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成毛泽东接班人后为何“不想干这种角色”？

2011年08月30日 07:59
来源：党史博览 作者：张聿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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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原来是请了病假不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当时他在大连休养。在全会日程延长之后，毛泽东要汪东兴给林彪打电话，让林彪参加下一步的会议。林彪于8月6日到了北京。由于天气热，汪东兴安排他住进有空调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林彪一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就赶来看望，和他谈事。会后，林彪取代了刘少奇。毛泽东选择林彪表明：尽管毛泽东对林彪不那么自信和满意，但他对林彪总的来说还是放心的，或者可以理解为形势使然，或者很可能是一种权宜和过渡。

毫无疑问，八届十一中全会确立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这对于林彪来说，情况显得有些突然。

此时，党内并非没有不同意见，比如陈毅就对林彪当接班人不满。他认为要选接班人，应当是周恩来。大概针对林彪并不完全服众的情况，1967年9月24日，毛泽东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在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开的党的九大上，林彪当选为唯一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地位写进了党章。

林彪被选为接班人后，据他的卫士长李文普说，林彪“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李文普是跟随林彪多年、深得林彪信任的警卫，在私下的谈话中，林彪没有必要同他说假话。“不想干这种角色”很可能是林彪的真实想法。

林彪之所以“不想干”，并不是说他没有权力欲，没有个人野心。或许在他看来，这种角色只不过是“附庸”和“陪衬”而已，毫无实际意义。就权力而言，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并没有多少实权：他在党内的职务是副主席，但党权方面有毛泽东把关；他在政府的职务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但行政权力却受周恩来制约；尽管他受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军权却被毛泽东牢牢控制。这样看来，“接班人”只是名义上的东西，林彪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权力的回旋余地。难怪后来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叶群发牢骚说：“林彪多少年了，不就是个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嘛！”

林彪鼓吹毛泽东是天才。毛泽东说：“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

从1965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到1969年党的九大，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总的说来是融洽的，他们两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基本是一致的，至少没有公开发生过“顶牛”现象。然而到九大，事情慢慢起了变化。在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了。

毛泽东决定让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报告不要事先写出稿子，口头讲，然后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对外发表，就摘用记录稿。林彪提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正式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小组给写个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会那样，他另作一个口头报告。但对外发表，还是以中央正式通过的稿子为准。毛泽东同意了，决定由林彪负责，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组成起草小组。

然而，在起草政治报告的过程中，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了分歧。陈伯达不愿意和张、姚合作，自己关起门来单干。张、姚则在康生、江青的支持下，另外起草了一个稿子。在讨论张、姚的稿子时，陈伯达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陈伯达的意见其实是林彪的意见。陈伯达的意见激怒了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批评陈伯达按照林彪意见撰写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而毛泽东最终采用了张、姚的稿子，并作了多次修改。不但如此，毛泽东还严厉指责陈伯达“脚踏两只船”，意思是陈伯达在他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搞政治投机。

林彪当然也不肯轻易让步，他对毛泽东肯定的政治报告根本不看，没好气地批了一句：“不掠他人之美。”他只是在九大上念了一遍，敷衍了事。甚至他在会前说过这样的话：“念错的越多越好。”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最早出现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林彪在1966年12月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照抄了这三个副词，他上来就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1967年由陈伯达、姚文元执笔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多处用“天才地”这一副词。此文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可用”。

可是，到1968年，情况有了变化。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党章草案时，毛泽东两次提出删去草案中出现的三个副词。当时有人报告毛泽东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不写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