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成毛泽东接班人后为何“不想干这种角色”？

2011年09月05日 17:30
来源：党史博览 作者：张聿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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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林彪之所以“不想干”，并不是说他没有权力欲，没有个人野心。或许在他看来，这种角色只不过是“附庸”和“陪衬”而已，毫无实际意义。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04年04期 作者：张聿温 原题为：“文革”中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与裂痕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并非时时处处都和毛泽东的认识完全一致，也非时时处处都耍了两面派，他们的分歧有一个酝酿和发展的过程。

林彪关于“政变”的讲话令毛泽东担心和忧虑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未到会，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在5月16日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5月18日，林彪发表了长篇讲话。林彪在讲话中，除继续宣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外，还列举了古今中外各种政变的例子，制造中央有人要搞反革命政变的恐怖，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政变经”。

林彪说道：“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六十一次政变，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这个统计是在加纳、印尼、叙利亚政变之前。六年中间，每年平均十一次。”随后，他又列举了中国历史上十几个朝代政变的例子，有儿子杀老子的，有兄弟相残的。他说：“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

在作这篇讲话时，林彪没有忘记赞颂毛泽东。他搜罗了一些美好的词句，宣扬毛泽东的天才和伟大。

林彪的这篇讲话稿送到毛泽东面前后，毛泽东表示了某种程度的保留，这体现在1966年7月8日他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写道：“我的朋友？穴指林彪？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此时的毛泽东，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其头脑仍然保持了相当程度的清醒。相对而言，他对林彪是信任的，但他对林彪的某些提法和做法，确实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并且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警觉。在他看来，林彪是为了打彭？穴真？雪罗？穴瑞卿？雪陆？穴定一？雪杨？穴尚昆？雪之“鬼”，才借助他这个“钟馗”，林彪是在利用他。在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曾对胡志明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他特别叮嘱胡志明说：“我劝你，你们的人是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

毛泽东同胡志明的谈话和给江青的信，用薄一波的话说是“意味深长”的，“看来他当时对自己选的接班人也并不那么自信”。

林彪成为无可争议的接班人后，却“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由毛泽东主持。会议的气氛很紧张，在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批判之后，会议临时增加了一个议程，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由党的中央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改组，可以说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的地位升为第二位，刘少奇则由第二位降为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主席和副主席，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原来的副主席职务，以后不再提及，而林彪原来的副主席职务却照提不误。

林彪原来是请了病假不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当时他在大连休养。在全会日程延长之后，毛泽东要汪东兴给林彪打电话，让林彪参加下一步的会议。林彪于8月6日到了北京。由于天气热，汪东兴安排他住进有空调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林彪一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就赶来看望，和他谈事。会后，林彪取代了刘少奇。毛泽东选择林彪表明：尽管毛泽东对林彪不那么自信和满意，但他对林彪总的来说还是放心的，或者可以理解为形势使然，或者很可能是一种权宜和过渡。

毫无疑问，八届十一中全会确立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这对于林彪来说，情况显得有些突然。

此时，党内并非没有不同意见，比如陈毅就对林彪当接班人不满。他认为要选接班人，应当是周恩来。大概针对林彪并不完全服众的情况，1967年9月24日，毛泽东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在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开的党的九大上，林彪当选为唯一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地位写进了党章。

林彪被选为接班人后，据他的卫士长李文普说，林彪“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李文普是跟随林彪多年、深得林彪信任的警卫，在私下的谈话中，林彪没有必要同他说假话。“不想干这种角色”很可能是林彪的真实想法。

林彪之所以“不想干”，并不是说他没有权力欲，没有个人野心。或许在他看来，这种角色只不过是“附庸”和“陪衬”而已，毫无实际意义。就权力而言，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并没有多少实权：他在党内的职务是副主席，但党权方面有毛泽东把关；他在政府的职务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但行政权力却受周恩来制约；尽管他受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军权却被毛泽东牢牢控制。这样看来，“接班人”只是名义上的东西，林彪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权力的回旋余地。难怪后来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叶群发牢骚说：“林彪多少年了，不就是个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嘛！”

林彪鼓吹毛泽东是天才。毛泽东说：“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

从1965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到1969年党的九大，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总的说来是融洽的，他们两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基本是一致的，至少没有公开发生过“顶牛”现象。然而到九大，事情慢慢起了变化。在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了。

毛泽东决定让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报告不要事先写出稿子，口头讲，然后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对外发表，就摘用记录稿。林彪提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正式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小组给写个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会那样，他另作一个口头报告。但对外发表，还是以中央正式通过的稿子为准。毛泽东同意了，决定由林彪负责，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组成起草小组。

然而，在起草政治报告的过程中，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了分歧。陈伯达不愿意和张、姚合作，自己关起门来单干。张、姚则在康生、江青的支持下，另外起草了一个稿子。在讨论张、姚的稿子时，陈伯达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陈伯达的意见其实是林彪的意见。陈伯达的意见激怒了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批评陈伯达按照林彪意见撰写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而毛泽东最终采用了张、姚的稿子，并作了多次修改。不但如此，毛泽东还严厉指责陈伯达“脚踏两只船”，意思是陈伯达在他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搞政治投机。

林彪当然也不肯轻易让步，他对毛泽东肯定的政治报告根本不看，没好气地批了一句：“不掠他人之美。”他只是在九大上念了一遍，敷衍了事。甚至他在会前说过这样的话：“念错的越多越好。”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最早出现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林彪在1966年12月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照抄了这三个副词，他上来就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1967年由陈伯达、姚文元执笔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多处用“天才地”这一副词。此文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可用”。

可是，到1968年，情况有了变化。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党章草案时，毛泽东两次提出删去草案中出现的三个副词。当时有人报告毛泽东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不写不好吧。

毛泽东说，党的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因此，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九大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都没有再用这三个副词。1970年讨论修改宪法时，为写不写这三个副词，吴法宪和张春桥发生了尖锐冲突，吴法宪还拍了桌子。吴法宪将此情况报告了林彪，得到林彪的支持。吴法宪还得到了陈伯达的支持。然而，毛泽东却是支持张春桥的。

1966年7月5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的一份文稿上，作出了关于不要用“顶峰”，“最高指示”，“最高、最活”一类语言的批示。毛泽东所不同意的这些语言，恰是林彪自鸣得意的创造。早在1959年9月至10月，林彪就在全军干部会议上大讲“顶峰论”，他说：“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以后，林彪在多种场合反复讲，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1967年，毛泽东对林彪“发明”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四个伟大”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表示不满。他在上海指着报纸上林彪题写的“四个伟大”问身边人：“谁封我四个官呀？”“什么永远健康，难道有不死的人吗？”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毫不掩饰地说，“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林彪似乎并不在乎毛泽东的反对。1970年8月23日，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他抢先讲话，其中不但重申了三个副词，还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本是林彪得到信任，威望提高的重要原因。然而，在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上，毛泽东的思想却是变化的。他一方面说过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但同时，他又有多次不同意对自己过分吹捧。这一点在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得十分明白：“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

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和后来的南巡谈话中，毛泽东改变了态度，否认自己是天才。他说：“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

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与林彪在外交、战争等问题上发生了根本性分歧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面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攻势，毛泽东感到腹背受敌对中国不利，便考虑进行外交战略的调整。他首先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四位老帅研究国际战略格局，向中央提出战略性建议。

四位老帅向中央提交的报告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苏美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苏美矛盾比较集中在欧洲和中东，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四位老帅建议：应从战略上利用苏美矛盾，举行中美高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

老帅们的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他接受了老帅们的建议，决定调整我国的外交战略，采取了两项决策：一是同意苏联总理柯西金同周恩来9月11日在北京首都机场会晤，促成了10月20日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把中苏关系从战争边缘拉了回来；二是利用尼克松刚刚上台的时机，先是在天安门上接见延安时期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后又开展乒乓外交，同意安排尼克松访华，希望尽快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对于毛泽东的这两项决策，林彪均持不同意见。他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要与苏联对抗到底。

几十年领导和指挥军队的经历，使毛泽东对军队问题异常重视。九大期间，他特别指出：军队，我不相信就那么太平无事。那么太平吗？太平只能太平一个时候。此后不久，有两件事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

第一件是林彪先斩后奏，向全军发布“紧急指示”，即“第一个号令”。“九一三”事件后，“第一个号令”被说成是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的，“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或“反革命政变的预演”。从“九一三”事件发生多年后陆续披露出来的材料看，“第一个号令”的发布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上述说法未免失之偏颇。

除开“第一个号令”之外，“缔造”与“指挥”之争也大大刺激了毛泽东，引起了毛泽东对林彪的怀疑。1970年7月，在起草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时，有人对两种提法发生了激烈争论。一种提法是“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缔造和指挥的”，另一种提法是“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指挥的”。7月2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黄永胜谈话，明确指出：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

然而，“两报一刊”刊出的社论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概括，仍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1971年毛泽东南巡中，多次提到两种意见的争论，他认为关于军队的缔造者与指挥者的争论，关键在于指挥权的归属。他一针见血地说：“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中共九大上，毛泽东突然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慌忙无比，连连摆手推辞

1970年3月6日，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他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他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中央政治局成立了宪法修改小组，组长是康生，成员有陈伯达、张春桥、纪登奎、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在宪法修改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康生、张春桥提出宪法只搞三十条至五十条；人大常委会只设主任委员，不设委员长；不设国家主席；并且还要把“四大”、罢工写进宪法。

会后，吴法宪立即打电话向北戴河的叶群报告了情况，叶群立即报告了林彪。林彪很生气地说：“不要听康生的！你们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设委员长！宪法条文也不能少。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要坚持毛主席是全军当然的统帅！”

林彪继续说：“我们是个大党大国，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不设国家主席能行吗？设国家主席名正言顺嘛！世界各国宪法都是有元首的，我们国家为什么不能有元首？毛主席是我们当然的国家主席，为什么我国宪法不设国家主席呢？”叶群把林彪的原话，传达给参加宪法修改小组的吴法宪、李作鹏，交代他们：“林彪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这是最重要的一条，你们无论如何要坚持，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你们可不能松口啊！”

4月11日，林彪提出了设立国家主席的三条意见。他的秘书是这样记录的：“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职务。”

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会不知道。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公开发表声明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国家主席，仅担负繁重的迎来送往的外交礼仪这一项，以毛泽东的年龄、体力、精力就吃不消。林彪的意见，显然没有从毛泽东这边出发。

4月12日，当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建议时，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其中包括周恩来。对于周恩来和政治局多数成员来说，设不设国家主席，只是个形式问题——因为无论毛泽东是否担任国家主席，他的最高权威地位都是无可置疑的。当然，这件事最后还要报毛泽东决定。然而，当政治局讨论情况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后，毛泽东当天就断然批示道：“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但林彪却对设国家主席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固执。在毛泽东两次告诫他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之后，5月中旬，他仍然对吴法宪说，他主张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儿，名不正言不顺。他要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修改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关于林彪极力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真正动机，叶群后来在同吴法宪谈话时，一语捅破了窗户纸。她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从1970年3月到8月，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代表林彪意见的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在中央的多次会议上，同代表毛泽东意见的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闹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

毛泽东关于解决接班人的问题提出较早。1954年，他就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他退居二线，锻炼相对年轻的同志。九大期间，毛泽东曾经制造了一个戏剧性场面。在推举大会主席时，毛泽东撇开事先的安排，突然说：“我推荐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毫无准备，立即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随即提出更新的建议：“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慌乱无比，连连摆手推辞。虽然毛泽东继续担任了大会主席，但他这一极其特殊的举动，在林彪心中产生了复杂而微妙的影响。

林彪对权力的追求是很强烈的。打倒刘少奇，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整倒了一度取代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并逐渐把权力集中到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大金刚”手里。他并不是不想当接班人，他只是不愿意当“傀儡”、“摆设”罢了。最令他忧虑、令他感到威胁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是张春桥。

邓小平虽然被称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但他同刘少奇不同，始终没有被彻底打倒。林彪也想彻底打倒邓小平，在1966年秋的一次会议上，他曾逼邓小平当场交权。就接班人而言，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里面，除刘少奇外，邓小平是林彪的最大威胁。邓小平是总书记，有战功，年龄仅比林彪大3岁，身体却比林彪好得多。并且自八大以来一直在一线工作，10年间威望、影响自然不可低估。

但相比之下，对林彪最现实、最严重的威胁是张春桥。党的九大期间，毛泽东就接班人问题与林彪谈过话。林立果对人说过这样一个情节：有一次，毛泽东问林彪，总理年龄大了，你考虑过他的接班人没有？林彪说没有。毛泽东说，你看小张？穴即张春桥？雪怎么样？当时林彪一听此话，什么也没说，调头就走。

张春桥比林彪年轻10岁，正红得发紫，是名副其实的“少壮派”。毛泽东既然属意于他，显然对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十分不利。

张春桥深得毛泽东赏识。即使有人反映张春桥有历史问题，是叛徒，毛泽东也未在意，甚至予以保护。林彪也掌握了张春桥是叛徒的材料。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时，林彪、叶群把林立果悄悄带上庐山，林立果让上海的亲信带上了张春桥是叛徒的材料，准备在会上把张春桥揪出来。后来由于风云突变，林彪见时机不成熟，这才暂时作罢。

林彪还不能不把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同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作比较，他发现自己根本不如刘少奇。刘少奇还做了国家主席，当过国家元首，并且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决意不设国家主席，他自己不干，也打定主意不让林彪干，林彪很可能戴着个“接班人”的高帽子永远接不了班，一“副”到底。这里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林彪和毛泽东的分歧日益增多，林彪担心毛泽东更换接班人；另一个是林彪的身体远不如毛泽东，怕“熬”不过毛泽东。叶群曾经说过，九大以后，“在苏州，他转氨酶高，我们俩人都哭了。他哭政治上的，我哭主要是政治上的，加上责任上的”。叶群还说，林彪的身体“和毛主席相比，差得很远，拖不过毛主席”。

林彪由对自己未来政治地位的前途未卜、惶惶不安而对毛泽东产生的怨恨，是可想而知的，由此也一步步走向了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