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捞仔的孩子:《长亭送别》相关资料: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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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亭送别》相关资料: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西厢记》语言艺术上的一个突出成绩就是无论写景、抒情、达意,都能给人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和意境。就拿抒情来说,当一种感情需要表露时,怎样才能把这种抽象的感情写得生动感人,首先只能借助于形象化的语言。尤其是诗词曲,抒情的成分重,既需要语言的高度浓缩精练,又要求有感染力,取得读者的共鸣,语言不形象,就很难达到预期目的。……语言的形象性大多来自对外界景物的比喻和联想,因此写景与抒情在古诗词中往往是一码事,写景是为了抒情,抒情必须借助于景物描写才能给人以具体感受。《西厢记》在这方面是很擅长的。
(王文)
《西厢记》之所以有那么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原因之一是:它的作者不仅善于从人物与人物的关系中描写人物,而且善于从特征性的生活氛围中描写人物。这样,他就引我们进入具体的生活中,使我们不仅看到一些人物,而且看到那些人物在什么环境中存在与活动,看到人物周围有什么样的景物以及那些人物对那些景物有着什么样的感受。
(霍松林《西厢述评》,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这一折开头一曲《正宫·端正好》,即以疏淡几笔,描绘了一幅动人的长亭送别图:碧云密布,黄花遍地,西风凄紧,北雁南归……作者如椽之笔,由头顶之天至脚下之地,从耳边之风到眼中之归雁,大块设色,融情于景,只捕捉几样形象,稍加点染,就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历来十分脍炙人口。清代梁廷楠《曲话》卷五云:“世传实甫作《西厢记》,至‘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构思甚苦,思竭扑地,遂死。”曲坛上这一逸闻,正好说明作者呕心沥血之苦,不是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真是无风雨无以丽其姿,无严霜无以煊其色!可以说是剧曲中一首“秋思之祖”。
(吴文)
《送别》一折,历来被誉为写离愁别恨的绝唱。把它作为描写艺术的典范篇章,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的情、景描写真正达到“交融”的高度。写景成为抒情的重要手段,这一折最为突出。这里试举他(金圣叹)对《送别》中“马儿的行,车儿快快的随”(金本改为:“马儿慢慢行,车儿快快随”)两句的分析为例,他赞这两句是真正妙文,是从莺莺惜别的心理描绘的:
若又马儿快快行,车儿慢慢随,则中间乃自隔绝,不得多作相守也。即马儿慢慢行,车儿慢慢随,或马儿快快行,车儿快快随,亦不成其为相守也。必也,马儿则慢慢行,车儿则快快随,车儿既快快随,马儿仍慢慢行,于是车在马右,马在车左,男左女右,比肩并坐,疏林挂日,更不复夜,千秋万岁,永在长亭。此真小儿女又稚小,又苦恼,又聪明,又憨痴。一片的微细心地,不知作者如何写出来也。
这段话倒可说是把“情景交融”的境界剖析入微。马儿慢慢行,车儿快快随是景,而实际抒发的却是莺莺那种不忍遽别,虽一时半刻的厮守也不肯放弃的惜别深情。是先有这样的情,才有那样的景,如“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在离人眼里,霜林之所以醉,是由惜别的血泪染红的一样,使人很难说清何者是景,何者是情,二者交融为一了。余如【一煞】【收尾】中“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莺莺怅然痴立,目送张生转山坡,出疏林,于烟霭残照之中扬鞭远去的形象,真像放电影似的层次分明,资人想像,很生动地传达出莺莺送别张生那种凄怆悲苦的眷恋之情。古人说一切景语都是情语,就因为感情本身没有形象,必须借助外部景物,用形象化的语言表达,才能成为具体可感的东西。细看《送别》一折,从头到尾不过写莺莺送别一件事,莺莺惜别一种情,但是读来不腻味厌烦,反而为那种浓郁的画意诗情所感染,这难道不是由于语言构成的形象、意境在起作用吗!
(王文)
戏总要写情,它是以情感人的,没有无情之戏。但写情而能“沁人心脾”者甚少,往往动情之语,并不动情。原因之一,常由于作者刻意写情,却忘了环境,情与境离,这就失去了生活的具体性和真实感,未免流于浮泛。
人的喜怒哀乐,无不是在特定环境中展现的。触境生情,因情见境,客观生活存在着情境交辉的辩证关系。戏剧怎能离境写情呢?“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写的是离情难舍,寸阴可贵,希望树梢“挂住”残阳不落,分明是写情,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斜阳挂树、暮色苍然的景色。这是情中见景。反之,“九曲风涛何处显”一曲,全是写景,但从“只疑是银河落九天;渊泉,云外悬”的黄河雄伟景象中,却显露出张生的奔放热情和品格度量。这又是景中见情。金圣叹批道,“借黄河之快比张生之品量”,景不但能传情,还能象征人的品量,可谓知音。总之,情因景生,境由情现,千万不要割裂。戏曲中好多写景、写情的浮词,依我看,主要是情与境离的结果。
《西厢记》是古典戏曲中情境交辉的最好的典范,尤以《长亭送别》为最。
这出戏主要是写莺莺和张生的离情别绪,并无奇特情节,倘遇低手,完全可能写成陈套。但王实甫却能别出新意,一扫浮词,写得充满诗情画意,楚楚动人。这与他紧握情境相生的艺术原则,深入细腻地雕绘崔、张离别的委婉之于局部的此时此地之境,以及与此相应的此时此地之情。情随境迁,境因情异。这样他笔下的情境就表现出异常的具体性和真实感。这是《西厢记》现实主义的最可贵的表现。它把莺莺的离愁别情放在四种不同的环境中作了境异情殊的描写。开始,写莺莺乘车去长亭,这是途中之境,那么莺莺的离情就寄寓在途中景色之中,借途中之景,传莺莺之情。她眼中的枫林红叶是离人的泪血,垂柳长条是拴征马的缰绳,碧云、黄花、西风、归雁、车儿、马儿,凡途中景物,无一不是传情寄恨的标记。这是特定的途中之境与莺莺之情的合一,不可挪移他处。下面是长亭离筵,环境一变,情随境转,杯盘酒菜,都供传情,“将来的酒共食,尝着似土和泥”,“暖溶溶的玉醅,白泠泠似水”。酒席间最使她关情的当然是张生。但这是离筵上的张生,不同于西厢之境。他内心难受,但又要矜持,因为女婿的悲感之情是不能当着丈母娘的面过分流露的。他的感情表达方式,是被离筵这个特定环境所决定的。作者用细腻传神之笔,从莺莺的眼睛里写出张生的委曲难言之情:“我见他阁泪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猛然见了把头低,长吁气,推整素罗衣。”两人席间,偶然目光一碰,发觉张生暗暗流泪,又怕被人看出,赶快低下头,装着整衣的样子。这种细腻隐微的情绪,正是离筵特定之境与张生之情的合一,也是不可挪移他处的。再下,曲终人散,只剩他俩和红娘,境又一变。只有在四顾无人之境,她才可以向张生倾诉私情,“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只怕你‘停妻再娶妻’”,“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说得多么一往情深!有此境方有此情,作者一刻也没忘记情与境的关系。最后,张生远去,独留莺莺,人远山遥,含情凝望,“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她极目寻找张生远去的影像,偶然见征马又在残阳里闪现了一下,随即隐没在群山暮霭之中,留下的是一片阒寂。此又一境,又一情。景随人远,情随恨长,情境关合,丝丝入扣。
统观《长亭送别》的秋境离情,就是由上述四种不同的情境结合而成的。这种不同是统一在全篇总的色调之中的,是同中之异,也是异中之同。
还必须注意,无论写景写情,《长亭送别》的语言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艺术语言,不是随意从生活中俯拾来的,是作者心血的结晶。这也是达到情境交融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拿莺莺唱的第一曲为例:“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全篇句句是景,只一“泪”字是情。但一个“泪”字,就使全篇景物都闪耀出别离的泪光,它们都成了传情之物。这是多么精湛的语言技巧!画龙点睛,睛只一点,这个“泪”字就相当那个睛,着墨不多,却倾注了作家全部心血。若无“百炼成字,千炼成句”的精神,是不足以谈情境交融的。
《长亭送别》是一首真挚的抒情诗,是一幅淡雅的水墨画,是一支撩人心弦的离歌。它给人以深沉的美感享受,即使在中国优秀的古典戏曲中,如此凄艳感人的作品也是少见的。它的成就决不限于情境交辉,但我突出地感到它这方面的成就,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因为在我们的戏曲编剧中情与境离的现象太普遍了。人们习惯于讲情景交融,却忽略了景是境的一种形态,离境而写景,是不会有真正的情景交融的,所以我以“情境交辉”名题,以示呼吁。
(祝肇年《情境交辉──读〈西厢记·长亭送别〉随感》,《陕西戏剧》198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