，除了做学问，他显然还受了先生关于“尊师”的教诲。一次，他随蒋先生外出办事，晚上完事后照例送老师回家。途中下了场大雨，车到教师宿舍大门，遍地积水，而蒋先生脚上穿的却是家常的布鞋。章先生提议要背蒋先生，全然不考虑自己也已直逼花甲了，蒋先生自然坚拒了。于是，老师蒋天枢跨出车门，洒脱地直奔寓所，学生章培恒脱下皮鞋，一手拎着，在雨中着一双白袜跟在老师身后。
蒋天枢在1979年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写的“题识”中说：“余欲纂‘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悠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之逝世已将10周年，余亦老矣。” 1997年，此书增订再版，章培恒在“后记”中引用了这段文字，随后心有戚戚然：“现在，距离蒋先生的逝世也已将近10周年，而我也已经老了。”
这些都不是虚辞，字里行间，透出师道的重量，后人读来，满页沉甸甸的。先生们都已经老了、逝去，师道传承，今日焉在？
1981年，蒋天枢在校毕《陈寅恪文集》后，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写道：
现在，寅恪先生文集出版事虽已告竣，尚有遗憾事二：其一，先生《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黄萱誊清钞稿一份，曾经历史系二年级学生王健全拿去供批判用。王来信说当时放在历史系橱柜中。此文当日主事者应能知
其下落。其二，一九七八年历史系发还稿件时，独师母手写诗稿三册未予发还。陈小彭曾向胡君索讨多次，未得。此三册诗稿明载接收清单中，现亦不知在中山大学何人手。此二事思之时为心痛。
这里，蒋天枢只提到给他带来“思之时为心痛”的遗憾事，却并未言及他为收回其师这两份遗稿所付出的努力。其实，在25年前，蒋天枢为了能使陈寅恪的两份遗稿重见天日，曾分别致信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周扬，敦请他们对此予以关注；而彼时仍戴有“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帽子的王元化也致信周扬，积极协助，留下了一段颇值一提的学术佳话。
和遗稿相关的三封信
一、蒋天枢致习仲勋的信
广东省委会、习仲勋同志：
我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位老教师，现在为了有关陈寅恪先生遗着问题，冒昧地向您写这封信。
已故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是我早年的老师。陈老师晚年著述中有篇《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长文，是陈老师生平最后的一篇重要著作。当时本有清稿二份，并在六七年运动中失去。现在从陈师母的笔记册中查出，被历史系学生王健全拿走一份。册中并附贴王健全收据一纸，文如下：
历史系三年级学生王健全十二月十五日收到陈寅恪第七次交代材料同日收到《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一份67.12.15
王健全现在海口市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本想由私人去信索讨，深恐其不肯交还。为此呈请想法饬令王健全即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用信挂号寄还“广州中山大学西南区陈小彭收”以便早日刊入集中。
琐琐奉渎，顺致敬礼
上海复旦大学 蒋天枢敬呈
二、王元化致周扬信
周扬同志：
我现已调至大百科上海分社工作，这次来昆明召开文学规划会，以为可以见到您，现听说您不来了，很遗憾。
复旦大学老教授蒋天枢为陈寅恪先生遗稿散失事写了一封信给习仲勋同志，我社印了一份《简报》现附上。蒋天枢先生原信已由梅益同志代转。
蒋天枢先生又给您写了一封信，更详细地叙述了陈寅恪先生在运动中遭受的迫害及遗稿散失情况，现附呈。
据蒋先生说，陈寅恪先在【生】于六九年逝世后，虽举行过追悼会，但当时四害横行之际，只是敷衍了事。迄今尚未给陈寅恪先生进行彻底的平反昭雪。
由于陈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是个有影响的人物，现将情况反映如上。即致
敬礼王元化手上十五日
三、蒋天枢致周扬信
周扬同志：
文化大革命前，曾在上海市泰兴路文化俱乐部里晋谒聆教，不识周老还能忆及否？此后在运动期间备受“四人帮”迫害，往事真不堪回首。
现在将有关已故陈寅恪师生前被迫害情况，和遗着遭劫掠事奉陈如下：
陈师自一九六七年起，即遭受“四人帮”种种迫害，先后逼迫交代本人罪行，责令检查；甚至陶铸同志、胡乔木同志到中大去看他，都要作详细检查交代。有时气竭声嘶，仍被迫不已。甚至诬陷老人为外国特务。不分日夜，到住宅中抄掠，陈师母的首饰珠宝等被抄走后至今渺无下落。继又逼迫迁居小的住宅，书籍无法存放，由图书馆全部运走。即陈师所借我的《钞本牧斋外集》十二册（中箱本、二十五卷），亦混在师书中被拿走，函索，称“无有”，作罢。在种种迫害情况下，两位老人饮恨吞声。终于，陈师在六九年十月七日、陈师母在十一月廿一日，相继抱恨逝世。
在两位老人逝世半年之后，“四人帮”党羽所谓“专案组” 者，借口“审查特务案件”，把家中所保存的新旧著作稿件，从陈先生小女儿陈美延手中，以威胁劫持方式全部拿走。后来又辗转被历史系取去。中经家属多次索讨，迄不发还。陈师仅有三个女儿，大女儿陈流求，成都人民医院内科医生。二女儿陈小彭、小女儿陈美延，分别在中山大学生物、化学系工作。直到七八年，大女儿陈流求向广东省政府申诉，中大历史系才于当年四月间将稿件发还家属。但诗集三册和其它零碎稿件尚未发还。
一九六四年夏，我曾到广州看望陈师，师当面嘱我，他身后给他整理稿件，以故家属把收回的稿件都寄给我。计有：《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及《柳如是别传》等等。此传清稿、初稿共三十余册，约五六十万言，是陈师晚年花了近十年工力写成的。于明清间史事多所发明。将合成《陈寅恪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
陈先生在写成《柳如是别传》之后，继又写出《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长文，是叙写自身家世和生平的。据黄萱先生（她是广东第二中山医学院院长的夫人，任陈先生助教近二十年）讲：此文草成后，她曾亲自缮写誊清稿两份。不久黄即被历史系造反者驱逐回家，“不准再给陈寅恪当助手”。现此文原稿及誊清稿两份，均散失不见。近在陈师母笔记簿中找到一份当时历史系三年级学生王健全拿此文誊清稿一份的亲笔收据。王健全现在海口市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已详给习仲勋同志信中。此外，陈师母亲自缮写的诗稿三册，也希望周老能函商中山大学校党委负责同志（据说诗稿三册存放在校长室保险柜里），将诗稿三册交还家属。其它一些零碎稿件，据说存放在档案室保险柜或历史系箱子里。至于另外一份《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现在谁手，还无法查清。在未交还家属稿件之前，所有稿件都经过历史系主任胡守为手，不识该文是否在他手里？
现在本人整理陈师遗着工作，尚有许多未做。身边所存陈先生昔年寄给我的一些诗稿，正在整理清写中。自己的《楚辞新注》等旧稿，也要花许多精力整理。年已七十有六，仅有两个女儿，都在外地工作，我老夫妇俩都已年迈，身旁无一人照顾。现在正设法调回湖南省轻工研究所工作的小女儿蒋忠垣一人，复旦已代为上报市革会组织，事已两年，迄未批复。不识周老能否代为从旁协助？年老力衰，目前即查找资料和缮写工作等，都需本人自做，时感心长力短之苦。琐琐奉陈，诸希谅。致
敬礼
蒋天枢（印章）
住址：上海复旦大学第十一宿舍十一号
蒋天枢与陈寅恪
1988年，蒋天枢不幸去世时，与蒋同为清华研究院毕业生的著名学者姜亮夫曾发来一份与众不同的唁电，开头即云：义宁陈寅恪先生全集是您收集、编纂、考订，是我们同学中最大的成就者。
把整理陈寅恪文集视为蒋天枢一生最重要的成就，在局外人看来，或许感觉未免看低了蒋天枢的学术水平，不过，从《陈寅恪文集》出版后，“陈寅恪热”迄今不衰的情况看，对蒋天枢来说，却是当之无愧的。
蒋天枢（1903-1988），字秉南。1927年考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师从陈寅恪、梁启超学习文史。1929年毕业后，曾任东北大学教授。1943 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85年后转任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早年在清华时期，蒋天枢专攻清代学术史，毕业时所写论文《全谢山先生年谱》，以扎实的考据而得梁启超的赞誉。抗战时期，蒋天枢转而致力于先秦两汉文学与《三国志》的研究；50年代起专攻《楚辞》，晚年出版了《楚辞论文集》、《楚辞校释》二书。
尽管作为陈寅恪的及门弟子，蒋天枢与老师之间的联系从未间断过，但是，陈寅恪将整理身后著作之事托付给他却在1964年—— 在给周扬的信中蒋也提到这一点。在持续不衰的“陈寅恪热”中，论者常对陈寅恪能如此准确地选择蒋天枢这样可信赖的弟子感到惊讶。陈寅恪的选择，固然有蒋天枢忠实敦厚、正直无私的人品因素在内，但更多的还是学术一脉：作为弟子的蒋天枢，继承了陈寅恪一整套的独特治学方法——将蒋天枢有关《楚辞》的著作与陈寅恪的名篇《元白诗笺证稿》等相比较，其学术传承之一脉便一目了然。
因为有这样的学术传承，在1964年接受陈寅恪重托之前，蒋天枢已经参与乃师的著作整理及联系出版事宜。1950年冬，《元白诗笺证稿》出版后，陈寅恪即寄给蒋天枢。次年又寄赠了新发表的《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等论文。 1953年9月，蒋天枢专程赴广州晋谒陈寅恪。此行并非泛泛的谒师，而实关系到陈寅恪着书的保存与流布。当时，陈请蒋过录《元白诗笺证稿》的校订之文带回上海，并让蒋抄录其尚不愿公之于世的一批诗作，即由北京南来的作品。此后十余年，蒋天枢一方面承担了为陈寅恪著作刊行与有关出版社联系事宜，另一方面又花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参与协助陈修订旧作、撰写新作的工作。前者如《元白诗笺证稿》一书。该书出版后，1955年又出修订本，所据底本即蒋1953年在广州遵陈嘱过录校文携回上海的那个本子，由蒋在沪录副后寄往北京。1958年第二次修订本，底本则是1956年陈寄给蒋的两部“再校清录本”之一。这次，陈并将《金明馆丛编初稿》一书一同寄来，交蒋联系出版事宜。后者如陈晚年的名作之一《论再生缘》，其撰述的直接动因便是蒋从上海寄赠了《再生缘》弹词的道光刊本和《申报》馆排印本各一部，激发了陈的研究热情；而陈的《柳如是别传》从1954年起笔开始，蒋就参与了协助搜集、考辩有关史料的基础性工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两人书信往还的主要话题就是钱谦益和柳如是。蒋将在上海搜集到的有关史料抄录给陈，陈再提出所应继续查找的材料让蒋继续搜寻，如此往复不已。到了1964年，蒋天枢自然成为编校陈寅恪文集的最佳人选了。
1964年，陈寅恪将著述托付蒋天枢后，即开始晚年最后一部著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的撰写工作。但“文革”爆发后即“未及完成而难作”（蒋天枢语）。“文革”结束后，蒋天枢从陈寅恪女儿处得知有关《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的种种情况——在前引蒋天枢的信中有明确的交代——后，即想方设法搜求。在致信习仲勋之后，又通过与周扬相熟的王元化再函周扬，希望通过官方努力达到目的。
遗稿的散落
蒋天枢在致习仲勋和周扬的求援信中，主要是追寻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和晚年诗稿。信中，他也简略叙述了这两部稿子遗失的情况。现今，距蒋天枢写信之日已经二十多年了，随着对陈寅恪研究的深入，关于陈寅恪遗稿散落的情况，也时有披露。
据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记载，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陈寅恪即由白居易珍惜自己作品之举而有了“一个最美妙的灵感”：以白居易“别录三本”的方式，整理自己的著作。担任这一工作的是陈寅恪的助手黄萱和妻子唐女士。两三年间，黄萱对《柳如是别传》等陈寅恪未刊稿至少作了两稿以上的誊清与复写；唐女士则主要对陈寅恪的诗篇作了多稿以上的复写。若唐女士身体不适时，两个女儿帮忙。整理与抄录的过程如下：陈寅恪与唐女士的卧室挂有一块小黑板，陈寅恪亲手在黑板上写出诗句，唐女士便将诗句抄录下来，写完一句抹掉一句，然后再写下一句。外人当然无法探知陈寅恪诗作的内容。这样，至文化大革命抄家以前，陈寅恪的重要诗文至少有两套以上的“稿子”。
尽管为免著述“再度散失”，陈寅恪费尽了心机，但是，诗稿和《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蒋天枢编辑其文集时，却仍不见踪影；而诗稿直到今天仍杳无音信。
1966年“文革”爆发后，陈寅恪随即被打翻在地，第一批抄家者也上门了。陆键东写道：
头一批抄家者来自历史系“革命群众”，他们查封了陈寅恪的书籍和一批未刊书稿、手稿，陈寅恪的存稿没有遭到“灰飞烟灭”的劫难。当年参与其事的一位目击者回忆，查封是“平静”的，陈寅恪的手稿和书稿都专门堆放在一间房子里，等候处理。所谓“平静”，不过是相对于后来已形同抢劫的情形而言。
其后，随着运动的深入，动乱的升级，陈寅恪的遗稿也开始了厄运。首先，在中山大学化学系“革命群众”的威逼下，陈寅恪的小女儿陈美延被迫交出了部分稿子。陈美延回忆说：
在“文革”中，是我把父亲的文稿被迫交出去的。父亲被批斗后，我们全家都跟着挨批。我二姐陈小彭受审查，二姐夫也遭殃。二姐夫只好按他们的口径说，我父亲是“特务”。在审查二姐时，他们知道我父亲留有文稿，就要看文稿，想从中找到我父亲是“特务”的证据，二姐就被押回来取稿子。可是，钥匙在我这里，他们就又找我。当时我想，从父亲的文稿中不会找到父亲是特务的证据的，也可以洗清我姐姐和姐夫。我就把文稿借给他们。为了有凭据，我让他们列个目录留下，其中就有《柳如是别传》和父亲的诗稿（2003年11月16日电话采访陈美延记录）。
其次，就是蒋天枢信中所言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被历史系学生王健全拿走的情况。
对于蒋天枢来说，谈到陈寅恪诗稿的遗失，也许还有一份自责堆积于胸。1964年，在陈寅恪将自己的著述托付蒋天枢整理时，并同意他录下自己数十年间所写下的近百首诗篇。蒋天枢将老师的诗作录在一个本子上，准备带回上海。可是，当他回到上海后发现，这个本子竟然遗失了。
蒋天枢所录陈寅恪诗作，虽然未曾尽数收录老师晚年的所有诗篇，但倘若没有这阴差阳错的遗失，终还可以尽显其编辑的《陈寅恪文集》之中。
蒋天枢在给周扬的信中说，陈寅恪的遗稿“辗转被历史系取去”。陈的遗稿何以最后到了历史系呢？当年追随陈寅恪学习、现已成为著名历史学者的胡守为回忆说：
在“文革”中，陈寅恪先生的女儿的确交出过陈寅恪先生的手稿，因陈先生的女儿是化学系的，因而手稿是交到化学系的。记得在刚粉碎“四人帮”时，大约在 1978年，化学系党总支通知历史系党总支，说有陈寅恪先生的两包手稿，你们历史系是否拿回去？历史系党总支问我，我说应该放在历史系保存，而且谁也不能动。不过，在这两包稿子中，没有《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和陈先生的诗稿，只有《柳如是别传》。陈先生的这部著作还没有出版，我认为应该尽快整理出版，就组织有关人士进行整理。不久，学校党委书记对历史系说，陈先生的女儿要求把这部书稿拿回去，我们遵照指示，立刻交回去了（2003年8月15日电话采访胡守为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陈寅恪弟子的胡守为，自然不乏学术素养和传承意识，但如果想到粉碎“四人帮”不久中国政坛乍暖还寒的气候，他着手组织整理陈寅恪遗稿的举动，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的。
有趣的是，正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当经胡守为等人整理后的《柳如是别传》“源起”部分于1978年5月在广东省创刊不久的理论刊物《学术研究》刊出时，编者更着眼于此稿的“政治意义”。在“编者按”中，编者承接当时的政治意识写道：“蒋帮的一些无耻文人，因为陈寅恪先生十多年没有发表文章，便大谈他的晚年遭遇，并借此进行反共宣传。这部洋洋数十万言的著作，就是给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遗稿的下落蒋天枢在给习仲勋的信中，只提到有确凿证据被人拿走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一稿，而在给周扬的信中才补充提到了陈寅恪的诗稿。他这样做，实得益于著名学者王元化的鼓励。因此，在叙述陈寅恪遗稿追寻过程之前，首先应该记下王元化在这一过程中的热心之举。
在蒋天枢给习仲勋和周扬写信时，王元化虽然被分配了工作，但仍然带着“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帽子。尽管如此，作为一名家学渊源的学者，他仍然把拯救文化遗产放在心上。谈到蒋天枢这两封信时，王元化回忆说：我为什么给周扬写信，关心这件事，很容易明白。陈先生是著名史学家，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对他的著述进行整理、刊布，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文化遗产的整理的问题。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文稿散落的情况，是蒋天枢告诉我的。
1952年，我曾在复旦大学做过教授，与蒋先生虽然来往不多，但也认识。碰到蒋先生后，他谈到正在编辑的陈先生文稿的事情。蒋先生为追回陈先生的文稿焦急，我也很焦急。我对蒋先生说：我们一起来呼吁。我那时虽然还戴着“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帽子，但已经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了。那时，我们有一份情况简报，是专门送给有关领导看的。我得知蒋先生致信习仲勋后，就把这封信拿来，加了个说明，在简报上注销来，目的是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
后来，我想，要解决这件事，还得中央有关同志出面。当时梅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副院长，胡乔木是院长。我和梅益在抗战时期曾一起工作过，彼此很熟，我给梅益和胡乔木各写了一封信。信中我对梅益说，这件事很重要，胡乔木如果出面，或可解决，请他把我给胡乔木的信转交，并面请乔木同志关注此事。我把这期简报也附上了。等了一段时间后，没有得到消息。我又对蒋先生说：你再给周扬写封信，我给你转上去。蒋先生为人非常老实厚道，不知道该怎样写。他说，陈先生的遗稿，除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外，还有诗作也放在了历史系，但没有凭据，不知可不可以写。我说：你不要有顾虑，只管写好了。蒋先生写后，我把蒋先生的信和那期简报一起寄给周扬，并给周扬写了这封信（2003年11月25日电话采访王元化记录）。
我上面所抄录的蒋天枢致习仲勋的信，就是来自于王元化提到的《简报》。
这份《简报》1979年1月6日出版，编号为“第5期”，以《关于陈寅恪的遗稿散失问题》为题只刊登了蒋天枢的信一项内容。王元化提到的“说明”如下：
一月下旬，我们访问了复旦大学老教授蒋天枢。他是陈寅恪弟子，一向和陈过从甚密。据他反映，陈寅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很大冲击，存书遗稿多散失。其中《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是陈晚年所写的自传性作品，对于研究陈的身世和当时时代背景有重大意义。全文共六节，陈生前曾将此稿誊写二份，运动中全被抄去。一份被中山大学王健全拿走，另一份现存中山大学（蒋天枢向我们口头反映了后一情况，信中未提出）。至今这些遗稿还未归还家属，政策仍未落实。蒋天枢为此给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写了一封信，希望我们替他代转。
蒋天枢致习仲勋的信经王元化所在的单位转给习仲勋后，想必习仲勋很重视此事，因而有了这样的结果：
王健全写了一封长信，说明稿子不在他的手上，而是在历史系。王健全没有拿走稿子，这我倒相信。“文革”期间兵荒马乱的，谁也不会想到父亲的遗稿会有价值，留下还可以供批判用呢。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知道父亲的文稿存在历史系后，就曾找过学校党委书记李佳人（因为是电话采访，此名系音—引者），要回了一批文稿。李佳人批了一个条子给胡守为。为什么要把条子给胡守为？因为据说有一条命令，父亲的文稿只有胡守为可以看可以用。胡守为交回了《柳如是别传》，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和父亲的诗稿却没有下落了（2003年11月16日电话采访陈美延记录）。
周扬接到蒋天枢和王元化的信后，也十分重视。据有关材料，周扬考虑到，蒋天枢已有信给习仲勋，自己不便催问。而其时，中央正准备召开理论务虚会，广东方面要来人参加这次会议，届时“见到广东方面的同志再从旁提醒一下就行了。”
在蒋天枢和陈美延看来，陈寅恪遗稿的下落，与胡守为有很大的关系。对此，胡守为也有话说。接到我的采访电话后，他说：
关于陈先生诗稿的下落，直到现在我还是被嫌疑人，蒋天枢先生当年就非常明显地暗示过这一点。我一律不作回答。你问到这个问题，我才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你。你可以在你的文章中说你采访过我，引用我的话，但我不看你的稿子。
接着，胡守为回忆了他所知道的情况：蒋天枢给周扬和习仲勋写信的事情，我不知道，蒋天枢写信后我们学校是否追查过陈先生的遗稿，我也不清楚。我只是看到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后记中，暗示我把陈寅恪先生的诗稿垄断后，才请求学校来查找，还我一个清白。
陈先生的诗稿，是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拿来的，我的确看过，但后来去向我就不知道了。在学校查找时，我曾向学校建议说：当时有陈寅恪专案组，有可能是把陈先生的诗稿作为“反动权威”的材料送到省里了，应该到省里去找。后来，学校是否去省里找，我也不知道。关于《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在校组织部档案中找到了，还给了陈先生的女儿。后来，这份稿子在江西的一家刊物上发表出来，现在收在三联出版的《陈寅恪集》中了。陈先生的诗稿则没有找到。尽管如此，党委书记对我说，调查结果与我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按照组织的结论：诗稿并不在我这里。
胡守为没有提到是在哪一年请求学校来查找的，从陈先生的女嗣陈流求、陈美延在三联书店版的《陈寅恪集》后记中“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据一九八七年六月收回的残稿作了校补外”一语来看，这次查找的时间大致在此前后。
如今，在陈先生的女嗣陈流求、陈美延和三联书店的努力下，十三种十四册的《陈寅恪集》已与世人见面。有论者对此评论说：“如果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蒋天枢先生接受作者嘱托算起，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陈寅恪著作的编辑出版可以说是经过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蒋天枢、王元化在25 年前为搜寻陈寅恪遗稿所留下的这三封信，以及习仲勋、周扬的关注，就是这“心血”的见证。
师道的重量--蒋天枢其人
“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 ------吴宓《空轩诗话》
陈寅恪先生仙逝近四十载,七月份中青报有介绍其弟子蒋天枢先生的事迹的文章,适值教师节来临之际,感慨师道之不复,学术之饱经冷遇迫害,郁郁于中,乃发陈先生师生事数则,扬传蒋天枢刘节诸陈氏弟子高义,以为后世学者范.(刘节教授资料缺乏,只有零星资料,网友可自查)----人境路庐主人
蒋天枢（1903－1988）字秉南，江苏丰县人，文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
在近十年来围绕陈寅恪的推崇与传奇当中，他的受业弟子蒋天枢向人们透出一个清矍高瘦、若隐若现的身影。
陈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将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受托之人蒋天枢，作为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1949年后，十余年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这十余年间，陈寅恪目睹和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但他信赖晚年只有两面之缘的蒋天枢。
蒋天枢值得这种信赖。1958年，他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
当年，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蒋天枢在这种只会带来麻烦而不会有任何好处的“社会关系”中，丝毫不掩饰对陈寅恪的敬重之情，足见其为人之笃忠执着。
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份重托。晚年，他放弃了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终于在1981年出版了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陈寅恪生前所编定的著作原貌，作为附录还出版了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这大概是“陈寅恪”这个名字在大陆重新浮现之始。
当时出版社给他3000元整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有收，全部退还。因为“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到了上世纪90年代，陈寅恪突然“走红”，很多人出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借陈寅恪以自重。
在陈寅恪托付毕生著作的那几日见面中，一天，蒋天枢如约上门，恰好陈夫人不在，没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陈寅恪也不在意，径直开始谈话，结果蒋天枢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床边听着，几个钟头始终没有坐下。那年，他已年过花甲。
接触过蒋天枢的复旦教师说，“程门立雪”这类传统，在蒋先生心中原是稀松平常之事，一个学生总得有他应该躬行的本分。
有人评说，蒋天枢对老师的尊重，出于一种对文化的负载感，而这种负载感正是传自其师门。陈寅恪在《论韩愈》文中就曾说过：“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
编撰陈寅恪“事辑”，蒋天枢自己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他的中心意旨是想写出陈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所托命之人”。
蒋天枢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与陈寅恪有师生之谊，并且对自己入学前就已自沉的王国维也严执弟子礼。同行或学生“王国维长王国维短”，即便语气中充满敬意，也会引起他的侧目。在他看来，说“王国维先生”已经大不敬了，何况直呼其名；至于他自己，当然恪守旧例，开口闭口“静安先生”。
同系的名教授朱东润是个性情中人，一次开会，说到得意处随意评了几句“陈寅恪什么什么”，其实未见得有什么不敬之意。还没等在座诸人反应过来，蒋天枢从人群中拔身而起，指着他哼哼了几句，便拂袖而去，只留下朱先生哭笑不得地摊摊手，连声“啧啧”。十足的难堪。
如今复旦中文系的名教授章培恒是蒋天枢的弟子，除了做学问，他显然还受了先生关于“尊师”的教诲。一次，他随蒋先生外出办事，晚上完事后照例送老师回家。途中下了场大雨，车到教师宿舍大门，遍地积水，而蒋先生脚上穿的却是家常的布鞋。章先生提议要背蒋先生，全然不考虑自己也已直逼花甲了，蒋先生自然坚拒了。于是，老师蒋天枢跨出车门，洒脱地直奔寓所，学生章培恒脱下皮鞋，一手拎着，在雨中着一双白袜跟在老师身后。
蒋天枢在1979年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写的“题识”中说：“余欲纂‘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悠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之逝世已将10周年，余亦老矣。” 1997年，此书增订再版，章培恒在“后记”中引用了这段文字，随后心有戚戚然：“现在，距离蒋先生的逝世也已将近10周年，而我也已经老了。”
这些都不是虚辞，字里行间，透出师道的重量，后人读来，满页沉甸甸的。先生们都已经老了、逝去，师道传承，今日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