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雄霸天下武功排名:克拉默：中国劳资关系的重大变化

去年以来，人口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潜流，也是中国在“十二五”期间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十二五”期间的中国社会转型，也得到各方关注。

　　FT中文网在会议间隙采访了美国商务社会责任协会（BSR）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伦·克拉默（Aron Cramer），请他从一个外部人的角度，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十二五规划”、中国劳资关系等问题发表观点。克拉默主作的新书《持续卓越：全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白皮书》刚刚在中国出版。

　　FT中文网：过去几年来，在企业社会责任（CSR）方面，中国企业最突出的一些变化是什么？

　　克拉默：近年来，不论是中国本土企业，还是走向海外的企业，都更为重视CSR了。最大的进展之一是，政府开始要求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取得很大效果。第二是中国新的劳动法的实施，以及新的社保体系的构建，这在经济与社会两个层面都与CSR有关。第三是清洁能源技术在中国的继续发展，中国企业努力进行科技创新，以应对严重的全球性环保挑战，从而让清洁科技产业变得更强大。前两个是结构性的变化，后一个是市场上的变化，都很重大。

　　FT中文网：本次论坛讨论了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你对这个规划有何看法？

　　克拉默：从一个外部观察者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明确把可持续性作为中国增长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非常积极的进展。在我看来，这表明中国政府继续坚持可持续性发展的决心。虽然我认为一些目标可能制订得有些超前，例如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单位GDP碳排放量等，但总的方向很有价值。

　　FT中文网：根据你的观察，近年来中国企业对CSR是否更加重视了？

　　克拉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企业和西方企业一样，有一些进展，但也有改善的空间，可以让CSR更好地为企业的竞争力服务，可以让CSR的公布机制变得更透明。中国还处在发展早期，还需要不少时间来了解国际市场对CSR的期望。但事情在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FT中文网：去年以来中国市场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一些地方出现劳动力短缺，还发生了一些劳资冲突乃至罢工现象，你觉得这对中国企业有何影响？

　　克拉默：很明显，从经济角度来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确实上升了。这也意味着，中国企业必须更多地思考，如何吸引好的劳动力并留住他们，而不是在很短时间内换很多工人。因为劳动力供应过剩的时代也许已经结束，中国企业必须更重视人力资源，就像西方企业在高端劳动力市场上所一直在做的那样。从政治层面上来讲，中国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也开始更重视如何缓解工人的不满情绪。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也应该负起责任，协助政府促进社会稳定。

　　FT中文网：你觉得中国的劳资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了吗？

　　克拉默：是的，经济繁荣的持续、更高的工资也许让中国工人变得更加自信，更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主张自己的权利，改善自己的处境。劳动力过剩局面的结束也使工人有了更多空间来选择雇主，而且提高对雇主的期望值。这些绝对是重大变化。

　　FT中文网：中国工人是不是应该更多组建工会，提高自身谈判权？

　　克拉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很明显，中国政府仍希望以现有的工会作为工人的主要代表。但长期而言，中国经济的许多方面将逐渐与国际通行的做法相契合——虽然也维持一定的中国特色。国际通行的模式是，工人有多种选择，可以选择加入不同类型的工会。我觉得这个模式迟早会被中国接受，但具体何时，难以预料。

　　FT中文网：中国新的劳动法在这方面会有帮助吗？

　　克拉默：也许不是很大。现行劳动法的最大价值在于明确了劳资关系的准则。有了明确的规则，工人就能更好地成为自身的代表——不论他们加入还是不加入工会。更成熟的规则对工人有利，也对企业有利，因为劳资双方对于对方的权利义务都可以有更明确的预期。

　　FT中文网：中国政府还可以做那些事来改善劳资关系？

　　克拉默：我想最重要的是要公正地制订和执行法律，包括劳动法。任何系统都不仅依赖明确的规则，还依赖公正的争议解决机制。如果中国的企业与司法系统能确保劳资争议得到迅速、有效、公正的解决，且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中国劳资关系的面貌会大大不同。

　　FT中文网：食品安全危机是中国近年来遭遇的另一大问题，你对此有何观察和看法？

　　克拉默：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人们是没有退路的。如果人们不再相信食品的安全，那么企业和政府都将失去信任。这意味着要有更清晰的责权规则、更有力的规则执行，而且需要清除腐败，这和矿山安全的道理是一样的。对所有行业来说，安全都是第一位的，是政府官员首先要保障的事情。失去了安全，人们对所有机构的信任都会丧失。

　　FT中文网：在西方，消费者可以组成一定的团体或NGO，对企业或政府的力量进行制衡。你觉得这个模式对中国有意义吗？

　　克拉默：任何运转良好的社会都需要不同的机构各司其职：企业努力赢利，政府制订并执行规则，还需要良好的公民社会，让个体的公民能表达他们的担忧与关切。其实我们在中国也能看到这一点，例如，中国人也会为了食品安全等问题而抗议。无论如何，允许普通人表达他们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不同国家或文化也许采取不同的路径来实现这一点，但不论在哪个国家，都需要一定的机制确保普通人表达他们的担忧。

采访者：FT中文网公共政策编辑 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