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或城市，如何分辨它是否发达？台湾作家龙应台认为，一场大雨足矣。

一场暴雨，北京成了“东方威尼斯”。网友仿旅游指南打趣道:“新燕京七景:陶然碧波，安华逐浪，白石水帘，莲花洞庭，大望垂钓，二环看海，机场观澜。威尼斯几百年做到的事，武汉几天就做到了；武汉几天做到的事，北京几小时就做到了。”

不仅北京、武汉，5月间，广州也因暴雨出现过严重内涝。北京水务局回应称，城市建设排水系统滞后于城市发展，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现在北京中心城区的排水管网最早还有明代的设施。但是城市管网更新面临诸多问题，老旧管网只能是打补丁，发现一处，补一处。

如果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或城市，如何分辨它是否发达？台湾作家龙应台认为，一场大雨足矣。

她说，“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3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了一阵，发觉裤脚虽湿了却不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这大概就是个先进国家；如果发现积水盈足，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就是个发展中国家。它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来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

有时候，GDP不算数，文明的差距，只差了一条下水道而已。

巴黎下水道:欢迎参观

巴黎的下水道是承载着文化的。《剧院魅影》中相貌丑陋的音乐天才在下水道里吟唱着对克里斯蒂的思慕；《悲惨世界》的主人公冉·阿让利用巴黎城下密如蛛网的下水道，避开警察的追捕，救出了进步青年马利尤斯。法国文豪雨果说，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

巴黎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下水道系统。这个处在城市地面以下50米的世界，从1850年开始修建，巴黎人前后花了一个多世纪才完工。

在巴黎大规模建设下水道之前，这座城市大部分的消费用水来自塞纳河，暴露在地面的部分废水未经净化就流回了河中，造成河水污染，空气中恶臭弥漫，最终导致了1832年的一场霍乱爆发。城市规划者痛定思痛，要修建下水道系统。

1851年，工程师欧仁尼·贝尔格兰为巴黎下水道系统的发展、清除和维修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技术。他发明了清除下水道垃圾和沉沙的机械，利用流水的冲刷效应将垃圾集中到定点以便清除；在小下水道中，他还设计了蓄水池，以增强冲刷力，避免下水道堵塞。到了1878年，巴黎已经拥有长达600公里的下水道网。

一战以后，城市人口增长对城市的“消化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于是，1935年－1947年，巴黎的工程师们又开始新一轮扩容改造工程:修建4条直径为4米、总长为34公里的排水渠，以便通过净化站对废水进行处理，处理过的水一部分排到郊外或流入塞纳河；另一部分则通过非饮用水管道循环使用，洗刷城市街面。二战结束后，巴黎市政府又进一步扩建了这一系统，使每家每户的厕所都直接与其相连。到1999年，巴黎完成了对城市废水和雨水的100％完全处理。

经过不断完善，今天的巴黎下水道总长2347公里，约2.6万个下水道盖、6000多个地下蓄水池。清淤系统配备了电脑控制，还有专门针对雨季塞纳河水的“涨水站”以及安全阀，以及用于下大雨时保证排水效果的路边下水道等等。每天，超过1.5万立方米的城市污水都通过这条古老的下水道排出市区。

有意思的是，巴黎下水道还是一处观光旅游点，1867年巴黎承办世博会期间就开始向游客开放，陆续有外国元首来这座地下迷宫取经。位于塞纳河阿尔玛桥畔的巴黎下水道博物馆，如今每年客流量超过10万人。下水道四壁整洁，没有想象中的污秽与腥臭。通道中间是宽约3米的排水道，两旁是宽约1米的供检修人员通行的便道。如此宽敞，可见，《剧院魅影》中下水道内划船的情节并不是浪漫的虚构。

巴黎有1300多名专业工人来维护下水道，包括清扫坑道、修理管道，寻找、抢救掉进或迷失在下水道中的人，用水淹的方式灭鼠，监管净化站等，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各类遗失物品，包括犯罪凶器和人们不小心掉落在排水道里的贵重物品。据说，每年工作人员都会接到大约3000个这类求助电话，而寻找到失物的几率高达80％。

这样的市政工程，虽然初期投资巨大，后期使用过程中却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百年工程，惠及今日。在多雨季节，巴黎人畅行无阻，地铁通道上不会挂“瀑布”，车子也不会变成“潜水艇”。

德国下水道:考虑细致

前几年广东、广西等国内城市出现强降雨导致主城区被淹后，很多人提及了另一个城市——青岛——尽管也是雨水频袭，却几乎没有内涝。而它的地下排水系统，是100多年前德国人占领青岛时修建的，共铺设雨水管道29.97公里，污水管道41.07公里，雨污合流管道9.28公里，总长度约为80公里。“文化大革”命时期，德建下水道还曾被作为人防工程，排水道上开了很多口，里面修设了台阶。

青岛的德建排水管道从横断面来看，高约80厘米，上半部分呈半圆形，直径较大，简单地以水泥抹面，能在水量比较大的时候确保过水面积。下半部分呈“V”字形，约1/2高度的部分贴了白色瓷瓦，确保了污水在流量比较小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比较高的流速，光滑的瓷瓦能确保污物垃圾不会被毛刺挂住，减少了堵塞冒溢的可能。上大下小的蛋形结构，还可以让管道拥有尽可能大的承压能力。

德国人从1899年开始在青岛铺设的地下管网，至1905年，青岛市欧人居住区排水管道铺设已具规模，并最早实现雨污分流。排水管道中的雨水斗带有反水阀，这样一来雨水冲刷的脏物只能进入雨水斗，而不会进入管道，因此不会造成管道堵塞——管道堵塞越少，排水井冒溢就越少——脏物也便于清理。

德式管网不仅设计细致，管材质量也好。青岛人把管道井盖称作“古力盖儿”，就是德语“Gully”的音译。雨、污水井盖不仅有符号表明，还有大小之分。直到今天，黑色的古力盖儿依然铮亮，没一点锈迹。

青岛原德国租借区的下水道在高效率地使用了百余年后，一些零件需要更换，但当年的公司早已不复存在。城建公司的员工四处寻觅配件公司，后来一家德国的相关企业给他们发来一封电子邮件，说根据德国企业的施工标准，在老化零件周边3米范围内，应该可以找到存放备件的小仓库。城建公司根据提示，在下水道里找到了小仓库，里面全是用油布包好的备用件，依旧光亮如新。

而在德国，第三大城市慕尼黑的市政排水系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11年。地下总长2434公里的排水管网中，有13个地下储存水库，总容量达70.6万立方米。如果暴雨不期而至，地下储水库就可以暂时存贮雨水，再慢慢释放入地下排水管道，以确保进入地下设施的水量不会超过最大负荷量。

伦敦下水道:切断霍乱源头

英国伦敦下水道的历史也在150年以上，被称为“工业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无独有偶，伦敦地下水道系统的修建也与流行病肆虐有关。

19世纪中期的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处于“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是作为欧洲超级大都市的首都伦敦却是垃圾遍地、臭气冲天，排水系统极其糟糕。当时的泥土路面或卵石街道都凿有明渠或街沟，以便将污水和雨水引入其中。然而一英尺多深的明渠中往往塞满了灰烬、动物尸体，甚至粪便。

由于水体污染，1848年－1849年间，一场霍乱导致1.4万伦敦人死亡。疫情结束后，为了改善地下水道，英国政府成立了一个皇家污水治理委员会，任命约瑟夫·巴瑟杰为测量工程师，改进城市排水系统。

1853年，霍乱卷土重来。传染病医生约翰·史劳对比伦敦地图分析发病案例发现，由于人们生活依赖的地下水遭到严重污染，这才引发了霍乱。但当时政府卫生部门的官员和顾问坚信霍乱是由空气传播，没有对伦敦的饮用水做出任何改进。

当时的泰晤士河已经成为伦敦最大的下水道，整条河都在发酵。1855年7月7日，化学家法拉第致信《泰晤士报》编辑，描写了他所见到的泰晤士河水:“整条河变成了一种晦暗不明的淡褐色液体……气味很臭……这时整条河实际上就是一道阴沟。”

1856年，巴瑟杰计划将所有污水直接引到泰晤士河口，排入大海。根据最初方案，地下排水系统全长160公里，位于地下3米的深处，需挖掘350万吨土，但伦敦市政当局以系统不够可靠为由，连续5次否决了巴瑟杰。

1858年夏，伦敦市内的“奇臭”已经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国会议员和有钱人都开始往外逃。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接受了改造方案。次年，伦敦地下排水系统改造工程正式启动，工程规模也扩大到了1700公里以上。

有人担心伦敦会被挖空而坍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程部门研制了一种新型高强度水泥，巴瑟杰还发明了一套严格的质检方法。最后，3.8亿块混凝土砖构成了坚固的下水道。

工程历时7年完成，纵横交错的下水道实际总长达到了2000公里。弥漫在伦敦空气中的臭味终于消失了。下水道将污水与地下水分开，从此以后，伦敦再没发生过霍乱。约翰·史劳有关水源污染导致传染病肆虐的论断也终于被卫生部门接纳了。伦敦市民为纪念巴瑟杰的贡献，给他塑了一座雕像。

不过相比起巴黎可供参观的下水道系统，伦敦的下水道似乎没那么整洁。两年前一则新闻称，在英国伦敦繁华的莱斯特广场之下，大约1000吨的油质固态垃圾几乎完全堵塞了下水道，极有可能带来污水横流和排涝不畅的风险。泰晤士水务公司不得不组织了数支清除队，从繁华的伦敦西区下水道开始清理油污。

2009年5月，经过清除队的手工铲除和高压水枪的冲洗，脱脂后的下水道变得宽阔、通畅。事实上，清除过程中所遇到的肮脏垃圾油脂并不是最大的困难。令清除队员最难以忍受的是，他们不得不面对巨大的老鼠、忍受恶心的气味以及甲烷、硫化氢等致命的气体。因此，清除队员都配备了氧气呼吸器、气体监测仪等设备。

东京下水道:五至十年一遇

除了地震以外，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台风和夹裹而来的大雨。上世纪50年代末，日本的工业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通道，却因为下水道系统的落后而饱受城市内涝之苦，一到暴雨季节，道路上水漫金山，地铁站变成水帘洞；再加上大量生活污水、含重金属的工业废水未经处理就排入河道，人在食用受污染鱼类后引发了水俣病、骨痛病等，公共水体污染成为社会关注重点。

为了解决恶化的环境污染问题，1964年4月，日本成立了“下水道协会”，主旨是对下水道系统作全面评估，统一下水道建设以及排污标准，将老化的管道更新换代。1970年，日本召开“公害国会”，会上政府大幅修改了《下水道法》，明确规定了下水道建设目的，并决定每年投入大量国家预算用作污水收集和处理的建设及运营。

日本首都东京的地下排水标准是“五至十年一遇”(一年一遇是每小时可排36毫米雨量，北京市排水系统设计的是一到三年一遇)，最大的下水道直径在12米左右。

东京的雨水有两种渠道可以疏通:靠近河渠地域的雨水一般会通过各种建筑的排水管，以及路边的排水口直接流入雨水蓄积排放管道，最终通过大支流排入大海；其余地域的雨水，会随着每栋建筑的排水系统进入公共排雨管，再随下水道系统的净水排放管道流入公共水域。东京下水道的每一个检查井都有一个8位数编号，知道编号就能便于维修人员迅速定位。

为了保证排水道的畅通，东京下水道局规定，一些不溶于水的洗手间垃圾不允许直接排到下水道，而要先通过垃圾分类系统进行处理。此外，烹饪产生的油污也不允许直接导入下水道中，因为油污除了会造成邻近的下水道口恶臭外，还会腐蚀排水管道。下水道局甚至配备了专门介绍健康料理的网页和教室，向市民介绍少油、健康的食谱。

治理城市内涝，还该学谁的？

近期的几场暴雨，令武汉、杭州、南昌、北京等城市纷纷变成了“水城”。城市内涝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

去年一些城市发生内涝之时，人们就开始反思和批判当下城市规划的问题。这一两年来大家还是找到了一些共识，发现了一些真相。比如，我们很多大城市排水系统学习的是“苏联模式”。

看来，我们很多大城市病不是没有来由的，都和前苏联有关。苏联已经解体，是个“背黑锅”的好角色。于是乎，现在一遇到问题，一些专家和政府部门就把责任推卸到西伯利亚去了。

问题是，不管这是故人之责，还是前苏联专家的馊主意，几十年都过去了，城市内涝几乎年年发生，难道最近二三十年的城市管理者和智囊们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按照历史事实，中国在1953年至1957年之间将“苏联模式”引入城市规划，国内各城市均采用。从报道中可以看到的是，当时直接接受苏联专家指导城市排水的有北京、沈阳、南京、广州等大城市，这些城市后来也都成了“内涝”典范。

而苏联模式对中国城市排水的影响还有理论上的，清华等名校还根据苏联模式建立了城市排水专业。如果这教材不改，徒子徒孙一代代传下来，也可以说是“谬误流布”了。

其实，很多中国人早就明白，苏联模式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可是为什么在排水管的问题上就没有了免疫力呢？把西伯利亚的排水管修到亚热带气候的广州，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我们能否抛弃苏联模式的排水管和排水理论，拥抱德国模式、法国“地下河模式”乃至日本“共同沟模式”呢？

众所周知，这些国家的排水理论在中国也并非没有成功的经验。比如，青岛到现在还受益于德国人的城市规划设计。另据报道，一些资金雄厚的部门开始向日本学习，超前建设“共同沟”——在城市地下建一个隧道空间，将市政、电力、通信、燃气、给排水等管线集于一体，这样的管廊有出口直通地表，已为个别有经济实力的地域使用，诸如中关村、广州大学城等。

问题在于，我们不能老是照搬他国的经验而不结合中国的国情。

在已经建好的城市下边再挖上几条地下河，现实吗？大家都说巴黎的下水道能撑船，可是不要忘了，巴黎的设计者奥斯曼之所以能给后人留下这些遗产，前提正是把巴黎推倒重来，现在，有哪个中国城市还能这么干？

与国情结合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让每个城市找到适合自己的城市排水系统。如武汉号称水城，那么，就充分疏浚河道、湖泊，把蓄洪的能力提高；如北京严重缺水，那么，也应该在城市蓄水和渗水等问题上下工夫考虑。如果要在济南建地下共同沟，那也是不合适的，因为那可能会破坏地下的泉群、水系。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地形、地质、气候特点，城市的排水系统真的应该各具特色、适合自己才成。

赣州宋代的福寿沟到现在还在用，一个排水沟能用上千年，肯定不仅仅是因为其设计得多么阔绰、豪华，而是因为设计者真正了解了这个城市，也就找到了最适合一个城市的排水系统解决方案。

如果没有上海世博会上马尔默城市案例馆的精彩展示，马尔默这个人口不到30万的城市还在瑞典南部默默地不为人知。记者在上海世博会看到了马尔默西港住宅区项目的展示，产生了强烈的欲望，要实地看看这个生态环保之城是如何打造出来的。上个月，记者恰巧有机会访问瑞典，因而特地抽出一天的时间，踏上了马尔默这个瑞典南部城市的街道。

记者是一早乘坐火车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出发的。中午时分，列车抵达马尔默市火车站。走出车站，只见街道上自行车行驶道的标记非常醒目，令人印象深刻。据介绍，市区的自行车道长达400多公里，包括市长和政府官员在内有40%以上的市民采用自行车作为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

记者按约定时间采访了市政府官员。在会议厅里，马尔默市的城市规划设计师、市政府新闻主管花了整整两个小时，加上幻灯片的形象介绍，展示了马尔默市前后十年的环保经历。在他们的演讲中，“可持续性”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打开马尔默环境局的网站，可以看到该市的生态环境发展规划，到2030年，马尔默市将百分之一百使用可再生能源。怎么做到这一点：市政府规划设计师克里斯特·拉森说，只要看看该市的地标性建筑——旋转大楼就能有所了解。这栋大楼呈90度旋转上升，使得每个房间的窗口都能吸收阳光。每套住宅的厨房垃圾通道里，安装有粉碎机，把食物残渣打碎，统一运送到楼底地窖。这些垃圾经过发酵，产生沼气，供整幢大楼制暖所用。

直至3日16时最终解除预案，在长达20多个小时的降雨时间段内，安宝月和她的同事们始终没有合过眼。暴雨过后，令她欣慰的是，整座城市的交通没有发生瘫痪，没有内涝产生。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零积水，也不意味着青岛完全不怕水淹。”安宝月并不讳言，毕竟还有几则商铺被淹的消息见诸当地媒体第二天的报道中。安宝月解释，积水处一般发生在低于零海拔的铁路桥下、在建工地，以及路面不平的地段中，“这些都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之前全市已改造15处较为严重的积水点，剩下4处的改造工作将在7月中旬左右完成。

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青岛之所以能够安然度过雨劫，与自身地理优势有关。“青岛的丘陵地形以及三面沿海的位置决定了降雨时积得快，排得也快，与位于平原地区的城市相比，有很大优势。”刘利解释。

“在这座城市，排水重现期的设计均高于国家标准。”刘利介绍，雨水管道的设计是以最大雨水流量为根据的，所谓重现期，是一个水文概念，即所采用的最大暴雨量为多少年一遇的暴雨。目前国家标准是0.5~3年，青岛主干道的排水重现期一般是3~5年，部分暗渠甚至达到10~20年的标准。

难以复制的“德国造”

1897年，德国计划将青岛建成在太平洋的最重要的海军基地，因而，海军承担起了管理和城建任务。

鲁海解释，当时铺设下水管道所用的水泥、钢筋均来自德国，而铺设的下水管道尺寸之大甚至被德国人称为“怪物”。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鲁海的童年记忆中，德国排水系统主干道甚至宽阔得“可以跑解放牌汽车”；当时青岛是中国唯一一个雨污分流的城市。

据青岛市中德关系研究会秘书长、青岛市档案馆客座研究员夏树忱回忆，他和档案馆其他工作人员两次前往位于德国弗莱堡的联邦档案馆，在其军事档案馆中复制了20万页关于青岛的城建、军事设施、文化交流等原始档案资料。

正是在收集资料时，他们意外发现一份名为《胶澳发展备忘录》的资料，由当年胶澳总督府组织编写，不间断地记录了17年，当年建设青岛地下管网的基本理念及施工进度等都可从中找到详细记载。

从最初为解决公共卫生问题而筹建下水道，直至有意识地规划雨污分流，德国人将这项工程进行了七八年之久，“这样的进度在今天来看太慢了。”夏树忱说。

后来这套排水系统一直未经过大的改造。目前这套系统所占全市管道长度的比例不足三十分之一，但据夏树忱估计，至今老城区内仍有几十万人受益于这套系统，直至今日，雨后老城区的街道仍然十分干净，甚少积水，百年前德国人铺设的下水道井盖已融为这座城市的一道风景。

在安宝月看来，这套排水系统如今却难以复制。

“首先是空间有限。当时，地下空间很大，足以铺设口径足够大的管道。如今，城市地下分布着污水、雨水、自来水、电信、有线电视、燃气、供暖、电力等多条专业管线，空间不够。此外，提高管道的重现期标准必然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

刘利为本报记者算了一笔账，为减少积水，在路面坡度、管道材料等诸多因素完全一致的情况下，铺设10年重现期的管道要比1年重现期的管道每平方米至少多花费2000元，如果一座城市铺设上千公里的排水管道，这无疑是一笔相当巨大的开支。

曾有一则网帖广为流传：青岛的城建人员在整修德式下水道时发现有零件损坏，到处找不到合适的，最后求助于德方，结果对方很快回复说，不用担心，在那个损坏的零件周围三米范围内，肯定有个地方藏有备件，工程人员细心查找，果然在附近一个小箱子里找到了油纸包着的零件，拆开看还锃光瓦亮呢。

这个故事遭到了青岛市排水管理处以及多位市政专家的否定。在刘利看来，“这一善意的夸大，其实反映了大家对排水系统工程质量的期待。”

一条“暗河”的命运

据鲁海回忆，早在1991年，杭州路河还是穿越青岛市区的海泊河的一条支流。伴随着当时经济大潮的涌动，这条河流渐渐被填掉，越来越多的店铺等临时建筑陆续搭建在上面，最终这条河流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成为一条暗河。

“之前，大雨来临时，杭州路河会起到很好的泄洪和蓄水作用，可极大缓解排水管道的压力，减少积水的可能，一旦被填，积水的风险必然会加剧。”

事实果然如鲁海当初所料。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这里每逢暴雨必淹。加之建在河流上的30余家店铺没有任何排污管线和污水处理设备，日常生活和经营产生的污水直接排放到旧河道中，造成河道常年淤积，遇上短时强降雨，附近很容易出现积水。这里的商户们几乎家家都有沙袋，以防“水患”。

19年的时间足以让新一代人忘记这条自然形成的河流的存在，直至某一天它被重新挖掘，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里曾经有一条河。

“不尊重自然，违反规律19年间，这座城市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鲁海说。

如今，当年建在这条河流上的商铺均被陆续拆除，相关改造还未彻底竣工。在规划图中，它将成为一条景观河，以其本来面目出现在市民眼中。

鲁海回忆，他上初中时，老城区曾有一条宽约100米，长约六七公里的青岛河穿城而过，每逢夏日，河岸两旁垂柳依依，景色旖旎，正是在这里，鲁海加入了学校文学社，开始接受现代文学的最初启蒙。

“上世纪80年代，这条河流被填，在上面建成马路或盖起高楼，雨水只能顺着地势汇集到低洼的地方，这就造成了目前老城区局部严重积水的现象。”鲁海说。

尊重自然，提倡生态理念市政专家刘利将此称为青岛排水系统发展的趋势所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整座城市的排水系统规划设计都越来越强调这一点。”

令刘利无奈的是，现实状况并不是总能让人满意。“很多面积几百平方米到上千平方米的小水塘、小水库是自然形成的，下雨时起着重要的蓄水作用，我们在设计时只能尽力提醒建筑方这些水塘、水库的重要性，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听得进去。”

颇具戏剧性的是，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为了增加卖点，将小区附近的小水塘、水库改造成人造湖景观，“这样无意间却为城市排水系统做了一件好事”。

为此，夏树忱研究员曾在不同场合向政府官员以及政协委员反复强调盲目填埋自然形成的水塘、水库的危害性，“有些错误是可以改正的，有些却是无法改正的。”说这话时，夏树忱的语气颇为激动。

在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中，路面硬化成为排水不畅的又一大阻碍。“新建小区有容积率、绿化率等指标，是不是可以考虑增加路面硬化的控制指标？为保证环境整洁，很多开发商会修建广场，路面硬化面积的增加意味着渗水能力的弱化，一旦雨水袭来，会在短时间内使排水系统不堪重负，容易形成积水。”刘利说。

“其实，很多城市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刘利强调。

据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张相忠研究员透露，即将进行修编的《青岛市城市总体规划》将考虑把以下内容写进条文：将一些小区和人行道做成透水路面，并提倡进行雨水利用，以减少热岛效应，同时削减洪峰，使城市排水系统更为通畅，“这将是首次增加的内容。”张相忠介绍。

“城市规划基础的基础”、“保护我们生存环境的生命线”……在本报记者采访中，不论是学者还是市政专家，都毫不犹豫地以此强调排水系统的重要性。

在夏树忱看来，“对一座城市的管理者而言，相比于地上能看得见的种种政绩工程，修建地下排水系统更像是在做‘老牛’的工作，花费巨大，不容易很快出政绩，却是非常重要的、必需的民生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