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之后的美国与世界

从911到全球金融危机

《21世纪》：911对美国经济和世界格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向松祚： 911在美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影响深远的事件，次贷危机、美债危机，都和它有非常直接的联系。2001年，美国还没有从互联网泡沫破灭的阴影走出来，911袭击后，美国民众的情绪更加悲观，为提振经济，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决定采取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从2002年年初到2003年的年中，美联储基准利率一直维持在1%的水平，直接催生了房地产泡沫，导致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又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美国实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后，很多国家也纷纷采取低利率政策，造成全球范围内的严重后果。从2001年、2002年开始，美国、英国、西班牙、爱尔兰等国相继出现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同时，低利率让全球很多金融机构有条件去进行高杠杆的经营和投机活动。所以，911之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深刻的影响了过去十年全球经济的走向，直接导致了各国的资产价格泡沫、金融机构的高杠杆投机行为，以及泡沫破灭之后的危机。

在财政政策方面，911对美国的影响更为深远。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财政是有盈余的。1998年，美国财政盈余达到GDP的1%，而当时的公共债务规模只有GDP的35%。小布什上台之后，美国财政状况迅速恶化，债务规模急剧上升，每年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直接开支达到2500亿，还有其他方面的相关开支。到布什两个任期结束时，美国财政赤字已经达到GDP的3.5%，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从35%上升到70%。奥巴马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一方面军费开支下不来，另一方面需要扩大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导致2009年至2011年，美国财政赤字都超过万亿，甚至超过GDP的10%。

911之后，美国国内的反恐开支成倍增加。反恐对人们的心理和日常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所造成的隐性开支是难以估量的。比如安检设备的广泛铺设、频繁的恐怖袭击预警等，都提高了居民和企业的生活和生产成本。同时，美国的移民政策收紧、签证管理也更为严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和国家战略。

陆磊：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即当全球经济进入一个紧缩期或下行期的时候，在宏观经济政策缺乏一定效果的情况下，往往会伴随着世界政治和军事格局的动荡。通过反恐战争相应的支出，延续此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经济发展，掩盖了实体经济的矛盾，其对美国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使得它的债务支出越来越高。同时，也使得原本会发生的经济衰退，通过国家开支相对延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视线，将2001年前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延后到了2008年。

我认为，反恐战争使得美国的国际经济、政治地位进一步强化而非弱化，因为它强调了自己在反恐战争中的价值观，反恐是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体系，谁都可以反恐，这就强化了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领袖地位。

由于美国要以发债的方式解决反恐支出增加的问题，在国际上就形成了一个债权国和债务国的关系，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债务国和以中国为主的债权国，这两个国家各自承担了不同的职能后，非常有趣地造成了国际经济格局中生产国和消费国的泾渭分明。正因为如此，美国强化了此后美元的汇率问题，美国货币政策对于全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第二大经济体是债权国，而第一大经济体在发钞的时候，就会影响到债权的市场价值。所以，我们看到，当美国的经济政策发生相应变化时，一定会比以往更加加剧全球经济的波动，这个波动可能是增长，也可能是下降。当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形成通货膨胀时，中国由于美元储备市值的变化，形成应激反应，这一反应是继续增持美元债券来稳定汇率，从而稳定外汇储备。

美国衰退？

《21世纪》：您是否同意这样的判断：911事件是美国经济和国际地位衰退的起点？

陆磊：衰退倒是谈不上，若说衰退，一定要有比较，即其它经济体是否崛起、取代它原有的位置？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其它经济体的衰退比美国更加严峻。1999年是欧元起步期，当时的一个判断是欧洲经济崛起使得世界经济更加多元化，经济格局更加清晰；日本的衰退也正好是1991-2001年，被称为失落的十年，而从2001-2011年又进入到失落的20年；俄罗斯国际地位的衰退可能更加明显一些，实际上苏联解体以后，一直没有恢复到它原来的地位。从这段时间来看，美国可能仍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经济和政治的领头羊，这一点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是我对过去十年的一个评价。

但毫无疑问，一些新兴市场在崛起，主要以中国为代表；但以中国为代表的崛起和当年日本的崛起、及此后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它们的量级有一定的相似性，特别是日本在战后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中国也已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日本形成了一种替代关系。因此，老大的地位未变，第二名之后的经济体却在重新洗牌，这恰恰是911之后我们观察到的一个情况。

其次，美国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产业结构和经济政策层面的影响力，从1990年代到2001年之间一直是独一无二的，而在2001年之后呈现出一个逐步弱化的趋势。即美国老大的地位未变，但老大的影响力，或者说和第二名之间的差距，及在全球层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可能在弱化。其中一个标志就是1990年代兴起的IT技术革命，主要以美国硅谷为代表；而2001年纳斯达克泡沫破裂之后，恰恰也是911发生的那一年，时至今日，全球似乎缺乏一个具有领袖地位的产业体系。这个产业体系将会在哪里产生，目前还不是非常确定，但我个人以为，发生在新兴市场的可能性比较低，以中国为代表的产业引领的可能性也比较低。

向松祚：美国的经济模式，可以称为“华尔街模式”或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即利用发达的金融市场来配置资源。华尔街模式有其独特的优势，它是市场机制的最高表现形式。美国从1789年建国，到1900年时就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只经过了100多年的时间。1900年时，美国的GDP比二、三、四名的总和还大。今天情况仍是如此，美国GDP的绝对规模也比处于二、三、四位——中国、日本、德国的总和还大。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是推动美国经济的核心力量。这一点在911之后也没有变。所以我们绝不能轻易的下判断，认为美国已经衰落了。

格林斯潘在回忆录里提到，美国最核心的优势是制度，而宪法是美国制度的核心，其他的法律制度是在宪法框架下派生出来的。911之后，美国的国家制度没有改变，华尔街模式仍有生命力。尽管现在美国陷入危机，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信用级别被下调，但是美元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进一步强化，这是我们必须重视的。

美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制度、教育、科技、金融。制度是根本，教育是基础，科技是先导，金融是手段。911尽管对美国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模式，美国仍会沿着金融资本主义这个模式走下去。在全球分工的框架下，美国的产业还将继续向海外转移。美国只需要掌握几个关键领域：金融、教育、科技、品牌、设计等，就能够站在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再加上美国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能够在全球配置资源，美国的优势还将持续。

美国走出危机的路径

《21世纪》：此次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结构的哪些深层次问题？您认为美国走出危机的可能路径是什么？

向松祚：我们首先要承认，经济运行是周期性的，无论采用哪种经济制度，任何经济体都是如此。美国经济的恢复是需要一定时间，我个人判断至少要到2015年才能好转。目前采取的量化宽松、财政刺激等政策，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政府不是万能的，并不能够通过政策干预来逆转或抹平经济周期。然而当政者必须要有所作为，否则选民就会投反对票。打一个形象的比方，现代医学证明，人得了感冒需要七天康复，吃药也得七天，不吃药也得七天。刺激政策就好比感冒药，看上去能够刺激经济，但会产生副作用，对经济造成伤害。财政政策虽然能够暂时起到刺激作用，但也是对未来资源的一种透支。

美国要真正走出现在的困境，必须进行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美国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安排要更加开放，尤其在高科技产品、技术市场，要更多对中国等海外资本进行开放。相应的，移民政策也要更加开放。同时，美国正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清洁能源、生物科技、航空航天、互联网等领域，进行一系列技术创新，培养新的竞争力，这当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形成大规模产业。

陆磊：美国的经济结构有它的特殊性，调结构是很难的，就像中国很难从一个生产国变成真正的内需拉动国一样。所以，指出它的结构性缺陷或深层次问题容易，但改变很难。与其不咸不淡地指出美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如探讨它的生命力到底有多强？客观地观察，我认为美国的生命力依然很强。在它的经济结构中，次贷危机也好、债务危机也好，肯定暴露出一些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经济衰退造成了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但这恰恰说明了美国这样一种引领形势没有根本改变，全球对于美国经济的依赖性是非常强的，反过来说明它的竞争力依然非常强。

次贷危机和美债危机确实暴露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哪里？当经济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产业竞争力下降时，我们似乎只能依靠凯恩斯主义来拉动经济增长。次贷危机暴露出美国经济中最关键的问题，即缺乏引领全球的经济增长点，而负债又过高。

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美国的社会体制是比较成熟的，而这又意味着相对中低层老百姓是得到充分保护的。它的竞争力靠什么？少数精英。无论是之前美国哈佛、麻省所在的大波士顿区的剑桥，还是现在以斯坦福为代表的硅谷，都是靠少数大学、科研机构、PE和VC，金融资本结合科技创新所形成的一种比较强的产出能力和利润获取能力，来养活大多数老百姓的。这种模式到底对不对，不好说。而中国的问题可能是过于新古典主义了，即在微观上，大量的人通过自己的能力、辛劳获得相应收入，回过头才发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我们缺乏的正是美国这样的补偿机制。

那么，我们在等待什么？等待美国的科技精英和资本精英，这两种要素的配置再次找到完美的融合点，而不再把过剩的资本配置于那些看起来不太能获得产出的领域，包括扩张性财政政策、反恐战争，实际上都是只能维持支出，不能获得收益的领域。从需求管理到供给学派，这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演变，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我们在等待美国寻找到引领全球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果它找不到，其它国家找到了，美国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走出危机。按照通常情况看，从2008年开始，美国最快也需要4-5年时间，即到2012年底或2013年才能真正走出衰退，理由是它的金融不良资产的处置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若其它经济体崛起，而美国又没有找到有效的增长点，那么即使走出衰退，它还将在低位徘徊较长的时间；除非它能够再度像当年的IT技术和生物技术革命那样，引领全球走向一个新的繁荣。

新格局下的中国道路

《21世纪》：今年也是中国加入WTO十周年，在这十年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进程？面对国际格局的转变，中国如何应对？

陆磊：对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所做的贡献，不要寄希望过高。中国参与了全球化，但新兴市场国家往往经济管制程度过高，麻烦也随之产生：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可以在世界上出售更多的产品，有了收益；但中国的微观基础层面并没有做出恰如其分的改变，如对产权的尊重、对民营经济地位的进一步明确等。所以，把国家作为一个体系来看，中国获得超额利润时，就产生了一个分配问题。由于微观层面未改革，使得财政收入增幅远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更为不幸的是由于发生危机，一般老百姓往往会把拯救危机当作政府的一个必要职能，从而形成大量的支出，如“铁、公、基”项目。

表面的收入上升，可能掩盖日益强化的结构性矛盾，这种发展模式在未来是不可持续的。即便中国排名第二，对于全球经济欣欣向荣的可持续发展，及体制更加健康的发展格局，并未起恰如其分的作用。我们在财务上买单，并不意味着在未来的竞争格局上能够引领全球经济。除非我们能在若干体制创新，包括现代企业制度、资本市场、股票市场上发生巨大的改变，在市场结构层面有所贡献，而不是在经济体量上发生相应的变化。历史上曾经体量比较大的经济体如前苏联、曾经的日本，正是由于未在上述两个层面上给世界经济带来真实的贡献，其领导地位才会逐步衰落。因此，理论界和政策界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向松祚：各国经济的发展原本就是此起彼落的过程。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后，GDP约占世界经济的60%，工业产值甚至占到全球总量的75%。日本、欧洲经济恢复后，美国的比重下降，现在只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3%。从2000年开始，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全球经济的贡献首次超越发达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新兴市场国家仍会维持增长趋势。在全球产业重组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仍将存在。未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会逐步缩小，各国的经济水平将会逐渐趋同。

当然，新兴市场国家也必须要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贫富差距扩大，影响社会稳定；二是资源匮乏，制约经济增长。新兴市场国家只拥有全球资源的40%，而发达经济体拥有全球资源的60%，像中国、印度、印尼、孟加拉这些人口大国，资源都是非常匮乏的。新兴市场国家能否赶超发达国家，资源是硬约束，并且短期内无法解决。所以，新兴市场国家需要有长期的战略安排，以求突破发展瓶颈。

对于中国来说，随着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在货币金融方面，我们和国际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货币政策的实施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国际热钱的进出，更加大了货币管理的难度。对于货币政策来说，首先我们需要思考：货币政策究竟以什么为准则？我个人认为，中国在未来十年内，应以汇率的基本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基准，单向升值和汇率浮动对中国经济是不利的。

其次，不应再把外汇储备管理集中在外管局，应简化手续，大力鼓励民间资本大规模进行海外投资。同时，要不遗余力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努力将人民币提升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关键举措，就是必须全力推进国内金融开放。

现在中国改革最迟缓的领域就是国内金融的放开。特别在去年和今年的形势下，银行储蓄存款开始大规模搬家，而民间融资成本极其高昂，许多地方民间融资年利率达到60%-70%，甚至超过200%。一方面货币政策紧缩，另一方面信贷大量扩张（上半年我国银行新增贷款4.17万亿，并不是紧缩，而是相当宽松），但信贷又没有流到真正需要的企业中去。现在货币政策、金融政策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国内的金融没有开放，国有大银行和大企业垄断了大量金融资源。当然，这也不是金融业一个行业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垄断。其中，金融垄断必须要尽快想办法解决。在这方面没有决断力和有效的改革举措，中国要成为一个金融强国就无从谈起。没有金融领域的相关改革，货币政策只能是被动的。只有把国内金融放开，鼓励金融创新，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后，我们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才能够掌握主动权。当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后，我们就不需要特别担心汇率的波动，或者说汇率的波动对我们的影响就不会有当前这么大。在这方面要有长期、大胆的战略决策和策略，不能畏首畏尾，裹足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