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空军现役战机:我眼中的南京军区将帅

我眼中的南京军区将帅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南京军区工作。其间有幸接触到许世友、王蕴瑞等一大批我军杰出的高级将领。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许世友选秘书
　　
　　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是全军有名的虎将，是济南战役被毛主席点将的攻城总指挥。我在军区司令部里或在校以上（即团以上）干部会上常能看到他。许司令的后两任秘书是我参加选调的。当年许司令选秘书的要求是老三条：“胶东人，打过仗，初中以上文化。”司令部办公室赵增奎主任向我交代时又增加了四条：“政治可靠，办事老练，任劳任怨，责任心强。”赵主任说：“政治可靠是每个首长秘书都得具备的，后三条是适应许司令的性格特点提出的。”许对秘书要求很严，24小时都得守着电话，节假日没有特许不能回家，长年累月工作很辛苦。一旦出了差错，他发起火来无人敢“顶烟灭火”。所以七条中的任劳任怨、责任心强这两条也很重要。据此要求，选调的这两任秘书，都得到了许司令的赏识。我因工作关系，接触首长身边工作人员包括办公室主任、秘书科长、秘书等人的机会较多，能听到一些许司令员的传奇故事。
　　许世友8岁入少林寺当和尚，入佛门8年，苦练出一身硬功夫。他的轻功了得，丈把高的房子，纵身跃上，不会踏碎一片瓦。50年代末，许司令陪苏联顾问到上海。这个苏联大胡子见到饭店门口的一对铜狮子，一时兴起，蹲下身用双臂抱起一尊，挺了几秒种，“通”地落回原处。得意地摸摸自己的胡子，露出一股傲气。许司令见此遂迈步上前，伸出一条胳膊搂起铜狮子，一运气，起！夹着它转了一圈，然后轻轻放下，面不改色。这尊铜狮子少说有300斤。苏联顾问看了目瞪口呆，领略了许将军的少林武功。他用俄语赞道“好样的！”从此不敢再在许司令面前逞强。
　　许司令身高约1.65米，黑脸，神态威严。我每次见到他，总是穿着宽松的军装，脚上穿着布鞋，我们没看到他穿过便衣和皮鞋，倒是常穿自己设计编的“布草鞋”，他说穿着它舒服，既跟脚又凉快。许司令腰上经常带着一支左轮手枪。这支美式左轮手枪是从国民党的一个军长手里缴获的，他视为心爱之物，走到那里带到那里，总是枪不离身。许司令爱喝酒，年轻时一次喝两斤老白干不误事。他任南京军区司令时别人劝他戒酒，他说酒不能戒，它是好东西，喝酒可以多吃菜，能和血，能治百病。据秘书们说他感冒或拉肚子，不吃药，相信喝酒“能治病”。所以，他的“俸禄”都交给杜康和茅台“老友”了。许司令爱打猎，他说一是可以熟悉地形，二是能健体。他的枪法很准，打野兔、野鸭，弹无虚发。他曾对秘书说：“我打猎眼神很好使，一枪一个准，可看书为什么头昏眼花眼神不好使呢？”秘书笑而不答。
　　
　　许司令讲话开门见山
　　
　　许司令爱看颂扬工农兵、有现实教育意义的文艺节目，不喜欢看卿卿我我谈情说爱的戏。我两次见到他看电影，对影片中某些镜头，绷着脸表示不满。一次是看《霓虹灯下的哨兵》，他说“把‘好八连’拍上些谈情说爱花花绿绿的故事，‘好八连’还能好吗？”还有一次看《红日》有组镜头，是拍摄一个干部打了胜仗，骑着缴获的高头大马，手里高举一把军刀，边策马飞驰，边用军刀高挑着军帽摇晃着。许司令看了很不满意地说“这成什么体统！”还说，歼灭国民党第74师的孟良崮战役，我是参加指挥的，影片里那个摇羽毛扇的纵队政委，我知道他是谁，这种描写不真实。影片没看完就退场了。有次他在会上讲话，对文艺问题开门见山地批评说：“有些文艺节目，在戏台上男男女女，眉来眼去，还有‘拉皮条’的红娘。部队几个月的政治课，一场戏就给毁了。老看这种节目，战士怎么有心打仗。”他还批评爱看《红楼梦》古典小说的同志，说“这书是写‘吊膀子’的事，什么林妹妹宝哥哥，你爱我我爱你，把思想都看坏了”（许司令说《红楼梦》是“吊膀子”书，后来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指点他说，汉朝有个周勃他厚重少文，你也是少文，《红楼梦》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呢！）。许司令讲话开门见山，大家都爱听。这里我仅举两个例子。有次他在干部大会上，批评某省军区一个高级干部的享乐腐化错误，一针见血地说：“你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长的像个猴子，还嫌老婆不漂亮。你是见了女人就笑，见了舞就跳，见了好处就要，你是什么将？是虾将、蟹将！还摆老资格！战争中跟随我的警卫员为了保护我，累计牺牲了一个排，你今天摆什么老资格！”我听了他在会上的讲话后，问他的秘书：“这个讲稿是谁给写的？”秘书说：“政治部给写的稿子他嫌长，不看不念，说‘要以我为主’，会上讲的都是他自己的话。”在三年困难时期，为解决战士因吃不饱饭身体浮肿的问题，许司令员亲自抓生产。他在全军区的电话会议上，只简单地讲了百十个字。他说：“有些战士身体浮肿了，你们这些带兵的知不知道？你老婆因吃不饱浮肿了，你着急不着急？不会漠不关心吧！今天要你们像关心老婆孩子一样关心战士。让战士吃饱，就得把生产抓好。我讲完了。”我参加电话会议，觉得许司令的讲话是惊人的简短，又是入木三分的深刻。关于许司令的这些片段故事，当年因生怕说“评论首长，有不敬之嫌”，所以只是在军区机关少数人中说说。关于在延安批判张国焘时，毛主席慧眼识英雄解放许世友的故事，知情者都因事关历史重大事件，更很少有人敢说其详，尽管我知之有限，可还是觉得这已经是工作岗位赋予的“灵通信息”了。
　　
　　好参谋长王蕴瑞
　　
　　参谋长王蕴瑞是第一次授衔的少将，他与许世友司令员两人共事多年，磨合的非常默契。许司令历来杀伐果断，说一不二，有特殊的性格。王参谋长知道许司令的脾气，汇报请示言简意明，“谋”与“谏”虑事周全，很受许司令的赞赏。每当许司令交代的任务感到不尽妥当或难办时，他如当场说“不”，肯定挨批，因此总是说“回去研究一下如何落实”。这是既不“顶风上”也“不打顺风旗”的“迂回”方法。所谓“回去研究”其实就是先“弯弯绕”一下，思考许司令总的意图，很快再回去汇报，将想好的一二三四条，有分寸地讲清楚，然后说：“我们这么办行吗？”许司令听着有道理，就说：“好吧，就按你的意见办。”我因工作关系，有机会亲历王参谋长这种“迂回”方法在处罚干部问题上的事例：司令部有个副部长赵××，与本部一位科长的妻子通奸，许司令知道后非常恼火，对王参谋长说：“给我抓起来，判他刑，不老实认罪就毙了他！”王参谋长觉得赵犯的通奸错误虽然影响很坏，但逮捕判刑极至枪毙显然不妥。就回答说：先让他老实交代，我们研究后再向你汇报。过了几天，王参谋长向许司令汇报了赵的错误性质、情节及老实交代问题的态度等，讲的很有政策水平，也很有分寸，处罚依据当在其中。许司令听后才默许说：“叫他滚出司令部，你去办吧，越快越好。”王参谋长说：“好，照办。”于是把这个副部长撤职，给了党纪处分，转业到苏北。这种处罚现在看来不轻，可在当时已是来之不易的宽容。许司令需要有个好参谋长，王蕴瑞将军当了他的好参谋长。
　　
　　南京军区的“智囊团”
　　
　　王参谋长麾下有严光、李元、邓士俊、赵俊诸位副参谋长。他们都是老红军，身经百战，武能打仗，文能多谋善谏，辅佐参谋长和司令员，都受到许司令的关爱。其中，严光是常务副参谋长，军政兼备，他在战争中被敌人打掉一条腿，是个独脚将军，在兼任直属党委书记工作中，平易近人。李元副参谋长是个“老机关”，参谋业务熟，记忆力特别好，开会不作记录听后不忘，对军区后期的三省一市（先期是五省一市）地形地貌了如指掌，人称他是“活地图”。各位副参谋长各分工一方，其下属的各部部长都是“三八”式老干部，当过团、师指挥员或有特种技术的领导干部。其中有的在作战中负伤多处，有的脚指头被打掉几个走路不稳，有的臂伤手残被称为独臂部长。他们不仅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能写善策划，或有技术专才，成为本部门的领导核心。我还记得军训部部长蒋科是“三八”式干部，抗美援朝时给尤太忠师长当参谋长，能文能武，会讲会写，很有名气，深受王参谋长和许司令的赞赏。历届作战部的部长个个都是从全军挑选的文武全才。他们部原作战科长方宗岳是张爱萍将军指挥1955年1月陆海空军联合作战、胜利攻占一江山岛时的“前指”得力作战参谋。遗憾的是由于我职务的局限，对各部首长们的贡献和才华，难以全面记述。我只能说，每逢在作战室或参谋长会议室商讨军机大事，这些战将、高参、谋士们聚集一堂，是名符其实的智囊团。后来，在编写《三野征战记》这部书时，原军区司令部的周蔚昌、徐玉田、黄野松、彭诚、魏学诚等原部长、高参们，都是提供撰写修改意见的参加者。
　　
　　劫后相逢
　　
　　那是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南京军区参谋长王蕴瑞老将军来北京时，特意到和平里薛磊同志家和我家看望我们在军区司令部工作多年的下级。他问我：你们跟南京军区肖望东政委调国务院文化部工作，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吃了不少苦头，现在可好？我回答说：肖政委调任国务院文化部长，是“大人物”，被“四人帮”诬陷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关了八年监狱。我们虽是小人物，但在那个年月，受株连是不可避免的。就说肖望东在南京时的前任秘书黄稻同志被关了七八年监狱，他始终不明白坐牢的理由是什么？肖望东政委他连我的名字都不记得，可在我们单位揪斗肖望东大会上，把我揪上主席台陪斗，“罪状”是肖望东从南京军区带一批干部来“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我是其中之一。会上，“红卫兵”各派那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造反有理”的气势，是不可言状的。从根本上说，奉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错误方针引进党内和文艺界，这不是他们的错。我们南京军区几十名干部是按照组织程序调来文化部的，也不是我们的错。硬说成是来“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我心里不服，曾写信给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诉冤，并要求调回南京军区。李文卿秘书尽同志之谊，给我写了回信说：“信已向许、杜首长呈阅了，知你们吃了不少苦头，但也经了风雨，见了世面，经过了考验，关于返回部队的请求，首长都已无能为力了”。还有，“文革”初期我在文化部的一所大学里任党委组织部长兼“党办”主任，还担任了几天“革委会”主任，又被本单位“造反派”列为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号人物。我官不大，受批斗的“规格”却不小。其实，斗来斗去，我还是我。很多人比我还苦，日子过的还要难，我与老革命前辈们吃的苦头相比，知足了。直属政治部的组织领导还向去外调的各派“红卫兵”写了阐述“何振茂是个好同志”的证明，这也使我感到欣慰。我在干校劳动三年多，从干校回京后，调到中国电影公司仍干政治工作。“文革”苦果说来话长，不谈也罢。我宜粗不宜细地诉说了这些话之后，顺问老首长：听说因你辅佐许司令被整的够呛，老首长经此横祸，现在身体如何？王参谋长说：“一言难尽。小何（他还是按原来的习惯称呼我），我能活着来看你们，在那时是不敢想的了，‘四人帮’不倒，我们这些老家伙非被活活整死不可。”他说这番话时，充满着人性具有的爱与憎，也饱含着昔与今的复杂感情。这位在战争中出生**的老将军，经过“文革”的折磨，如今他年事已高，在重新“出山”工作后，就来看望我们，这使我百感交集，仿佛又嗅到了光荣传统的“原味”，并且有一种“越陈越香”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