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双手杖幻化:赵可金：反恐十年的美国与世界

        2001年9月11日，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发动了震惊世界的“9 11”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问题的高度关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一跃成为美国对外政策日程的首位，国际社会也紧随其后，展开了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大围剿”，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从组建国土安全部到通过《爱国法案》，美国的反恐之路几乎是全方位的，甚至一度侵入了美国人自鸣得意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隐私权”领域，甚至美国曾经开出了一个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将反对恐怖主义变成美国一个一个地“收拾”这些国家的行动，舆论甚至惊呼美国已经进入了“反恐时代”。

　　回首十年反恐之路，整个世界都在思索“9 11”的历史影响。特别是对于陷入金融危机泥淖而苦苦挣扎的美国人来说，究竟是“9 11”事件改变了他们，还是他们自己在改变自己？前不久，带领美国人走向反恐战争之路的前总统小布什推出了个人传记《抉择时刻》，在书中他再一次表达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美国”的信念，并把恐怖分子再也没有在美国的土地上袭击得手来作为他总统生涯最有意义的成就。然而，相比美国今天面临的复杂问题，小布什誓言般的回答看上去的确是有些过于简单，除了他自己略有欣慰之外，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会有些难下眉头。

　　越反越恐的反恐路

　　美利坚民族是一个不善于也不大愿意回顾历史的民族。对他们而言，历史几乎毫无意义，唯一值得关注的是当下和明天。在当今世界，美国是一个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美国也是遭受恐怖主义袭击最为频繁和严重的国家。在反恐问题上，美国看上去已经走上了一条越反越恐的不归路。

　　反恐十年，美国正在陷入一条更加漫长的反恐战线。尽管美国先后赢得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推翻塔利班与萨达姆政权，也击毙了包括“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本拉登等在内恐怖组织头目，但同时也给这两个国家带去了深重的灾难，此起彼伏的人肉炸弹让美国也陷入了恐怖袭击的泥潭，恐怖袭击目标也从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蔓延，“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在也门兴起，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混乱国家正在成为滋生恐怖主义新的温床，美国土生土长的恐怖嫌疑人也不断出现，尤其是2009年12月的袭击航班未遂事件和纽约时报广场袭击阴谋，更令全美风声鹤唳，后拉登时代恐怖分子各行其是的恐怖袭击，更加难以防范。

　　反恐十年，美国民众的安全心理更脆弱。《华盛顿邮报》在刊登本 拉登之死的新闻网页上链接了一个小调查，问读者是否因本本拉登的死亡而感到更安全？调查开始时，正反两方的读者数量几乎相等，随后持否定态度的读者比例攀升，在奥巴马宣布消息大约2小时后达到 57%。面对层出不穷的种族冲突、宗教争端、边界纠纷、社会动荡等问题，美国视野中的世界似乎正在“失控”。这种失控感，被一些学者描述为“新悲观主义”，失控感使得美国忧心忡忡，越来越为美国表现出来的能力不足而感到满怀焦虑。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打击下，美国民众的心理变得极其脆弱，每一次风吹草动，都让民众惶恐不已，美国正在成为一个患上安全忧郁症的敏感国家。

　　美国找到反恐绝招了吗

　　心理的恐慌和焦虑，源自对反恐战略和反恐机制的不自信。自“9 11”事件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政府在反恐问题上大刀阔斧，不遗余力地推进反恐立法、反恐机制和恐怖预防，但美国民众的反恐信心却没有多大改善，美国依然没有找到预防和应对恐怖袭击的绝招，更没有找到有效根除恐怖主义的治本之策。

　　反恐立法遭受司法质疑。“9?11”恐怖事件发生后，美国加强了对边境、交通、航空器和签证核发的管理和监督，加强了对美国境内各类合法和非法移民的监控，整体上收紧了美国对世界开放的政策，制定了一系列明确而实用的反恐立法。特别是2001年10月通过的《爱国法》一度以“爱国反恐”的名义侵蚀公民权利，允许政府未经司法机关审查对特定公民进行秘密监视（sneakandpeek），引起整个社会的激烈争论，许多地区法庭宣布这些“秘密监视”的“爱国条款”违宪，有8个州和近400个城市通过自己的法令谴责《爱国法案》侵犯人权，民意调查也显示美国公民对《爱国法案》的支持连年下降。2006年3月美国两院更新《爱国法案》时，只好顺应民意不再更新其中最有争议的部分。

　　反恐机制仍然漏洞百出。在推进反恐立法的同时，美国注重全面整合其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信息、金融和法律等力量，建立起了以美国国土安全部为中心的环状保护网，构成本土纵深防御体系和反恐运行机制。国土安全部成立后，美国的安全检查和部门协调有明显增强。当然，统一以后的国土安全部仍然面临不少挑战，比如内部20多个部门的协调问题，融合不同的组织文化的消化问题以及官僚机构内部的纷争等。特别是重组将海岸警卫队等军方机构参与国土防御，如何协调内阁机构和军方的关系，持续加强本土反恐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显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反恐预算正在拖垮财政。“9 11”事件发生后，为全力打击恐怖主义，美国加大了对反恐斗争的预算，一次性拨款250亿美元作为反恐专项经费。2003财年，用于反恐战争的军事开支为 270亿美元，用于国内安全的开支为377亿美元（比2002年度195亿美元增长将近一倍）。此后，随着反恐战争开打，巨额反恐支出已经超过美国财政承受能力。十年反恐让美国支付了至少 3.7万亿美元。近年来，美国国内已经大量涌动批评政府浪费反恐经费的声音，要求缩减反恐支出，不过效果不大，美债危机已经成为制约美国国家能力的难题。

　　反恐预防依旧形势严峻。情报失灵和忽略情报分析，成为“9 11”事件后美国舆论对情报界的批评重点，也是整个美国情报界确实存在的问题。为此，美国政府下决心对情报界进行全面和彻底的改革，调整部分现有的情报机构，并成立新的国家级情报机构。通过《情报机构改革法案》，设立一个统管全国 15个情报机构的国家情报局长职位，成立国家反恐情报中心，加强情报系统的统一领导与协调，建立全国反恐中心，加强边境口岸安全，如增设边境巡逻人员、加强对航空旅客行李的检查等。尽管此次改革使得美国反恐情报能力有所提升，但几次恐怖事件表明，美国反恐情报工作依然滞后于形势发展的需要。

　　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作为被动反应的一方，只要恐怖组织及其实施恐怖行动的强烈意志仍在，美国的反恐就永远难以适应恐怖主义发展的要求。击毙基地组织头目拉登仅仅意味着告别拉登式恐怖主义，后拉登时代的新恐怖主义对美国将意味着更大的危险。

　　反恐也在改变美国

　　十年反恐，美国自身也在悄然发生重大变化。除了在制度上美国正在所谓反恐战略需要的压力下走向与世界隔离的状态，构成美国超强国力的吐故纳新机制正在失去原本的流动性和活力，美国在心态上正在慢慢失去自信，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在慢慢下降。

　　从阿富汗到伊拉克，美国赢得了战争却没有赢得和平。在历经8年煎熬之余，美国不得不宣布从伊拉克撤军，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伊拉克。在随后的利比亚问题上，美国更是显示出有心无力的窘态，仅凭战前的“战斧”导弹壮了壮声威，最后还是不得不丢掉“世界警察”的指挥棒。也许正如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与大混乱》中说过的那样：“美国成不了全球警察，也当不成全球银行家，甚至连全球道德家也做不成。因为第一类需要名正言顺的合法性；第二类的根基是拥有偿债能力；而第三类则需自身清白。”伊拉克战争、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美国屡屡见诸报端的虐囚事件和腐败丑闻，都让美国难以成为世界霸主。

　　更加危险的是，近年来美国开始强调所谓“巧实力”外交，打着“国际道义”的旗号而推行干涉行动，通过社交媒体和网络公司，支持他国国内社会抗议，推动所谓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此种缺乏自律的国际干涉主义，将只会是一项富有风险和危机性的举动。如果听任由肆意蔓延，国际政治的道德便会回复到部落主义、十字军讨伐和宗教战争的仇杀老路。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对自己利益的制约采取“宽容的忽略”，而对其他国家的利益却“恶意的忽视”。美国人的夸夸其谈和傲慢无礼，也许会成为毁灭这个强大国家最明显的敌人。

　　关键在于如何对待世界

　　“9 11”事件以来的历史表明，美国也许已经逼近权力的极限。尽管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成为自古罗马以来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然而，由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超强的国家力量成为一把双刃剑：过分炫耀力量造成怨恨和非对称性报复，力量的收缩又助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反抗美国的冲动，形成所谓“美国力量的悖论”现象。

　　美国力量的悖论在世界范围内呈现为一种矛盾的格局：一方面，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有如水银泻地，到处都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子，美国深深地卷入了世界，凡是有争议的地方，就必然会看到美国的身影；另一方面，美国超强的综合国力却并不能使美国在没有其他国家合作的情况下有效解决诸如恐怖主义、环境退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全球性问题，美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球挑战。美国要想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就必须与国际社会一道，推进相互尊重和风险共担的伙伴合作。而要想推进全球伙伴合作，就必须首先限制美国为所欲为的霸权心态和外交行为，收敛其企图用美国模式改变世界的雄心。“9?11”事件以来的经历，正在告诉美国人一个道理：美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美国要想与世界和谐相处，只能慢慢适应世界，而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世界，更遑论按照美国模式美化世界。

　　展望未来，美国能否继续保持以及如何保持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是应该引起美国进一步深思的问题。中国有句古话，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之。美国可以凭着自己独步一世的“武功”开创自己的“帝国基业”，绝对不可能通过“武功”治理“帝国事业”。美国在21世纪的“领跑”位置必定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这里不仅有来自传统的民族国家与之进行综合国力的较量，而且有来自非国家行为体对它进行的挑战。恐怖主义只是美国新世纪的第一个“挑战者”，不可能是唯一一个，更不可能是最后一个。对待这样的挑战，单凭“武功”是治理不好的，必须考虑“文治”，即国际制度、国家合作以及平等协商等一系列非武力方式。文治武功，犹如治理国家的左右手，同样是治理世界的左右手，这是美国必须面临的挑战。纵观历代大国兴衰史，从古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发展强盛比较快，衰落也在旦夕之间。尤其是当达到势力顶峰的时候，面临的挑战几乎是一致的，即能否实现由“武功”向“文治”的转变，新千年的美国也是一样。