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将帅眼中的林彪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林彪曾是陈毅手下的一名连长；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同时被授予元帅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陈毅在病中接受有关人员的采访，披露了林彪历史上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陈毅：林彪曾经是个逃兵

我现在说林彪曾经是个逃兵，这并不是因为林彪死无对证就乱讲他，这的确是一段历史事实

1927年南昌起义后，8月10日左右，周恩来同志要我到七十三团当团指导员。

当时七十三团的团长是黄浩声，叶挺的老部下，共产党员。参谋长是余增生，我们一起留法勤工俭学时的朋友。到团部那天，黄浩声和余增生都在，看到我来了就打招呼说：“你来得正好，我们的政治工作正没人搞啊！”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青年人急忙跑进来说：“报告团长，我们连120块毫洋的伙食钱给勤务员背跑了，我连的伙食钱现在发不出去。”黄浩声听后大发脾气：“你怎么搞的？自己为什么不背伙食钱，现在经费这么困难！”他回答说：“这个勤务员是我的表弟，以为可以相信，不料却携款逃跑。”

黄浩声在训他时，余增生对我说：“你这个指导员刚到，这件事情你的意见怎样处理？”我说：“他已经把钱都丢掉了，现在要准备打仗，只好由公家给他补发算了。不然，他到哪儿去搞钱呢？一连人总得吃饭啊！”黄浩声听了我的话后就说：“那好，叫辎重队补发他120块毫洋。”

这时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林彪，是七连连长。我就批评说，你既然当连长，以后无论如何要自己背伙食钱，你自己不背，让人再拐跑了怎么办？林彪对我的批评感到反感，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不久，我到林彪的连队去抓工作时，看到他和几个人在一起谈私话、打鸡子、吃吃喝喝，就又批评过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对我这个团指导员是很讨厌的。当然，对林彪这个人，我也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三河坝失败后，向大庾方向转移。当时，队伍里湖南人最多，闹起来要回湖南，所以在路上要慢慢整理部队。这个时候，林彪跟几个黄埔四期的学生连长来找我。他们要求离开队伍，而且劝我也离开队伍：“队伍不行了，你是个知识分子，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到上海另外去搞。”我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所以，我还要看一看，不能走。”那几个要走的同志听了我的话后还是留下了，后来都阵亡了。我们进了大庾后，林彪还是开小差跑向梅关，但在当天深夜又跑回来了，对我检讨说：“现在外面老百姓搜腰包打人，有时还要杀人，我还是回队伍里来吧。”我对他说：“你现在不走就好，回来我欢迎，还是把你的七连抓好吧。”我现在说林彪曾经是个逃兵，这并不是因为林彪死无对证就乱讲他，这的确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以后到湘南暴动时，队伍就扩大了。打下宜章，我们改编了队伍，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为师长，我为师党代表。林彪任一营二连连长。因为林彪开过小差，不重视政治工作，平时搞私人小圈子——因此，在湘南暴动提营长时没有林彪；成立工农革命军，师党委也没有提他。他当时是很不高兴的，总说他当连长太久了。

最初提出的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前委开会时，林彪提出来加两项。可是他自己却不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到井冈山以后，毛主席决定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以井冈山为依托，向湖南、江西机动。

这时，湖南省委的代表杜修经来了。他趁毛主席不在的时候，带领队伍脱离井冈山，冒险攻打郴州。郴州打开了，部队进城了。但敌人在黄昏时反攻，我们又被打出来了。部队退出郴州后到了资兴，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等人叛变，把团长王尔琢打死了。

我们到桂东后的第二天下午遭到敌人袭击，打了一个恶仗。林彪在这个战斗中是起了作用的，如果他不打这个仗，三十一团可能退不出来——三十一团住城里，他住城外。结果，三十一团安全撤出。毛主席在桂东城外等队伍，林彪也退下来了。那时，毛主席对林彪不熟悉，他就向毛主席报告敌人已被打退了。后来毛主席问我这是哪一个？我说这是林彪，现在准备提升他当二十八团团长。后来，回到井冈山，林彪就当了二十八团团长。

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的。最初提出的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前委开会时，林彪提出来加两项，毛主席同意了，所以正式形成文件时变成八项注意，这也是林彪有点好的表现。那时，毛主席对我说，看来你还是要回二十八团去，你当军委书记抓这个队伍。我回到二十八团后发现，林彪尽管提出六项注意加两项，可是他自己却不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任何地方都要打一个鸡子吃，所以我们政治工作很不好做。我批评他说这怎么行，如果打土豪，分腊肉、鸡子，也要师里分，不是由我们团来分，你每到一地都要打一个鸡子吃，这是不行的。他对我很不满意，认为破坏了他的威信。我说你这个威信，我就要破坏。因为他是从连长、营长提起来的，我当然对他不客气了。我说，你这样做怎么能当好这个团长？他很不高兴，也不听。

林彪擅自把后卫队伍撤掉，敌人一下打到军部。朱德把虎皮大衣和身上几十元大洋到处丢，敌人争着抢钱，他才脱身

井冈山第三次反“围剿”时，为了更好地机动，我们放弃井冈山，向赣江以东进军。

占领大庾后，我们要二十八团派一个营去占领新城，向南康、赣州警戒。团主力在大庾城北门外高地集结，三十一团占领梅关，防止南雄方向的敌人。二纵队和军委就在城里边。我们准备在大庾城住一夜，估计敌人不会来，哪晓得到下午4点多，新城方面打起来了，而且枪声越来越近。

毛主席对我说，我们到外面看看去。毛主席在山上看到二十八团队伍退下来就说：“无论如何要抵抗啊，不抵抗不行啊！”毛主席说完话就和我坐在田埂上说：“无论如何这一仗要打好，打不好，一退下去我们就很不好办了！”正说着，林彪退下来了，毛主席说：“你的部队为什么不抵抗，想跑到哪儿去？”林彪说：“还有什么好抵抗的？”我就站起来说：“总要打几个反冲锋把敌人压下去，不然收不拢队伍啊！”林彪此时根本不理睬，带着几个人从主席和我之间一下子就走了。我说：“林彪，你怎么跑了，毛委员还没有走，你为什么走？”他不听，跑到安全地方休息去了。毛主席就问：“你有什么办法？”我就去抓住一个排长说：“你无论如何要把这小堡守住，掩护大队撤退。毛委员还在这里，你退下来，枪毙你！”这样才把敌人阻击住了。

毛主席看到天已黄昏，敌人也未追击，便随队到杨梅与全军会合。当时，毛主席说：“林彪怎么会这样子？”我还替林彪打圆场，说：“这也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总想三天以后敌人才能赶来，哪晓得我们到的当天他们就赶来了，一定是我们从井冈山下来，路上土豪劣绅去报告的。”这件事证明了林彪当时就对党内的领导同志根本不负保护责任，临阵退却，只顾自己。

到了杨梅，已快深夜12点了，又决定马上转移，因为明天拂晓前可能发生战斗。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何挺颖在战斗中负伤很重。晚上，我把这件事报告毛主席，主席要我到团部跟林彪讲，何挺颖从三十一团调到二十八团没有多久就负伤，无论如何要用担架把他抬着走，这对两个团的团结有很大的关系。我对林彪说：“你要对何挺颖负责任，这是毛委员的指示。”他口头说是，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样办，结果就把何挺颖丢在路上了，何挺颖从此没有下落。

后来我问林彪：“何党代表怎么不在了？”他回答说丢了。我再问：“你怎么把党代表给丢了？”他说：“哪个管得了那么多？”还对我发了脾气。我气愤地说：“你是团长，对团党代表都不帮助，还有什么阶级友爱？”这是林彪本质上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表现。实践证明，他在危险的时候不是很勇敢的，在困难的时候不是挺身而出的，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掩护别人，帮助别人。

以后，队伍到了瑞金，在大柏地打了一仗，把敌人击退，队伍才稳定下来。我们到了罗浮嶂脚下的圳下过夜，准备明天一早上罗浮嶂，让三十一团先占领罗浮嶂，二十八团做后卫掩护军部。哪晓得到了拂晓，林彪把后卫队伍撤掉了，敌人一下子打到军部。那一次的战斗非常危险，朱军长把虎皮大衣和身上几十元大洋到处丢，敌人争着抢钱，他才跑脱。他和毛主席两个人是一起在炮火中跑脱的。朱老总的老婆伍若兰就是这次被敌人活捉去的，后来在赣州牺牲了。林彪当后卫的任务是掩护军部，但是他不负责任。他打仗有一个特点，就是先跑到安全地方再说。以后，我责问林彪：“为什么不掩护军部？”林彪说：“我得到军部的命令是占领罗浮嶂，没有掩护军部和前委的任务。”我说：“你把队伍开走应通知一下军部，应留下一营掩护或你自己担任掩护。你一撤，敌人冲到军部来了。幸喜圳下的地方是旱田，如果是水田，军部、前委就要被歼灭，是没有办法跑掉的。”此事已过去43年了，回想当时情景，如果毛主席身陷不测，还不知以后中国革命会怎样发展，怎样才能胜利，每念及此，令人不寒而栗。（张明金）

杨成武将军早年曾在林彪领导下征战，还写过一篇《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的文章；“文革”中，又遭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身陷囹圄长达6年之久。他眼中的林彪充满了多面性……

杨成武：林彪是个阴谋家

林彪讲战术理论课，深入浅出；毛主席叫他找我谈话，教我怎样当师长

我认识林彪是在1929年早春。在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中，在长征中，在到陕北后的东征中，在“红大”学习期间，直到初上抗日前线时，林彪历任军长、军团长、“红大”校长、师长，一直是我的主要领导之一。1937年入冬后，我们各奔华北不同的抗日战场，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平津战役期间，我们才再次见面。

应该说，那段时间里，林彪给我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

1931年底，部队整训中，林彪给我们师团指挥员讲了一堂战术理论课。他让几个战士做示范动作，讲解什么叫“迂回包围”和“中间突破”，他深入浅出，仅用一个多小时，大家很快就搞明白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军事理论课，从此引起我学习研究战略战术的浓厚兴趣。不久，在攻取漳州，以及仙人桥战斗、草台冈战斗中，我们都成功地运用了“迂回包围”和“中间突破”等战术，取得作战的胜利。

在长征中，林彪不只是给我们下达作战命令，还经常告诉我们要认真分析敌情、地形，并作一些具体指示。在飞夺泸定桥途中，林彪和聂荣臻派骑兵通信员给我们送来一昼夜强行240里的死命令，同时鼓励我们说：“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在我们快走出茫茫草地的时候，由于不了解敌情，有所不安。恰在这时，林彪和聂荣臻给我们发来《敌情通报》，使我们了解到草地外面的敌情，做到心中有数。在攻打腊子口之前，林彪也亲临战场，和聂荣臻、陈光一起察看地形，进行部署，保证了我团战斗的顺利进行。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率独立团到达晋东北的大营镇。在这里，林彪进行了平型关战斗前的部署，我团的任务是隐蔽地插到腰站地区，阻击涞源、广灵两个方向的日军，保证平型关主战场歼敌任务的实现。林彪还特别叮嘱我：“如果不能把日军的援兵挡住，平型关战斗就胜负难料。所以，你们必须全力以赴，死死地顶住敌人，绝不能放过来一兵一卒。”结果，我们在腰站地区毙伤日军四百余人，迟滞了敌人的增援行动，保证了平型关战斗的胜利。

从平型关分别后，林彪即率八路军一一五师赴晋西南作战。1938年9月他被阎锡山部误伤后，经延安到苏联治病去了。

早在1936年12月，在我由“红大”毕业、即将奔赴前线之际，突然听说中革军委准备让我回到红1师当师长。当时，我想自己过去一直当政委，还是干老本行吧。林彪和罗荣桓向中央反映了我的要求。但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还是确定我改任师长。林彪回来后，传达了中革军委的决定，并说：毛主席要我和你谈一次话，让我讲一下怎样当好师长的问题。关于这次谈话，林彪是经过认真思考和准备的，我也很认真地作了记录。

他共讲了九个问题，主要是讲当好指挥员的要诀：一要勤快，二要摸清上级的意图，三要调查研究，四要心中有个活地图，五要把各方面的问题想够、想透，六要及时下决心，七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指挥班子，八要有很好的战斗作风，九要重视政治，亲自做政治工作。

这次谈话，对我改任师长，以及在抗日战争初期任团长、司令员，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例如，林彪说，指挥员必须熟悉地图，要经常读地图。熟读地图可以产生见解，产生智慧，产生办法，产生决心和信心。在熟读地图的基础上，要亲自进行实地勘察，核正地图，把战场地形和敌我双方的部署都装到脑子里，做到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战场图景，离开地图也能指挥作战。从此，我逐步养成了读地图的习惯，只要有时间，我不是看地图，就是去勘察地形，在作战中获益匪浅。

我的“代总长”的“代”字就是林彪加上去的，因为他还需要时间来考验我对他的“忠心”；拒绝为叶群写证明使他对我彻底失望，我被列入要拔除的“黑名单”

建国后，我仍在华北军区、北京军区工作，与林彪接触很少。1958年我调到总参谋部，主管作战，长期在叶剑英元帅直接领导下工作。“文革”开始后，才又与林彪有所接触，然而更多的时候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逐渐对林彪有了某种感觉，也难免有所表现。因此，我也逐步成为他的眼中钉，并被列入要拔除的“黑名单”。

当时，林彪的党羽周宇驰、刘沛丰和林立果炮制了一篇《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文章。空军政委余立金觉得还没有人这样提过，就把文章送给我看。我也认为不妥，并请他转告吴法宪能不能换个题目。结果不但题目没有变，还署名吴法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当时，我和余立金都不知道，这篇文章早已送叶群、林彪审定过了。

时隔不久，余立金又找到我，说吴法宪在空军提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口号。我说：“你告诉吴司令，这种提法中央从来没用过，要慎重，搞不好要犯错误的。”吴法宪很快把我的话报告了叶群，并说我反对宣传林副主席。第二天，吴法宪又让余立金转告我说：“这种提法没有什么问题，林副主席都同意了。”

几个月后，我陪同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离开北京。林彪借口我不在，军队日常工作没人抓，擅自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成员为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企图架空军委及各位老帅，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实际上是一次悄悄的夺权演习。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在9月下旬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要不要这个军委办事组？如果要的话，让杨成武当组长。会后，周恩来又专门对我讲：“有个军委办事组，你回来了，你当组长。”林彪听到此事后，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说：吴法宪不当组长可以，但要当第一副组长，而且要当副总参谋长。

“七二○事件”发生后，我陪同毛泽东从武汉飞往上海。一个月后，毛泽东提出处理“王、关、戚”的问题。我飞回北京，报告周恩来后，他让我再去向林彪汇报。我又飞到北戴河，还未向林彪汇报时，叶群就再次问我（在北京时，曾问过我一次）：“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哪几位的话（指对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的评价）？讲没讲过林总的什么话？讲没讲到过我呢？”我只能告诉她，毛泽东没有讲过。叶群脸上立刻露出不悦之色。实际上，毛泽东在上海不仅讲了对其他老帅的看法，也讲到对林彪提出“四个伟大”的看法。可是，毛泽东没有授权我向她转达，我怎么好说呢？这次林彪对我的态度十分冷淡。

年底，叶群对我大发了一次脾气。那是在京西宾馆礼堂的一次文艺演出，我没有通知向来不参加这类活动的林彪。演出结束后，叶群把我叫到一个房间里，指着我的鼻子斥责道：“这样重要的演出，为什么不通知101（叶对林的习惯称呼）？你杨成武眼里还有林总吗？你没有看到罗瑞卿、萧华的下场吗？你要走罗瑞卿、萧华的老路，小心我打断你的脊梁骨！”叶群为什么发这样大的火呢？问题的实质不一定在是否看演出上，或许跟一次大会呼口号有关。

这次演出前不久，在总参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闭幕时，我讲完话，有意只呼“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去掉了“永远”两个字。这是因为一次毛泽东对我说：什么“永远健康”，哪有不死的人啊。我想，别人怎么喊我不管，但是我不能再那样喊了。于是，激怒了叶群。散会后，她快步走到我面前，说：“杨代总长，你不喊永远健康，他的内脏也是好的，他的身体也没病。”说完，愤愤然走下楼梯。这时，我才意识到，她和她的丈夫，对这两个字是看得很重的。

我想，使林彪最为恼火的当数给叶群写证明材料一事了。那是1968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叶群电话通知我，马上到林彪住地，有要紧的事。来到毛家湾，走进客厅，林彪和叶群非常热情，又让坐，又端茶，我预感到可能是不祥之兆。林彪亲切地说：“成武同志，今天找你来，不是什么大事。”他看了叶群一眼，接着说：“最近有人写信，说叶群是假党员，还参加了国民党，这都是造谣诬蔑。现在，不少当事人都写了证明材料，都证明她没有问题。可是，他们的职位不够高，影响不够大。你是军委常委、代总长，所以需要你写个证明，现在就缺个主要领导同志的证明……”我想，建国前，我根本不认识叶群，1960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叫我证明1936年叶群的情况，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我沉思了一会儿，说：“林总，我和叶群同志认识很晚，这你是知道的。当年我们都在‘红大’，她在天津、北平，我写证明不好。别人写了，就行了吧。”林彪站起来，走了几步，说：“吴法宪同志写了，你也写一个吧。”当然，我无法答应这个要求。林彪的脸色骤变，半天没说出一句话。随后，便是下逐客令了。

我真不明白，难道一纸假证明，对于他们就那么重要吗？还是他们有别的什么意图？有人说，这是林彪对我的最后“考验”。从我担任代总长以来，林彪就开始观察我、考验我。据说代总长的“代”字，就是林彪决定的，其目的在于他还需要时间来证明我对他的“忠心”。然而，他等到的却是某种冷淡。于是，厄运开始向我步步逼近。

林彪命令以我的名义发表《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事后却再次施展“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的故伎，对我栽赃陷害

1967年下半年，军委办事组给各大单位下达了写学习批判文章的任务。总参总政组织几个人撰写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经李天佑、王新亭多次审定后，由朱欣秘书送到上海交我审阅。这时，文章的署名是总参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标题也不是“大树特树”。我想，谈领袖权威问题，不是件小事，还是呈送毛泽东阅示比较妥当。三四天后，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从楼上下来，把稿子退给我。毛泽东的批示是：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小吴还悄悄告诉我，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

回到北京后，陈伯达打电话给我，说那篇文章他已看过，也修改过了，认为应该用我的名义发表。我没有同意。几天后，叶群又给我来电话，说：“101让我给你打个电话，陈伯达把总参的文章送到我们这里来了。101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我顿时觉得很难办，陈伯达没有与我讲通，又推到林彪那里。而林彪的话对我来说就是命令，我是不能直接回绝的。于是，我对叶群说：“不行啊！文章引用了那么多马列的话，我都不懂，请你报告林副主席，还是不要用我的名义发表好。”过了一会儿，叶群又来电话说：“请示了101，101说就这么定了，以杨的名义发表，杨是代总长，身份合适。”接着还讲道：101讲了，党组织有权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文章的提法没有问题。101在讲话中已经讲了，并说历史上这种情况很多，例如曾用谭政的名字，发表过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用江华的名义，发表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以陆定一的名义，发表过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一次讲话等等。最后，这篇文章再次报送陈伯达、姚文元，由他们直送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了。

两天之后，即11月5日，毛泽东找康生和我在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说：成武，用你名字发表的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从标题《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看，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并指指我说：不是你的事。虽然，毛泽东这样说，可是我心里还是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内疚。在中央碰头会上，康生和我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后，陈伯达连连拱手，向我表示歉意：“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给你做错了一件事。”

由于毛泽东的话没有向下传达，“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很快在全国流行起来。12月中旬，湖南省关于准备在毛泽东诞辰纪念日举行庆典的请示报告中，多次提到上述词句。为此，毛泽东于17日明确作了6点批示。第二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中央碰头会上，再次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他说：书越读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叫人搞的，这不是整杨成武嘛！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的辩证法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嘛！

四天后，在怀仁堂参加中央文革“天天读”时，汪东兴又传达了毛泽东有关此事的一些指示。毛泽东说：不怪湖南嘛！湖南是个引子，也不是杨成武同志的问题，特别不是成武同志的事。……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多次批示，使我越发感到那篇文章错误的严重性，心情也更加沉重。22日晚，经周恩来同意，我在京西宾馆向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及军报主要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的几次批示。散会后，我的心情平静多了。然而，这件事到这里并没有完，在三个月后的所谓“杨余傅事件”中，又被林彪、陈伯达、江青等人作为我的一条罪状重提了出来，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

我“被捕”之后，在“3。24”大会上，陈伯达大撒其谎：“‘大树特树’那篇文章狗屁不通。我根本没看，居然能发表？……这篇文章其实是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权威，在军队中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领导。”

林彪也玄而又玄地说：“……还有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二版上，他还不满意。当天一版上登的是毛主席对教育工作的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还应该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这里，林彪再次施展了“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的故伎。

林彪策划了“杨余傅事件”，终于对我下毒手了；我给毛主席写了二十多封信，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1968年3月22日夜晚，林彪的魔爪终于伸向了我。那天晚上，我家被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起来。凌晨2时许，邱会作、李作鹏带人冲上楼，闯入卧室。邱会作对我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我说：“开什么会？要你们两个来请，啊？你们搞什么名堂！”并转身拿起红色电话机，想问问周总理是怎么回事。可是，电话线已被切断。

我心想，莫非吴法宪搞政变了？我一边跟他们向外走，一边怒气冲冲地对他们说：“你们到底搞什么名堂？开会，开什么会？不要当骗子！要有党性！没有党性也得有点良心！”下楼梯的时候，我的心情很不平静。几天前，我的父亲刚刚去世，77岁高龄的母亲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她经受得起再次沉重的打击吗？我尽量稳定自己的情绪，平静地说：“妈妈，你们不用害怕，我没有问题，要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事情是可以搞清楚的。”母亲大声呼号：“我儿子从小跟着毛主席，不反对毛主席啊！”在儿女们的哭喊声中，我被押上一辆黑色吉姆车，坐在邱会作和李作鹏中间，驶向人民大会堂。

我被带到林彪办公的会议厅。林彪见我进来了，立即声嘶力竭地说：“现在开会。我来宣布中央的决定：一、杨成武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二、杨成武勾结余立金，想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想夺谢富治的权。三、杨成武整江青的黑材料，3次命令傅崇碧冲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还打了江青。”林彪恶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接着说：“杨成武你不当代总长了，黄永胜当总长。我再说一遍，不是代总长，是总长！”

林彪的话音刚落，江青跳起来吼道：“杨成武，你胆大包天，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实交代！”

紧接着，吴法宪大声呵斥：“杨成武，你必须交代你的‘三反’罪行！必须交代你的黑后台！”

康生也阴阳怪气地说：“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你要交代同那几个老家伙的关系，交代出你的黑后台！你和彭真什么关系？和罗瑞卿什么关系？”

陈伯达也不知羞耻地栽赃陷害说：“杨成武反对马克思主义，写大树特树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账是赖不掉的！”

叶群拼命叫喊：“杨成武3次命令傅崇碧冲中央文革的驻地，带了枪，带了子弹，还打了江青同志一皮包！这还得了吗？中央文革还有没有安全？毛主席还有没有安全？”刚开始，我还拿铅笔在纸上记着，越听越有气，索性把手里的铅笔一扔，举起手来：“我说几句……”

江青把手一挥，说：“不要说了，散了！散了！”

人们纷纷站起来。周恩来摆摆双手，示意大家坐下。他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讲，不要揪斗杨成武，杨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有错误可以检查。”

江青再次站起来：“不开了！散了！散了！”

随后我被押解到机场，从此被监禁六年多。我先后给毛主席写过二十多封信。我在信中写道：“毛主席，我有心里话要同你讲。如果不方便，可派个可靠的同志来，我同他讲……”信尾，我还加上一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1974年5月，我从山西侯马回到北京。周总理见到我第一句话便说：“你回来不容易啊，成武！”稍停又说：“如果不是毛主席，可能没有你了！”

我点点头。是啊，我心里明白，康生一伙曾提议开设特别军事法庭对我进行审判，毛主席没有批准。如果这个提议被通过，我是必死无疑的。（张子申董保存）

陈士榘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历任南京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事学院教育长、工程兵司令员。林彪在长征时就是他的上级，后来两人也多有接触。陈士榘的儿子陈仁康记录下了父亲印象中的林彪……

陈士榘：林彪和毛主席不是一个级别的

长征路上，林彪关了父亲一个月的特殊“禁闭”；斯大林很欣赏林彪的军事天才，称他“无敌元帅”

长征时，部队进入彝族聚居区。部队的官兵都被派出去做工作，可是等出了彝民区，父亲发现教导营里有二十几个战士掉队了。

当时军团长是林彪，政治委员是聂荣臻。他们两个人同时在军团部找父亲谈话。林彪板着脸说：“教导营减员太多，你作为营长，要负责任！”

父亲低头道：“我领导不力，愿意接受批评！”

林彪说：“禁闭一个月！”

父亲糊涂了：“部队天天行军，怎么关我禁闭？难道要抬着我？”

聂荣臻笑了起来：“你自己走吧，关禁闭就是不许你骑马，你的马由警卫员牵着。”

当时在长征中同样受处分的有许多高级将领，如黄克诚、萧劲光等。他们是不是也是“走路禁闭法”，父亲不得而知，反正林彪的一军团都是这个处分办法。解放后，父亲问过周总理，周总理笑着说：“这件事主席讲了，延安七大也作出过决定，长征中受过的处分一律不算数！”

父亲跟总理开玩笑：“这还差不多，要不然的话，我们教导营减员几十人，就给我这个营长关了一个月禁闭；那长征后红军30万人减员到几万人，如要给人关禁闭差不多得关8000多年！”

总理听后纵声大笑：“陈士榘要秋后算账了……”

父亲与林彪在井冈山时代就相识了。谈到林彪，父亲曾经说：林彪是一个历史无法抹杀的、要载入世界军事史册的大军事家。他如果不是贪恋权位，本来不应该弄得身败名裂。1939年林彪到苏联治病，他的战功已经被苏联军界知道，斯大林也很欣赏这位才32岁的军事天才。

那时德国军队虎视眈眈盯住法国，英法盟军则沿马其诺防线密集布防。在一次酒会上，斯大林问起他周围的苏军高级将领，让他们判断德军战略意图和兵力部署。元帅和将军们七嘴八舌，都估计德军会乘胜前行，集中火力攻击中段防线，打开缺口后，以优良的装甲部队实行机械化纵深突破与追击，但是在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面前，也会被拖住，死伤惨重。

那天林彪也在场，斯大林问：“林彪同志对德军兵力走向有何看法？”

性格一向冷峻的林彪用一句诙谐的语言回答：“我不是希特勒，不清楚他的真实想法。”

斯大林换了个提问的方式：“如果你是德军统帅，你会怎么办？”

林彪不慌不忙地回答：“前面几位元帅的判断都很高明。但是，我劝同志们不要过于看重马其诺防线。物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用的时候，它胜过钢铁长城，坚不可摧；没用的时候，它是一堆垃圾，不值半文。”

几位元帅都不解地追问：“林彪同志能否说得明白点？”

林彪进一步阐述自己的判断：“我感觉如果正面攻打马其诺，防线才会起作用，那样可能会如诸位所料想的那样演变成相持战，德国军队会难以自拔；但是不能不提防希特勒出奇制胜，他会绕开防线，从侧翼大规模迂回，全力攻击防线深远后方，那么，马其诺防线就会成为一个摆设，战局也会很快明朗。”

看着苏联将帅们依然不解的目光，林彪解释道：“在中国苏区反‘围剿’斗争中，我们的红军经常使用这种战术。”

斯大林和在场的苏军领导人心中不以为然，因为这种战法不合常规。几个月后，希特勒指挥德军机械化部队绕道比利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斜插法国腹部。坚守在马其诺地区的盟军数十个师猝不及防，一时大乱。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和他的将帅们大吃一惊，不由佩服起林彪超乎寻常的判断与预测。

解放战争时期，林彪率领的四野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所向披靡。海南岛战役结束后，本来有伤、体弱多病的林彪疲惫不堪，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休养治疗。在一次宴会上，斯大林称林彪为“无敌元帅”，说：“林彪同志，中国现在已经和平了。作为军人，你失去了用武之地。你才43岁，你不感到可惜吗？”

林彪的回答也很得体：“一切为了和平。中国人天**好和平，军人也是如此。”

父亲几次念叨，像林彪这样有战功的人，如果不是野心膨胀，起劲地打倒那么多人，他怎么也是一位彪炳历史的传奇人物。

朱德、陈毅曾经救过林彪一命，可他日后翻脸不认人，简直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

“九一三事件”之后，父亲对我说：“林彪为什么那么恨朱德、陈毅、贺龙？其实只有知道那段历史的人才会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前几年的油画把井冈山朱毛会师改成毛林会师，那有点可笑了。其实，我在井冈山我还不清楚？林彪所以飙升很快，得益于他有两个很有出息的堂兄林育南、林育英，他们都是早期的革命家，林彪在他们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当然，后来他在党内地位显赫，那的确是因为他的战功。无论南昌起义还是井冈山时期，林彪都是个小人物，贺龙、陈毅、聂荣臻在元帅中排名在林彪之后，可是贺龙是南昌起义总指挥，连后来的周士第上将当时也是25师师长，林彪那时只是连长。而且很多人不清楚，林彪是南昌起义后一天才随部队到达的。前几年把林彪捧上天，他自己也飘飘然，可是想起那些老帅当年地位都比他高出很多，林彪心里也不是滋味吧。

“所以，过去把林彪神化我是有看法的，但是我要维护毛主席老人家的威信，我不能影响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所以，对林彪不好的往事从来不提，尽管我们在井冈山时代就认识了。林彪那时候就有任人唯亲的毛病，后来他和黄、吴、李、邱搞成反党集团，是有历史根源的。7连向赣南前进的时候部队军需吃紧，可是偏偏这个时候勤务员携款逃跑了，而这个勤务员又是他的表弟。这在当时，主要责任人会掉脑袋的，因为战争太艰苦也太残酷了。

“但林彪运气好，正好朱德、陈毅过来。朱德和陈毅都是厚道人，他们听了以后说：‘你表弟这样你是有责任的。但是应该给你改正的机会。’林彪很聪明，非常愤怒地说：‘我逮住他马上枪毙了他！’朱老总、陈老总在危急时刻救了他，可是林彪在‘文革’中对这两个老帅很不厚道，所以林彪众叛亲离也是不奇怪的。林彪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曾经想开小差。当时陈毅没有饶他，当着很多官兵，狠狠地批评了他，林彪面子很挂不住，尤其当了副统帅后，想起几十年前的‘屈辱’，他肯定不仅不会为陈老总说好话，反而会落井下石。但是，陈毅批评归批评，对林彪的处理还是很宽厚的。

“其实，林彪最早被毛主席注意也是陈毅引见的，那是1928年初夏，工农革命军缩编，林彪升任28团1营营长。林彪向部队作宣传鼓动时，毛主席问身边的陈毅：‘这个年轻人是谁？’陈毅说：‘28团1营营长，叫林彪，树林里的三只虎。’陈老总生动的比喻让主席记住了林彪的名字，但是这次毛主席没有同林彪谈话。不久，主席、陈毅在团长王尔琢陪同下看望1营官兵，王尔琢向主席介绍了林彪，林彪毕恭毕敬向主席敬礼。父亲说年轻时候的林彪，一对不大不小的眼睛和浓眉毛，其实挺精神的，不像后来那样秃头和无精打采。当时，毛主席看到这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便问：‘你多大岁数？’林彪说：‘报告首长，21岁。’毛主席用惯有的幽默说：‘21岁，还是个小娃子么，你带得了一个营的兵吗？’林彪说：‘报告首长，只要首长交给我，我一定带好！’陈毅作了一句很关键的点评：‘他是黄埔四期的学生，打过很多胜仗。’毛主席以一位长者关切的口吻说：‘好，好，又年轻又能打仗。’”

回忆到这里，父亲还点评道：“这也是我党历史上重要的两位人物的首次对话。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林彪战功卓著，毛主席是满意的。到了‘文革’时，毛主席本想用林彪更好地‘反修防修’，他却野心膨胀了。”

父亲首先想到并感到心疼的是毛主席在“九一三”以后会很被动，记得父亲忧心忡忡地说：“林彪要给毛主席折寿啊！”

那一晚，回忆起井冈山的经历，父亲更是感慨万端：

“记得前几年中央成立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编辑委员会’，虽然是一些人关起门，按照林彪的意愿胡编乱造，但是编出来就很有权威性，毕竟是以中央的名义。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负责这个工作，里面把南昌起义时迟到一天的小连长林彪说成是南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把周恩来的名字排在林彪后面，后来经过几次修改，连总理的名字都没有了。还把朱德、贺龙、陈毅都写成了反面教材。简直有点恬不知耻了！”

林彪并非一贯整人，如果不是他政治上的对手，他并不主动出击

林彪有失眠的毛病，他曾对父亲说过，形势严峻，敌强我弱，还要打胜仗，怎么办？歼敌一万自伤八千不行，只有最大限度地动脑子，把可能的伤亡减低到最小。长期以来，他用脑过度，神经衰弱，开始失眠。后来他害怕见阳光和水，整晚睡不着觉是家常便饭。一些军队高级干部曾偷偷议论：“（阎锡山士兵的那一枪使）林总伤了精气神，精力大不如前了，这一枪也太可恨了。”

“文革”时，林彪当了副统帅和法定接班人，父亲总是想，副统帅的身体状况我可知道，有朝一日让他领导国家，恐怕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父亲说，林彪这个人不爱交朋友，即使对待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只是政治上的利用，没有什么亲情。阴冷的性格和病夫的痛苦，造就了一个异于正常人的林彪。

其实，林彪并不是一贯整人的，如果不是他政治上的对手，他并不主动出击。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的大哥陈华刚上大学，由于儿时他接触过苏联专家，又喜欢苏联歌曲，因此他留下的苏联情结很深厚。他梦想俄罗斯广袤的土地，向往那里的风土人情，希望能到苏联的大学求学。少不更事的大哥在假期坐火车到满洲里，打听如何能够去苏联。

那时候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加上大哥是军事院校的学生，一身军装很惹人注意，他被当地公安机关拘留，并被送回北京。当时正是大搞阶级斗争的时期，父亲在军队受到极大的质疑，总参抓住这件事情不放，父亲不断被批判。

父亲感到很冤枉，他说自己跟了毛主席几十年，怎么可能背叛毛主席。但是父亲不论如何解释，如何检查，就是过不了关。事情闹到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那里，林彪下了指示，对父亲要“狠狠地批评，狠狠地信任，狠狠地使用”，这件事总算有了定论。因此，父亲对林彪还是心存感激的，认为他在这件事情上还是实事求是的。

“文革”中，副统帅神秘地接见过父亲；父亲认为，林彪做的一切都是耍小聪明，他和毛主席不是一个级别的

父亲后来告诉我们，1967年，林彪破天荒地“召见”过他一次。

林彪这个人向来说话简练，也没有家长里短的客套和上下级的亲情，总是开门见山。他先问父亲北线设防任务，又详细询问了各个军区乃至一些要塞的工程建设。父亲后来回忆，这样的询问方式是部队纪律所不允许的。如果军委领导要了解这些情况，应该有个程序和记录，至少不应该是一对一的询问和了解。但是林彪当时如日中天，拒绝林彪的谈话内容也是不现实的。父亲尽量问一答一。

林彪在谈话结束时，用他那鹰隼般锐利的眼睛盯住父亲说：“我们谈话的内容要保密，不要对杨成武讲，他是搞政治工作的，不懂得军事工程。”父亲以非常恭敬的态度回答：“我会按林副主席的指示去办。”

父亲离开林彪住地后惴惴不安。他感到这样的谈话实在有悖于部队严明的纪律。

父亲冥思苦想，用了一个比较曲折的办法向总参打了报告，当然，前提是尊重“林副主席”，用“落实林副主席对工程兵的关心和指示”作了变相的汇报，也对当时担任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口头讲了这件事。尤其父亲借林彪询问过的北边军事工程中的一些问题，请教了他的老上级刘伯承元帅，并向军队的元老叶剑英、聂荣臻作了汇报。

几年以后，林彪出了事，父亲才在闲聊中和我谈起这件事情，他不无庆幸地说：“我幸亏没有隐瞒这件事情，否则会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主席会批评我：陈士榘啊，在井冈山咱们就是一个山头的，不要和林彪搞在一起呀。”

父亲在1968年2月10日又见到了林彪，那天毛主席在首都体育馆接见装甲兵、工程兵、炮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六个兵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

当时，林彪挥动着语录本紧紧跟随毛主席，毛主席走到工程兵的位置时，伸出他那巨大的手，领着父亲向前走了几步，父亲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许多摄影记者抢下了这个镜头。由于林彪距离毛主席很近，所以不少照片都是父亲站在毛主席和林彪中间。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父亲看着这张照片感到很别扭。在那个特殊年代，与林彪合影也容易引火烧身，父亲一剪刀剪掉了他右侧的林彪，只剩下毛主席和他自己。父亲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曾经跟我说过：“当初不应该剪掉林彪，因为那是一个事实，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真实记录，也是留给后人的历史。”

到了1971年，父亲还经历了一次“险情”。那一年春天，父亲带着工程兵各部门的负责人到北戴河开会。大家得知“林副主席”也在北戴河，有人提议应该去探望一下。大家知道父亲在井冈山时期就认识林彪，而且父亲几次陪同林彪外出视察，更应该去看望一下林副统帅。

但是，父亲是一个很有政治经验的人，他宁可冒着得罪林彪的风险，也没有搞这种私人性质的拜访。因为1971年的北戴河太敏感了！

父亲后来多次对我说，林彪的事情和他这个人都很复杂，不能全盘否定，尤其战争年代的卓越战功更无法磨灭。如果他不是对更高权力的虎视眈眈和对老战友的无情无义，他怎么会在飞机上活活烧死，那一刻他该是多么痛苦！

记得他在林彪出事后不久说：“林彪是个聪明人，从表面吹捧主席到谋害主席，但他也不想想，他在毛主席面前还要耍小聪明，他怎么比得过毛主席呢？简直就不是一个级别的。”（陈仁康）

黄克诚将军的看法，对于全面而客观地评价林彪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黄克诚：我要替林彪说几句话

黄克诚将军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以后，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同志写了关于林彪的条目，送请他审读。

他要秘书给他念了两遍，说：“林彪的条目不能这么写。这样是不能向后人交代的。如果说熟悉林彪的人，我现在算是一个，也只有我这样的人说话了。‘文革’期间，虽然林彪也是整我的，但我还是要说他一些好话。”

秘书说：“现在这么写是经过认真研究的吧？”

黄克诚说：“经过研究也不对，这么写是不行的。文字少不说，历史上的战功也没有反映出来。”这在当时，不要说年轻人，就是党内的老同志也不敢这么说。

“这样吧，你去把他们请来，我要和他们谈谈，既然是百科全书，就应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秘书很快通知了有关的同志。

面对这些搞百科全书的秀才们，黄老的话很有几分沉重，字字千钧：“你们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要讲几句话，也有责任讲几句话。你们写的这个条目，需要修改。先说几句题外话，你们要学司马迁，要秉笔直书，要对历史负责。”

他说这话的时候，手有些微微发抖，来这里的同志也有些紧张。

“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后来他犯了严重的罪行，是死有余辜。在评价他的历史时，应该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我军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的积极作用；另一节是后来他对党、对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其词，才符合历史事实。”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顿：“我这个人是敢讲点真话的。现在我也要替林彪说几句。他和我早就认识了，井冈山会师，就见到了他。以后我们分了合，合了分，有不少的接触。在红军时期，朱毛手下战斗力最强、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据我了解，林彪确有指挥能力，算得上一员战将。要承认这个事实。林彪生前我这么说，林彪死后我还是这么说。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说了红军时期，又说抗日战争，再说进军东北。黄克诚认为，林彪在东北是有很大贡献的。去东北的时候，大概只有10万人，到出关时，有120万部队，这不能说没有他的功劳。如果我们说林彪是个不会打仗的人，只有鬼才信。辽沈战役，他的功劳是抹不掉的。当然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但他是东北地区和部队的主要领导人，这个历史功绩不能抹掉。

黄克诚说了历史，又说解放以后，他说：“建国以后，军队授衔，那是经过毛主席，经过许多同志反复考虑、权衡，才评出了十大元帅。国内外都知道。如果把他写成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也难以令人置信……”

他还谈到了《毛泽东选集》中收录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说：“你们年轻，没有经历那段时间的斗争，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林彪当时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也写进条目中，这点值得斟酌。在我们党内，一个下级干部向上级领导写信直抒己见，尽管意见是错误的，但敢于向上级反映而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这一点来说，本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即使现在，也应当提倡这种精神。一个人提意见不一定都正确，还可能是错误的，但只要不是反党反革命言论，都应当允许提，提错了也不要紧，错了可以批评嘛……”

参加当时座谈的人听了，都说：“这话也只能是黄老讲。”

黄克诚的话的确抓住了当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大百科全书编辑部专门发了一期通讯，全文刊载了他的这次谈话。他自己却说，我只不过是说了一些应该说的话而已。

别人并不知道，就是在“文革”中最乱的日子里，有人给黄克诚加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有些事林彪是知情的。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出来说一句公道话。谁知林彪不光没有为他说话，反而更加重了对他的批判……

“不管他怎么对我，反正我是公道地对他。”黄克诚如是说。（董保存）

【链接】

彭德怀：

专案组于1972年1月8日向彭德怀宣布林彪反党事件，让其揭发交代林彪的问题。彭德怀并没有因为林彪曾经对自己进行过迫害，就随便地进行“揭发”，而是冷静地说：“不要着急。四五十年前的事，一下子想不起来，慢慢地回忆回忆。”

当专案组说他不老实，在包庇林彪时，他坦率地说：“脑子受了刺激，思想总感到不痛快。”

1972年6月9日，专案组再次逼彭德怀写林彪与高岗在东北时的材料，彭德怀说：“我当年没有在东北与他们共事，我不清楚。”

1972年6月11日，彭德怀实在被逼得没有办法，就说：“给我钢笔，我想起一点就写一点。高岗、林彪都是反革命。还有彭德怀。”

1972年8月23日专案组正式向彭德怀传达了中发〔1971〕57号有关“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彭德怀听后说：“打电话给周总理，……我有意见……叫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这件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必武）副主席，叫他们来亲自审我，我不活了。”

实在要他批判林彪，他就说：“林彪有四个方面我反对：一、井冈山说我放弃根据地；二、会理会议推彭德怀上台实际上是他自己；三、解放战争对打败蒋介石有怀疑，炸鞍山钢厂；四、他对抗美援朝不满，说中国和美国物资差别太大，不能打。”

叶剑英：

叶剑英在1978年8月18日接受中央两报一刊要参记者采访时说：以林彪在军事上的成功，如果不是在家庭这个看似盘根错节的政治上犯错误，就会顺利越过70年障碍，那么被清洗打倒的就是总理、我、向前等将帅，然后在主席逝世后……

李先念：

李先念概括林彪一生：少年怀党，青年研战，中年主军，晚年叛国。

邓小平：

林彪不死，天理难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