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关装修公司:刘再复：我和李泽厚不否定革命历史合理性

2011年09月14日08:20财新《中国改革》
[导读]刘再复：我和李泽厚先生一再声明，我们并不否定以往革命的道德正义性和历史合理性，只是认为暴力革命并非历史的必由之路，革命并非绝对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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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
一个启蒙者的期待——专访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再复
刘再复：“告别革命”，说到底是告别暴力，即告别那种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以暴力流血推翻现政权的方式。这种告别，执政者本应当是欢迎的。但是，“执政党”如果没有从“革命党”的思维框架里走出来，就会觉得“告别革命”理念否认革命（武装斗争）的合理性。其实，我和李泽厚先生一再声明，我们并不否定以往革命的道德正义性和历史合理性，只是认为暴力革命并非历史的必由之路，革命并非绝对圣物。改良、协商、妥协（不是没有斗争）的方式可能更有益于减少历史前行的代价。固守“革命党”思维框架，自然就不能接受“告别革命”理念。
晚宴上，刘再复展现出惊人的记忆力和敏捷的思维。朋友们提到的故友往事，他总能马上忆起相关的故事。
“有一年我在美国，几个学者朋友找到我，说要反对中国加入WTO，说这是加入殖民国家阵营。‘你要站出来讲话啊，现在大家都在砸玻璃，很激动人心啊！’我说我只关注，不参与政治，后来与李泽厚先生谈起这件事，他说他们是‘典型的书生误国’。”
1985年，刘再复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 《文学评论》主编，此后提出“文学主体论”与“性格组合论”等观念，强调文学应从“人”出发，把性格看为“不仅是行为方式，也包括心理方式、感情方式的总和”，突破了此前长期的意识窠臼。《性格组合论》还被评为1986年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
在那个著名的春夏之交以后，刘再复开始了“漂泊者”的第二人生，在美国定居至今。
上世纪90年代，他与同时去国赴美的李泽厚对谈，出版《告别革命》一书，再度引起轩然大波。
进入21世纪以来，刘再复转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回归古典”，以此对抗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
2011年6月底，刘再复来到上海，参加李泽厚的新书《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座谈会，会后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梳理其几十年来从“反叛”到“回归”的思想变迁。
证明“人等于人”
财新《中国改革》：你曾说过，上世纪80年代最根本的文化意义是重新确立个体生命的价值，请问你认为这种价值是如何确立起来的？
刘再复：这种个体生命价值的确立，包括消极方式与积极方式。消极方式带有历史针对性，即从具体的历史场境出发，以极其鲜明的态度批判“文化大革命”对生命价值的践踏。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是重要的，但“文革”动不动就把人界定为“黑帮”“牛鬼蛇神”“黑五类”“黑九类”， 个体生命不仅是零，而且是负数。我在上世纪80年代写了那么多文章，说了那么多话，只是想证明“1=1”，即“人等于人”。
积极方式，是指上世纪80年代正面地介绍和建构了一些确立个体生命价值的理念。除了重新阐释马克思反对“异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从哲学、文学、艺术学等多重角度评介存在论思潮，从而使萨特、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加缪等人风行一时。存在论的主题正是探讨个体生命如何成为自己的可能性。
财新《中国改革》：那时你刚刚提出“文学主体性”问题，就被视为等同于胡风“主观论”。请问上世纪80年代的人文环境如何，是否并不像今天很多人回忆的那样自由？
刘再复：上世纪80年代的人文环境比较“宽松”，尤其是1987年“反自由化”之前，但是，提出一些突破性的理念还是很有压力的。例如《红旗》杂志就发表了陈涌、姚雪垠的文章，对我展开批判，把我界定为“反马克思主义”。
1986年，我在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全国性研讨会，主题发言中提出“新时期文学批判有余、忏悔不足”的新论点，正式表明“忏悔意识”的理念。即是说，我们过去共同创造了一个错误的时代，有意无意地进入一个“共犯结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只有首先审判自己，才有资格审判时代。没想到，这令一位领导人恼火，他打电话给《人民日报》（因发言稿发表在《人民日报》），严厉批评我的理念，结果《人民日报》不得不立即发表两篇和我商榷的文章。学术商榷永远是必要的，但领导人的愤怒却给我造成政治上的压力。
财新《中国改革》：你曾说过，上世纪80年代时间太仓促，来不及展开，这怎么理解？跟这种政治压力有关吗？
刘再复：上世纪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确有不少新思想、新理念的产生。但是，新理念要具有说服力和长久的生命力，就需要深厚的学术经典来支撑。在西方的启蒙运动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家的理念都形成学术专著，但上世纪80年代仅有的几年时间不足以让思想者坐下来从容地著书立说、建构思想经典。我写《性格组合论》仅有两年多时间，而且这两三年中俗事繁杂，很难沉下心来，我相信多数学人都有时间不够用的苦闷。“五四”时期胡适自省说，他们那一代人是提倡有余，建设不足，恐怕也是感到“太仓促”。我曾认为，“五四”启蒙者缺少建构现代思想经典的意识，现在应补充说，即使有此意识，也未必有可供建构的时间。
财新《中国改革》：你认为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尽了一个思想者的责任”，但这也导致你后半生的漂泊。如果当时能预料到这种情况，还会如此活跃和“反叛”吗？
刘再复：如果没有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一些被视为“异端”的理念，我可能就不会有漂泊的第二人生，这一因果是个事实。但是，对于人生，我只追求丰富，并不求功名与平稳。正因为这样，我才特别喜欢乔伊斯所说的，“漂流是我的美学。”在此心态下，我可以明白地回答：即使当时能意料后半生的轨迹，80年代我还是会如此坦然。我还想补充一句话：思想者把思想自由视为最高价值，漂泊让我赢得思想自由和表述自由，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能预料到可以赢得这一幸运，那么我的思想将更加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