葆宫止血颗粒淋漓不尽:国进民退是中国持久繁荣的重大障碍

        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增长质量是中国“十二五”计划的一大特色。但是，不少中外经济学家认为，国进民退的趋势如果不能得到扭转，中国的持久繁荣将会成为一句空话。

       *转型思路受到欢迎*

      “十二五”规划纲要即将进入两会的议事通道。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温家宝总理明确表示，北京已经决定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以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让民众能够从经济增长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这一新的经济发展思路得到了中外经济学家的普遍欢迎。30多年来，在投资和出口的推动下，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使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环境污染空前恶化，贸易摩擦越来越多，贪污腐败更为猖獗，中国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弊端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

        *国进民退为问题根源*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认为，各种主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究其根源，就是政府在经济中的力量过于庞大，而民营企业的力量过于弱小。国强民穷，或者国进民退的问题不解决，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轨道就难以改变过来。
       陈志武说： “当政府拥有国家大部分资产的时候，中国经济无论是过去还是在未来都不得不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就不难理解了。财富效应的主要受惠者自然是政府。相反，家庭消费因收入增长缓慢而无法快速增长。”
       陈志武在华府举行的一个“国进民退”专题研讨会上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在过去的60年中，政府规模急速膨涨，国企垄断迅速发展，严重限制和压缩了普通民众获取财富的空间。
       陈志武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估算，到2006年年底，国家控制的土地价值为50万元人民币，而当时的12万家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近30万亿元，政府和国企掌握的土地和资产总额为80万亿元，占当年全国财富总额的3/4; 国家份额大了，民众的份量就小了。中国家庭财富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在1951年到现在的约60年中下降近一半，从1951年的70%降低到最近的35%。政府的开支在这个阶段则翻了一番，从51年的16%提高到现在的31%；
       中国经济虽然只有美国的1/3，但是中国政府的相对规模却要大得多。2007年，美国政府的税收总额为2．5万亿美元，相当于8500万美国民众的可支配收入总额。中国政府在2009年的税收总额相当于4亿城市职工的可支配收入的总额。如果再把国企和政府出售土地的收入计算在内，国家的收入就相当于8亿城市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
       如果按照私有化程度来排列世界各国，中国排在最低的国家行列。在私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中，经济增长一个美元，个人消费可以增加90美分，而在最低的那些国家中，只能带来两美分的消费增长。

         *民众财富增长只有单通道*

        陈志武认为，这些基本情况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跟美国和那些私有化程度高的国家不同，高速增长不可能给民众带来相应的实惠。他说：“要比较中美经济的增长速度，首先就应该把中国的增长数据除以二，因为中国家庭只能够从工资增长这一个渠道感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通过资产和土地升值来增加财富的渠道基本上被国企和政府封死了。”
        陈志武指出，政府有自己的行为特点，政府投资看重是短期效果。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在中国屡禁不止，遍地开花就是政府主导经济的必然结果。这位在美中两国都有很高知名度的经济学家认为，国进民退的趋势如果不能够彻底改变，即便是放慢了增长步伐，经济增长的质量也难以提高，民众也无法享受到增长带来的利益。

          *政治不改革，转型没希望*

        不过，陈志武同时也表示，国进民退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持续发展，根本问题还在于政治制度。一党专制之下，国家没有制约政府和国企过度膨涨的力量。政府想加税就加税，想上什么项目就上什么项目，想整治私人企业就可以整治。陈志武强调，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伴随着政治改革的推进。否则，结构调整就无法实现。

          *十二五规划：投资过大，增长过会*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对十二五规划能否落实提出了疑问。疑问集中在投资过大和追求GDP增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张曙光说，从27个省市确定的发展目标看，增速定在个位数的只有4个地方，定在12%的则有14个，还有三个目标定在13%以上。张曙光对媒体说，保持这样快的增速，如何实现转变？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十二五计划中的投资规模依然感到担忧。他说，全国在七大战略新兴产业方面的投资势头超过1958年的“大跃进”，这会影响到整个十二五的宏观经济稳定。

          *政府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学家荣大聂(Dan Rosen)并不赞同按照政府规模来判断国进民退走势的观点。但他依然认为，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与民争利将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荣大聂说：“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政府在GDP中所占份额的大小。重要的不是政府规模的大小，而是政府存在于什么地方，是政府是否做了它该做的事情。如果它做了该做的事，比如发展教育、国防、医保等，政府就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荣大聂认为，中国政府在许多需要政府存在的方面都没有很好的发挥自己的作用，比如如何为经济提供一个“可预见的、有法可依的和鼓励竞争的商业环境”方面，中国政府做得还很不够，需要大大加强。但同时，荣大聂也指出， 政府通过国有企业过度进入那些营利行业，并在其中大举投资，这种做法扭曲了市场规则，伤害到民营企业的利益。他认为，政府应该从这类行业尽快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