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和虞姬图片:我的父亲死不瞑目

我的父亲死不瞑目

我的父亲死不瞑目（上）

王秀玉（黑龙江）  
我父亲王志英，字君惠，号子英，生于1901年11月10日，1982年5月去世。

父亲死在弟弟的家里。弟弟早年由于父亲的地主出身和“反革命”等历史问题，被迫从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下放”到梅里斯农村成为农民，弟弟和弟媳对此多有抱怨，直到父亲闭上双眼，他们才原谅了父亲。

父亲曾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只因为他有100多埫1 土地、有一处大宅——五间高大的正房，东厢房和西厢房各三间、有十几匹壮马、骡子和马驹、父亲在县城还有一家名为“兴隆”的生产豆油的油坊。父亲在村子是号称能套出两挂（辆）马车的人家，所以就被算成是大地主；又因为他识文断字，是周围几个屯子少有的人才，当过十几年的村官，又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父亲的灾难是从搞土改开始的。

1945年8月日本人在黑龙江投降撤退，苏联军队占领了我的家乡，大约两个多月左右，苏联军队走了，八路军来了。1945年冬天格外的漫长，我父母带领我们五个孩子（当时还有一个小弟弟叫成帮的，1947年秋病死），搬进黑龙江省克山县城住下。我父亲关心时事，明了政治，关切国家形势，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共产党和共产政府的历史和发展，他都了解。有一天他对妈妈说：“我做了个梦，我在择一堆乱麻，择不清，理还乱。”说罢长叹一口气，皱起眉头。妈妈说：“不要乱想，你不是要打开粮仓把粮食给大家分了吗?”他点头说：“给乡亲们比归公好。”

我爷爷奶奶留守农村 ，1946年春节刚过，我父亲就与爷爷一起打开粮仓给乡亲们分粮，来拿粮的很多都是远村的一些懒汉。

不久工作队来了，一位姓苏的操着南方口音的老干部当工作队的领导，他们住在我们农村的家里。爷爷奶奶把工作队当成贵客热情招待，不料没几天，工作队却把我父亲抓了去。乡亲们闻讯后集合了100多人到县政府去请愿，集体保释我父亲出来。乡亲们把我父亲保回村里，有人想办法开了张路条2 ，让我父亲快点离开村子。

我记得那是1946年农历5月16日的事情，母亲把身上戴的金首饰取下来小心地缝在给父亲特做的破衣服里，送我父亲出走。父亲开始用王君惠的名字，很长一段时间不敢与家里联系。

父亲生前对自己的历史只字不提，他总是沉默着。我是断断续续听母亲的回忆才能把父亲的故事串起来。母亲曾说：“你爹先是逃到长春，在一个技工学校工作。长春被围困，饿死的人‘没数’，你爹用一个金戒指换了两张干豆腐吃了，才有点力气爬出围困圈，活了下来。”

逃离长春后，父亲辗转来到沈阳市在沈河区的铁路局房产科做管理工作。先是捎回家几件黄色的旧衣服，奶奶把衣服泡湿，把做饭的大铁锅翻过来用锅灰在衣服上搓揉，染成黄不黄、黑不黑的衣服，改改给我们穿。父亲不久就省吃俭用陆续把钱偷偷捎回家，母亲用这些钱买了三间正房、三间厢房，位置在克山县城东北三道街。我记得有半个大院子，大约有五十平米，厢房不大，南窗外到马路有块大菜园。菜园边还搭了个猪圈。母亲把正房出租，厢房自己住。

父亲还买了些金首饰存起来，他觉得金子保值。他捎回家几个金戒指，自己留几个备用。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我们家里似乎有那么一点安稳感，父亲工作，我们读书。

1951年，开始大张旗鼓地搞起“肃反运动”，严查各地的“反革命”，我父亲被查出来了，他的一切财产都被没收，不知他到底积攒了几个金戒指。父亲被五花大绑押送回老家克山县，在公安局院里的砖房羁押。所有的政治犯都被一人一间隔离关押起来。我母亲有时可以送点吃的进去。直到1952年的春天，大约是五月的一天，有人告诉我家：明天枪毙我父亲！妈妈急忙去木匠铺定了一口棺材。妈妈和我都一夜没合眼。妈妈没有把这个噩耗告诉我奶奶和弟弟妹妹们。

第二天一早，就有一个穿便装的男人3 站在我家门口看守，没阻挡我们上学。

我在课堂上一直捂着耳朵趴在课桌上经受着恐惧和痛苦的煎熬——我害怕听到枪毙父亲的枪声。当时真傻啊，公审枪决犯人是在西门外，我读书的中学则是在北门外，我怎么能听见枪声呢？老师和同学都很同情我。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里的。看守我们的那个人已离去，有几个亲戚急忙跑来告诉我妈：“谢天谢地，大哥只是陪绑，没有被枪毙。判了20年！”我六婶说：“大哥被绳子绑着，和被枪毙的人一起跪在地上，哗哗地流着眼泪。”妈妈哭着说：“他是扔不下一家老小啊！”又无奈地说：“能捡条命就行啊。”

当天晚上我悄悄地去街上布告栏看新贴的布告，由于紧张只依稀记得我父亲的“罪行”是：当村长期间各屯子被伪政府抓去的劳工有一伤一死；有100多埫土地……判处有期徒刑20年！我心很乱，他是村民推举的村长，他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干活，挣下100多埫地，就为这事差一点没命！

第二天在院子里我听大人们议论昨天枪毙的事情。有人说：“克山县有12个村长，47年土改运动时除了逃走的4个，8个都枪毙了！”大家又说到那个被伪政府抓去后死了的劳工。我妈说: “他去当劳工是为了挣钱，替别人去的，当时我们家长柜的（指我父亲）还劝他不要去。他身体不好，他硬要去，没曾想到那儿不到两个月就病重死了，这怎么还算村长有罪了？人家娘们儿4 还谢我们当家的呢。”

除了我妈，那时受到惊吓的还有我奶奶。我当时真不懂事，怎么没有多多关心我奶奶的伤痛？奶奶生了12个孩子，只活了父亲一个。好在父亲恭谨孝敬，奶奶十分欣慰。父亲给奶奶配的水晶老花镜、给奶奶镶的满口瓷牙，在当时都是奢侈品；奶奶爱吃水果，父亲就让爷爷奶奶房间里的水果点心一年四季不断。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的事儿，我内疚万分，因为父亲被判刑后没几年奶奶就去世了。

政府没有法律条文对政治犯怎么处理、押到哪里都是他们自己决定的，我父亲不知道，我们家属更不知情。父亲被判刑后过了很长时间，才能给家里写封信，告诉家人他在齐齐哈尔市第一监狱劳动改造。

我同父异母的大姐去看过父亲一次，她做了一套白布衬衣送去。以后由于家庭贫困、孩子多，没有再去看过父亲。同父异母的二姐读了铁路专科学校后在北京工作，当时已经结婚。二姐买了一付水晶石眼镜给父亲寄去，姐夫为此差一点和二姐离婚。他说我是工人阶级，你是地主子女，我要跟你坚决划清界线！

1954年暑期，我初中毕业考上高中。读初中时我不得不经常缺课帮妈妈做小工挣钱养家，如果读高中就应该读大学,就得要妈妈给伙食费，我对此一筹莫展。在老师建议下，我报考了齐齐哈市中等师范学校，师范学校可以给十元伙食费。

开学两周后我才忙完家里的活到学校报到。我努力省出点钱来买了一小罐熟肉，去监狱看我父亲，我知道父亲爱吃肉。我给他鞠躬行礼，却不知该说什么。他嘱咐我好好学习，毕业工作帮妈妈养家，我点头说：是。我们父女相对无语，也没有眼泪。父亲拿着一小罐熟肉转身从出来的门又回去了。

那里的工作人员指着接见室墙上的挂图向我介绍：这里是模范监狱，讲卫生，团结互助，吃的很好，劳动强度不大……那个时代工作人员说的话我还相信，我想父亲在监狱里生活还不错。

1955年暑假我没回家，一是学校伙食免费可以白吃，另外不回家还能省下9元钱的火车票。放假后，学校空无一人，我偷偷溜到已经回家的男生宿舍里捡了一些臭袜子，洗了好多遍晒干，补了23双，袜子够穿了，准备开学上二年级。我还用二姐寄给我的五元钱买块布料缝了一条裤子，免得集体照相时同学们都笑话我穿有补丁的裤子。我要尽量省钱买些东西去看望父亲，我盼着快点读完书，毕业挣钱养家。

开学前两天，我家前院的王同学把我奶奶带来了，奶奶来找我一同去探监。我既紧张又难过，向班主任老师借了六元钱，掺着拄着棍子的小脚奶奶去探监。我们要走一段路才能雇到拉人的马车。经过远途的颠簸，奶奶看起来疲惫不堪。奶奶过去一头浓密的卷发现在已经稀疏蓬乱，明亮的大眼睛干瘪无光。她要去探望日夜思念的儿子，精神极度紧张。一路上都有小孩在高喊着：“快看老疯太太！快看老疯太太！”

坐上马车，我和奶奶好不容易到了第一监狱，奶奶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儿子，一时竟无语。父亲看到苍老的母亲痛苦万分，我则紧张难过到了神情恍惚的地步，以致记忆不清，后来怎么都不能把那次相见的细节记起。我只记得紧张得没让我奶奶住下休息一天就送她上火车回家了。只记得奶奶不停地自语：“这是最后一次看我儿子了，这是最后一次了。”
不久我父亲就从齐齐哈尔第一监狱转移到依安劳改农场。

放寒假我回家，家里已经完全变样了。房子被公私合营，实际就算归公，几间房子每年只给一点利息。我家人只能住一个北炕。

全家靠着妈妈给中学一位老师家看小孩换取每月十元钱的收入维持生存。因为没钱，我们只买一点点煤烧，室温一般都在零度左右。东墙上挂满了白霜，奶奶就住在靠近东墙的炕梢。奶奶已经不能做事了，勉强起来吃饭和到外边大小便。我每天烧火做饭。

我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每天在烧火时幻想。我幻想着天暖了，奶奶还能做家务，妈妈还可以出去挣钱，弟弟妹妹有吃有喝。带着这样的幻想，我如期返校。

三月的一天，我接到一封弟弟写来的信，打开一看，奶奶已于正月十六日去世。后来听母亲和妹妹说，奶奶只是得了感冒，请示居民组的组长要去看病，组长赵玉新说:“那么大岁数看啥呀，挺挺吧！”结果奶奶没有挺过来。奶奶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过不去了，她喃喃地对妈妈说：“你能得好啊，你有闺女啊，有闺女享福啊”。妈妈给奶奶穿上土改时没有被分走的寿衣，用上了父亲早年为奶奶预备的棺材板料做了一口棺材。

次日凌晨，非常寒冷的一天，我母亲到农村去求乡亲们帮忙。王金二哥组织几个人把我爷爷的坟刨开，几个人赶着大马车进城拉了奶奶的棺木，当天就把奶奶和爷爷合葬了。

1956年暑假，为生活所迫，我退学到齐齐哈尔第四中学工作。月薪34.50元。我每月自己留下十块钱生活费，剩下全都寄回家。
1957年，我又萌生了带薪上大学的想法，参加了当年的高考，之后我一直没有接到通知。有一天我在西大桥遇见当时在招生办工作的校友李广庆，他告诉我，今年搞整风运动，很多有“情况”的人都没录取。全市在职干部中只录取了两名。他又说：你的分数够了，但因为你家庭的问题，所以没录取你。不久，已经在北京外语学院带薪读书的二姐也被“分配”到一个中学教地理，不能再在北外读书了。

由于多年来政治上的恐惧和压力，加上生活负担过重，一心想要读书的我却始终不能如愿以偿，我的精神每天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我终于得了一种心理疾病，医生诊断叫“癔症”，现在称为抑郁症。我知道自己得了这种疾病后，就想办法多看书，以缓解精神压力。虽然家里人都不知道我有这个毛病，但我知道父亲还在监狱里活着，母亲和弟弟妹妹们还需要我，这是支撑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1957年8月，我调到齐齐哈尔市远郊的工业区——富拉尔基区的重型机器厂的学校教书。

运动连续不断，他们借着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向我伸出了魔掌。虽然我做人小心谨慎，“反右”时躲过了一劫，但我因家庭出身问题经常受到欺凌，党员干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整治我，折磨我的心灵——今天开会斗争，明天示众批判。在一些领导那里，在那些根红苗正的同事眼中，我是低等人，无产阶级的对立面。我做人处处小心，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

1960年，已经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我要喂奶，吃的比较多，但当时粮食开始计划供应，什么都要凭票证，我经常吃不饱。我弟弟在厂里当工人，定量比我和我丈夫都高些，可是他年轻，也吃不饱。我们这些自由人都吃不饱，我在监狱里的父亲呢？1960年年底的一天，我母亲到依安劳改农场去看我父亲，只拿了几个馒头和一个苹果。

妈妈到了农场门口，一位好心的警卫就说：“大嫂你可来了，昨天一个小伙子的父亲就晚来一天，那小伙子就饿死了”。我妈吓了一跳，她问那警卫：“那孩子犯了啥错？”警卫压低声音说：“听说是把自家的猪仔给卖了，就判了五年。”这时，我妈看见我父亲摇晃着高大的身躯慢腾腾地挪着步子走出监区，手里还拄着一根棍子。我妈一眼就发现父亲的脸浮肿了，她知道他饿坏了，急忙把吃的递给他。父亲一把抓过馒头就往嘴里塞，塞得话都不能说了。我妈发现父亲的脸被压破了，知道这是他饿得起不来床长时间躺着的缘故。我妈哭着说：“你慢慢吃，别噎着，别一口都吃了，我明天再来，给你带吃的。”

我妈在城里找到从前邻居王金的儿子王永福，在他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从他们家又拿了点吃的送去给父亲，嘱付他要挺住，她会想办法再弄吃的来。

我妈接着去了克山县古北区五号5 ，和亲戚朋友、乡亲们说明我父亲在牢里快饿死了的情况。大家说，咱们每家收获的粮食都被征收走了，口粮都还不够吃呢，但你家掌柜的是好人，怎么也不能让他饿死！乡亲们把自家分得的亚麻籽拿出一些，凑在一起炒熟磨成细面，装了满满一面袋 (五十市斤)。乡亲们又商量：给你家掌柜的再拿点糖稀(饧)，于是又给准备了一罐子糖稀。我妈抓紧时间送到监狱我父亲的手里。

后来我妈又去了一趟克山的农村，这次去的是前四号和后四号的龙泉乡，这里有我们的本家，我父亲的堂弟——我的五叔和六叔，还有六叔父母——我的四爷奶都住在这里。共产党之前，我父亲经常救济他这些穷兄弟们。我还记得我妈把父亲的裤子改短些给五叔穿，六叔和四爷奶一直住我们家在前四号买的房子里。这些亲戚都想尽办法拿出点亚麻籽和糖稀给我妈，这样妈妈又给坐牢的父亲送去一次吃的。可以说，这次又是我妈救了我父亲的命。

我只记得我妈给父亲送亚麻籽的事。到1963年父亲回家之前，我妈去了几趟监狱，都送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因为我差点病死，当时我得了重症黄胆型肝炎，住院休息半年多。这段时间我妈经常采些野菜，如柳蒿芽、榆树钱、蒲公英、苣荬菜、灰菜等野菜充饥。母亲也曾经领我抱着儿子去农村亲戚家串门，每家住几天，为的是吃几顿饭。



注释：
1、在东北，一埫地大约等于15亩。
2、那时人们没有身份证件，但是有民兵设岗，盘查行人，行人就必须出示所在地写的字条，叫路条。
3、此人是警察，但那时警察都没有职业着装。
4、指被抓劳工的老婆。
5、现在叫保安乡，是我的老家。
 

我的父亲死不瞑目

我的父亲死不瞑目（下）

王秀玉（黑龙江）  

1962年，弟弟要被工厂下放到农村去了，他单位的领导卑鄙无耻地骗我弟弟说：“工厂精简人，你先到农村去下放劳动，这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嘛。你工作表现这么好，以后工厂只要有一个招工的指标，我一定先招你回来。”然后又发文到弟媳的工作单位，写的却是：王守华（弟弟的名字）因家庭出身问题下放到农村劳动，他的爱人王淑芳随同一起下放农村。特此通知！我得知消息后跑去求弟弟车间的领导，那个领导鄙视地说：“这是上边的政策，谁让你家出身不好的？”弟弟不愿去农村，和弟媳哭了一场，最后只得到弟媳的娘家梅里斯区荣胜大队落户。

当时，我所在的学校也在搞下放，我也岌岌可危。幸亏我在学校里算受教育程度高的，而且我听话能干，能写会画。不过后来还是没有躲过这一劫，学校的小领导向上级教育处长崔克勇提出我的出身问题，说我不能当老师。1965年2月我只好离开学校到医院药房收药费去了。

我和父亲每年只通几封信，互相报个平安。我曾经因为给父亲写信受过单位的大批判，那是下放在农村劳动时发生的事情，那些人象疯狗一样抓住我大声责骂，大会小会轮番批判我。

1963年夏天，我父亲监外就医，终于回到家里。按照现在我明白的一点法律知识，我们家属其实可以申请给他保外就医，但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些规定。我父亲一直患有高血压，在监狱他除了低头干活，从来不说话。大概是监狱的医生同情他，抑或是父亲当时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了，医生才给他办理了申请。总之父亲能够从监狱里出来，全家非常高兴。

父亲回来和妈妈住在九街区六栋，那是弟弟结婚时住的房子，当时妈妈也挤在那里。如今弟弟下放了，父亲就和母亲住在一起。我们的家住在九街区二栋，和六栋距离不到五十米。妈妈为我带孩子，我可以经常回去照顾一下父亲。

我那时刚刚生了第二个孩子，虽然我和丈夫两个人工资加起来不到一百元，但养父母还够。那时饥荒的情况逐渐好转，父亲便努力找活干。父亲给鞋厂纳鞋底，我看见从未拿过针线的父亲坐在床边一针一线认真地纳着鞋底，心中好难过，我说：“爹啊，你不用挣钱，我养你啊。”他说：“那可不行,我什么都能干。”天冷后，父亲还去蔬菜公司修剪冬储的大白菜。

那时我们住的街区是两层楼，由于水压低，二楼的自来水上不来，二楼的人在公共厕所大便后要自己用盆端水冲下，但夜间就很少有人把大便冲了。我父亲每天起早去二楼公共厕所的便池掏大粪，放在没人的地方冻成块，然后装在麻袋里按三分钱一斤卖给菜农。听我妈说卖了些钱，她还说：“有一回你爹被一个管事儿的女人给臭骂了一顿，他回来很难过，一句话都不说。”
父亲总愿意找点活干，他是闲不住的人。那段时间，他自以为生活在比较自由的环境里，心情很好。但是有一天我他看见他在端详户口本，他的名字下边写着：劳改农场迁进！我看见父亲他用笔在上面乱涂一阵。后来我去派出所想换个新户口本，那个工作人员很好，他听了我的陈述理由后说：“我明白，我明白”，帮忙把户口本换成了新的。

1965年春天，我父亲的好日子结束了。那时又刮起一股风，叫做“我们也有两只手，不能在城里吃闲饭”的运动。工作组的人开始动员父母下乡。一个市税务局的男职工每天到我家找我父母谈话，我妈就和他们论理，硬是不走。我父亲自知自己的“反革命历史”是无法躲过这场运动的，无奈之下，他拿着迁移证到梅里斯我弟弟家里落脚。我的弟媳因为痛恨父亲的反动历史影响了他们一家到农村落户而气愤不已，大骂我弟弟：“你那反革命的爹让我们没了城里工作！现在他又来让我们养了，嫁给你我可倒了霉了！”父亲闻言，泪如雨下，倒是弟媳妇的父亲、一位厚道的农民替父亲解了围，他批评自己的女儿：“什么样的爹都得养，你闹什么？”然后又安慰我父亲说：“这是自己亲儿子家，安心住下吧，你是啥成分儿子都应该养你。”

好强的父亲在弟弟家没住多久就自己买了个破房子，一间是个整间，南炕靠门有一个炉灶连着炕，既能做饭也能烧炕取暖，外边半间有墙有门没房顶，能遮风不能挡雨。

我父亲到农村就参加了生产队，和年轻人一起劳动挣工分。六十多岁的老人干活常常落在众人之后，弟弟就得趁休息时替父亲干活。弟弟为此非常不高兴，平时也很少和父亲说话。不知道父亲是如何熬过那些年的。

母亲从1966年初开始在齐齐哈尔市给妹妹带小孩，此后二十年大多时间是在我妹妹家里照顾孩子，从没去照顾过我父亲。我和妹妹有空就去探望父亲，给他送很多吃的，我还给他做过一些衣服。父亲也经常到妹妹和我家来。记得我弟弟家杀猪，父亲还骑自行车行三十多里路给我家送猪肉。但是更多时间还是他自己做饭吃。父亲不是很会做，通常都是简单对付，又非常节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两派文斗后又武斗，我们工厂停产，有些工人拿起钢钎子上街相互打斗，后来又转向批斗领导。学校里则是学生斗老师。1968年，我们全家都未幸免——我的丈夫因为是模范教师又是地主出身，所以被批斗关押，蹲牛棚长达八个多月；我未满九岁的儿子被怀疑写反动标语而被抓走；我在医院被批斗，医院墙上写着批斗我的大字报，只因为我最小的女儿才几个月，她还在吃奶，我才幸免被抓被押。

此时我却深感庆幸，我的爹爹幸亏下乡了，如果他在城里，还不被造反派们和红卫兵们活活打死？父亲在梅里斯农村也遭到了批斗，好在父亲在村子里人缘好，大家批斗他并不凶。当然，也因为村子里弟媳的亲戚多，批斗父亲时，有所“照顾”。弟弟告诉我，父亲和几个所谓有问题的老头都被抓到大队去批斗，年轻人喊一阵，骂几句，让他们跪一会就放他们走了。

父亲会纺麻绳，村子里谁家盖房子都是他给纺大量的细麻绳1 ，父亲义务给大家纺麻绳，从不要报酬，他平时不说话，到了谁家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不声不响地去帮别人，所以村里人很敬重他。我的父亲在村子里可算最勤劳的，他每天早起拾粪——各种牲畜回家一路拉的粪便到第二天早晨就会干燥，所以早晨是最好的拾粪时间。冬天粪会冻硬，父亲用柳条编的筐拾粪，提回家堆积起来，供自己和弟弟家园田地用。晚上，他清理共用道路上的草棍和乱草叶，收拾回家堆起来当柴烧。黑龙江到处都不缺柴烧，人们生活较粗放，乱扔乱掉不在乎。父亲就这样常年捡柴烧火，堆了很多还能给弟弟家用。

有一天晚上，父亲捡柴时意外拾到一包钱，共一万多元，父亲估计是公家的钱，因为当时谁家都不可能有这么多钱。他立即和我弟弟找到大队的会计和出纳员，一问，果真是他们丢的。原来，他们从银行取钱后骑自行车回家，不知道挂在车上的提包的拉链开着,钱掉出去了。这笔钱是准备第二天给大队买大车用的公款。看到这笔失而复得的钱，会计和出纳员真是喜出望外，如果这笔钱真的丢了，他们恐怕会受到严重处分，甚至遭到批判。那个年代，村里的会计一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那位会计和出纳员出于对我父亲的感激之情，很快找到大队领导研究给我父亲摘掉“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的问题，还给我所在单位写了个证明,放在我的档案里了。

1974年末，我全家调到湖北工作。我到湖北工作后，很想把弟弟一家和父亲都带到新开发区来工作，我请示领导，领导冷冰冰地说：这不可能！当时，我妈妈的户口在我家，妈妈的户口随我们迁到湖北，但父亲就没有办法跟我一起生活。中国的户口制度就是限制人们社会流动的枷锁，特别是城乡户口的区别，那简直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湖北与黑龙江相距两千多里地，我忙于工作、养育儿女，也思念父亲。弟弟和父亲从来什么都不要，我只是过年寄点钱给父亲，我经常寄信给他们，嘱咐侄儿们好好学习，嘱咐父亲保养好身体，父亲用泪水写的那些信, 我一直珍藏在家里。

父亲在梅里斯那几年回过老家克山几次，有一次是为爷爷奶奶迁坟，他告诉我：“政府迁坟，每个坟给六块钱，还算不错。”可能因为他比我更爱家乡，他跟我说过：“屯子人们对我很好，他们还特意把孩子抱给我看看……”看起来他很高兴。

1980年我儿子主张接我父亲到湖北来住，以尽孝心，那时我家住湖北，生活条件开始好转。十月份，我妹妹在齐齐哈尔送父亲上火车到北京，父亲在北京我二姐家住几天休息，我儿子再到北京接我父亲来到湖北我的家。我当时正在厂里最大的中心医院进修，早出晚归，我的大女儿每天照顾外公。我有时回家晚些，父亲就关心地说：“你这么晚了不回来，我好惦心啊。”

父亲和我离别五年多，这次再见面感到他非常苍老，他当时的身体状况简直无法和现在八十岁的人相比。父亲耳背，走路蹒跚，外出一路需要照顾。他能够把龙的繁体字写得一笔不少，但却不会书写句子了，有时还犯糊涂。有一次他自己到我工作的卫生所取降压药，他没有说是我的父亲，司药把药装好写清楚说了几句就给他了，他回去就把药吃了半包，幸亏我儿子在家发现及时，立即把父亲带到附近的医院抢救。我闻讯去医院去看他，为他治疗的魏大夫说：“原来是你的父亲啊！现在没事了，只需要治疗和观察几天。”父亲痊愈后我接他回家时，有个护士对我说：“你儿子对老爷子照顾可好了，你真了不起，养这么好的儿子。”我听了心里非常自豪，我想父亲对外孙的孝顺也是深感欣慰的。

父亲在我家里不需要做事，他有时到外边走走，找有太阳的地方坐坐，听别人聊天，但他很少与别人说话。有时他用我给的钱买点糖和点心吃。父亲在我家也很少说话，我记得他过去很喜欢看书看报，现在看得少了。父亲总是默默不语，若有所思地坐着，有时无奈地叹口气，偶而和我说一两句话。一次他说：“我早年到日本参观时，丰田汽车公司想把我留下了——”他叹口气没有下句了2 。我也没说什么，当时我对日本还有深深的民族仇恨，我习惯于中国人宣传的“自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口号，对于我们厂里要与日本人搞汽车合作的事情还抱着反对的态度。现在我在想念父亲时，方才明白当时父亲的想法：若是早年留在丰田公司不回来，他就不会受这些罪，而现在中国汽车厂已经要和日本丰田公司谈合作的事情了，他如果当年留在丰田公司，现在或许还有用武之地。

我想起我小时的父亲，那时我要仰望父亲——一米八十多的大高个儿，皮肤白皙、高鼻大眼、黄色瞳仁里透露出慈爱神情的父亲3 。那时他上班穿制服皮鞋，在家干活时穿棉布便装，接待客人时穿长袍马褂，出国时西装革履。冬天，父亲穿皮大衣，戴水獭帽子，脚蹬大皮靴。那时的父亲总是谈笑风生，结交很多社会名流。我记得他的朋友有律师王耀先、医生崔先生、工程师曹子君等等。

乐于帮助亲戚朋友的父亲也有很多穷朋友。我们家从山东逃荒到黑龙江几经辗转来到克山县，我父亲是第三代，本家与亲戚听说我们家过好了，都往附近迁移，经常求助父亲。父亲则是有求必应，有些人冬天无去处，就在我们家住下，和我们家一起过年。

每年过年前，就有些来讨年干粮的要饭的人，年干粮是做熟的粘豆包或白面豆包，奶奶用簸萁装满给要饭的人。我妈曾不高兴地对奶奶说：“我抱着孩子包豆包不容易，你怎么说给人就给人了！”奶奶说：“草囤子那么多，可怜可怜穷人吧!”妈妈说：“懒人才穷呢，谁让他们不自食其力？”我父亲知道后批评妈妈说：“穷有各种情况，富也有各种原因，能帮就帮，帮不穷咱们的。”

记得到了冬天吃火锅时，家里除了请客，还专请伙计和近邻吃火锅。火锅以酸菜、猪肉、粉条、海带为主，加上海鲜(海参、蟹肉、大虾等)做锅底料，肉是五花冻肉，用刨子推成非常薄的肉片。记得那些穿着厚棉衣的吃客，常吃得流汗，我妈站在旁边侍侯时,会递个毛巾给大家。

到了春天备耕时，有租我们家地种的人或者新开荒者，到我们家来借种子。父亲总是对他们说：“收成好了还，收成不好就不要还了。生活和明年再种地要紧。”如果我们家也需要向别人家借点什么，必须是“平斗借尖斗还”。

父亲没有被斗争之前，我们一家过着富裕、平静而幸福的生活。他为家人为村里人做了很多好事，是个备受称赞的好人，他的后半生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我下决心，不让他再回东北了，在我这里，由我这个懂医药的女儿好好照顾他。这里医疗条件好，也许他能多活几年。八十年代了，再没人不准我养亲爹了。

我经常用高压锅给父亲做些鱼吃，高压锅把鱼刺压酥软，没牙的父亲吃起来方便。我一直要给父亲镶一口牙，他却坚决不镶。没牙的人吃饭时吞咽困难，常常呛着。给他拍胸片，胸腔有积液，医生诊断是胸膜炎或肺结核，我认为是长时间呛的。

为了让父亲吃好，我那时不攒钱，孩子们还没有上大学，不需要积攒什么钱。我把能买到的各种食品都往家买，尽力让父亲吃好。我还在商店买了几块黑布头（布头不收布票），我用新棉花给我父亲做了一套新棉衣。他来时穿的是他自己挣钱买的秋衣裤，还带来一件自己买的皮大衣，都已经非常破旧了。他常常计算今年又种了多少棵毛子嗑(向日葵)，能收多少斤，能卖多少钱等等，都老这样了，还惦记着收成。在他自己住的房子里，放着他用的钱买好的棺材——父亲连自己出殡时需要的钱都准备好了，我从心底深深敬佩勤劳自强的父亲。

父亲喜欢洗澡，他经常在晚上自己拿上毛巾到厂区的大澡堂去泡一泡，感觉很舒服。他会很快回家，也常常有人送他回来，我家的朋友熊儒先生每次遇见都给送回家，我很高兴，父亲在我这里生活得有尊严。

过春节时，有一天我请很多朋友来家里吃饭，我让父亲坐在正位，在这里让他有长辈的至尊和体面。大家都为他敬酒夹菜，他很高兴，满面红光，这顿饭他没呛着，我有种尽孝的满足感。

父亲在我家里有时还能给孩子们背诵《木兰辞》和《满江红》，背《满江红》时他会激动。但是，父亲真的快乐吗？有时，我看见他避开孩子们自言自语：我的土地……我的房子……

我经常意识到，我的父亲已经被吓坏了。记得我家请木工做了几件家具，父亲神秘地对我说：“你们可要小心，人家（指街道)会不让的，这会出事的。”我对他说：“现在开始改革开放，不讲成分了，不批判谁、也不斗谁了。学生好好读书，工人努力生产，我们俩人都加了工资，我能挣一百多元，人们开始过好日子了。别人家里能做家具，我们也一样可以做了。”他看着我点点头，露出一丝笑容，那是我少见到的父亲的一丝微笑啊。我悲愤地想，我的父亲何罪之有？让他后半生没有欢笑!

父亲最爱我弟弟的四个孩子，他看着他们长大，这四个孩子是他的幸福和快乐，他用自己千辛万苦积攒的钱，供大孙子王力住校读高中。父亲还给每个孙子存了一百元钱。前几年我和弟媳提起这件事，她顺口就说：“就一百块呗。”我不高兴地说：“那还少啊？三十年前的钱怎么能和现在比？他多不容易挣的啊！”聪明的弟媳赶紧说：“那是那是。”我想说，我家有过万贯家产，我父亲有过成千上万亩的地，在城里有工厂有房产，否则我的侄儿们继承的可不是一百元了。

1981年春节过后，父亲不想在我这里住下去了，要回东北，我坚决不让他走，全家都劝说他不要走，他却坚持要走。他把各种型号的小木櫈摆成火车门的楼梯，自己一步一步跨上去，说服我们，他能上去火车，他声称：“我有儿子，决不死在女儿家。”我们全家都说服不了他，再劝下去父亲就生气了。我担心他会趁我们夫妻上班、孩子们上学时自己走到火车站的，于是就同意他回老家。临走之前的一天，父亲见屋里没人，小声跟我说：“你能办大事，有那么一天你去政府把咱们的土地、房子还有街上的油坊厂都要回来，你妈知道哪块地的地界。我被判刑的事……”父亲难过得摇摇头说不下去了。

我有个朋友大刘要回东北，我就托她把父亲带到北京。时隔近三十年，我已经记不清了，当时我们那里刚建铁路，是没有卧铺车票卖还是我忘记让大刘给补买卧铺了呢？反正当时没有给父亲买到卧铺车票。只记得我把布票和给他带的钱都缝在棉袄的里兜里。我在火车站送父亲上火车，父亲站在车厢里和我说话，他又一次告诉我：“咱们家的那些土地……”他声音颤抖着说：“你妈知道地界……”我看着他张着没牙的嘴，舌头在上下颤动，悲从中来，无以表达。当我丈夫来到他身边时，父亲突然老泪纵横，我揭力控制住没哭，尽管我心里明白，这次送别就是诀别。我有些肌无力感，扶着车厢车门下车和丈夫望着远去的火车，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再也看不到我的爹了，再也看不到他老人家了！不过，看到父亲非常喜欢我丈夫，我心里也有些安慰，这说明他在我这里过得很舒服很惬意。

不久，二姐写信告诉我，父亲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把大便拉在裤子里了。她洗干净给父亲换了新的，让父亲休息几天后，又给父亲买了卧铺回东北。

这次回去，弟弟就在他家外屋北面搭了个小炕，把父亲接回家住了。父亲死后弟媳说：“准是在你们湖北家里睡床凉出病了，老爷子整天尿裤子。”我是医生，我知道那是老年前列腺增生的症状，但父亲从我家走之前没有这样的症状。当时如果我知道他生病，一定会买药寄回去，也许吃药后他会好一些。我估计父亲至死也没有去看过医生，那时农村人有病都很少去治疗，特别是老人，病重了就躺在家里等死。

1982年春节，父亲收到我寄的三十元钱，5月，父亲就离开人世了。我没问过弟弟父亲知道不知道我又寄钱给他，我母亲在我父亲过世后才来看看他，弟弟把我寄的钱给了我母亲。

父亲带着无限的伤感和遗恨离开了人世——迫害他的身体，摧残他的意志，夺去他的土地和财产，他以大半生的沉默来回应。他能有什么办法呢？他能以什么方式抗争呢？他在静默中离去，可是，我的爹能瞑目吗?不能，他死不瞑目！

村里人得知我父亲去世的消息纷纷来家里吊唁，连最没钱的人家也到供销社买点纸在父亲灵前烧一烧。父亲出殡那天，下了百年未见的大雨，侄子们告诉我，雨水都快没到膝盖了，可是村里人照样全体出动送葬。

2006年夏天，女儿陪我回到黑龙江老家克山拜谒父母亲和祖父母的坟地。我们家当年在城里的房子无影无踪，代之为一片密而乱的小房子。

我们到保安乡4 找到了几位还活着的老人，他们对我父亲印象很深，乡亲们说：“王志英是你爹呀？那俺们哪能不知道呢，咱这儿有名的‘老太太官’嘛。”他们对我女儿说：“你姥爷人好，心肠好，像老太太，心软，村里谁家有事儿他都帮。你姥爷那家人待人可好了，厚道，抗活(长工)的在你家都吃饺子……”村里人指着脚下的土地对我们说：“从我脚底下这块儿算起，你往远看，一直到那一溜树，那全是你家里的地。不只这一块儿啊，那边还有呢。”我们眺望着那遥远的“一溜树”，我真算不出到底有多少亩地曾经是我们家里的。我还和女儿去见了乡里的干部，那位乡长热情招待我们，席间他说：“姨，你别难过，我也是大地主的后代，咱们长辈的命运都差不多。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地主家里的后代都起来了。乡里人都说了，人家地主还是地主，现在出息的都是地主的后代，上大学的，能挣钱，还有当官的……”

女儿在旁边说，这叫浴火重生，只要活着，咱们就能站起来。

我想起父亲活着时留给我们的家训：不抽烟、不酗酒、不赌博、不欺骗、不迷信；要勤劳、创造、读书，要仁义、友善、宽容，要帮人。我很欣慰地看到，父亲的家训在子孙后代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写完这篇文章，我坚定要做的一件事——在家乡建个图书舘。我自己的工资有限，我要努力募集些资金回去创建一个《志英书院》，如果我的身体有所不测，寄希望我的子女为我完成这个使命。

王秀玉
2010年8月25日

后序：为了写我父亲的后半生的悲惨遭遇，我方学练打字。这对我是一件难事，因为年龄大，记忆差些，我的口语与标准普通话也不够一致。但是我写出来了，每天用两、三个小时练写，一个月过去了，我的初稿有两万字，这是我能用电脑学习打字的开始，是我生命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我让孩子们给我改改发表，寄托我对父亲的哀思。


注释：
1、这种麻绳是用以结编房底层的树条或高粮杆，俗称“房薄”。
2、我记得应该是1943年父亲去访问过日本，参观了很多地区和工厂。还给我们买回了连衣裙和方型盒装的点心。那时我年龄小，只对吃的记忆深刻。
3、我们家族混血，父亲面貌不像黄种人，但他从未对我们讲过家族血统的历史。
4、即古北区五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