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和董小宛有关系吗:08通胀的根本原因是“失控的城镇化”

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是“失控的城镇化”

2008-05-15南方周末陈功　李辉　张巍柏

　　中国的经济增长陷入了一个有趣的怪圈，经济增长依赖土地，土地因经济增长而消耗，土地的消耗导致价格水平的狂涨，而价格的狂涨又吃掉了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财富价值。所以，要真正做到通胀的标本兼治，中国政府应严格控制住城镇化进程，使城镇化发展规模不再侵吞已经在警戒线边缘挣扎的农耕地。

　　本轮通胀　覆盖全球

　　几十年来，世界上出现过三次大规模通货膨胀，但其影响大多局限在一定的国家或地区。而当前，根据高盛公司发布的全球通胀指数，全球通胀水平在去年11月达到了4.8％，比上年同期高出2个百分点。

　　该指数追踪的国家中，80％出现了通胀水平加速的情况。除日本以外的主要发达国家和八成的发展中国家均面临物价上涨的压力。发达国家中，美国目前通货膨胀率为4.4％，高出美联储1％－2％的预期目标一倍以上；欧元区为3.3％，创欧元问世以来的新高；发展中国家中，印尼、印度、沙特、南非、巴西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6.6％、5.9％、12％、9.3％、4.5％，阿根廷、委内瑞拉均超过10％；转型国家中，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为12.8％。

　　某种意义上讲，此次通货膨胀具有了全球化的特点。

　　新一轮全球通货膨胀的突出表现是能源、粮食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IFPRI)8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食品价格指数在过去一年中上涨了40％，而之前一年中的涨幅只有9％。

　　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2007年，国际原油价格上涨70％，铁矿石上涨95％，铜上涨40％。小麦价格近两年来上涨近两倍，玉米上涨一倍多，大豆上涨近一倍，白米价格也上涨了75％。今年以来，美国能源价格上涨30％，欧元区上涨15％；美国和欧元区食品价格上涨8％左右，印尼上涨14％，南非上涨15％。

　　围绕稳定农产品价格，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增加粮食生产和供给上大做文章。欧盟对其共同农业政策作出调整，取消了实行十几年的土地休耕计划，还增加了牛奶生产配额。其他一些国家也多采取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取消或降低农产品进口关税、限制农产品出口等措施，保障国内农产品供给。

　　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失控是根本原因

　　很多人都知道高盛公司有一个著名的报告，被人称为是“金砖四国”报告。这个报告汇总了高盛的一些发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这四个国家，经济将会有极大的增长，从贫穷走向富裕，这个过程当然有许多的商业机会存在，所以这四个国家就相当于金砖。

　　对于“金砖四国”，我们只看到了他们的迅速成长和巨大的财富创造能力，这些发展中国家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土地面积的大量占用等问题对世界的影响也许现在显现了出来。俄罗斯耕地面积从1992年起减少了200万公顷，约占耕地面积的9％；到2020年，印度的可耕地面积将由现在的1.7亿公顷减少到1亿公顷；而中国的耕地面积在过去10年减少了一亿多亩。

　　我们认为，本轮全球通胀，从欧洲到中国，通胀的表现都是一致的，都是从原材料价格开始的全面提价。而全球出现通胀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化，以及中国的城镇化。

　　由于这些国家的快速城镇化，占用了大量原本属于农业种植的土地，导致粮食种植面积的大量减少，腾出的土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或城镇开发，成为了建筑用地，这些因素都是无形中初级产品暴涨的价格推手。

　　至于能源，虽然对农业种植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归根结底，能源需求的上升，同样也是因为城市化和城镇化。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失控，还为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的上涨创造了前瞻性基础。没有这样的发展前景，能源期货的价格也不会这样高。

　　中国通涨推手——高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

　　从去年以来，连续保持“高成长、低通胀”的中国也正经历着通货膨胀的威胁。初级产品全面涨价，CPI居高不下，人民的通胀预期正在形成。所有这些，引起了包括中央领导层在内的高度关注。

　　对通胀根源认识的不同，会导致出现截然不同的治理政策。很多的经济学家都赞成这样的观点：本轮通货膨胀的根源在国外，是国外通胀不断向国内输送引起的。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演讲时称，“中国目前的通胀属于输入型通胀，主要是由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推动的。”它是全球经济形势造成的，而非中国的内部政策。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董事总经理陶冬等学者也认为，此次通胀中许多因素根本就是国际性的。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不过兑其他多数货币却在贬值，因此进口通胀挥之不去。全球已经进入全面的食品通胀，国际环境必然影响国内价格。材料、能源价格如脱缰之马，国内生产资料价格势必跟随。美、欧、日同步出现经济倒退，人民币与外币利率倒挂，海外热钱加速流入。这些因素并不在中国政府的控制范围内。

　　而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回顾一下物价走势，就会发现，中国物价从2003年就开始走出上扬的走势，尤其是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产品价格走势，只是由于我国在CPI统计中，食品支出占据CPI将近30％的权重，这些问题被隐瞒了起来，没有体现在CPI上，直到2007年，当粮食、猪肉价格全面提价，使CPI迅速蹿升到104.8，人们才忽然感受到了压力。

　　单从粮食价格来看，2007年粮食总产量达50150万吨，成为历史上第四个产量超过5亿吨的高产年；但当年粮价涨幅却进一步扩大，全年粮食生产价格同比上涨10.26％，较上年增长9.26个百分点。2008年1－2月份粮食价格继续维持上涨态势，其中大豆、玉米和小麦价格同比涨幅较大，分别为41.6％、14.4％和8.8％。

　　因此，把本轮中国的通胀与2007年下半年才表现明显的“输入通胀”联系起来，可见是相当地勉强。

　　很显然，将通胀的矛头单独指向外部因素，而将中国自身问题避而不谈，不但不能使通胀缓和，长时间的拖沓还可能导致问题的继续恶化。

　　我们认为，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过程中耕地面积的持续减少，才是本轮通胀水平趋势性上涨的根本原因。

　　从粮食供给层面看，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挤占了大量粮食生产资源，导致粮食增产面临较大的困难。

　　一是挤占耕地，造成耕地面积减少。2003－2006年，中国净减少耕地6009.15万亩，年均减少耕地1000万亩以上。按目前趋势，到2020年，中国耕地缺口将达到1亿亩以上。

　　二是转移了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导致农业生产投入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粮食生产的持续增长。从近四年情况看，尽管粮食连年增产，但也只是恢复性增长，至今也没有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且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不断减缓，2007年比2006年增长幅度下降2.3个百分点，其中大豆还同比减产12.3％。

　　第三，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推动粮食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农民种地不赚钱，没有了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的总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土地成本，生产成本又可细分为物质与服务费用以及人工成本。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迅速增长的用地需求及耕地面积的急剧减少导致工业用地价格大幅上升，带动农村土地价格加速上涨；同时，种粮比较效益下降导致种粮机会成本增加，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非农就业，家庭用工折价和农业雇工费用上升，由此导致生产成本构成中的人工成本大幅上升；此外，工业和城镇化发展拉动原油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并向下传导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引起投入粮食生产的物质，如农用工具、饲料、化学肥料、农药和农用机油，以及相关服务价格显著增长。上述因素共同推高了粮食生产总成本。

　　此外，我们通过建立耕地面积缩减率与CPI关系的统计模型，利用Eviews统计软件得出的结果是，耕地土地面积每减少1个百分点，将使通货膨胀率上升1.37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耕地土地面积的减少和CPI的高幅蹿升有着显著的相关性。

　　从源头上治理中国通胀

　　事实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弹性更强。西方国家的发展经历了相对较长的历史周期，对城市的认识逐渐深刻，中产阶级群体规模庞大，因而追求城市的平稳发展。

　　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的历史不长，只能以发达国家的表面现象为模板，认为万丈高楼平地起，就是现代化，就是城市的美。在中国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普遍存在的。

　　北京原来只有二环路，后来发展到三环路，再就是五环、六环，现在正在做七环路。城市就是这样被无序放大的，原来建国门外就是乡村，现在五环外都是城市，这就是北京。

　　北京的发展为全中国树立了榜样，模板的作用是很大的，大家都来学。地级市要学北京，县级市也要学北京。结果如何呢？城市规模上扩张，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2006年前后，全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做了总体规划的调整，而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将各自城市的规模扩大了一倍或是几倍。按照新的城市规划水平，哈尔滨要把城市规模扩大到现在的3倍；成都的远景规划是到2020年，城区面积将达到3681平方公里，比现在的中心城区面积598平方公里大6倍多，等等。

　　北京是中国的缩影，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埃及，发生在印度，发生在菲律宾，发生在俄罗斯、阿联酋和巴西。这个世界的许许多多的地方，伴随着一个个规模宏大的造城运动，土地资源已经被以空前的规模和空前的速度消耗了。价格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在所必然，无可避免。

　　这样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陷入了一个有趣的怪圈，经济增长依赖土地，土地因经济增长而消耗，土地的消耗导致价格水平的狂涨，而价格的狂涨又吃掉了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财富价值。所以，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一旦步入快车道，就有一个问题要产生——城镇化会失控！

　　到这里，我们已经找到了中国此轮通胀的源头——失控的城镇化进程。从源头上治理愈演愈烈的通胀，才是真正的标本兼治，而只以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为依据的解决办法，那只能治标。

　　真正做到通胀的标本兼治，就要真正从根源上治理，那就是政府应严格控制住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使城镇化发展规模不再侵吞已经在警戒线边缘挣扎的农耕地。这在中国当前土地国有的体制条件下，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完全是可以掌控的。真正做到了这些，才能真正从源头上治理通胀，使CPI不再吞噬来之不易的经济发展成果。

　　(陈功是安邦咨询公司首席分析师，电子邮箱jon.chan@anbound.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