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家布艺沙发官网:姜爱林：习近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研究

姜爱林：习近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研究

2011-09-15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邓小平     　【内容摘要】党成立90年、新中国执政6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社会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重要保证与有机组成部分；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事情都办不成，改革与发展都会成为一句空话，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这是一条基本经验。

　　习近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是习近平同志关于维护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稳定、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做好群众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等诸多方面的总的观点、态度和看法。习近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的目标与任务是政局安定，社会稳定，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习近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的特征主要是“战略全局性、经常一贯性、灵活统一性、实践实效性、内外统筹性、继承创新性”。

　　习近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内容丰富，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稳定问题，其中，“平安浙江”是习近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在浙江等地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具有地方区域特色的维护、保持与促进稳定的一种实践模式。习近平稳定观的基本问题就是“实现什么样的稳定，怎样实现稳定”；换言之就是“实现什么样的社会稳定，怎样实现社会稳定”。习近平稳定观的本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又稳发展；核心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根本动力在于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根本目的在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最终目标是建设平安、幸福、和谐的小康社会。进一步而言，习近平“稳定观”是一种积极的、动态的、全面的稳定观；是一种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又稳发展的新型稳定观；是一种实现经济社会有机体良性发展的稳定观。这是习近平稳定观与其他稳定观的根本区别和重要标志。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习近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习近平“稳定观”产生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习近平“稳定观”的形成与发展：首先是基层稳定观，然后是地方稳定观，再上升为国家稳定观。习近平“稳定观”典型实践形式有创新枫桥经验与建设平安浙江。习近平稳定观的主要理论贡献体现在：习近平“稳定观”关于“平安浙江及其支撑条件”的探索创新，进一步回答了如何实现稳定的问题；习近平“稳定观”关于“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又稳发展”的本质要求，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稳定的问题。习近平“稳定观”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习近平强调：坚持科学稳定观，树立正确稳定论，切实提高保持、维护稳定工作能力与水平，需要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或战略对策：创新枫桥经验，建设平安浙江，推进平安社会建设；推进领导下访，创新信访制度，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提高群众工作水平，切实保持社会稳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努力化解劳动关系矛盾，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又稳发展。

　　【关键词】经济社会发展；政治稳定；稳定观；做法与措施；习近平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535（2011）06-0004-029

　　引言

　　政局安定，社会稳定，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这既是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也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愿望。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表明：社会稳定是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新中国执政60多年来的实践进一步证明：社会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重要保证与有机组成部分；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事情都办不成，改革与发展都会成为一句空话，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这是我们几代人付出沉重代价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主张社会有机体的全面协调发展，特别重视社会稳定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内在关系。针对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不懈地探索。1956年4月毛泽东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1]1957年2月毛泽东又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2]“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民主方法，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3]1957年7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4]1980年邓小平指出：“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5]1989年邓小平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6]1994年江泽民指出：“各级领导同志务必牢记邓小平同志关于稳定压倒一切的重要思想，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7]2002年江泽民强调：“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8]2008年胡锦涛指出：“我们深刻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9]2011年胡锦涛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指导方针。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这个道理，不仅全党同志要牢记在心，还要引导全体人民牢记在心。”[10]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社会稳定问题的这些经典的论述，勾勒了中国共产党稳定思想的发展脉络与基本框架。

　　习近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稳定问题的思想、观点、方法的集中概括。习近平同志十分关心和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稳定问题。近年来特别是近一段时期以来，习近平同志对稳定问题进行了多次强调和论述。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前进中遇到不少需要克服的困难和风险。只有攻坚克难，乘势而上，我们才能抓住和用好机遇，赢得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如果自满懈怠，心浮气躁，就不可能开创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可能丧失。”[11]习近平强调：“我们在各项工作包括抓落实工作中，不要怕遇到矛盾和问题，而要敢于正视矛盾和问题。不要绕开矛盾和问题走，而要同群众一道千方百计地去求得矛盾和问题的及时正确解决。这是各级领导干部在抓落实及其全部工作中应该具有的根本态度。”[12]习近平同志所主张、强调与实践的“稳定观”，是一种广义的、积极的、动态的新型稳定观。这一科学稳定观从战略的、全局的高度，以更开阔的思路，以更宽广的视野，进一步丰富发展了维护稳定工作的内涵与社会稳定理论，进一步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学习、领会与研究习近平同志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对于进一步认识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相互关系，对于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又稳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与战略意义。

　　一、稳定观研究背景：提出、缘由与重要意义

　　（一）稳定观的提出

　　习近平同志在长期的领导工作过程中，十分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稳定问题。二十多年来习近平先后在其著作《干在实处、走在前：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之江新语》和讲话文章《妥善化解社会矛盾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夯实社会和谐之基》、《创新“枫桥经验”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平安浙江”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法治浙江”建设》、《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社会》、《努力在又好又快发展中推进浙江和谐社会建设》、《关键在于落实》、《全面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为实施“八八战略”、建设“平安浙江”奠定坚实基础》、《创新“枫桥经验”建设“平安浙江”--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选)》、《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节选)》、《充分发挥“八个优势”深入实施“八项举措”扎实推进浙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省委十一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习近平：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访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习近平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解决深层次矛盾推动工业经济发展--在福建省经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辩证关系》、《正确处理事关“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几个重大关系》等中研究探讨了稳定问题。特别是今年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了如何看待和应对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社会稳定问题。

　　一是：2011年1月5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第48期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员座谈时强调：群众工作的本质是密切党群关系，核心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5]

　　二是：2011年3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抓落实的过程，必然会遇到许多矛盾和问题，只有努力解决好各种矛盾和问题，才能把落实工作真正抓好、抓出成效。矛盾和问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没有发展。”[16]

　　三是：2011年6月20日，习近平在纪念建党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强调：“现在，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不断涌现，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加强指导。”[17]

　　四是：2011年7月2日，习近平在纪念建党90周年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共产党员要志存高远，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并把这种远大理想落实到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做好当前的本职工作上，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敢于面对矛盾和问题，矢志不渝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懈奋斗，努力成为坚定理想信念的先锋模范。”[18]

　　五是：2011年7月19日，习近平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加快西藏发展、维护西藏稳定，既是中央的战略部署和明确要求，也是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强烈愿望和共同责任。维护社会稳定，是实现西藏跨越式发展和各族人民美好生活的根本保证。要深入开展反对达赖集团分裂祖国活动的斗争，紧紧依靠各族干部群众，谋长久之策，行固本之举，彻底粉碎一切破坏西藏稳定、危害祖国统一的图谋。”[19]

　　六是：2011年8月15日，习近平在全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先进表彰暨经验交流会上强调指出：“当前，我国劳动关系总体和谐稳定。同时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劳动关系领域也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务必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引导劳动关系朝着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方向健康发展。”[20]

　　（二）提出稳定观的缘由与紧迫性

　　习近平同志长期以来之所以重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稳定问题，并在近期多次强调维护稳定工作、化解社会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创新群众工作等问题，这主要基于以下缘由和迫切性：

　　一是基于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维护稳定工作的重要地位、作用及其特点的客观要求。社会发展理论告诉我们：保持经济社会稳定是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必须高度重视，常抓不懈。习近平指出：维护稳定工作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经常抓，时时抓，一刻也不能放松。

　　二是基于化解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不稳定因素的需要。中国正处于战略机遇期、改革攻坚期与社会矛盾凸显期交叉并存的复杂局面，许多问题需要科学回答，许多矛盾问题亟待妥善解决。习近平（2004年）指出：“近几年来，浙江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各项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但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迫切要求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各类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努力把维护稳定的各项工作抓实做细。”[21]习近平（2011年）强调指出：当前，我们在改革和发展中遇到很多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有的还比较突出。比如，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资源约束加剧、环境压力增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务繁重等矛盾和问题，正在日益显现出来。又比如，在对外开放中涉及的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技术封锁问题，以及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长远发展的种种矛盾和斗争，也越来越多。“[22]

　　三是基于维护边疆稳定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边疆稳定、民族地区稳定是我国维护稳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自古边疆稳，则内地安，边疆乱，则国难安。近年来，边疆稳定问题日益”显化“，呈现一些新的特点，严重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大局。因此，要高度重视，及时化解，妥善处理，不能回避边疆稳定问题，更不能讳疾忌医，从而损害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局面。同时，周边地区稳定问题、部分国家局势动荡等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另外，南海局势问题日益复杂化，朝鲜半岛和谈进程曲折多变，也直接关乎我国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因此，要高度关注，积极应对，不能忽视。2010年底以来，中东、北非部分国家局势持续剧烈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群众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生活陷入困境，动荡已经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2011年8月上中旬英国的伦敦、布里斯托尔、伯明翰和利物浦等城市爆发了近30年来最为严重的骚乱，引发社会不稳定。这些重大事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稳定有着诸多不利影响。对此，需要我们要密切关注。

　　（三）稳定观的重要意义

　　稳定是国家和人民之福，动乱是国家和人民之祸。稳定是发展的前提与保证，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习近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是实践的产物，同时又用于服务、指导维护稳定的实际工作，具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在理论上，有助于更新观念，澄清认识，树立科学的稳定观；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稳定理论，丰富党群关系理论，为进一步推动维护稳定工作提供重要指导。

　　在实践上，有助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促进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有机统一，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又稳发展；有助于妥善化解社会矛盾冲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二、稳定观：理论来源与实践基础

　　（一）理论来源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科学发展观是习近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马恩列斯的稳定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稳定思想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列宁选集》、《斯大林全集》、《斯大林选集》等著作之中。这些思想是习近平”稳定观“理论产生的世界观基础。

　　（2）毛泽东、邓小平的稳定思想。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的稳定思想主要体现在《毛泽东选集（1-4）》、《毛泽东文集（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8）》、《毛泽东著作选读》、《周恩来选集（上、下）》、《刘少奇选集（上、下）》、《朱德选集》、《董必武选集》以及《邓小平文选（1-3）》、《邓小平论党的建设》、《陈云文选（1-3）》、《陈云论党的建设》等著作之中。这些思想是习近平”稳定观“产生和形成的根本性理论依据。

　　毛泽东关于稳定思想的代表性讲话文章主要有：《实践论》、《矛盾论》、《不要四面出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经典文章被人们概括俗称为”实践论“、”矛盾论“、”正处论“、”十大关系论“等。毛泽东稳定思想最主要的观点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科学区分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邓小平关于稳定思想的代表性讲话文章主要有：《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5）》、《各方面都要整顿（1975）》、《实现四化，永不称霸（1978）、《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1979）》、《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1982）》、《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1984）》、《维护世界和平，搞好国内建设（1984）》、《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1984）》、《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5）》、《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1985）》、《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1987）》、《压倒一切的是稳定（1989）》、《中国不允许乱（1989）》、《新疆稳定是大局，选拔干部是关键（1981）[23]》。邓小平稳定思想最主要的观点就是：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

　　（3）江泽民、胡锦涛的稳定理论。江泽民稳定理论主要体现在《江泽民文选1-3》》、《江泽民论党的建设》；胡锦涛稳定理论主要体现在《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以及近年来关于社会建设管理与稳定的文章讲话等文献著作之中。这些理论是习近平”稳定观“形成和发展的现实性理论依据。

　　江泽民关于稳定理论的代表性讲话包括：《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是我们的基本国策（1990）》、《西藏工作要抓好稳定和发展两件大事（1994）》、《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1994）》、《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坚持依法治国（1996）》、《加强新疆各民族团结，坚决维护祖国统一（1998）》、《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2000）》、《切实加强社会治安工作（2001）》、《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2001）》、《以稳定、安全、灵活、多元的思路筹划工作（2001）》、《和而不同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2002）》等。江泽民稳定理论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胡锦涛关于稳定理论的代表性讲话包括：《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5)》、《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8）》、《在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讲话（2010）》、《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1）》、《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等。胡锦涛稳定理论最主要的观点就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指导方针。

　　除此以外，还有两个重要来源：一个是维护稳定工作的政策法规：建国以来中国的法律法规及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亦即法律法规与党规党法。例如《中共中央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1990)》、《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切实做好当前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工作的意见（2004）》等，就是关于维护稳定工作的规范性文件。这些政策法规是最具体的理论支撑。另一个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科学理论：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党建党史理论是习近平”稳定观“的产生与发展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是支柱性理论依据。

　　（二）实践基础

　　习近平”稳定观“产生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也就是说，社会实践是稳定观产生的源泉，也是稳定观的最终归宿。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是贯穿习近平”稳定观“的思想线索。

　　习近平”稳定观“是在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锦涛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稳定工作的一系列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正是这些具体而实际的维护稳定工作为习近平”稳定观“的产生奠定了丰厚的实践基础。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实践形式；另一个是形成发展过程。

　　（1）习近平稳定观的实践形式

　　习近平稳定观的实践形式有诸多方面，包括妥善化解社会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视和面对矛盾、领导下访、作风建设年、狠抓落实年、创新枫桥经验（乡镇综合治理中心建设）、柯桥经验、鹿城做法、义乌模式、平安浙江、平安上海、平安世博、平安奥运、社会保险绳建设、编织济困救助网、治安稳定器建设、法治浙江等。其中，比较典型、代表性实践形式有创新枫桥经验与建设平安浙江。

　　创新枫桥经验就是在浙江省诸暨市”枫桥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村、乡镇基层的社会稳定工作，主要工作成果是浙江省各个乡镇、街道办事处成立”乡镇综合治理中心“。

　　平安浙江建设是推进浙江省社会稳定的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主要工作是建设平安乡镇、平安县市、平安城区、平安社区、平安小区；创建平安示范县市、平安示范城区、平安示范企业、平安示范学校、平安示范渔场、平安示范市场、平安示范家庭等。

　　领导下访就是领导干部下访接待群众制度，是浙江省推出的实践”执政为民“的实际举措和”亲民政治“的有效途径。在开展下访活动中，首先，采取”事先预告、上下联动、分类处理、跟踪督办“等方式，提前10天向社会预告，省、市、县三级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参加接访活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实行分类解决。然后，按照”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的要求，认真梳理，及时交办，落实责任，集中调处，真正达到了解决一批、疏导一批、研究一批、息访一批的要求。在领导下访的推动下，浙江注重对信访工作规律的研究，修订《浙江省信访条例》，实行双向责任追究和信访重点地区管理机制，建立了涉法信访处理和督查督办制度，开展了重复访专项治理，促信访工作制度化，提高各级干部的执政能力。

　　（2）习近平稳定观的形成发展过程

　　习近平”稳定观“的形成与发展：首先是基层稳定观，然后是地方稳定观，再上升为国家稳定观。

　　第一、基层稳定观的形成。习近平基层稳定观是一种初步的稳定观，主要源于在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河北省正定县、宁德地区行署等地认识、学习与执行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实践。这一期间，习近平工作在基层一线，直接面对、接触农村的干部群众，生动活泼、具体实在，因而形成了朴素的基层稳定观、乡村稳定观。习近平基层稳定观是一种乡村稳定观，也是一种农村稳定观。

　　第二、地方稳定观的形成。习近平地方稳定观是一种探索、尝试、创新的稳定观，主要源于在福建省、浙江省、上海市担任省市主要领导期间，领导并身体力行的关于省域、县市域、乡镇域的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与化解社会矛盾工作的大量实践。这一期间，习近平先后担任福州市、福建省、浙江省、上海市的主要领导，作为高级领导干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不仅仅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体现宏观性、全局性、整体性，还需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考虑县情、省情，体现区域性、地域性，从而更快更好更准地贯彻落实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就是说，习近平地方稳定观由具有”认识、学习与执行“特征的基层稳定观，演变上升发展成为具有”探索、尝试、创新“特征的地方稳定观。如创新枫桥经验、建设平安浙江、建设法治浙江等就是一种”探索、尝试、创新“。习近平地方稳定观不仅包括农村稳定观，还包括城镇稳定观，特别是大都市稳定观；不仅包括乡镇稳定观、县（市）稳定观，还包括省（市）级稳定观。习近平地方稳定观是一种地方性、区域性的城乡稳定观。这实际上是一种促进区域范围内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地方稳定观。

　　第三、国家稳定观的初步形成。习近平国家稳定观是在基层稳定观、地方稳定观基础上形成的更具宏观性、全局性、战略性的稳定观，主要源于习近平同志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来的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工作的重要实践。2007年10月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重视社会矛盾化解工作，重视群众工作创新，特别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工作，逐渐形成了发展着的国家稳定观的初步理论。全国性的社会稳定工作比之地方的范围更广、责任更大、任务更重：习近平在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着眼于正确处理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与维护稳定之间的相互关系，着眼于进一步促进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着眼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的社会稳定局势，在系统地、全面地扎实推进稳定工作中进行了新的实践和探索。习近平国家稳定观，是一种仍然在发展着的稳定观。

　　三、稳定观：词义考察、基本涵义与主要特征

　　（一）稳定、冲突与矛盾的词义考察

　　要研究探讨稳定观，有必要认识、了解稳定、冲突与矛盾等基本概念的词义及其延伸含义。亦即什么是稳定，什么是动荡？与稳定相关的词汇又有些？

　　“稳定”是一个多义词。《辞海》、《现代汉语词典》、《当代汉语词典》等不少辞书词典都收录并进行了诠释。大体包括：稳固安定、没有变动、平稳安定、稳固没有变动、没有波动、使稳定、物质性能；稳重、稳妥、使固定、确定；稳如泰山、稳定平衡等。“稳定”一般用于形容位置、状态、数量、频率、质量、因素、货币、价格、市场、地方、环境、形势、局势、局面、空气、气氛、政权、政策、调子等，也可以形容人、人心、心情、性格、感觉、情绪、思想和脚步等。“稳定”既可用于自然科学，亦可用于社会科学。进一步而言，稳定是一种状态，就是事物良性更新的状态，指所处的环境或者心境在一定量的时间之内不会轻易变化。

　　与稳定一词相关的词汇有：动荡、冲突、差异、矛盾、和谐。（1）动荡或动乱是“稳定”的反义词。动荡是个多义词，大体包括：波浪起伏、局势不稳定、局势不安定、情况不平静、不太平、起伏晃动、社会动荡、动荡不安、动荡不定。（2）冲突是个多义词，大体包括：碰撞、冲撞、争执、争斗、激烈斗争、相互矛盾、矛盾激化。“冲突”既可用于自然科学，亦可用于社会科学。进一步看，所谓冲突是指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激烈对立的社会互动方式和过程。冲突的含义很广，它既包括事物之间的冲突，也包括人们之间的心理冲突。从规模上划分，有个人之间和集团之间的冲突；从性质上划分，有经济冲突、政治冲突、思想冲突、文化冲突、宗教冲突、种族冲突、民族冲突，以及阶级冲突和国际冲突等。冲突是矛盾和矛盾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一。冲突的表现方式有：辩论、口角、拳头、决斗、仇杀、械斗、战争等。冲突可能发生在个人层次上，也可能发生在群体、组织、国家、社会这样较大规模的层次上。在各种形式的冲突中，最显著的是阶级的冲突。[24]（3）差异是个多义词，大体包括：差别、区别、不同、奇异、反常、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差异”既可用于自然科学，亦可用于社会科学。进一步而言，差异是指事物相互区别和自身区别，是没有激化的矛盾的一种表现，又称差别。差异本身就是矛盾，是矛盾存在的一种状态。差异具有普遍性，世界上万事万物之间及事物内部都存在差异。差异分为外在的和内在的两种。外在的指两个互不相干的事物之间的差异，内在的指统一体内部两个对立面之间的差异；外在差异是直接的差别，而内在差异才是本质的差异。[25]（4）矛盾是个多义词，大体包括：前后不一、自相抵触、互相排斥、非此即彼。矛盾出自中国先秦的《韩非子·难一》：楚人有鬻楯与矛者，誉之曰“吾楯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矛盾原指说话内容前后不一，不能自圆其说之意，后来以此比喻相互抵触、互不相容。哲学名词。在唯物辩证法中，矛盾即对立统一，指事物内部各个对立面之间的互相依赖而又互相排斥的关系。这种矛盾又称为“辩证矛盾”。逻辑名词。形式逻辑中，矛盾指两个概念互相排斥或两个判断不能同时是真也不能同时是假的关系。这种矛盾又称为“逻辑矛盾”。（5）和谐是个多义词，大体包括：配合得适当、配合得匀称、和睦、融洽、协调而匀称、和睦协调、和解、和好相处。和谐可以形容颜色、色调、声音、声调、乐曲、旋律、节奏、字眼儿、大自然、自然美等，也可以形容家庭、整体、生活和关系、气氛、空气、氛围以及行为、动作等。“和谐”既可用于自然科学，亦可用于社会科学。进一步而言，和谐是指事物和现象的各方面相互调合和协调一致，多样变化中的统一。和谐是一个美学范畴，是指审美对象在多样联系中形成的协调的整体以及主客体之间的谐调一致。和谐不仅是整齐一律和平衡对称，更重要的还在于差异中见出协调，在不齐中见出整齐，在整体上给人以匀称一致、和顺适宜的感觉，并使主客体达到矛盾统一。[26]

　　（二）与稳定观相关的概念范畴

　　与稳定观相关的概念范畴主要有：矛盾论与矛盾观；群体性事件与突发性事件；和谐论与冲突论等。

　　（1）矛盾论与矛盾观。矛盾论有两方面涵义：一是专门指毛泽东的《矛盾论》论文或著作。这篇哲学论文，是毛泽东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27]二是指关于矛盾的涵义、特征、分类、本质、规律、关系、作用等的系统化理论。矛盾观则是指人们对矛盾的涵义、特征、分类、本质、规律、关系、作用等问题的基本观点或看法。矛盾分类：一种是两分法，即可分为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另一种是辩证法分类，即可分为基本矛盾与非基本矛盾、普遍矛盾和特殊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等。

　　（2）和谐论与冲突论。和谐论是关于和谐的涵义、特征、分类、本质、规律、关系、作用等的系统化理论。和谐社会是和谐论的重要范畴，就是指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是指一种美好的社会状态和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即“形成全体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是指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的协调、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稳定有序的社会，也就是一种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冲突论是关于和谐的涵义、特征、分类、本质、规律、关系、作用等的系统化理论。社会冲突理论、文明冲突理论是两种代表性冲突理论。社会冲突理论重点研究社会冲突的起因、形式、制约因素及影响，强调社会冲突对于社会巩固和发展的积极作用。

　　（3）群体性事件与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是近年来产生的一个新概念。很多大型社会科学类词典辞书都未收录，目前的学术界界定仍然有争议。主流观点认为，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经济转轨和社会转轨期间，由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集体上访、围堵党政机关、堵塞交通、局部范围的罢工、罢市、罢课，甚至集体械斗等非集体活动。[28]群体性事件可分为群体性暴力事件和群体性非暴力事件。“网上群体性事件”是一种新型的虚拟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是指社会上突然发生的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事件。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按照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所引起的部分公众参与的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基本价值产生严重威胁的事件。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的特征有：主体的群体性；主观方面的目的性；客观方面的危害性；事件发生的突然性；事件原因的复杂性。

　　（4）社会基本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规定社会的性质和基本结构，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也是指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原则上不再是对抗性的，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改革和调整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矛盾，是两类社会矛盾之一。人民内部矛盾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包括工人阶级内部，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知识分子之间，农民阶级之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

　　（三）稳定观的基本涵义

　　稳定既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新课题。什么是稳定观？稳定观是指关于稳定的涵义、特征、内容、影响因素、模式、规律、途径、评估、行为、过程、关系以及地位、作用、效果等各个方面的基本观点与看法。从固有习惯、传统思维来说，人们讲稳定，一般就是讲社会稳定。但从严格意义和新的视野来看，稳定应当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狭义社会稳定、文化稳定等社会有机体的各个方面。本文所探讨的稳定观中的稳定，即是指广义的稳定。

　　稳定观，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包括政治稳定观、经济稳定观、社会稳定观、文化稳定观，还包括边疆稳定观、国防稳定观、外交稳定观等。稳定观体系是由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文化稳定、边疆稳定、国防稳定、外交稳定等有机结合而成。稳定观分类：一种从社会结构看，可分为政治稳定观、经济稳定观、社会稳定观、文化稳定观；二是从空间区域看，可分为全球稳定观、国家稳定观与地区稳定观等。

　　实践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稳定观：一种是同论观，另一种是和论观。“同论”者认为，要维护、巩固社会稳定，就必须致力于求“同”，亦即强调整齐划一，步调高度一致，绝不允许有一点差异，只能有一个声音，不能有另类的声音。“和论”者则认为，要维护、巩固社会稳定，就必须致力于求“和”，亦即强调求同存异，人本至上，多样性的统一。“同论观”要求的是一种绝对的、完全静态的稳定观，这种观点违背了物种多样性的哲学原理，是一种形而上学稳定观；而“和论观”追求的则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稳定观，这种观点符合辩证法的哲学原理，是一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稳定观。

　　习近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是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中稳定的涵义、行为、过程、关系、规律、影响因素、地位、作用、效果等诸多方面的总的观点、态度和根本看法。进一步看，习近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是习近平同志关于维护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稳定、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做好群众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等诸多方面的总的观点、态度或看法。简而言之，习近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稳定问题的思想、观点、方法的集中概括。

　　习近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简称习近平“稳定观”）是一种广义的稳定观，是一种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稳定的全面稳定观，是一种促进整个社会有机体良性发展的稳定观。政治稳定是指一定社会的政治系统保持动态的有序性和连续性。政治稳定的层次包括稳定的政权体系、合理的权力结构体系与有序的政治过程；政治稳定的表现，主要包括国家的主权稳定、政府稳定、政策稳定、政治生活秩序稳定以及社会政治心理稳定方面。经济稳定是指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有序及其发展态势的可控性，也就是指要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与协调的发展。社会稳定（狭义的）包括社会心理稳定与社会秩序稳定，主要表现未社会治安状况良好、社会风气正常。维护稳定工作包括维护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与文化稳定。化解矛盾就是化干戈为玉帛，冤家宜解不宜结。矛盾化解工作包括：妥善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冲突、妥善处置群体突发事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科学区分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建设、妥善地准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习近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的目标与任务：政局安定，社会稳定，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习近平指出：人人平安，社会和谐，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从文化渊源看，崇尚和谐，企盼稳定，追求政通人和、安居乐业的平安社会、和谐社会，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9]

　　习近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的范围与分类：从全球空间区域稳定看，习近平“稳定观”主要涉及或分为：国内稳定观、周边地区稳定观与世界稳定观；从国内行政区划稳定看，习近平“稳定观”主要涉及或分为：乡镇域稳定观、县市域稳定观、省域稳定观与全国稳定观；从治国理政内容看，习近平“稳定观”主要涉及或分为：政治稳定观、经济稳定观、社会稳定观、文化稳定观。

　　（四）稳定观的主要特征

　　习近平追求、倡导与实施的“稳定观”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仍在发展着的、不断完善、与时俱进的稳定观。从习近平身体力行维护稳定工作的具体实践看，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战略全局性。习近平稳定观既考虑战略性、长远性，同时也考虑局部性、全局性，体现战略全局性。稳定观战略要统揽全局，着眼于未雨绸缪。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30]习近平（2006年）指出：要善于从大局的高度来看稳定、促和谐，见之于早、抓之于实、求之于解。习近平（2007年）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按照省委的工作要求，从战略、全局和政治的高度，进一步认清形势，统一认识，综合治理，形成合力，着力解决影响我省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扎实做好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工作。           （2）经常一贯性。习近平抓社会稳定工作是一以贯之、始终如一、常抓不懈、从不松懈，体现经常一贯性。习近平（2004年）指出：“平安浙江”工作要按照“贵在落实，贵在坚持”的要求，一以贯之、锲而不舍地把这项工作落实下去、坚持下去。习近平（2006年）指出：要常研究，常排查，常督促，像进行经济形势分析那样，经常分析社会稳定形势，把过细的工作做到前面，不要整天做救火队员。

　　（3）灵活统一性。习近平稳定观既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又要坚持多样性、多元化与统一性相结合，体现灵活统一性。社会稳定工作纷繁复杂，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要考虑省情、世情、县情、乡情、村情以及行业情况、单位情况、各领域情况。

　　（4）实践实效性。习近平稳定观既重视汲取实践经验，更关注稳定成果的实际效果，体现实践实效性。平安浙江、领导下访、枫桥基层维稳经验、机关效能建设、保险绳、救助网、稳定器等稳定方法都是来自于县市的具体实践，然后，经过改造、补充、完善与创新，及时付诸实践，发挥积极作用，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

　　（5）内外统筹性。习近平稳定观强调内地稳定与边疆稳定要一起抓、同时抓，同时也要求国内稳定、地区周边稳定与世界稳定一同关注、考虑，体现内外统筹性。习近平指出：内地稳定、边疆稳定与地区周边稳定、国内稳定与世界稳定是稳定观的重要内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要一起抓、同时抓，不偏不倚。习近平指出：要高度重视国内东部、中部、西部的社会稳定及其相互关系，更要密切关注中国与周边地区国家的稳定及其相互关系。

　　（6）继承创新性。习近平稳定观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着的，体现继承创新性。习近平多次指出：经济社会发展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习近平（2004年）指出：要把握大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注重在树立新的改革观、树立新的发展观与树立新的稳定观三个方面下功夫。平安社会建设演变过程就是继承创新的典型实例：从创新枫桥经验，上升到平安浙江创建，从平安浙江建设经验进一步推进、推广运用到平安上海建设，运用到平安奥运建设，及至建设平安中国。

　　四、稳定观：基本问题、主要内容与相互关系

　　（一）基本问题

　　稳定观的基本问题既是实际工作中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也是理论研究过程中不容回避的问题。习近平指出：面对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局势，我们要善于分析和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深刻认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等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发展的重大影响，从战略高度深入研究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科学回答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重大问题，为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思想保证。[31]

　　习近平在地方维护稳工作中，根据科学发展观的基本问题，通过平安浙江建设和法治浙江建设的实践，探索概括了稳定观的基本问题。概而言之，习近平稳定观的基本问题就是：实现什么样的稳定，怎样实现稳定；换言之就是实现什么样的社会稳定，怎样实现社会稳定。进一步诠释就是：稳定观的基本问题主要是为了解决“为什么要保持社会稳定，怎样保持社会稳定，由谁负责去保持社会稳定，用什么措施去保持社会稳定，保持什么样的社会稳定”等问题。

　　（二）主要内容

　　习近平指出：要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全力维护社会公共安全，要树立新的稳定观，坚持稳定是硬任务，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32]习近平“稳定观”的内容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稳定观的基本构成要素看，习近平“稳定观”主要包括政治稳定观、经济稳定观、社会稳定观、文化稳定观，还包括边疆稳定观、国防稳定观等。其稳定观体系是由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文化稳定等有机结合而成的一种体系。

　　（2）从稳定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看，习近平“稳定观”主要包括农村稳定观与城镇稳定观；乡镇稳定观、县（市）稳定观、省市稳定观与全国稳定观；福建省域稳定观、浙江省域稳定观与上海市域稳定观等方面。

　　（3）从平安浙江的实践看，习近平“稳定观”主要包括：建设平安乡镇、建设平安县市、平安城区、平安社区、平安小区；创建平安示范县市、平安示范城区、平安示范企业、平安示范学校、平安示范家庭等。

　　（4）从保持稳定工作内容角度看，习近平“稳定观”主要包括：维护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稳定工作、妥善化解社会矛盾工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工作、妥善处置群体突发事件工作、群众工作创新等。

　　（5）从保持稳定工作空间范围角度看，习近平“稳定观”主要包括：国内稳定观、边疆稳定观、周边地区稳定观与世界稳定观。

　　（6）从保持稳定工作的影响因素看，习近平“稳定观”的影响因素包括：既有政治因素，也有经济因素；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既有当前现实因素，也有历史遗留因素。

　　（三）稳定观：稳定与矛盾、改革、发展的关系

　　稳定与矛盾的关系：矛盾是稳定的存在依据和实践对象，而稳定是矛盾发展变化的一种状态和结果；矛盾是引发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而稳定则是要化解各类矛盾；稳定与矛盾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相互促进。

　　稳定与改革、发展关系：稳定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组成部分；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与保障，改革、发展是稳定的目标与方向；稳定与改革、发展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习近平指出：只有保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实力和区域竞争力，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更好地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为推进改革和保持和谐稳定创造条件。改革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强大动力。只有不断深化改革，加快破除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消除体制性弊端，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才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前提。只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才能妥善应对和处理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牢牢把握加快发展的主动权。也只有在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下，才能顺利推进各项改革措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33]

　　五、实践模式：枫桥经验、平安浙江与支撑条件

　　习近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在浙江等地形成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一个具有地方区域特色的维护、保持与促进稳定的典型实践模式。这种模式是习近平同志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紧紧围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党的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坚持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切实落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新要求，大胆尝试，由点带面的实践中创立的。

　　（一）夯实基层基础：枫桥经验及其创新发展

　　什么是“枫桥经验”？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为此，1963年毛泽东同志就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个脍炙人口的典型。[34]改革开放以来，“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使其成为了新时期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典型。

　　如何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枫桥经验”凝聚了浙江广大干部群众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实践中的创造，是浙江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有效载体，在建设“平安浙江”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习近平（2004年）指出：我们将进一步总结推广和创新发展“枫桥经验”，进而全面推进“平安浙江”建设，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长期和谐稳定的环境。一是坚持统筹兼顾，治本抓源。“枫桥经验”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不动摇，紧紧围绕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个大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高度重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促进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二是坚持强化基础，依靠群众。“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通过依靠和组织人民群众，化解消极因素，解决社会矛盾，是党的优良传统和群众工作路线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扬。三是坚持完善制度，注重长效。“枫桥经验”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以完善的制度为保障，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狠抓落实责任制，努力做到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切实使“预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调解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35]

　　“枫桥经验”在新时期的丰富与发展。“枫桥经验”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枫桥创造了发动群众改造流窜犯和帮教失足青年的成功经验；十年动乱结束后，枫桥在全国率先给“四类分子”摘帽，为全国范围的拨乱反正提供了范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枫桥依靠群众维护治安，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进入21世纪以来，“枫桥经验”又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不断增添性的内容：一是体制机制创新。2004年初，全国首家乡镇综治中心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乔司镇成立。这是新形势下如何做好稳定工作的一项探索。随后全省都陆续成立了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该中心创造性地建立了集综治办、信访办、司法所、巡防队、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等7部门于一体的乔司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心。在全省乡镇(街道)广泛建立的综治工作中心，既整合了政府资源，提高了行政效能，又方便群众、服务群众，成为我省新时期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一大特色和亮点。习近平指出：平安浙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强化基层基础工作，进一步总结、推广和创新枫桥经验。习近平强调：要大力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全面推广建立综治工作中心的做法，完善联调、联防、联勤、联治的工作体系。[36]二是技术管理创新。2007年，“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管理服务新模式在舟山市普陀区桃花镇诞生。2007年底，整个桃花镇被分成40个管理服务网格，所有居民被纳入单元网格中，每个网格配备一支服务团队，团队里有乡镇干部、社工、民警、教师、医生等。2008年8月，“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在舟山全面推开，全市43个乡镇(街道)分成2464个网格、1.69万名党员，共联系19.1万户、52万名普通群众，有效避免了管理服务的“真空”。“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将传统的联系包干责任制度与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结合起来，建立起公共服务与管理的新型信息化平台。网格化治理从划分基层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着手，实现了基层管理服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覆盖；它以强化公共服务为突破点，全面、及时回应群众要求，实现基层管理的重心前移和重点转移；它注重整合“条块”公共服务资源，实现网格化治理与现有行政管理的无缝对接。网格化治理的全部工作都是从依靠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着手，从而畅通了群众诉求渠道，抓住了维稳工作“强基层、打基础”这个重点，从源头上夯实了维稳工作的群众基础。[37]

　　（二）社会稳定载体：平安浙江、平安中国与经济社会稳定

　　2004年1月，习近平在浙江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首次正式提出了建设“平安浙江”的要求。5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对“平安浙江”建设作出全面部署。

　　（1）平安浙江决策的出台背景。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特别强调“保持我国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利用好、维护好战略机遇期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宏伟奋斗目标的重要前提和保证。”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浙江是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省份和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在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期，我们更早地感受到一些新的带普遍性的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对加快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正是基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浙江省委从浙江实际出发，作出了建设“平安浙江”的决策。

　　（2）平安浙江的基本内涵。2004年，习近平指出：我们提出建设“平安浙江”中的“平安”，不是狭义的“社会平安”，而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平安”。[38]2006年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我们所说的“平安浙江”是一个“大平安”的概念，还包括建设“法治浙江”和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等。[39]“平安浙江”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念，蕴含着“富民强省”的新思路，完全符合中央后来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完全符合浙江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具有鲜明的浙江特色。

　　（3）平安浙江的目标与指导原则。习近平指出：总体目标就是努力实现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稳定、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安康。具体目标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协力推进的原则，努力实现确保社会政治稳定、确保治安状况良好、确保经济运行稳健、确保安全生产状况稳定好转、确保社会公共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40]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突出强化六个方面：一是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各类犯罪活动；二是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努力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三是切实采取有力举措，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四是建立健全各种应急机制，全力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五是大力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切实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六是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全民素质。[41]

　　习近平指出：在平安建设工作中，要注意把握科学的指导原则。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关爱生命，关心健康，关注安全，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积极为人民群众创造平等发展、安居乐业、和谐稳定、能够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真正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二是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切实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切实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切实把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根本利益与具体利益统一起来。三是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既从严治标，么问题突出就有针对性地解决什么问题，又着力治本，充分考虑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综合运用行政、法律、教育等方法，坚持依法治理，做到德法相济、打防结合、疏堵并举、上下联动，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和制度建设，努力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四是坚持协力推进的原则。强化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完善各级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充分发挥执法部门的职能作用，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使广大人民群众既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受益者，又成为平安浙江的建设者。[42]

　　（4）推进措施、成效与推广。习近平指出：“平安浙江”建设“贵在落实，贵在坚持”。一是要把建设“平安浙江”与做好改革发展工作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围绕“八八战略”的总体部署，落实建设“平安浙江”各项任务。二是要把建设“平安浙江”与各地创建平安市县工作结合起来。把创建平安市县、平安单位这个载体纳入到全省建设“平安浙江”的大局之中，层层分解建设“平安浙江”的目标任务，力争通过若干年的努力，使全省绝大多数市县达到平安市县创建标准。三是要把建设“平安浙江”和加强机关效能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以推进“平安浙江”建设来促进机关效能建设，以加强机关效能建设来保证“平安浙江”建设，使这两项工作相得益彰，互促共进。四是要把做好各项阶段性工作和建立健全各种长效工作机制结合起来。进一步建立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疏导化解机制，打防结合、专群并举的治安防控机制，贯彻“严打”方针的经常性工作机制，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法治保障机制，维护社会稳定的领导责任机制，提高经济发展协调性和安全性的运行机制，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应急机制等，确保建设“平安浙江”各项工作长期有效地深入开展。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检查、监督、考核、管理机制，制订建设“平安浙江”的各项考核措施和创建平安市县的考核体系，把这项工作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指标，与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业绩联系起来，认真加以考核，并把考核结果作为干部政绩评定、晋职晋级和奖励惩处的重要依据。[43]习近平指出：“平安浙江”决策实施以来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首先，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提高了，都认为建设“平安浙江”非常必要，是构建和谐社会在浙江的具体实践。其次，在推进“平安浙江”建设中，各方面工作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人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得到提升，全省安全生产事故、刑事案件、群众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等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平安浙江”建设3年来，4980万浙江人欣喜地发现，自己的生活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持续攀升的不仅有生活水平与质量，还有对美好明天的信心与期盼。资料显示：全省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连续3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起数、死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三项指标连续3年实现“零增长”；全省刑事发案上升幅度连续两年实现回落，去年还实现刑事发案绝对数下降；全省企业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参保人数逐年增加。[44]

　　平安浙江的发展与推广：2004年5月，胡锦涛对“平安浙江”建设工作进行了重要批示，充分肯定了浙江省开展实施的平安社会建设工作。[45]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平安建设的的意见》，正式要求全国各地开展平安建设工作。2005年以后，全国不少地方都先后开展了平安城市建设工作。代表性的如平安上海、平安重庆、平安广东、平安奥运等。

　　（三）支撑条件

　　“平安浙江”是习近平“稳定观”典型实践模式，这一模式需要一系列的支撑条件。这些支撑条件主要是：“八八战略”（经济强省）、绿色浙江（生态省建设）、文化浙江（文化大省建设）、法治浙江（依法治省）、浙江党建（党的建设）等，由此构成“平安浙江”支撑条件体系。[46]“平安浙江”支撑条件体系可以概括为5句话：一是实施“八八战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二是加快生态省建设，打造“绿色浙江”；三是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增强浙江的文化软实力；四是建设法治浙江，发展社会主民主政治；五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1）八八战略：经济强省。

　　“八八战略”是一种经济强省战略。习近平指出：“八八战略”就是发挥“八个优势”、推进“八项举措”。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八八战略”基本内容包括八个方面，即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浙江省经济新的增长点；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积极推进以“五大百亿”工程为主要内容的重点建设，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八八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对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扎实推进浙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绿色浙江：生态省建设。

　　习近平指出：建设生态省是浙江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指出：浙江生态省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力争经过20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实现人口规模、素质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把浙江建设成为具有比较发达的生态经济、优美的生态环境、和谐的生态家园、繁荣的生态文化，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的省份，使全省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浙江生态省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努力构建五大体系，突出抓好十大重点领域。五大体系是：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体系；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保障体系；山川秀美的生态环境体系；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人口生态体系；科学高效的能力支持保障体系。十大重点领域，即：生态工业与清洁生产、生态农业建设、生态公益林建设、万里清水河道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生态城镇建设、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碧海生态建设、下山脱贫与帮扶致富、科教支持与管理决策等。通过上述工作，努力整合各种资源，组织和推动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3）文化浙江：文化大省建设与文化软实力。

　　习近平指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是浙江落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要求的重大举措。习近平指出：全面把握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着力点，增强文化“三个力”，即增强先进文化的凝聚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与提高社会公共服务能力。习近平指出：大力实施文化建设，重点建设“八项工程”，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八项工程”即实施文明素质工程、实施文化精品工程、实施文化研究工程、实施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文化产业促进工程、实施文化阵地工程、实施文化传播工程、实施文化人才工程。习近平指出：深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等“四个强省”。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要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发展规划、完善扶持政策与强化宏观管理，切实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提供有力保障。

　　（4）法治浙江：依法治省。

　　习近平指出：建设法治浙江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基本保障；是体现社会和谐的本质特征，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具体实践。习近平指出：建设法治浙江的总体要求是在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不断提高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水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法治社会，使我省法治建设工作整体上走在全国前列。习近平指出：建设法治浙江要坚持5条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和保障人权，做到执法为民。三是坚持公平正义。在立法、执法、司法活动中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维护群众权益，维护国家利益。四是坚持法治统一。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和重大工作部署，结合浙江实际开展立法、执法、司法工作。五是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坚定不移地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充分发挥以德治国的重要作用，在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习近平指出：建设法治浙江是一项长期任务，是一个渐进过程，是一项系统工程。主要任务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建设，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加强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建设，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确保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为全面落实“八八战略”、“平安浙江”、文化大省等重大战略部署，顺利实施“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提供法治保障。

　　（5）浙江党建：党的建设。

　　浙江党的建设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学习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二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三是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①关于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习近平指出：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紧紧围绕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的要求，致力于巩固党执政的各方面基础，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建设“平安浙江”，切实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不断增强执政本领。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的核心就是“巩固八个基础，增强八种本领”。亦即致力于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加强理论武装和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不断增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实践的本领；致力于巩固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全面推进经济强省建设，不断增强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领；致力于巩固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全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不断增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领；致力于巩固党执政的文化基础，全面推进文化大省建设，不断增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领；致力于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全面推进“平安浙江”建设，不断增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致力于巩固党执政的体制基础，健全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不断增强地方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本领；致力于巩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增强自身素质和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干事业的本领；致力于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本领。②关于扎实有效地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习近平指出：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我们党自身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一次生动实践。习近平指出：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要把先进性教育活动与推动各项工作结合起来，用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扎实有效开展促进各项工作的落实，切实做到“两不误、两促进”。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一是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努力形成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良好宣传氛围，进一步增强抓好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政治责任感，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热情。二是要坚持把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作为主线，强调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努力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三是要始终把切实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作为确保教育活动取得实效的关键环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四是要坚持抓重点、攻难点、出亮点，注重以制度巩固成果、以机制扩大成效，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推进。

　　六、稳定观：本质核心、继承发展与理论创新

　　（一）本质与核心

　　习近平稳定观的本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又稳发展；核心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根本动力在于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根本目的在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最终目标是建设平安、幸福、和谐的小康社会。

　　“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47]2002年以来，习近平开始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速度与效益、效率与公平问题，并经历了一个“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从又好又快到平稳较快、和谐稳定”的认识发展过程。

　　（1）又快又好：习近平（2004年）指出：战略机遇期是我们判断经济发展形势的最大前提，且只有20年，可能更短，必须争分夺秒。速度本身没有错，关键在于不浪费资源，不牺牲环境。各地必须彻底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指标观念，实事求是地确定本地区的预期增长目标，防止盲目攀比速度，更不要层层加码。[48]习近平（2006年）指出：要按照中央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落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要求，扎实推进浙江“十一五”时期又快又好发展。[49]

　　（2）又好又快：习近平（2007年）指出：要深入实施“八八战略”，促进浙江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进一步推进“作风建设年”活动，努力使作风建设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为推动浙江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保障。[50]习近平（2007年）指出：上海正站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要抓住举办世博会和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契机，齐心协力加快推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努力实现“四个率先”，加快推进“四个中心”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51]习近平（2008年）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开局良好的基础上，按照中央要求深入推进学习实践活动，切实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实到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上来，不断提高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52]习近平（2011年）指出：西部地区要紧紧抓住国家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53]

　　（3）平稳较快：习近平（2009年）指出：要扭住一个中心，抓好一项首要任务，把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真正落到实处。扭住一个中心，就是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贯彻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始终做到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抓好一项首要任务，就是要坚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54]习近平（2009年）指出：必须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决完成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不懈怠，切实把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落到实处。[55]

　　（4）和谐稳定：习近平（2007年）指出：当前，我们要紧密结合浙江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着力抓转型、促协调，抓创新、促发展，抓落实、促成效，在又好又快发展中努力促进社会和谐。[56]习近平（2007年）指出：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加快推进“四个率先”为主线，切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保证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在上海全面落实，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协调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57]习近平（2010年）指出：各级党组织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带领党员群众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58]

　　综合以上，习近平所论述、强调与主张的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具有鲜明的特点：第一阶段是又快又好阶段，强调“快”，突出“效率优先、公平第二”；重视发展速度；第二阶段是又好又快阶段，强调“好”，突出“公平优先、效率第二”；重视发展质量；第三阶段是又快又好又稳阶段（即平稳较快、和谐稳定），强调“稳”，突出“稳定优先，兼顾公平与效率”；重视发展效果。

　　根据习近平“稳定观”的本质核心、基本特征与实践基础，不难看出，习近平“稳定观”是一种积极的、动态的、全面的稳定观；是一种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又稳发展的新型稳定观；是一种实现经济社会有机体良性发展的稳定观。这一科学稳定观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有机的而非机械的，是全面的而非局部的，是现代的、新型的而非保守的、传统的。这就是习近平“稳定观”与其他稳定观的根本区别和重要标志。

　　（二）继承发展与理论创新

　　习近平十分重视理论创新工作。习近平指出：我们要自觉坚持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时刻关注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根据新鲜实践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59]习近平强调并提醒：脱离实践需要，脱离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关起门来苦思冥想，或者从书本到书本，都不可能实现科学理论的创新。[60]习近平追求、倡导与实施的“稳定观”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仍在发展着的、不断完善的、与时俱进的科学稳定观。

　　（1）毛泽东、邓小平的稳定思想和江泽民、胡锦涛的稳定理论：继承、运用与发展

　　习近平“稳定观”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在直接继承、吸收毛泽东、邓小平的稳定思想和江泽民、胡锦涛的稳定理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运用、探索、创新与发展。

　　一是继承、运用与发展毛泽东的稳定思想。毛泽东稳定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稳定发展阶段、稳定的重要性、不稳定的原因、矛盾种类划分、实现途径与方法等。毛泽东稳定思想理论发展演变大致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阶段；毛泽东稳定思想的内容包括新民主主义稳定、社会主义稳定两个方面。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是毛泽东稳定思想的论述最多也是最重要的内容。毛泽东认为，实现稳定的途径与方法主要有：一是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二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三是善于运用矛盾的观点、动态的眼光来对待和处理不稳定事件；五是重视各民族团结，正确处理好民族问题；六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七是重视加强军队及国防建设。

　　二是继承、运用与发展邓小平的稳定思想。邓小平稳定思想的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党建、外交等各个方面，贯穿于邓小平思考和设计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过程。邓小平稳定观主要包括国内社会的稳定和国际环境的稳定两个方面，其中，国内社会的稳定又包括政治局势稳定、经济形势稳定、思想情绪稳定与社会秩序安定。邓小平稳定思想的基本观点为：一是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稳定压倒一切；；二是稳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三是经济建设是维护稳定的根本措施；四是农村稳定至关重要；五是维护稳定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六是维护稳定局面要讲民主；七是坚持不懈地开展标本兼治的反腐败斗争；八是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九是必须大力加强和不断改进、完善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邓小平认为，实现稳定的途径与方法主要有：一是教育的方法；二是惩治的方法。

　　三是继承、运用与发展江泽民的稳定理论。江泽民稳定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防、军事与外交等领域。主要理论观点包括：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政治稳定是多层次的有机整体；稳定是发展的稳定、动态的平衡；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切无从谈起，多么好的规划、方案都将难以实现；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保持社会稳定，这是我们完成各项改革和建设任务的基本保证；推进改革和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基础在基层、在人民群众；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领导艺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

　　四是继承、运用与发展胡锦涛的稳定理论。胡锦涛稳定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防、军事与外交等领域。主要理论观点包括：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社会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性课题，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性工作；坚持把稳定作为改革发展的前提，切实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各项工作，保持社会安定团结；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及时缓解、化解影响稳定的苗头和事端，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2）新论断、新表述与主要理论贡献

　　习近平“稳定观”是探索、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问题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其主要创新论断和表述有：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稳定是硬任务，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

　　--富裕与安定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致富与治安是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

　　--抓经济促发展是政绩，抓稳定保平安也是政绩；推进经济发展是政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同样是政绩。

　　--平安是和谐的前提，和谐是平安的深化。没有平安社会，也就没有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并非没有差别，而是和而不同；不是一个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一个能够有效疏解人民内部矛盾、有力维护安全稳定的社会。

　　--要继续保持抓稳定工作的力度，像分析经济形势一样分析社会矛盾，像抓重点工程一样抓信访突出问题的调处，适时组织开展省、市、县三级领导下访活动，促进信访工作重心下移。

　　--要用辩证的观点抓稳定，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敏于洞察矛盾，敢于正视矛盾，勤于分析矛盾，善于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类矛盾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习近平“稳定观”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着的重大理论成果。其主要理论贡献体现在：

　　①习近平“稳定观”关于“平安浙江及其支撑条件”的探索创新，进一步回答了如何实现稳定的问题；习近平“稳定观”关于“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又稳发展”的本质要求，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稳定的问题。

　　②习近平“稳定观”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七、稳定观：推进维护稳定工作的主要做法与措施

　　--坚持科学稳定观，树立正确稳定论，切实提高维护社会稳定能力

　　坚持科学稳定观，树立正确稳定论，切实提高维护稳定的能力与水平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因此，要实现这一目标任务，就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做法和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习近平多年来在福建、浙江、上海等省市，大胆试验，勇于创新，由此逐步形成了推进、维护、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工作的政策措施体系。这些着重当前，着眼未来的主要做法与措施，既是经验，同时也是战略之策。概括、归纳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报告、文章、访谈与调研言论，其主要对策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主要对策之一：创新枫桥经验，建设平安浙江，推进平安社会建设。

　　平安浙江、平安上海、平安世博、平安奥运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指出：人人平安，社会和谐，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建设“平安浙江”的具体实践，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打下了工作基础，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各地实践证明，平安建设已经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实现城市长治久安的重要载体。

　　一是要充分认识创新枫桥经验，推进平安建设在社会稳定中的地位与作用。习近平（2004年）指出：要充分认识创新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浙江等平安建设在、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2004年）指出：要结合新形势、新任务，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把总结推广和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摆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中去统盘考虑、整体推进，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保发展，用发展的思路谋划维护稳定的各项工作，用发展的理念解决影响稳定的各种问题。[61]

　　二是建设平安浙江，建设平安上海，加快和谐社会建设步伐。浙江省、上海市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先发地区，在维护稳定工作过程中最先最早遇到一些新的带普遍性的矛盾和问题。平安浙江与平安上海建设是解决应对这些新问题新矛盾的重要途径。习近平（2004年）指出：紧紧围绕深入实施“八八战略”这条主线，把建设“平安浙江”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贯穿于加快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全过程，在创建平安社会的动态过程中，推动各项工作的落实、落实、再落实，推进浙江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努力创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62]习近平（2007年）指出：针对当前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新形势，要切实把加强平安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放在事关大局的重要位置，努力使上海成为最安全的城市之一。[63]实践证明：五年来，上海全市各地区、各部门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深入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有效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特别是通过“平安世博”创建活动，确保了上海世博会的安全顺利举办。

　　三是建设平安奥运，确保奥运会平安、顺利、成功举办。平安奥运是中国在“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奥运理念之外，提出的新目标。习近平指出：平安奥运是北京奥运会取得成功的最大标志，也是展现我国国家形象最重要的标志。习近平强调：平安奥运是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奥运会的前提；没有平安奥运，一切无从谈起。必须坚持平安奥运目标不动摇，坚持安保从严要求不放松，抓紧磨合赛时运行机制，细化优化各项安保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在尽可能多惠民、少扰民的前提下，把奥运安保工作做得更严密、更得体。[64]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我们一定要全力做好奥运安保工作，确保实现平安奥运目标。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奥运安保工作要求，为实现平安奥运目标贡献力量。北京市、北京周边地区和京外赛区所在省市，要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奥运安保责任，细化和深化各项安保措施，制定和演练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预案。要广泛动员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奥运安保工作，同时，要继续加强奥运安保国际合作，形成平安奥运的强大合力。[65]

　　主要对策之二：推进领导下访，创新信访制度，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信访工作是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工作，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群众上访变为领导下访，不仅仅是现场解决问题，更是为各级干部作出执政为民的表率。习近平指出：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牢固树立执政为民思想，把下访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扎实做好，与群众面对面接触，直接倾听群众呼声，诚心诚意为民办实事、尽心竭力为民解难事、坚持不懈为民做好事。[66]

　　一是要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把握领导下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习近平（2003年）指出：推广建立领导下访接待群众的制度，有利于进一步畅通与基层群众交流、沟通的渠道，有利于切实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有利于面对面地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有利于更好地研究、探索和把握信访工作以及其他工作的规律。[67]习近平（2007年）指出：开展党政领导干部下访活动，有利于促进干部转变作风，进一步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68]

　　二是要重心下移，开展三级领导下访活动，推进提升信访工作质量。习近平指出：要继续保持抓稳定工作的力度，像分析经济形势一样分析社会矛盾，像抓重点工程一样抓信访突出问题的调处，适时组织开展省、市、县三级领导下访活动，促进信访工作重心下移。习近平还指出：要狠抓基层基础，落实县（市、区）一级信访工作的主体责任，发挥镇乡（街道）综治中心的作用，通过抓基层、打基础，力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力促信访工作迈上新台阶。习近平强调：要发挥组织领导上的政治优势，把加强信访工作与维护稳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为党委、政府分忧，为人民群众解难。要善于利用综合治理的政治优势，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化解矛盾。[69]

　　三是要真下真访民情，敢于到矛盾多的地方上门解决问题。习近平强调：开展党政领导干部下访活动，要敢于到矛盾多的地方上门解决问题。[70]习近平指出：要坚持领导干部下访，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听取和了解群众诉求，体察群众疾苦，帮助解决难点热点问题，为群众雪中送炭，推动基层基础工作。在下访活动中，要敢于到矛盾多的地方去，真正变被动接访为主动服务，变上来解决为上门解决。要“真”下，不能搞形式、走过场，要通过我们的实际行动，进一步树立党委、政府的良好形象。领导干部对信访工作既要“挂帅”，又要“亲征”，通过下访，切实为民排忧解难。[71]习近平强调：要坚持重心下移，进一步推动基层基础工作。要通过领导下访，把关心和爱护传递到基层，把基层的积极性保护好、发挥好。要营造氛围，层层开展下访活动，形成一个全市上下共同关心基层工作的良好氛围。对基层干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要设身处地加以理解，满腔热情、扎实有效帮助解决，敢于为基层干部分担责任。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要进一步向基层倾斜，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工作。[72]

　　主要对策之三：化解社会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随着我们国家总体上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给社会稳定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政府务必高度重视社会稳定问题，切实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防患于未然”，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努力保障社会安定有序。

　　一是要敢于面对和正视矛盾。习近平（2004年）指出：和谐社会并非没有差别，而是和而不同；不是一个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一个能够有效疏解人民内部矛盾、有力维护安全稳定的社会。[73]习近平（2011年）指出：共产党员要志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敢于面对矛盾和问题，矢志不渝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懈奋斗。“[74]习近平（2011年）进一步指出：领导干部要多到矛盾突出的基层去，多到困难较多的一线去，多到难点焦点问题聚集的地方去，在克服困难、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中抓落实、促发展、出实绩。[75]

　　二是要妥善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冲突。习近平（2004年）指出：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及时及早化解矛盾。要立足及早发现和及时化解，认真做好矛盾纠纷预警预测工作；立足基层，深入群众，做到工作重心下移；要立足抓早抓小抓苗头，坚持矛盾纠纷的集中排查和经常性化解相结合，使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协调发展，形成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优势。[76]习近平（2006年）指出：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茬口“，把基层基础工作做扎实了，利益关系得到协调，思想情绪得以理顺，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就能得到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冲突就能得到有效疏导，社会和谐也就有了牢固的基础。[77]习近平（2009年）指出：要认真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切实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高度重视维护民族团结，确保社会大局稳定。[78]

　　三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习近平（2006年）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现阶段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目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习近平（2006年）指出：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着眼于新的形势加强学习，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规律，探索解决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不断提高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努力避免因为决策失误和工作不当引起群众不满，依法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防止局部性问题转化为全局性问题、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注重从源头上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发生。习近平（2006年）指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需要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扎实转变工作作风，多站在群众的立场想一想，多做一些解疑释惑的工作，多做一些得民心聚民气的工作，珍惜民力民智，解决民困民难，维护民生民利，把群众工作做实做细做好。[79]

　　四是要进一步扩大社保覆盖面，提高群众安全感幸福感。习近平（2007年）指出：要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高度重视并认真做好社会保障工作，按照统筹兼顾、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要求，逐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体现在改善民生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共建共享和谐社会。习近平（2007年）进一步指出：要着眼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保基本、广覆盖原则，把党和政府工作重点、政策支持重点、财力保障重点，向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困难群众生活倾斜。[80]

　　主要对策之四：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提高群众工作水平，切实保持社会稳定。

　　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人民的创造力量；党的全部执政活动，离不开强有力的群众工作。习近平指出：深入研究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对群众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积极探索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把群众工作贯穿到社会管理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一是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习近平（2011年）指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群众工作会有不同的具体特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群众工作对象更加多样化，群众工作内容更加丰富，群众工作环境越来越复杂，群众工作组织网络需要进一步健全。这就要求我们把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增强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81]习近平（2011年）强调：做好群众工作是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是否重视做群众工作，是否善于做群众工作，是衡量领导干部政治上是否合格、工作上是否称职、领导能力强不强的一个基本标准。[82]习近平（2001年）指出：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群众工作最基本、最直接、最有效的力量，是我们党执政为民最为重要的组织基础。[83]

　　二是要不断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习近平（2005年）指出：我们必须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做到深入群众而不是脱离群众，服务群众而不是与群众争利，宣传群众而不是与群众相对立，团结教育群众而不是无原则地迁就一些落后的思想情绪，特别是要适应群众而不是让群众来适应领导。[84]习近平（2011年）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善于研究和把握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创新工作方法，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增强群众工作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提高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85]习近平（2011年）指出：领导干部无论工作多忙，都要抽出适当时间坚持学习，尤其要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切实增强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能力，把理论底子打扎实，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领导水平和工作水平。[86]习近平（2011年）强调：要在继承和运用以往群众工作有效做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帮助基层干部不断提高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87]习近平（2001年）指出：时时处处、切切实实关心群众生活，紧抓民生之本、解决民生之急、排除民生之忧，这是密切党群关系的治本之策，也是最根本的群众工作。[88]

　　三是不断提高群众工作水平。习近平（2011年）指出：领导干部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团结群众的工作，不断提高群众工作水平。[89]习近平（2001年）指出：要认真贯彻执行已有的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制度，大力弘扬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到条件较差和情况复杂的地方去，察实情、办实事、求实效，做到谋划发展思路向人民群众问计，查找发展中的问题听人民群众意见，改进发展措施向人民群众请教，落实发展任务靠人民群众努力，衡量发展成效由人民群众评判。[90]习近平（2001年）指出：做好群众工作必须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努力解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问题，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91]习近平（2001年）指出：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推动基层组织把知民情、解民忧、化民怨、暖民心作为经常性工作，按照情况掌握在基层、问题解决在基层、矛盾化解在基层、工作推动在基层、感情融洽在基层的要求做好群众工作。要进一步突出重视基层的用人导向，通过多种方式使那些适合基层工作、作风好能力强的干部留在基层，让那些在基层工作有经验、有实绩的优秀干部得到更好的培养和使用。[92]习近平（2001年）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从树立群众观点、坚定群众立场、坚持群众路线、增进同群众的感情和创新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加强修养和锻炼，以正确的世界观立身，以正确的权力观用权，以正确的事业观做事，在做好群众工作中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93]

　　主要对策之五：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努力化解劳动关系矛盾，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习近平指出：党和国家对劳动关系问题历来高度重视，近些年来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工作力度，取得积极成效。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和实践，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已初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企业和职工参与的工作格局，要在坚持中进一步明确各方职责，使党政力量、群团力量、企业力量、社会力量紧密结合和统一起来，共同推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94]

　　一是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强化责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习近平强调：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是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政治、社会意义十分重大而深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强化责任，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政治任务抓实抓好。

　　二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维护职工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习近平强调，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要坚持以人为本，把解决广大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维护他们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促进企业发展和维护职工权益相统一，同时调动劳动关系主体双方的积极性、主动性，推动企业与职工群众协商共事、机制共建、效益共创、利益共享；要从不同类型企业的实际出发，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必须遵循的总的共同要求与具体的具有差异性的措施结合起来，统筹兼顾、分类指导，既整体推进，又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三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推进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要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宣传报道的经常性任务，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引导和促使各类媒体共同营造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良好舆论氛围。要继续大力推进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丰富创建内容，规范创建标准，改进创建评价，完善激励措施，不断把创建活动取得的成果转化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长效机制。

　　四是要妥善处理好当前和今后的任务，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习近平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抓好进一步完善劳动法律法规并保障其实施、合理调节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加强企业民主管理建设、努力化解劳动关系矛盾、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支持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等工作，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新进步更好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主要对策之六：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又稳发展。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和谐稳定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化建设中始终要牢牢把握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习近平指出：始终坚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切实维护好团结和谐稳定的大局，是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经验和重要保证。

　　一是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相互关系。其一，要树立新的稳定观。习近平（2004年）指出：要用联系的观点抓稳定，正确认识影响社会稳定的新情况、新特点，善于全面分析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妥善把握工作展开的重点、步骤、时机与力度；用发展的观点抓稳定，努力做到在经济社会的动态发展中，不断破解发展时稳定提出的新课题，不断探索做好维护稳定工作的有效方法和手段，不断建立完善维护稳定的各项工作机制；用辩证的观点抓稳定，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敏于洞察矛盾，敢于正视矛盾，勤于分析矛盾，善于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类矛盾对社会稳定的影响。[95]其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习近平（2005年）指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我们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和谐稳定关系的根本原则。要坚持以人为本加快发展，始终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实现富民强省。要坚持以人为本深化改革，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科学发展提供体制保障，又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承受能力，加强各项改革的协调配套，调整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96]其三，必须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习近平（2006年）指出：要切实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维护社会稳定，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最大限度地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夯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群众基础。

　　二是要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又稳发展。习近平（2007年2月）指出：我们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更为扎实有效的工作，认真落实这次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浙江的实践。[97]近平（2007年5月）指出：坚持又好又快、好中求快，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深入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走出一条服务经济比较发达、创新能力显著提高、资源消耗持续降低、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的新路。[98]习近平（2010年）指出：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察实情、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以扎实的作风做好各项工作，推动重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99]           八、结束语与展望

　　党成立90年、新中国执政6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社会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重要保证与有机组成部分；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事情都办不成，改革与发展都会成为一句空话，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这是我们几代人付出沉重代价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

　　习近平同志历来十分关心和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稳定问题。主要有三个缘由：基于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维护稳定工作的重要地位、作用及其特点的客观要求、基于化解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不稳定因素的需要、基于维护边疆稳定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习近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是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中稳定的涵义、行为、过程、关系、规律、影响因素、地位、作用、效果等诸多方面的总的观点、态度和根本看法；也就是习近平同志关于维护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稳定、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做好群众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等诸多方面的总的观点、态度和看法。习近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的目标与任务是政局安定，社会稳定，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习近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的特征主要是战略全局性、经常一贯性、灵活统一性、实践实效性、内外统筹性和继承创新性。

　　习近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内容丰富，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稳定问题，其中，”平安浙江“是习近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在浙江等地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具有地方区域特色的维护、保持与促进稳定的一种实践模式。习近平稳定观的基本问题就是”实现什么样的稳定，怎样实现稳定“；换言之就是”实现什么样的社会稳定，怎样实现社会稳定“。习近平稳定观的本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又稳发展；核心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根本动力在于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根本目的在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最终目标是建设平安、幸福、和谐的小康社会。进一步而言，习近平”稳定观“是一种积极的、动态的、全面的稳定观；是一种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又稳发展的新型稳定观；是一种实现经济社会有机体良性发展的稳定观。这是习近平稳定观与其他稳定观的根本区别和重要标志。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科学发展观是习近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习近平”稳定观“产生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习近平”稳定观“的形成与发展：首先是基层稳定观，然后是地方稳定观，再上升为国家稳定观。习近平稳定观的实践形式包括妥善化解社会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视和面对矛盾、领导下访、作风建设年、狠抓落实年、创新枫桥经验（乡镇综合治理中心建设）、柯桥经验、鹿城做法、义乌模式、平安浙江、平安上海、平安世博、平安奥运、社会保险绳建设、编织济困救助网、治安稳定器建设、法治浙江等。其中，比较典型的实践形式有创新枫桥经验与建设平安浙江。习近平追求、倡导与实施的”稳定观“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仍在发展着的、不断完善、与时俱进的科学稳定观，其主要理论贡献体现在：①习近平”稳定观“关于”平安浙江及其支撑条件“的探索创新，进一步回答了如何实现稳定的问题；习近平”稳定观“关于”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又稳发展“的本质要求，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稳定的问题。②习近平”稳定观“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习近平强调：坚持科学稳定观，树立正确稳定论，切实提高保持、维护稳定工作能力与水平，需要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或战略对策：创新枫桥经验，建设平安浙江，推进平安社会建设；推进领导下访，创新信访制度，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提高群众工作水平，切实保持社会稳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努力化解劳动关系矛盾，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又稳发展。

　　社会稳定关乎民生社稷，乃政之大事，不可不察也。治国理政，稳定为重，为此要谨记圣贤古训：①郡县治，则天下平；郡县不治，则天下难安。②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③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④盖天下之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⑤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⑥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

　　稳是国定家和人民之福，动乱是国家和人民之祸。社会稳定，既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不仅关系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而且关乎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

　　（1）要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进一步创新发展稳定观。经济社会发展在不断变化，由此引发的各种矛盾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顺应这一客观规律，要保持社会稳定就需要解放思想不停步，创新发展不自满，以适应变化了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社会稳定的实践是不断前进的，指导这种实践的理论也要不断前进。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我们要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入研究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重点抓住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永葆科学理论的旺盛生命力。[100]为此，保持和实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要重点在理念认识、工作思路、政策措施等方面不断创新，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稳定理论。

　　（2）要科学把握稳定观的本质和内涵，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工作。稳定观理论表明：科学的稳定是一种动态的、相对平衡的稳定，具有自身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实践也告诉我们：相对的动态的稳定是一种常态，而绝对的静态的稳定则是一种非常态。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我们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正视矛盾，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不断为减少和化解矛盾培植物质基础、增强精神力量、完善政策措施、强化制度保障，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101]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晰的认识。各级领导干部要科学把握稳定观的本质和内涵，遵循稳定的内在规律，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工作：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贯彻落实积极的、动态的新型稳定观；要坚持科学的安全的发展，坚决杜绝违反科学的不安全的发展；要妥善应对民众诉求，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冲突，全力维护社会稳定；要坚持惩恶扬善，打黑除恶，创造平安幸福的社会环境；要加快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建设，有效降低社会稳定风险；要切实掌握互联网知识，及时应对甄别”网上群体性事件“；要高度重视和警惕社会稳定管理中的”内卷化“现象[102]，避免维稳被动化。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保持、维护与推进社会稳定工作的本领，全面把握社会稳定大局，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又稳发展。
[作者简介]姜爱林，男，汉族，1964年10月生，湖北襄樊人，中共党员，著名党建战略理论家、经济学家，博士后，教授。先后就读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与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系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科技论文在线评审专家。主持或参加省部级课题20多项；出版个人专著2部，参编合著7部。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多篇论文被《求是》、《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人民网》、《新华网》等媒体转载。E-mail:ailinj@sina.com   （作者赐稿，原载于《战略与风险管理》杂志2011年第6期第4-32页，原文注释略）    另著有：
        姜爱林：论坚持科学发展有韧劲  姜爱林：论实现科学发展有贡献  姜爱林：论推动科学发展有激情  姜爱林：习近平干部选用“四有论”研究  姜爱林：习近平干部德行评价“三观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